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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时形成的“三纲五常”影响中国一两千年。我们必须批判扬弃“三纲”的封建性，建设我们的新“三伦”；我们可以继承“五常”的合理内核，发展出我们的新“五常”。以新“三伦五常”取代老“三纲五常”。
三大人伦关系包括伦理道德规范在内的价值规范系统，是一切文化的核心，也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核心课题。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孔子的《论语》等提供了伦理思想体系的内核，到《四书》，伦理体系已基本形成。董仲舒提炼的“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际上是“三伦”，它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古典儒家伦理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原则区别：“纲”是总绳，其他都要服从它。先秦儒家讲的“五伦”关系是一种双向的相对关系，而“三纲”把它异化了，变成单向服从的绝对关系。我们本应一方面批判扬弃“三纲”的封建性，同时继承孔孟儒家重视人伦的优良传统，创造发展出新时代的新“三伦”。
但我国却长期放松人伦建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政治化的伦理独尊，百姓日用人伦不被关注，甚至被冲击。“文化大革命”的“批儒评法”，把法家的政治伦理精神绝对化，以政治代替伦理，把伦理边缘化。
进入新时期后，主流意识已在日益醒悟，并且不断进行文化战略调整。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两大领域建设，到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加上一个“家庭伦理道德” （后改为“家庭美德”）建设，到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又加上一个“个人品德”建设。至此已注意到道德的四大领域。与此相应，引导人们自觉履行的除“法定义务、社会责任”之外还有“家庭责任”。这些，党的十八大都在继续强调。
至此，可以说已注意到百姓日用人伦。而我们的传统美德本来就深深扎根于百姓日用伦常之中。我们的新道德建设应当继承传统美德的这一优良传统，弥补过去几十年的缺失，下大力气建设百姓日用伦常规范。
我们要建设的人伦关系，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双向互惠互动的伦理关系。现代最重要的三大人伦关系应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我们弘扬中华文化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可从此处着手，大力提倡亲子爱、夫妻情、师生义。建设好当今的“三伦”。
四大人伦节日 节日是人们祈愿的生活状态，具有丰富的理想因素和情感因素，具有提升精神的作用。节日是好载体，它有几大优势：首先是广泛性，群体性参与，覆盖面广；其次是周期性，每年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强调，入心至深；再次是欢娱性，寓理于乐，而且有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情动人。即使从文化普及和教育推广来说，节日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的人伦规范建设，怎么能不重视这么好的载体？怎么能不建立咱们自己的重要人伦节日？
我国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是综合性的，缺少突出单项人伦主题的节日；而现代社会分工很细， 需要有表达单项人伦感情的节日，于是西方的此类节日就乘虚而入。但异质文化的人伦节日难于承担传承中华人伦传统之任。而且像眼下这样，让美国的母亲节、父亲节席卷神州，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建议主动设置植根中华文化土壤的以夫妻、亲子、师生三大人伦关系为主题的情侣节、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以推进三大人伦规范的建设。
中华情侣节（七夕节）
爱情是永恒的话题，情侣夫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以牛郎织女为形象代表的七夕情侣节，不是单属未婚情侣，而且涵盖各个年龄段的夫妻情侣。七夕爱情观强调的是婚姻自主而非屈从外力，看重的是人格人品而非权势财富，赞扬的是忠诚坚贞而非轻薄浮浪，追求的是精神高尚而非一时情欲，赞赏的是勤劳持家而非好逸浮华。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而且与时代精神相融通，是现代人应当继承发扬的，是有利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抵拒不良风气影响的。在建设和谐文化体系的今天，我们应当从传统七夕节所固有的文化蕴涵中，提升出积极健康的爱情观，作为中华情侣节的精神，并创造出适合今日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节庆方式，把传统和时尚融通起来，年复一年地发展出为广大群众所喜欢的七夕中华情侣节。
2010年中宣部等中央七部委 《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已经说七夕节的主题是“爱情忠贞”。2012年七夕节中央电视台连续十几小时播放爱情主题的节目和一台晚会。七夕节作为中华情侣节必将蔚然成风。
中华母亲节 （农历四月初二 ，孟子出生的日子）
母爱、爱母，是天然形成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爱子必然教子，母爱必然提升并落实在母教上。母亲教育是民族素质建设和人才资源开发的原始性、长久性的基础。
