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印江高三学生李坚在今年的高考中，做了件出格的事——绞尽脑汁争取门门考零分。按照他的说法，是想以此方式反对现行教育制度。最终，他仅语文得了12分，加上20分的民族分(他是苗族)，总分32分。之后，李坚一直处于舆论漩涡。日前，重庆社会科学研究院某研究员认为：“考零分对抗应试教育，变成一场作秀。”(8月26日《重庆晚报》)
　　欲考零分反对现行教育制度，并不止李坚一个，李坚也并不是第一个。安徽蒙城考生徐盂南在今年高考中也是为得零分，在每道题后故意“犯规”；2007年，湖南浏阳考生陈圣章也是以故意考零分表达对应试教育抗议；2006年，河南南阳考生蒋多多也曾是“以高考‘上书’”——所有试卷用双色笔写，并把笔名写到密封线外，还在考卷上写下对高考制度不满的文字；而要再往前追溯的话，韩寒当年也庶几近之——会考科目N门红灯高高挂，还在《新民晚报》撰文抨击教育制度，后来当复旦对其抛出橄榄枝时，回应之的，也是挥一挥衣袖的决绝。
　　如果仅是李坚一个，或许可以归咎个人；但是却日渐其多，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呈扩张之势，却不能不让人就教育制度有所反思。而事实上，以“分!分!分!”为指挥棒的高考制度之不健全，也早是为人诟病已久。
　　并不是每个忍得胯下之辱者，都能成韩信；当然，也并不是每个反对教育制度者，都能成韩寒。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前途之坎坷。——这又岂是“作秀”二字所能了得?
　　无论“绞尽脑汁考零分”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是如何勇毅，相对于体制痼疾，李坚们作为个人，无疑都是弱势的。而也因为弱势，所以理应受到关爱，受到悲悯。
　　同时，“绞尽脑汁考零分”，只在表达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和抗议。无论其态度是否偏激，也都有着这份表达不满的权利。对于这份权利，亦理当抱以基本的尊重。
　　作为一名有社会担当、人文关怀的学者，理应是俯下身段，倾听李坚们的不满、诉求，对现行教育制度有所反思，并进而力促教育制度逐步改善、健全，从而尽量规避此类极端事件的重演；而一句高高在上的“一场作秀”论，所尽显的，却只是精英的傲慢与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