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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以来的这些天，P2P行业哀声一片，风险预警逐步升级。除龙头企业宜信深陷“坏账门”外，深圳两家P2P企业相继倒下：旺旺贷高管涉嫌卷款700万元跑路；钱海创投疑高管欠下亿元巨债被调查。4月19日，媒体又曝出浙江10家P2P企业涉嫌非法集资，最大一起案件涉资1.7亿元。
马年短短4个月里，全国已有20多家P2P企业倒闭。坊间有言，P2P第二波“跑路潮”将近，监管补位遂成燃眉之急。
就在“宜信危机”的同一天，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示：P2P已确定归银监会监管，相关事宜正在研究。终于，“烫手山芋”有了主儿。
过去大半年来，央行曾经高调调研监管P2P等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倾注了大量精力。
“这其中有复杂的博弈。”知情人士称，两家机构管辖权长期重叠已是事实，央行对互联网金融倾尽心力，到头来却“众筹归了证监会，P2P归了银监会，只留下‘干巴巴’的第三方支付。”
阎庆民在表示P2P由银监会监管的同时，也强调了央行牵头协调的地位。
牵涉“博弈”之中的，还有目前暂为“代管”P2P的地方金融办。浙江、江苏和广东地区数位金融办主任均直言，“P2P涉及领域太多，银监会不可能管得顺畅，很多事必须由金融办来做”。
眼下，《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银监会非银部获悉，类银行业监管的风险备用金体制、类保险业监管的产品购买“犹豫期”等严厉举措，已提上银监会的议事日程。
金融办：“街道办”
由于P2P长期处于监管盲区，全国许多地区不得不由地方金融办来代管。
“银监会管起来有点不顺。”江苏省一位市级金融办主任说，除龙头企业外，绝大部分P2P均是“穿了马甲的民间借贷”，依靠敛钱放贷的初级手段与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担保公司等机构关联，远超银监会监管边界。不仅如此，参与主体也大多为信贷渠道“走不通”的风险型企业，银监会很难知根知底。“金融办显然比银监会更接地气”。
其他地区数位金融办负责人也认同上述观点。“P2P监管不可能脱离金融辦，归了银监会确实挺牵强”，一位广东省市级金融办负责人认为，参与者相比民间借贷更加低、小、散的特性，让监管难度骤增。
广东银监局副巡视员陈志清称，广东P2P行业处于超常规发展，需集合银监会、金融办、经信委等多部门才能完成这一“苦差事”。
但事实上，多数地区的金融办对P2P监管基本上还无计可施，方法不外乎事后约谈和调查，对上访案件进行协调等。一些风险高发区的金融办，尽管规定当地P2P企业须按季度上报业务数据，但执行力却大打折扣。很多金融办还更像“街道办”，每周频繁接待上访和举报。温州金融办一位处长就透露，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接待上访的投资人，“再就是各种沟通会议，加强宣传和教育”。
不过，今年3月1日起执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中要求相关从业的机构和企业应当在工商登记之日起15日内向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备案的条款，改善了监管现状。“这在全国尚属首例”，这位处长称，迄今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已有三、四十家P2P企业登记在案，金融办管控力很快提升。
“我们都在学习温州。”前述江苏某地金融办主任称，他们正尝试建设本市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和区域征信系统，建成后将交由当地一家国有企业来操作运营，“这一切，都只能由金融办来做”。
铁腕银监会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银监会非银部获悉，在监管定位上，P2P企业要“充分把自己定位于中介平台，回归中介本质，提供点对点的服务，不能直接经手资金、不能担保、不能建资金池和进行非法集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P2P平台就是民间借贷的一个信息平台”。另外，类银行业监管的风险备用金制度、类保险业监管的“犹豫期”制度，已提上银监会桌面。
目前，仅人人贷等少数几家P2P企业主动将交易额3%提为风险备用金，但更多企业还无视风险，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甚至大量存在家庭式作坊，人员专业素质低下。
而所谓“犹豫期”，原指投保人在收到保险合同10天（银行保险渠道为15天）内，可将合同退还保险人并申请撤销取回全部保费。眼下银监会正考虑将类似条款纳入监管细节。
“这一旦实施，将是致命冲击。”人人贷CEO李欣贺称，P2P的优势就在于快速便捷的资金流转，10多天犹豫期很可能暴露出项目风险，改变投资者意向。如果后续还有更为严厉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则行业冲击巨大。“银监会应参考一些类银行业监管的细节，但不能照搬”。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也表示，P2P的本源是民间性质的小规模业务，不能“管死了”。
“当然，争议较大的‘宜信模式’应予以重视，以P2P名义做大额资金业务，会造成监管标准与实际风险不对等。”朱宁称，对信息披露不透明的企业，银监会应尽早定下监管框架，“活下来的，肯定是风控能力强、合规性更好的透明平台”。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建议，监管框架应首先建立在对P2P概念的正确定义上，多种模式并存的现状亟须准确分类。一些企业其实只需加强规范，强调对监管层信息透明并及时披露资金投向、关联交易等信息即可，“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P2P监管适合负面清单制。一位匿名专家警示，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金融体系非常薄弱，企业创新能力又往往快于监管层的反应速度，负面清单制将让新的风险点防不胜防。
“中国部分监管层离现实太远。”他表示，互联网金融正以时速100公里飞奔，但监管机构却始终仅20公里时速，只要稍微对创新加以鼓励，则“唐宁们”就将以1000公里的时速狂飙。
