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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上海，是当今中国金融界的“双子星座”。这一格局，在将近一百年前曾经出现，并受到民间和官方热议。在京沪金融双雄格局形成之前，是山西银行家整体溃败、上海银行家群体崛起、国家银行在京城的发展和外国银行的竞相登陆中国。
山西银行家的整体溃败
1913年深冬，朔风凛冽。一队队行色匆匆的人马，行进在前往平遥、祁县、太谷等山西票号总部所在地的路上。这些包括前清官员和富绅大户在内的人马，是些经历辛亥巨变、赶来向票号东家催要存款的各地债权人。
自从平遥商人雷履泰1823年创设的日升昌票号开张后，平遥、祁县、太谷等地的票号开始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有着现代银行“乡下祖父”之称的山西票号，开始了数十年执金融界之牛耳的辉煌。
然而，辛亥变起、清朝覆亡，依附其上的山西票号开始雪崩。重重危机和厄运叠加，使山西票号遭受致命打击。
辛亥革命（1911年）发生后，“时局大变，土匪蜂起”，山西票号设在各大城市的分号或现银遭劫掠、或店铺被焚毁，金银财物损失无算。天成亨、日升昌、蔚泰厚、协同庆等12家山西票号事后向北洋政府财政部递交的一份文件显示，仅成都、汉口、北京和天津等8个地方被劫掠的现银即达138万两之多。
上海中山东一路6 号，原中国通商银行，马礼逊洋行（英）设计，1897 年竣工，是外滩现存最老的建筑之一，跻身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壬子之乱（1912年）继续给山西票号以重创。譬如，3月2日，天津繁盛街区被散兵劫掠焚烧，众多商户和票号财物荡然一空。
如果说银钱被抢和店面被烧，是山西票号遭受的“硬伤”，那么，纸币贬值则使票号“内伤”累累。一方面不得不依市场上流行的折扣率给客户兑换现银，一方面为维持良好信誉而不折不扣地对外清欠。
随着清王朝覆灭，与之接托深厚的山西票号走向深渊。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盛极而衰，山西商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家业崩塌。
其实，没等清朝覆灭，山西票号在业务方面已经备受新式银行挤压。而面对新形势，山西票号的总经理及其东家反应迟钝，向现代银行转型时，机会一次次在犹疑中失去。
1913年，声名显赫的协同庆、协成乾、大德川、义成谦票号倒闭;1914年，合盛元、大德玉、志成信票号坍塌……平遥、祁县、太谷那些巍峨耸立的深宅大院，失去了金钱的内核，徒留辉煌的外表。
山西银行家左右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有着现代银行理念的江浙银行家群体，适时地出现在了上海街头。
上海银行家群体的崛起
1897年5月，中国通商银行挂牌，总行设在上海，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出任银行首任督办。
与同一时期山西票号经理偏向保守与固执的性格不同，与其后山西票号寻求变革而找不到外援的情形也不同，在上海诞生的中国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有效地借助了当时的各种力量。
由投身于洋务运动的盛宣怀发起中国通商银行，以当时亚洲实力最雄厚的汇丰银行章程为蓝本，用人办事借鉴汇丰。为便于同在华外资机构和外商业务往来，通商银行聘请曾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英国人美德伦为银行总大班，北京、天津、香港三个主要分行同样聘请洋大班。为配合洋大班，以及便于同钱庄票号打交道，同时设立华大班，聘请上海钱业董事、咸康钱庄经理陈淦为首任华大班。
在中国现代商业银行草创时期，买办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先锋角色。新式银行中出现了一批买办的身影：1906年9月成立的上海信成银行，是中国银行史上第一家商办储蓄银行，主要发起人、知名买办兼实业家周廷弼出任该行总理;1908年成立于上海的四明银行，大买办虞洽卿、朱葆三参与投资创办，虞洽卿且为初期的实际负责人;1914年总部由杭州迁入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买办樊树勋出任总经理;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时投资最多的买办庄得之被推为董事长……
民国时期，工商业蓬勃发展，一大批拥有银行知识和现代观念、留学归国的金融英才崭露头角、迅速崛起。1916年爆发的抵制北洋政府“停兑令”，则是这批新型银行家集体亮相的重要一幕。这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京津等城市先后发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提存挤兑风潮。为防风潮扩大，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中行和交行，即日起对已发纸币和应付款项一律“停止兑现付现”。
停兑令发布，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璈紧急磋商后认定，如果遵命执行，中行将信用扫地。要维护金融生命，只能“寄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