因此，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要发扬母教传统，振兴母教文化。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孟母教子”的中华传统。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很伟大而且很有影响的母亲，孟子的母亲仉 （zhǎng）氏是最突出的一位。两千年前西汉时的《韩诗外传》和刘向的《列女传》就有翔实记载。近八百年以来中国最普及的儿童读物《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中华儿女耳熟能详。中华母亲节应当发扬这种优良传统，这是中华母亲节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爱子和孝亲是双向互动的。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对子女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无私的慈爱。子女在母体中孕育成长，本来就依恋父母，又不断感受到父母的教养之爱，很自然地滋长着亲情回报的爱心，这种知恩、感恩、报恩的情感、品性、行为就是孝。这是人性的自然感情。我们中华母亲节一面提倡母爱、母教，一面提倡爱母、孝亲。异质文化的母亲节既难于传承中华的母教传统，更难于传承中华孝亲传统，而这两方面正是中华母亲节的内涵。我们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坚守住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中，展现中华母亲节文化的光彩。 不同文化的母亲节形象代表都有不同的文化个性，流淌着自己民族文化的血液，承载着自己民族的民族精神。美国母亲节是美国文化的产物，同美国历史、美国宗教有不解之缘，有鲜明的美国文化的印记。在世界多数国家未有自己母亲节的情况下，随着强势文化的推行，有些人跟着过美国的母亲节，但它远非“世界的”。
欧洲文化跟美国文化很密切，但许多欧洲国家仍有自己的母亲节，法国在美国设立母亲节的十四年之后即1928年才设立母亲节，也没有跟着已有的美国母亲节，而是定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匈牙利等也都有自己的母亲节。同处美洲，尼加拉瓜在5月30 日，阿根廷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非洲的埃及、南非、中非共和国等都有自己的母亲节。亚洲国家印尼的母亲节是11月22 日，泰国1976年宣布8月12 日为自己国家的母亲节，韩国、印度、黎巴嫩等都没有趋同美国。阿拉伯国家大多数都以3月21日“春分”为母亲节，都植根于自己的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设立了自己的母亲节，并无国际组织宣布美国母亲节是“国际母亲节”，我国党政部门也从未宣称“国际母亲节”。
一些媒体因不察而误把美国母亲节当作国际母亲节大加宣传。既然把国人误导，就有责任改正，把国人引出误区。
中华父亲节 （重阳节兼）
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倡导尊老敬老需要设立老人节，联合国的做法值得我们体味：它不是把某强势文化的老人节指定为“世界的”老人节要各国追随，而是在1982年第36届联合国大会第20号决议中提出，建议各成员国政府自己确定一个日子为自己国家的“老人节”。主题相同，具体日子尊重各国的不同文化的选择，从而各国有各国自己文化个性的老人节，这是成功的范例。1989年，我国政府决定以本来就蕴涵着惜老敬老内涵的重阳节为中国敬老节 （老人节），使这一传统佳节又增添了新的内涵。这是发展传统节日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例。
2010年中宣部等中央七部委 《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说：重阳节应突出“敬老孝亲的主题”。增添了“孝亲”，真好！九月初九重阳节是中华敬老节，可以同时是中华父亲节。古人以奇数为阳数，偶数为阴数；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九是最大的阳数，“重阳”适宜作父亲节。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代表。中国古代就有黄帝于九月九日乘黄龙上天的传说，从汉代以来，人们便在这一天祭祀黄帝。把重阳祭黄帝的这一天，作为中华父亲节，正是传统民俗的延续。
母亲节的情况一样。五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是美国父亲节，不是国际的父亲节。据不完全统计，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泰国等二十几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父亲节。吁请传媒界不要误导。
中华教师节 （孔子诞辰日）
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教育家，是中国教师的鼻祖，被后世公认为“万世师表”，以孔子为教师节的形象代表源远流长。到清雍正五年 （1727年），已定孔诞为全民性的节日。1939年民国政府相沿确定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后来换算为阳历是9月28 日），至今在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美国的加州等都以孔诞为教师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决定以“五一”国际劳动节为教师节。1985年又决定以9月10 日为教师节，但未考虑这日子本身有无特定的文化内涵，对
于弘扬中华师道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有无特定的底蕴。这受当时条件的制约，我们无意苛责。只是由此说明：就在最近短短的几十年中，教师节也是在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而改变的。随着我们对传统的认识的转变，我们的教师节也应当转变而继承优秀传统。
现在的教师节，多是学生为老师庆祝节日，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尊师。这应该是教师节的一个方面，可教师节还应具有另一层也许更为重要的内涵。教师节首先是教师自己的节日，通过节日可以使教师进一步培养为人师表的职业意识，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增强对所从事职业的敬意。以孔子为形象代表显然有利于丰富教师节的文化内涵。
从2004年开始，我们以政协提案的方式几次呼吁以孔诞为中华教师节。教育部都肯定提案的理由，答应在修改教师法时负责转达我们的建议。2012年9月，教育部又答复同意我们的意见，修改教师法已列入立法规划，待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决定。
五大伦理常德（新五常）：诚、孝、仁、义、公
道德德目很多，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各个方面的道德要求一一罗列让全社会记住背出，同一道德体系中主要德目的道德精神是相通的，我们要选取处于核心位置的能够统摄、支配、辐射整个道德体系的“母德” “常德”作为核心道德，把它们突出出来，抓紧不放，不求立竿见影，务要一代复一代，持之以恒地教化下去。这种常德的教化不能经常变，不能没有连贯性，不能一阵风，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全社会扎下根，就会枝繁叶茂。常德抓好了就能收到举一反三之效，做到一通百通，触类旁通，融会贯通。