朱宁建议，监管层须尽快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间找准平衡点，及时遏制住风险从一种业态到另一种业态的快速转移。
马年短短4个月里，全国已有20多家P2P企业倒闭。坊间有言，P2P第二波“跑路潮”将近，监管补位遂成燃眉之急。
就在“宜信危机”的同一天，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示：P2P已确定归银监会监管，相关事宜正在研究。终于，“烫手山芋”有了主儿。
过去大半年来，央行曾经高调调研监管P2P等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倾注了大量精力。
“这其中有复杂的博弈。”知情人士称，两家机构管辖权长期重叠已是事实，央行对互联网金融倾尽心力，到头来却“众筹归了证监会，P2P归了银监会，只留下‘干巴巴’的第三方支付。”
阎庆民在表示P2P由银监会监管的同时，也强调了央行牵头协调的地位。
牵涉“博弈”之中的，还有目前暂为“代管”P2P的地方金融办。浙江、江苏和广东地区数位金融办主任均直言，“P2P涉及领域太多，银监会不可能管得顺畅，很多事必须由金融办来做”。
眼下，《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银监会非银部获悉，类银行业监管的风险备用金体制、类保险业监管的产品购买“犹豫期”等严厉举措，已提上银监会的议事日程。
金融办：“街道办”
由于P2P长期处于监管盲区，全国许多地区不得不由地方金融办来代管。
“银监会管起来有点不顺。”江苏省一位市级金融办主任说，除龙头企业外，绝大部分P2P均是“穿了马甲的民间借贷”，依靠敛钱放贷的初级手段与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担保公司等机构关联，远超银监会监管边界。不仅如此，参与主体也大多为信贷渠道“走不通”的风险型企业，银监会很难知根知底。“金融办显然比银监会更接地气”。
其他地区数位金融办负责人也认同上述观点。“P2P监管不可能脱离金融辦，归了银监会确实挺牵强”，一位广东省市级金融办负责人认为，参与者相比民间借贷更加低、小、散的特性，让监管难度骤增。
广东银监局副巡视员陈志清称，广东P2P行业处于超常规发展，需集合银监会、金融办、经信委等多部门才能完成这一“苦差事”。
但事实上，多数地区的金融办对P2P监管基本上还无计可施，方法不外乎事后约谈和调查，对上访案件进行协调等。一些风险高发区的金融办，尽管规定当地P2P企业须按季度上报业务数据，但执行力却大打折扣。很多金融办还更像“街道办”，每周频繁接待上访和举报。温州金融办一位处长就透露，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接待上访的投资人，“再就是各种沟通会议，加强宣传和教育”。
不过，今年3月1日起执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中要求相关从业的机构和企业应当在工商登记之日起15日内向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备案的条款，改善了监管现状。“这在全国尚属首例”，这位处长称，迄今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已有三、四十家P2P企业登记在案，金融办管控力很快提升。
“我们都在学习温州。”前述江苏某地金融办主任称，他们正尝试建设本市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和区域征信系统，建成后将交由当地一家国有企业来操作运营，“这一切，都只能由金融办来做”。
铁腕银监会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银监会非银部获悉，在监管定位上，P2P企业要“充分把自己定位于中介平台，回归中介本质，提供点对点的服务，不能直接经手资金、不能担保、不能建资金池和进行非法集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P2P平台就是民间借贷的一个信息平台”。另外，类银行业监管的风险备用金制度、类保险业监管的“犹豫期”制度，已提上银监会桌面。
目前，仅人人贷等少数几家P2P企业主动将交易额3%提为风险备用金，但更多企业还无视风险，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甚至大量存在家庭式作坊，人员专业素质低下。
而所谓“犹豫期”，原指投保人在收到保险合同10天（银行保险渠道为15天）内，可将合同退还保险人并申请撤销取回全部保费。眼下银监会正考虑将类似条款纳入监管细节。
“这一旦实施，将是致命冲击。”人人贷CEO李欣贺称，P2P的优势就在于快速便捷的资金流转，10多天犹豫期很可能暴露出项目风险，改变投资者意向。如果后续还有更为严厉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则行业冲击巨大。“银监会应参考一些类银行业监管的细节，但不能照搬”。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也表示，P2P的本源是民间性质的小规模业务，不能“管死了”。
“当然，争议较大的‘宜信模式’应予以重视，以P2P名义做大额资金业务，会造成监管标准与实际风险不对等。”朱宁称，对信息披露不透明的企业，银监会应尽早定下监管框架，“活下来的，肯定是风控能力强、合规性更好的透明平台”。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建议，监管框架应首先建立在对P2P概念的正确定义上，多种模式并存的现状亟须准确分类。一些企业其实只需加强规范，强调对监管层信息透明并及时披露资金投向、关联交易等信息即可，“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P2P监管适合负面清单制。一位匿名专家警示，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金融体系非常薄弱，企业创新能力又往往快于监管层的反应速度，负面清单制将让新的风险点防不胜防。
“中国部分监管层离现实太远。”他表示，互联网金融正以时速100公里飞奔，但监管机构却始终仅20公里时速，只要稍微对创新加以鼓励，则“唐宁们”就将以1000公里的时速狂飙。
朱宁建议，监管层须尽快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间找准平衡点，及时遏制住风险从一种业态到另一种业态的快速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