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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救工作人员眼中，急救资源的短缺和行业规范的不完善是其工作的最大障碍，也是其烦恼所在
11月4日，35岁的湖北乡村教师陈立波在电话中告诉《方圆》记者，他从郧县人民医院拿到了14万元的赔偿。即便这样，他仍然掩不住对母亲去世的悲伤。陈立波的母亲曾经在去世前的一个小时里苦等救护车不到，遗憾离世。
出车是强制性的吗
陈立波家住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柳陂镇青龙山村六组，是郧县柳陂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2012年3月5日晚上22时45分，熟睡中的陈立波，忽然被父亲叫醒，“海波，快打电话叫救护车，你妈妈不得了了。”
陈立波一跃而起，连忙拨打柳陂镇卫生院的急救电话7477120，电话那头告诉陈立波应该拨打医院五楼电话7477397，随即挂了。当陈立波接通五楼7477397电话后，值班人员又告诉他应该打7477120，就在院方的再三推诿中，陈立波先后给1楼和五楼共打了五次电话。
“急救电话在镇上早已家喻户晓，可是为什么我打就不通？”陈立波告诉《方圆》记者急救电话就印在镇医院的墙壁上。
因为近在咫尺的卫生院拒绝出诊救护，心急如焚的陈立波只好转而拨打县急救中心的电话。“晚上10点49分，我拨通了郧县人民医院的急救电话‘120’，说清病情和住址后，县医院同意派车过来。
23时54分，郧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到了。
“两个医生拿着两个氧气袋子，拎着药箱进屋，在我妈的心口听了听，检查了一番，又查看了一下眼睛，说人已经死了。”陈立波说，他当时就懵了，对医院来说并不太难的事，却因120拒绝出车而少了一个人。
为了给母亲的离世讨说法，此后近半年，陈立波走上了维权之路，他先后写了《郧县柳陂卫生院为何见死不救？郧县人民医院救护车为何这么慢？》、《如此说法，如何了得？》等文章并贴到网上。接着，先后有五六家媒体采访了陈立波。迫于舆论的压力，郧县卫生局的领导在柳陂镇政府约见陈立波，并答应协商解决赔偿问题。
11月4日，陈立波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已与院方达成协议，除了得到14万元的赔偿外，郧县卫生局还对柳陂镇卫生院和郧县人民医院及相关责任人做出了处分。
为何接到电话的柳陂镇卫生院干脆拒绝了出车？而县医院的急救车要一个多小时才到？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全国范围内的对“急救中心不得拒绝出车、急救出车时间”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只是个别省、市的地方立法中有所规定，而湖北此前并没有相关规定。只有11月28日刚刚通过的《武汉市院前急救条例》中规定，“急救中心应当在接到呼救后1分钟内向急救站发出调度指令；急救站应当在接到调度指令后4分钟内派出急救车辆。”
值得注意的是，陈立波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湖北省卫生厅2011年8月3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120”急救系统管理的紧急通知》中记者发现，通知中曾提及“在我省120急救系统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未履行职责，造成个别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为此其要求在全省卫生系统开展治理“庸、懒、散”活动，并于同年8月15之前完成督导检查工作。可惜，该治理活动开展仅仅八个月之后，陈立波的母亲就因同样的原因去世。
多头管理的急救系统
为何柳陂镇卫生院和郧县人民医院会拥有不同的急救电话，没有统一调配？
据《方圆》记者了解，目前我国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急救体系，卫生行政部门对急救机构实行“属地化、全行业化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设置审批、登记注册、校验和执业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急救系统组织管理模式各不相同。
这种缺乏统一化的管理，造就了“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医疗机构争抢或争设急救电话，120设置不规范、多点落地、多头管理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急救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为此，2004年卫生部和信息产业部曾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院前急救网络建设及“120”特服号码管理的通知》，指出“120”号码是院前急救唯一特服呼叫号码，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医疗机构不得擅自设置任何其他形式的急救电话。已经设置的，如“96120”、“995”等，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2个月内，由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通信管理局予以关闭，并收回号码资源。