当然，常德的确立绝非一蹴而就，也非一人之功，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就说“五常”吧：孔子提倡“三达德”仁、智、勇的同时，相较“勇”而说“义以为上”，又说“立于礼”，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仁、义、礼、智、信都说到了。孟子归纳“四端”是仁、义、礼、智。到董仲舒概括出“五常”，就已历数百年。五常之外，古人还看重忠、孝、廉、耻。我们提炼新常德应与传统美德相衔接方能成活。2005年我已为老五常“仁义礼智信”隆重恢复名誉，我们今天提炼新五常，一方面可与之相衔接，同时又需有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我们提出五个字，希望能成为共识。
诚为人之本。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孔子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被儒家称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我们经常诚信联用，“诚”是“信”的内在基础，“信”是 “诚”的外在表现。诚本身强调的是真诚，诚是道德的真，真实无妄，真实不欺，真心实意，诚心诚意。“诚”是诚实的道德品质，是做人的根本。既不自欺，也不欺人。“诚”的对立面是伪，是假，伪妄，虚假。所以，“诚”的命题是要解决真伪的问题，属诚伪观的范畴，是人生、人格的最基本问题。诚是要解决真假的根本问题。我们从来都是把真善美与假恶丑相对立，真、善、美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真是基础，真的才可能是善的、美的，真是最根本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来的中央有关文件常讲到“诚信缺失”，最可怕的就是缺失做人的真诚、做人的起码人格、做人的基本态度，这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问题，需要长期努力。为人真诚才能对人讲信用、对工作敬业、对学习诚心。“诚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我们新五常就从诚说起。 讲诚信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信用危机绝不仅仅是商业危机，而且是深刻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它不仅破坏经济，而且腐蚀人心、涣散社会、毒害民族！《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已把“诚信”列入20字基本道德规范中，党的十八大又把它列入核心价值观，并将它作为着力抓的重点，是非常正确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至国至天下，一切从修身做起。而修身的起点是 “诚意”，要从根本的心、性修养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心性是内在的，根本的，修养内化到心性才算修养到家，所以也是修养的目标。这也是古代的改造主观世界。心性不正，学一些政治用语，那只是外在的，只用来修饰门面，这就叫不诚。儒家也要求官吏讲诚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古人强调“诚为本，术为末；诚则人多自附，术则物终不亲”，这是对的。现在社会上有一股风，津津乐道如何弄权术、耍手腕，介绍历代名人的“谋略”、“智慧”、 “权术”的书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充斥书摊，有的简直就是改头换面的“厚黑学”，却美其名曰“领导艺术”。干部、政治家，尤重真诚，只有真诚才能取信于民， 提高公信力，推动社会风气好转。弄权术可以忽悠、耍弄人于一时，但“终不亲”——被人民和历史所疏离。文学艺术中曹操“奸雄”形象之遭唾骂，就是明证。舍“诚”逐“术”是“讲正气”所应拒斥的，如果让它占了上风，我们的民族正气就遭玷污了。可怕的是受污染的一部分人还总以能耍手腕、善诡辩为聪明，笑诚实人是书呆子、傻瓜。这是善恶是非颠倒的大不智。
孝被称为百善之先。婴儿首先接触的是父母，道德养成就从此开始。亲慈和子孝是人类最自然、最内在的爱。是植根于人类天性的德行和情感，子女在母体中孕育、在父母呵护下成长，不断感受到父母的养育之爱，很自然地滋长着亲情回报的爱心，这种知恩、感恩、报恩的情感、品性、行为就是孝。这种血统之所系、命根之所出的孝，不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特产，这是人性的自然感情。是人都经历过这种原发性的内心体验，蕴蓄着巨大的心理能量、情感能量、精神能量。触动这种潜在的情感体验，把蕴蓄人心人性深处的这种能量激发出来，提升起来，就会像原子能、核能一样，释放出巨大的威力。人类美好的感情，包括体验和感受感情的能力，也需要精心、加意地培育才能养成，才能丰富。认真培育感知父母之爱和爱父母之心，其意义绝不限于家庭。“立爱自亲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父母之爱和爱父母之心的回环往复和反复体验中，人类的爱心在不断滋生、发育，从而辐射到血缘亲情以外的广大领域中去。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感受过父母之爱、也不知爱父母的人，会知道怎样去爱别人。而没有爱心的人是很可怕的人，没有爱心的社会将是冷漠无情甚至充溢仇恨的社会。
亲子之互爱是不计功利的，是不计“支出”、“收入”的，可以超越世俗利益的计较，与市场上的买卖交易是全然不同的。这种亲子间的天然关爱和无私奉献精神，是其他人际关系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人类爱心的起点和基石，也是道德启蒙的起点和基石。是培育人性爱心的温床，也是抵御过分功利心的一剂防腐剂。仁爱之心、博爱精神，都是这种爱心的推衍和升华。珍惜这种爱亲的情感体验，把它培育起来，推展开来，就会养成健康发达的爱心和德性。以此为根而繁衍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应是天然而富人性的。家庭是培育爱心和德性的全天候学校，受益的却不仅是家庭，而是全社会，是为社会培养一个合格的人。人的道德情感是发散到四面八方的，不会只是单向的，真正的孝子总是个厚道的人，有德性的好人。
仁，仁爱之忱。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并把仁爱由亲人推广到所有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成为传统道德理念。至今仍称有德者为“仁人”，骂无德者为“不仁”。在中华文化中，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