在征得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蒋抑卮、李铭和陈光甫同意及全力支持后，中行上海分行置北洋政府停兑令于不顾，照常兑现付现。这场挤兑风暴挺过后，巍然屹立上海滩的中行上海分行名声大振，宋、张更被视为不屈从北洋政府的“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此一时期，这批新式银行家交往密切、同气相求。还在1915年时，中行、交行的上海分行，“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盐业银行和中孚银行曾发起筹组银行公会。两年后，作为银行业喉舌的《银行周报》由张嘉璈主其事而面世。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入会的银行渐渐增多，金融市场日益活跃，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渐渐成型。
而此时的北京，以国家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银行业，也开始渐成气候。
北京：国家银行的诞生
1896年，致力于国家近代化探索的“海归”容闳提出兴办国家银行的主张。容闳提出：仿效美国银行章程，在北京设立总银行，在各省城及通商口岸续设分行;总行资本为1000万元，由户部筹拨;钦派大臣督办并专派大臣总办;总行拨官款，分行招商股。分行的银票发行以其交给总行的银两数为基础。总行以发行准备金为担保，维持总行与分行的信用。在货币铸造方面，由总行铸造金银钱。总行代户部筹款，与分行专做生意不同。 在容闳的方案中，关于银行的权责、股本来源、货币铸造与发行、财务清算与破产赔偿、征税额度与办法、代户部筹款、总分行关系等等，都有着明确而详实的规定。
同一年晚些时候，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向朝廷上奏《条陈自强大计疏》，根据当时的世界大势和国内现状，提出“请设银行”，不过盛宣怀主张银行商办。
容闳的上书比盛宣怀的奏折早几个月。然而，清政府否决了前者而准奏了后者。最后，盛宣怀于1897年在上海设立了中国通商银行，容闳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的设想成为泡影。
东交民巷- 西口
盛宣怀的成功与容闳的失败，与其说是开设商办银行比开设国家银行在当时的条件更加成熟，不如说作为商业都会的上海比政治激荡的首都设立银行的条件更好。
作为充当了八百多年帝都的北京城，它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不似1843年即已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来得那么早、那么商业化。北京真正从一个帝都转身为一个新型的现代城市，是从20世纪开始揭开序幕的。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北京前门东侧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且驻有外国军队、不准中国人入内居住。天子脚下的这个“国中之国”，除了公使馆及其住宅之外，各国将使馆界内的土地租予洋商经营，银行、洋行、邮局、医院、饭店和俱乐部于是纷纷开设起来。
1904年3月14日，清朝军机大臣、主持财政处的奕劻提交“试办银行推行银币以维财政”一折，提出“由户部设法筹集股本，采取各国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银行，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第二年9月，户部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
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同一年，交通银行在北京设立。这两家官办银行的分支机构之多、业务范围之广，其他金融机构均难以望其项背。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1912年8月，中行总行在位于西交民巷的原大清银行旧址开业。
西交民巷成为中资银行的集聚地，东交民巷则是北平解放前外资银行的汇集地。东西交民巷逐渐成为北京的金融街。
外国银行批量登陆京沪
1889年9月，带着普鲁士国家银行授予的必要信贷承诺，德国银行家林克尔和卡尔布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怀揣几个月前在柏林新成立的德华银行的使命，他们前往被选为银行业务中心的上海筹建营业机构。5个月（1890年2月）后，德华银行上海分行正式开业。
正如德国学者维尔纳·普伦佩所说：“如果没有俾斯麦总理的政治意志以及因为汇丰银行当时的强势地位，当然还包括各银行间激烈竞争导致德国银行面临的困难，德华银行很有可能不会诞生。”
此前，德国银行并非没有进入中国。1872年5月，德意志银行曾进军上海，然而在汇丰等英国银行的强大竞争压力下，上海分行开业3年后便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门。
