正是出于对权力平衡的考虑：一个跛足而弱势的执政，更符合西周王朝的政治现状。
　　谁是“共和行政”后面的主导者，学界说法并不统一。《史记》认为，周厉王被驱逐之后，由王室成员召公和周公共同执政；而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则认为是共伯替代执政。共是西周一个诸侯国，国君是共伯，封地在今天的河南辉县一带，春秋时期被卫国吞并。
　　讨论该细节的目的在于了解，谁是发生在公元前841年的这场政变的幕后操纵者。这对理解周厉王实施财政变革的成败至关重要。
　　有几个细节，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其一，“国人谤王”中的“国人”究竟是指谁?谁对周厉王垄断山泽海利不满?
　　其二，驱逐周厉王的这场政变背后的主角究竟是谁?
　　弄清楚上述两个问题，对这场政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西周王朝的财政危机——就会有清晰的了解。
　　众所周知，西周王朝奉行分封制度，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据说有上千个。而山林川泽则分布于各诸侯国境内。对于出产于山林川泽的特产物品，周王朝沿用了夏商以来的传统，即敦促各诸侯国自行管理，并按时缴纳贡献。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这些特产品的征集、加工、生产及销售已具备相当规模。这些产品中，多数属于山林海泽的特产，在帝国社会的日常消费、工程建设甚至军事活动中，被大量使用。而周王朝对这些物资的获得，则需要通过诸侯国的进贡来实现。
　　如今尽管缺乏足够资料表明，上述特产的生产销售到底是掌握在谁的手里，但明显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系列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产业，绝对不是直接掌握在周王室手中。可能的事实是，民间势力负责具体运营，诸侯国抽成，并向周王室纳贡。
　　而当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官营政策，并尝试对上述特产进行垄断的时候，冲突就在所难免地爆发了：无论是诸侯国，还是参与介入这些产业的民间势力，都将强烈反对此项政策。
　　《国语》则以冷峻而简约的文笔，叙述了这一经济政策出台的后果：“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就是“献”的意思，“专利”政策遭到了抵制，而政变的阴谋则在诸侯国中蔓延。显然，政变的幕后操纵者应当就是利益攸关的诸侯国，他们的同盟则是在周厉王政策中利益受损的“国人”。
　　——据辞海：“国人”，西周、春秋时对居住于国都之人的通称。“国人者，谓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国人有参与议论国事的权利。春秋时各国国君和大臣常召国人“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国君的废立，卿大夫间内讧的胜负，常由国人的向背而决定。国人也有服军役和纳军赋的义务。可见，周厉王时“国人谤王”中的国人并非一般的平民，当属贵族阶层人士，或都城中地位显赫的商人。他们享有的“议论”权利，与同时期希腊城邦的贵族民主似乎有些接近。显然，这部分人与诸侯国的联盟，足以形成一股颠覆国王的势力。
　　考虑到周王朝政治架构事实上是松散联盟的因素，王朝政府对诸侯国的控制相当脆弱，一旦诸侯国之间广泛地反对联盟形成，周厉王事实上就已将自己置身于极端不利的地位。而“防民之口”事件恰恰提供了一个发动政变的最恰当理由。
　　除非周厉王先改变现有的政治架构，改松散联盟为威权控制——但这对松散联盟已成政治传统的西周王朝而言，无疑要求太高，周厉王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根深蒂固的政治体制，那样的社会重组，成本太高。但这也注定了他的经济政策难以成功，因为传统体制容不得这样的政策。但周厉王的尝试，在数百年后秦国的商鞅变法中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那时的时代环境条件已然发生根本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发动政变的诸侯国并没有改朝换代的念头，他们只想回复到以前的状态。政变之后出面收拾局面的，不可能是同为王室内部成员的召公、周公，只可能是诸侯国的政治代表——这或许就是如今认定共伯和在“共和行政”中的执政身份的逻辑推理。
　　共国是一个小国，在当时拥有强大实力的几个大诸侯国中(如鲁、齐、晋、卫、郑等国)不值一提，而最后却由共伯和出面收拾局面，或许正是出于对权力平衡的考虑：一个跛足而弱势的执政，更符合西周王朝的政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