仁不仅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而且成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成为道德信仰和信念。“仁者爱人”，核心是爱护人、关心人、尊重人。把爱内化为人的内存德性，养成爱心。人人都以爱心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自然，就能构成仁爱和谐的关系、仁爱和谐的社会。这不是无缘无故的爱，大而言之，这是对于人类一份子的本质要求；小而言之，这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爱。自古以来这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渗透于各种人类进步文化；经过现代转换之后，又渗入各种现代文明，成为现代人文精神的基因。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成为“以人为本”的精神资源。马克思主义把它升华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国党和政府把它落实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价值目标。
世间万物万事中，人是最宝贵的，人是社会的唯一主体，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是最应当受重视、关心、尊重、爱护的，是高于一切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我理解为：对人的价值、人格尊严的尊重，一方面千方百计改善和提高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和人生境界，另一方面构建高尚的人类价值体系以引导人如何做人。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封建观念就是不把人当人，只重权力不重人；到了资本主义那里则是只重金钱不重人，使人异化为物的附庸。要铲除这种人类不自爱的思想恶习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在物质生产还不能充分满足人类需要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类还不能平等相待的历史条件下，重权不重人、重物不重人、重钱不重人的恶习总会或此或彼露出头来。冷漠、缺少爱心，已成为当今的社会病，比如因没有谈好价钱，竟然见死不救，睁着眼看活泼泼的生命被水吞噬。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应当大力弘扬和培育人文精神。而现代人文精神应是现代道德的重要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
义指正义、道义、公义。义者宜也，是合宜、应该的意思，是作为人应该依归的人间正义，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公义。把义作为人的根本特点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蕴。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道德规范，义是为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人间正道的准则和向导。在中华文化中，义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体现为对义的思考与追求。义与仁同为中华传统美德最核心、最基本的两德，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义道德”、“仁至义尽”、“假仁假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义的内涵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一直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口中，并没有过时，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义诊、义演、义卖、义务……至今仍是中国人崇尚道德的代名词。 “义”与“利”关系的处理是价值观的核心，至今仍是道德的试金石。见利思义、以义制利、义以为上，是重要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中特别要讲究“义利之辨”。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利益驱动是人类进步的杠杆，我国历史已经证明，过早一概批判 “物质刺激”，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因此，在拨乱反正时强调一下物质利益、发财致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长期过分宣传发财和对物质的追求。在舆论上也要讲究生态平衡，要掌握好“度”。我看现已过热。所谓“正其谊 （义）不谋其利”，从字面上看显然太偏激，其实就像我们讲“大公无私”一样，这是一种强调，不充分强调“义”和“公”，就不足以抑制“利”和“私”的膨胀和消极作用。我们应当像强调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一样强调先义后利，以此来抑制见利背义、要利不要义、赚昧心钱、发害人财等道德沦丧之风。儒家伦理中这方面的丰富资源我们也要加以开发利用，帮助人们正确对待金钱财富等物质欲望，正确树立人生价值观。
公为公之心。在汉语里“公”的含义很丰富：可与个人、“私家”相对，指公共、 “公家” （国家、单位、集体）；可与“私心”相对，指人的“公心”；可指社会和为人的公平、公正、公道，等等。公心、为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礼运》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为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一直涵养着、鼓舞着中华民族。孙中山就提倡“天下为公”，共产党更是 “立党为公”。现在它更是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来说，为公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公心就是把祖国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公平、公正、公道的和谐社会。有了这一核心德性就会生发出诸多美德，焕发出时代精神。
“公忠”可联用，确实，忠是尽己致公的责任。尽己致公、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的合理内核应在“公”中。公心支配廉行。廉洁，是为公还是为私的试金石，是担任公职者的道德基线也是底线。
精神文明是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就道德抓道德是不够的。应当以文化涵养道德以道德提升文化。美德是优秀文化的核心，优秀文化是美德的重要载体，美德依托优秀文化而传扬。建议在学校教育和整个国民教育中加大优秀文化的分量。把诚孝仁义公作为新五常，编撰出系列道德教育丛书，不仅在国民教育中推广，而且纳入到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中，逐步实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落实到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去。