从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首次在中国开设分行，到1865年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高调成立，20年间，十多家外资银行先后来到中国，形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在这个过程中，除1860年在华设立分行的法兰西银行之外，清一色是英资银行。
在此后20多年里，除德意志银行在上海存在了3年外，竞争基本上在英资银行之间展开。尤其是汇丰银行成立10年（1876）后，在其总经理杰克逊执掌下迅速扩张，1880年代成功取代丽如，成为在中国乃至亚洲最强大的银行。
从1890年代开始，竞争不再仅仅在英资银行内部展开，而是在不同国家的银行之间进行。政治力量和国家实力在银行经营中越来越起重大作用的时刻，出现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
这些银行登陆中国的滩头阵地，正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此前英国丽如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进驻中国大陆，上海同样是首选。增设分支机构的选择，是开放口岸城市如天津、汉口等商业重镇。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各种政策和人脉的汇聚地，同样是外资银行争相设立分行的城市。
1865年在上海营业的汇丰银行，20年后的1885年将分行开进“天子脚下”的北京东交民巷。
德华银行上海分行1890年开业后，1905年在东交民巷设立办事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办事处1893年设立，1902年在东交民巷设立分行;华俄道胜银行1896年、1897年先后在上海、北京设立分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设分行于上海，1917年在东交民巷建造了气派的北京分行大楼;美国花旗银行1902年在上海成立分行，7年后登陆北京，同样在东交民巷安营扎寨。
这些银行是此次浪潮中来到中国的几个深具影响的银行，也是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时各自国家的利益实现者。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中国城市金融业的面貌被彻底改变。金融舞台上原有的三股势力——票号、钱庄和英国在华银行，换成了三个新的主角——中国新式银行、多国外资银行和钱庄。上海外滩和北京东西交民巷，逐渐形成金融机构集聚的“金融街”，上海、北京开始成长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南北金融双雄新时代迎面而来。
（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历史学者）
山西银行家的整体溃败
1913年深冬，朔风凛冽。一队队行色匆匆的人马，行进在前往平遥、祁县、太谷等山西票号总部所在地的路上。这些包括前清官员和富绅大户在内的人马，是些经历辛亥巨变、赶来向票号东家催要存款的各地债权人。
自从平遥商人雷履泰1823年创设的日升昌票号开张后，平遥、祁县、太谷等地的票号开始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有着现代银行“乡下祖父”之称的山西票号，开始了数十年执金融界之牛耳的辉煌。
然而，辛亥变起、清朝覆亡，依附其上的山西票号开始雪崩。重重危机和厄运叠加，使山西票号遭受致命打击。
辛亥革命（1911年）发生后，“时局大变，土匪蜂起”，山西票号设在各大城市的分号或现银遭劫掠、或店铺被焚毁，金银财物损失无算。天成亨、日升昌、蔚泰厚、协同庆等12家山西票号事后向北洋政府财政部递交的一份文件显示，仅成都、汉口、北京和天津等8个地方被劫掠的现银即达138万两之多。
壬子之乱（1912年）继续给山西票号以重创。譬如，3月2日，天津繁盛街区被散兵劫掠焚烧，众多商户和票号财物荡然一空。
如果说银钱被抢和店面被烧，是山西票号遭受的“硬伤”，那么，纸币贬值则使票号“内伤”累累。一方面不得不依市场上流行的折扣率给客户兑换现银，一方面为维持良好信誉而不折不扣地对外清欠。
随着清王朝覆灭，与之接托深厚的山西票号走向深渊。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盛极而衰，山西商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家业崩塌。
其实，没等清朝覆灭，山西票号在业务方面已经备受新式银行挤压。而面对新形势，山西票号的总经理及其东家反应迟钝，向现代银行转型时，机会一次次在犹疑中失去。
1913年，声名显赫的协同庆、协成乾、大德川、义成谦票号倒闭;1914年，合盛元、大德玉、志成信票号坍塌……平遥、祁县、太谷那些巍峨耸立的深宅大院，失去了金钱的内核，徒留辉煌的外表。
山西银行家左右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有着现代银行理念的江浙银行家群体，适时地出现在了上海街头。
上海银行家群体的崛起
1897年5月，中国通商银行挂牌，总行设在上海，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出任银行首任督办。
与同一时期山西票号经理偏向保守与固执的性格不同，与其后山西票号寻求变革而找不到外援的情形也不同，在上海诞生的中国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有效地借助了当时的各种力量。
由投身于洋务运动的盛宣怀发起中国通商银行，以当时亚洲实力最雄厚的汇丰银行章程为蓝本，用人办事借鉴汇丰。为便于同在华外资机构和外商业务往来，通商银行聘请曾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英国人美德伦为银行总大班，北京、天津、香港三个主要分行同样聘请洋大班。为配合洋大班，以及便于同钱庄票号打交道，同时设立华大班，聘请上海钱业董事、咸康钱庄经理陈淦为首任华大班。
在中国现代商业银行草创时期，买办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先锋角色。新式银行中出现了一批买办的身影：1906年9月成立的上海信成银行，是中国银行史上第一家商办储蓄银行，主要发起人、知名买办兼实业家周廷弼出任该行总理;1908年成立于上海的四明银行，大买办虞洽卿、朱葆三参与投资创办，虞洽卿且为初期的实际负责人;1914年总部由杭州迁入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买办樊树勋出任总经理;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时投资最多的买办庄得之被推为董事长……
民国时期，工商业蓬勃发展，一大批拥有银行知识和现代观念、留学归国的金融英才崭露头角、迅速崛起。1916年爆发的抵制北洋政府“停兑令”，则是这批新型银行家集体亮相的重要一幕。这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京津等城市先后发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提存挤兑风潮。为防风潮扩大，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中行和交行，即日起对已发纸币和应付款项一律“停止兑现付现”。
停兑令发布，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璈紧急磋商后认定，如果遵命执行，中行将信用扫地。要维护金融生命，只能“寄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
在征得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蒋抑卮、李铭和陈光甫同意及全力支持后，中行上海分行置北洋政府停兑令于不顾，照常兑现付现。这场挤兑风暴挺过后，巍然屹立上海滩的中行上海分行名声大振，宋、张更被视为不屈从北洋政府的“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此一时期，这批新式银行家交往密切、同气相求。还在1915年时，中行、交行的上海分行，“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盐业银行和中孚银行曾发起筹组银行公会。两年后，作为银行业喉舌的《银行周报》由张嘉璈主其事而面世。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入会的银行渐渐增多，金融市场日益活跃，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渐渐成型。
而此时的北京，以国家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银行业，也开始渐成气候。
北京：国家银行的诞生
1896年，致力于国家近代化探索的“海归”容闳提出兴办国家银行的主张。容闳提出：仿效美国银行章程，在北京设立总银行，在各省城及通商口岸续设分行;总行资本为1000万元，由户部筹拨;钦派大臣督办并专派大臣总办;总行拨官款，分行招商股。分行的银票发行以其交给总行的银两数为基础。总行以发行准备金为担保，维持总行与分行的信用。在货币铸造方面，由总行铸造金银钱。总行代户部筹款，与分行专做生意不同。 在容闳的方案中，关于银行的权责、股本来源、货币铸造与发行、财务清算与破产赔偿、征税额度与办法、代户部筹款、总分行关系等等，都有着明确而详实的规定。
同一年晚些时候，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向朝廷上奏《条陈自强大计疏》，根据当时的世界大势和国内现状，提出“请设银行”，不过盛宣怀主张银行商办。
容闳的上书比盛宣怀的奏折早几个月。然而，清政府否决了前者而准奏了后者。最后，盛宣怀于1897年在上海设立了中国通商银行，容闳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的设想成为泡影。
盛宣怀的成功与容闳的失败，与其说是开设商办银行比开设国家银行在当时的条件更加成熟，不如说作为商业都会的上海比政治激荡的首都设立银行的条件更好。