三大人伦关系包括伦理道德规范在内的价值规范系统，是一切文化的核心，也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核心课题。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孔子的《论语》等提供了伦理思想体系的内核，到《四书》，伦理体系已基本形成。董仲舒提炼的“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际上是“三伦”，它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古典儒家伦理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原则区别：“纲”是总绳，其他都要服从它。先秦儒家讲的“五伦”关系是一种双向的相对关系，而“三纲”把它异化了，变成单向服从的绝对关系。我们本应一方面批判扬弃“三纲”的封建性，同时继承孔孟儒家重视人伦的优良传统，创造发展出新时代的新“三伦”。
但我国却长期放松人伦建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政治化的伦理独尊，百姓日用人伦不被关注，甚至被冲击。“文化大革命”的“批儒评法”，把法家的政治伦理精神绝对化，以政治代替伦理，把伦理边缘化。
进入新时期后，主流意识已在日益醒悟，并且不断进行文化战略调整。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两大领域建设，到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加上一个“家庭伦理道德” （后改为“家庭美德”）建设，到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又加上一个“个人品德”建设。至此已注意到道德的四大领域。与此相应，引导人们自觉履行的除“法定义务、社会责任”之外还有“家庭责任”。这些，党的十八大都在继续强调。
至此，可以说已注意到百姓日用人伦。而我们的传统美德本来就深深扎根于百姓日用伦常之中。我们的新道德建设应当继承传统美德的这一优良传统，弥补过去几十年的缺失，下大力气建设百姓日用伦常规范。
我们要建设的人伦关系，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双向互惠互动的伦理关系。现代最重要的三大人伦关系应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我们弘扬中华文化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可从此处着手，大力提倡亲子爱、夫妻情、师生义。建设好当今的“三伦”。
四大人伦节日 节日是人们祈愿的生活状态，具有丰富的理想因素和情感因素，具有提升精神的作用。节日是好载体，它有几大优势：首先是广泛性，群体性参与，覆盖面广；其次是周期性，每年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强调，入心至深；再次是欢娱性，寓理于乐，而且有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情动人。即使从文化普及和教育推广来说，节日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的人伦规范建设，怎么能不重视这么好的载体？怎么能不建立咱们自己的重要人伦节日？
我国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是综合性的，缺少突出单项人伦主题的节日；而现代社会分工很细， 需要有表达单项人伦感情的节日，于是西方的此类节日就乘虚而入。但异质文化的人伦节日难于承担传承中华人伦传统之任。而且像眼下这样，让美国的母亲节、父亲节席卷神州，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建议主动设置植根中华文化土壤的以夫妻、亲子、师生三大人伦关系为主题的情侣节、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以推进三大人伦规范的建设。
中华情侣节（七夕节）
爱情是永恒的话题，情侣夫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以牛郎织女为形象代表的七夕情侣节，不是单属未婚情侣，而且涵盖各个年龄段的夫妻情侣。七夕爱情观强调的是婚姻自主而非屈从外力，看重的是人格人品而非权势财富，赞扬的是忠诚坚贞而非轻薄浮浪，追求的是精神高尚而非一时情欲，赞赏的是勤劳持家而非好逸浮华。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而且与时代精神相融通，是现代人应当继承发扬的，是有利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抵拒不良风气影响的。在建设和谐文化体系的今天，我们应当从传统七夕节所固有的文化蕴涵中，提升出积极健康的爱情观，作为中华情侣节的精神，并创造出适合今日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节庆方式，把传统和时尚融通起来，年复一年地发展出为广大群众所喜欢的七夕中华情侣节。
2010年中宣部等中央七部委 《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已经说七夕节的主题是“爱情忠贞”。2012年七夕节中央电视台连续十几小时播放爱情主题的节目和一台晚会。七夕节作为中华情侣节必将蔚然成风。
中华母亲节 （农历四月初二 ，孟子出生的日子）
母爱、爱母，是天然形成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爱子必然教子，母爱必然提升并落实在母教上。母亲教育是民族素质建设和人才资源开发的原始性、长久性的基础。
因此，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要发扬母教传统，振兴母教文化。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孟母教子”的中华传统。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很伟大而且很有影响的母亲，孟子的母亲仉 （zhǎng）氏是最突出的一位。两千年前西汉时的《韩诗外传》和刘向的《列女传》就有翔实记载。近八百年以来中国最普及的儿童读物《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中华儿女耳熟能详。中华母亲节应当发扬这种优良传统，这是中华母亲节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爱子和孝亲是双向互动的。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对子女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无私的慈爱。子女在母体中孕育成长，本来就依恋父母，又不断感受到父母的教养之爱，很自然地滋长着亲情回报的爱心，这种知恩、感恩、报恩的情感、品性、行为就是孝。这是人性的自然感情。我们中华母亲节一面提倡母爱、母教，一面提倡爱母、孝亲。异质文化的母亲节既难于传承中华的母教传统，更难于传承中华孝亲传统，而这两方面正是中华母亲节的内涵。我们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坚守住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中，展现中华母亲节文化的光彩。 不同文化的母亲节形象代表都有不同的文化个性，流淌着自己民族文化的血液，承载着自己民族的民族精神。美国母亲节是美国文化的产物，同美国历史、美国宗教有不解之缘，有鲜明的美国文化的印记。在世界多数国家未有自己母亲节的情况下，随着强势文化的推行，有些人跟着过美国的母亲节，但它远非“世界的”。
欧洲文化跟美国文化很密切，但许多欧洲国家仍有自己的母亲节，法国在美国设立母亲节的十四年之后即1928年才设立母亲节，也没有跟着已有的美国母亲节，而是定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匈牙利等也都有自己的母亲节。同处美洲，尼加拉瓜在5月30 日，阿根廷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非洲的埃及、南非、中非共和国等都有自己的母亲节。亚洲国家印尼的母亲节是11月22 日，泰国1976年宣布8月12 日为自己国家的母亲节，韩国、印度、黎巴嫩等都没有趋同美国。阿拉伯国家大多数都以3月21日“春分”为母亲节，都植根于自己的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设立了自己的母亲节，并无国际组织宣布美国母亲节是“国际母亲节”，我国党政部门也从未宣称“国际母亲节”。
一些媒体因不察而误把美国母亲节当作国际母亲节大加宣传。既然把国人误导，就有责任改正，把国人引出误区。
中华父亲节 （重阳节兼）
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倡导尊老敬老需要设立老人节，联合国的做法值得我们体味：它不是把某强势文化的老人节指定为“世界的”老人节要各国追随，而是在1982年第36届联合国大会第20号决议中提出，建议各成员国政府自己确定一个日子为自己国家的“老人节”。主题相同，具体日子尊重各国的不同文化的选择，从而各国有各国自己文化个性的老人节，这是成功的范例。1989年，我国政府决定以本来就蕴涵着惜老敬老内涵的重阳节为中国敬老节 （老人节），使这一传统佳节又增添了新的内涵。这是发展传统节日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例。
2010年中宣部等中央七部委 《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说：重阳节应突出“敬老孝亲的主题”。增添了“孝亲”，真好！九月初九重阳节是中华敬老节，可以同时是中华父亲节。古人以奇数为阳数，偶数为阴数；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九是最大的阳数，“重阳”适宜作父亲节。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代表。中国古代就有黄帝于九月九日乘黄龙上天的传说，从汉代以来，人们便在这一天祭祀黄帝。把重阳祭黄帝的这一天，作为中华父亲节，正是传统民俗的延续。
母亲节的情况一样。五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是美国父亲节，不是国际的父亲节。据不完全统计，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泰国等二十几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父亲节。吁请传媒界不要误导。
中华教师节 （孔子诞辰日）
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教育家，是中国教师的鼻祖，被后世公认为“万世师表”，以孔子为教师节的形象代表源远流长。到清雍正五年 （1727年），已定孔诞为全民性的节日。1939年民国政府相沿确定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后来换算为阳历是9月28 日），至今在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美国的加州等都以孔诞为教师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决定以“五一”国际劳动节为教师节。1985年又决定以9月10 日为教师节，但未考虑这日子本身有无特定的文化内涵，对
于弘扬中华师道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有无特定的底蕴。这受当时条件的制约，我们无意苛责。只是由此说明：就在最近短短的几十年中，教师节也是在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而改变的。随着我们对传统的认识的转变，我们的教师节也应当转变而继承优秀传统。
现在的教师节，多是学生为老师庆祝节日，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尊师。这应该是教师节的一个方面，可教师节还应具有另一层也许更为重要的内涵。教师节首先是教师自己的节日，通过节日可以使教师进一步培养为人师表的职业意识，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增强对所从事职业的敬意。以孔子为形象代表显然有利于丰富教师节的文化内涵。
从2004年开始，我们以政协提案的方式几次呼吁以孔诞为中华教师节。教育部都肯定提案的理由，答应在修改教师法时负责转达我们的建议。2012年9月，教育部又答复同意我们的意见，修改教师法已列入立法规划，待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决定。
五大伦理常德（新五常）：诚、孝、仁、义、公
道德德目很多，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各个方面的道德要求一一罗列让全社会记住背出，同一道德体系中主要德目的道德精神是相通的，我们要选取处于核心位置的能够统摄、支配、辐射整个道德体系的“母德” “常德”作为核心道德，把它们突出出来，抓紧不放，不求立竿见影，务要一代复一代，持之以恒地教化下去。这种常德的教化不能经常变，不能没有连贯性，不能一阵风，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全社会扎下根，就会枝繁叶茂。常德抓好了就能收到举一反三之效，做到一通百通，触类旁通，融会贯通。
当然，常德的确立绝非一蹴而就，也非一人之功，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就说“五常”吧：孔子提倡“三达德”仁、智、勇的同时，相较“勇”而说“义以为上”，又说“立于礼”，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仁、义、礼、智、信都说到了。孟子归纳“四端”是仁、义、礼、智。到董仲舒概括出“五常”，就已历数百年。五常之外，古人还看重忠、孝、廉、耻。我们提炼新常德应与传统美德相衔接方能成活。2005年我已为老五常“仁义礼智信”隆重恢复名誉，我们今天提炼新五常，一方面可与之相衔接，同时又需有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我们提出五个字，希望能成为共识。