作为充当了八百多年帝都的北京城，它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不似1843年即已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来得那么早、那么商业化。北京真正从一个帝都转身为一个新型的现代城市，是从20世纪开始揭开序幕的。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北京前门东侧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且驻有外国军队、不准中国人入内居住。天子脚下的这个“国中之国”，除了公使馆及其住宅之外，各国将使馆界内的土地租予洋商经营，银行、洋行、邮局、医院、饭店和俱乐部于是纷纷开设起来。
1904年3月14日，清朝军机大臣、主持财政处的奕劻提交“试办银行推行银币以维财政”一折，提出“由户部设法筹集股本，采取各国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银行，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第二年9月，户部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
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同一年，交通银行在北京设立。这两家官办银行的分支机构之多、业务范围之广，其他金融机构均难以望其项背。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1912年8月，中行总行在位于西交民巷的原大清银行旧址开业。
西交民巷成为中资银行的集聚地，东交民巷则是北平解放前外资银行的汇集地。东西交民巷逐渐成为北京的金融街。
外国银行批量登陆京沪
1889年9月，带着普鲁士国家银行授予的必要信贷承诺，德国银行家林克尔和卡尔布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怀揣几个月前在柏林新成立的德华银行的使命，他们前往被选为银行业务中心的上海筹建营业机构。5个月（1890年2月）后，德华银行上海分行正式开业。
正如德国学者维尔纳·普伦佩所说：“如果没有俾斯麦总理的政治意志以及因为汇丰银行当时的强势地位，当然还包括各银行间激烈竞争导致德国银行面临的困难，德华银行很有可能不会诞生。”
此前，德国银行并非没有进入中国。1872年5月，德意志银行曾进军上海，然而在汇丰等英国银行的强大竞争压力下，上海分行开业3年后便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门。
从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首次在中国开设分行，到1865年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高调成立，20年间，十多家外资银行先后来到中国，形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在这个过程中，除1860年在华设立分行的法兰西银行之外，清一色是英资银行。
在此后20多年里，除德意志银行在上海存在了3年外，竞争基本上在英资银行之间展开。尤其是汇丰银行成立10年（1876）后，在其总经理杰克逊执掌下迅速扩张，1880年代成功取代丽如，成为在中国乃至亚洲最强大的银行。
从1890年代开始，竞争不再仅仅在英资银行内部展开，而是在不同国家的银行之间进行。政治力量和国家实力在银行经营中越来越起重大作用的时刻，出现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
这些银行登陆中国的滩头阵地，正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此前英国丽如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进驻中国大陆，上海同样是首选。增设分支机构的选择，是开放口岸城市如天津、汉口等商业重镇。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各种政策和人脉的汇聚地，同样是外资银行争相设立分行的城市。
1865年在上海营业的汇丰银行，20年后的1885年将分行开进“天子脚下”的北京东交民巷。
德华银行上海分行1890年开业后，1905年在东交民巷设立办事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办事处1893年设立，1902年在东交民巷设立分行;华俄道胜银行1896年、1897年先后在上海、北京设立分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设分行于上海，1917年在东交民巷建造了气派的北京分行大楼;美国花旗银行1902年在上海成立分行，7年后登陆北京，同样在东交民巷安营扎寨。
这些银行是此次浪潮中来到中国的几个深具影响的银行，也是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时各自国家的利益实现者。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中国城市金融业的面貌被彻底改变。金融舞台上原有的三股势力——票号、钱庄和英国在华银行，换成了三个新的主角——中国新式银行、多国外资银行和钱庄。上海外滩和北京东西交民巷，逐渐形成金融机构集聚的“金融街”，上海、北京开始成长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南北金融双雄新时代迎面而来。
（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