诚为人之本。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孔子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被儒家称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我们经常诚信联用，“诚”是“信”的内在基础，“信”是 “诚”的外在表现。诚本身强调的是真诚，诚是道德的真，真实无妄，真实不欺，真心实意，诚心诚意。“诚”是诚实的道德品质，是做人的根本。既不自欺，也不欺人。“诚”的对立面是伪，是假，伪妄，虚假。所以，“诚”的命题是要解决真伪的问题，属诚伪观的范畴，是人生、人格的最基本问题。诚是要解决真假的根本问题。我们从来都是把真善美与假恶丑相对立，真、善、美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真是基础，真的才可能是善的、美的，真是最根本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来的中央有关文件常讲到“诚信缺失”，最可怕的就是缺失做人的真诚、做人的起码人格、做人的基本态度，这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问题，需要长期努力。为人真诚才能对人讲信用、对工作敬业、对学习诚心。“诚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我们新五常就从诚说起。 讲诚信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信用危机绝不仅仅是商业危机，而且是深刻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它不仅破坏经济，而且腐蚀人心、涣散社会、毒害民族！《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已把“诚信”列入20字基本道德规范中，党的十八大又把它列入核心价值观，并将它作为着力抓的重点，是非常正确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至国至天下，一切从修身做起。而修身的起点是 “诚意”，要从根本的心、性修养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心性是内在的，根本的，修养内化到心性才算修养到家，所以也是修养的目标。这也是古代的改造主观世界。心性不正，学一些政治用语，那只是外在的，只用来修饰门面，这就叫不诚。儒家也要求官吏讲诚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古人强调“诚为本，术为末；诚则人多自附，术则物终不亲”，这是对的。现在社会上有一股风，津津乐道如何弄权术、耍手腕，介绍历代名人的“谋略”、“智慧”、 “权术”的书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充斥书摊，有的简直就是改头换面的“厚黑学”，却美其名曰“领导艺术”。干部、政治家，尤重真诚，只有真诚才能取信于民， 提高公信力，推动社会风气好转。弄权术可以忽悠、耍弄人于一时，但“终不亲”——被人民和历史所疏离。文学艺术中曹操“奸雄”形象之遭唾骂，就是明证。舍“诚”逐“术”是“讲正气”所应拒斥的，如果让它占了上风，我们的民族正气就遭玷污了。可怕的是受污染的一部分人还总以能耍手腕、善诡辩为聪明，笑诚实人是书呆子、傻瓜。这是善恶是非颠倒的大不智。
孝被称为百善之先。婴儿首先接触的是父母，道德养成就从此开始。亲慈和子孝是人类最自然、最内在的爱。是植根于人类天性的德行和情感，子女在母体中孕育、在父母呵护下成长，不断感受到父母的养育之爱，很自然地滋长着亲情回报的爱心，这种知恩、感恩、报恩的情感、品性、行为就是孝。这种血统之所系、命根之所出的孝，不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特产，这是人性的自然感情。是人都经历过这种原发性的内心体验，蕴蓄着巨大的心理能量、情感能量、精神能量。触动这种潜在的情感体验，把蕴蓄人心人性深处的这种能量激发出来，提升起来，就会像原子能、核能一样，释放出巨大的威力。人类美好的感情，包括体验和感受感情的能力，也需要精心、加意地培育才能养成，才能丰富。认真培育感知父母之爱和爱父母之心，其意义绝不限于家庭。“立爱自亲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父母之爱和爱父母之心的回环往复和反复体验中，人类的爱心在不断滋生、发育，从而辐射到血缘亲情以外的广大领域中去。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感受过父母之爱、也不知爱父母的人，会知道怎样去爱别人。而没有爱心的人是很可怕的人，没有爱心的社会将是冷漠无情甚至充溢仇恨的社会。
亲子之互爱是不计功利的，是不计“支出”、“收入”的，可以超越世俗利益的计较，与市场上的买卖交易是全然不同的。这种亲子间的天然关爱和无私奉献精神，是其他人际关系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人类爱心的起点和基石，也是道德启蒙的起点和基石。是培育人性爱心的温床，也是抵御过分功利心的一剂防腐剂。仁爱之心、博爱精神，都是这种爱心的推衍和升华。珍惜这种爱亲的情感体验，把它培育起来，推展开来，就会养成健康发达的爱心和德性。以此为根而繁衍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应是天然而富人性的。家庭是培育爱心和德性的全天候学校，受益的却不仅是家庭，而是全社会，是为社会培养一个合格的人。人的道德情感是发散到四面八方的，不会只是单向的，真正的孝子总是个厚道的人，有德性的好人。
仁，仁爱之忱。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并把仁爱由亲人推广到所有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成为传统道德理念。至今仍称有德者为“仁人”，骂无德者为“不仁”。在中华文化中，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
仁不仅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而且成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成为道德信仰和信念。“仁者爱人”，核心是爱护人、关心人、尊重人。把爱内化为人的内存德性，养成爱心。人人都以爱心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自然，就能构成仁爱和谐的关系、仁爱和谐的社会。这不是无缘无故的爱，大而言之，这是对于人类一份子的本质要求；小而言之，这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爱。自古以来这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渗透于各种人类进步文化；经过现代转换之后，又渗入各种现代文明，成为现代人文精神的基因。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成为“以人为本”的精神资源。马克思主义把它升华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国党和政府把它落实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价值目标。
世间万物万事中，人是最宝贵的，人是社会的唯一主体，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是最应当受重视、关心、尊重、爱护的，是高于一切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我理解为：对人的价值、人格尊严的尊重，一方面千方百计改善和提高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和人生境界，另一方面构建高尚的人类价值体系以引导人如何做人。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封建观念就是不把人当人，只重权力不重人；到了资本主义那里则是只重金钱不重人，使人异化为物的附庸。要铲除这种人类不自爱的思想恶习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在物质生产还不能充分满足人类需要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类还不能平等相待的历史条件下，重权不重人、重物不重人、重钱不重人的恶习总会或此或彼露出头来。冷漠、缺少爱心，已成为当今的社会病，比如因没有谈好价钱，竟然见死不救，睁着眼看活泼泼的生命被水吞噬。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应当大力弘扬和培育人文精神。而现代人文精神应是现代道德的重要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
义指正义、道义、公义。义者宜也，是合宜、应该的意思，是作为人应该依归的人间正义，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公义。把义作为人的根本特点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蕴。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道德规范，义是为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人间正道的准则和向导。在中华文化中，义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体现为对义的思考与追求。义与仁同为中华传统美德最核心、最基本的两德，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义道德”、“仁至义尽”、“假仁假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义的内涵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一直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口中，并没有过时，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义诊、义演、义卖、义务……至今仍是中国人崇尚道德的代名词。 “义”与“利”关系的处理是价值观的核心，至今仍是道德的试金石。见利思义、以义制利、义以为上，是重要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中特别要讲究“义利之辨”。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利益驱动是人类进步的杠杆，我国历史已经证明，过早一概批判 “物质刺激”，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因此，在拨乱反正时强调一下物质利益、发财致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长期过分宣传发财和对物质的追求。在舆论上也要讲究生态平衡，要掌握好“度”。我看现已过热。所谓“正其谊 （义）不谋其利”，从字面上看显然太偏激，其实就像我们讲“大公无私”一样，这是一种强调，不充分强调“义”和“公”，就不足以抑制“利”和“私”的膨胀和消极作用。我们应当像强调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一样强调先义后利，以此来抑制见利背义、要利不要义、赚昧心钱、发害人财等道德沦丧之风。儒家伦理中这方面的丰富资源我们也要加以开发利用，帮助人们正确对待金钱财富等物质欲望，正确树立人生价值观。
公为公之心。在汉语里“公”的含义很丰富：可与个人、“私家”相对，指公共、 “公家” （国家、单位、集体）；可与“私心”相对，指人的“公心”；可指社会和为人的公平、公正、公道，等等。公心、为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礼运》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为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一直涵养着、鼓舞着中华民族。孙中山就提倡“天下为公”，共产党更是 “立党为公”。现在它更是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来说，为公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公心就是把祖国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公平、公正、公道的和谐社会。有了这一核心德性就会生发出诸多美德，焕发出时代精神。
“公忠”可联用，确实，忠是尽己致公的责任。尽己致公、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的合理内核应在“公”中。公心支配廉行。廉洁，是为公还是为私的试金石，是担任公职者的道德基线也是底线。
精神文明是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就道德抓道德是不够的。应当以文化涵养道德以道德提升文化。美德是优秀文化的核心，优秀文化是美德的重要载体，美德依托优秀文化而传扬。建议在学校教育和整个国民教育中加大优秀文化的分量。把诚孝仁义公作为新五常，编撰出系列道德教育丛书，不仅在国民教育中推广，而且纳入到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中，逐步实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落实到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