由于该文件的实施，记者初步调查发现，大部分地区在2008年左右完成了整改。唯一比较特殊的是北京模式的120与999并存。999急救机构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主管下的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与120并行存在。并同样开展院前救治服务。由于999是中国红十字会2001年通过信息产业部申请下来的专用急救号码，所以其未被取消，导致“双线报急救”的情况一直存在。直到2011年，北京120、999院前医疗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启动，才避免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而具体至湖北省，柳陂镇卫生院之所以设置单独的急救电话，也并不能算完全违规。“我国的120急救网点只覆盖了县一级，还没有达到乡镇一级。即使是县一级，急救体系建设和能力也存在很大问题。”北京急救中心科教办主任张进军告诉《方圆》记者。
2003年发改委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中，对“县、乡（镇）两级的急救机构之间的功能进行了划分：“县级紧急救援机构一般依托综合力量较强的医疗机构建立，负责服务区域内伤病员的现场急救、转运和医院内医疗救治，向上级医院转诊重症病人，必要时接受所在市紧急救援中心指挥。边远中心乡（镇）卫生院负责服务区域内伤病员的转运。”
显然，柳陂镇卫生院连“转运”的职能也没有做到。
急救车能否自主进行急救
12月15日，在江苏省射阳县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一辆五菱之光面包车在由西向东正常行驶时，被一辆从支路快速行驶的大货车从车厢后部撞上，面包车上一对母子摔出车外十几米远，23岁的母亲当场死亡。
不幸之中的幸运是，车上一名出生仅83天的男婴并未当场死亡，而是被警察送进了射阳县人民医院。据男婴的姨奶奶闻乃玉讲述，由于CT室的医生要求立即转院至盐城市人民医院，其闻听后立即抱着男婴往下跑，然而“医院的楼下停着两辆120急救车，但驾驶员以没有医院出行条不能擅自开走，又因为是周末，没有值班院领导为我们开条子。我在给他们跪了五次后都没人理我，反而将车开到墙角去了。”事件一经曝光，立即引来网络热议，网友纷纷斥责医院囿于条款，缺乏医德。 然而，与该事件中急救车的处理恰恰相反，却同样导致悲剧结局的，还有北京市门头沟区2009年发生的一起案例。穆先生称，2009年7月8日上午7时45分，其老伴韩玉珍突然发病，家人拨打了999。接线人员答复称急救车20分钟内赶到，但上午9时30分，急救车赶到家中，用时近两个小时，致使韩老太失去抢救时机最终不治死亡。
那么急救车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据999急救中心回复法院方面称，急救车赶到韩老太家人告知的地址后，有人在挥手接车，急救车跟随“挥手人”到其家中发现患者并不是韩老太，但这名患者梁某患有急性哮喘、呼吸困难，由于也是急危病症，不及时救治将危及生命，而韩老太的电话无人接听，急救车于是将梁某送到医院后才赶往韩老太家中急救。
为此，韩玉珍家属将999急救中心诉至门头沟法院，要求对方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2万余元。2011年9月，门头沟区法院最终依据死因与救护车迟到的关系鉴定结论，判令急救中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5.6万余元。
这起事件中的一个问题同样值得思考：120急救车是否必须经过一定程序才能派出？急救车的随车司机、医生能否自主决定急救对象？对于急救程序，同样没有法律规定。
据北京市120急救中心西区站点主任彭宏伟介绍：“他们一般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是，如果正在执行任务，就立即通知调度中心重新派一辆车来；如果是正在空车，则一边送往医院，一边通过电话让调度中心打单子。因为按规定，而每辆救护车的使用都的确必须有记录、有病历。”
急救形同打出租：患者到底该不该付费
“我爸爸脑栓塞发作，妈妈叫来120，可急救人员不给抬，后来又打110，来了两个民警才抬下楼，最后120还收费150元……”2012年10月13日，天津市一名大学生在网络发帖投诉急救中心收费不合理及工作人员态度问题。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中，房山区韩村河镇东南章村村民王建生在村口被洪水冲走，亲属寻找两天后，发现了泡在水中已两天的王建生遗体，遗体使用999的救护车被拉走，竟然收费620元，其中收费项目包括出诊费40元、材料费370元、出车费210元。网友称急救车此举有“趁火打劫”之嫌。
收费和态度，一直是普通老百姓对急救120最为不满意的两点。
以天津市此次转运患者路线为例，自河东区华龙道出发至红桥区佳欣里，再到位于鞍山西道的中医一附院，全程23公里。按照天津市物价局有关规定，非急救用车五公里内收费标准15元，每增加一公里加收2.5元，应收取救护车费90元；担架服务费每增加一层收10元，5层是50元，该户居民家一楼是底商，工作人员认为底商比较高，应算作两层，加收了10元，实际收取60元。
对于为何需要出动110才能抬患者下楼，据天津市急救中心回应，当天患者家人拨打了120要求转院服务，因为是非急救任务，车内只有驾驶员和担架工两人，无法将体重近200斤的病人抬下5楼，为了安全起见，才由病人家属拨打110请民警帮助。
而在北京，急救主要费用就是集中在出车公里费、车上吸氧、急救诊治费。最常出现争议的就是出车公里费实行双向收费，即即便是空车返回也要收取费用。于是“收费比打车贵”也是拒绝支付急救费用的常见理由。
那么急救中心的收费用于何处呢？《方圆》记者走访了北京市120急救中心，目前该中心急救经费基本实现全额拨款，据宣传处主任李坚韧介绍，医生的工资表中也不存在提成，象征性的收费是为了避免有限的急救资源被占用和浪费。“如果不收费的话，好多不需要叫救护车都在叫救护车，到时候你根本转不过来。”
急救的国家标准
2003年发改委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的附件《项目建设指导原则和标准》，对各地救援中心设立了一些目标，被媒体称为急救的“国家标准”。但该文件，不具备强制性的法律效力。依据该文件：
在全国市（地）级以上城市，依据城市的人口和救治需求等因素，设立相应规模的紧急救援中心。对已有急救中心的城市，要在现有急救中心基础上，按照紧急救援中心的功能、标准，填平补齐，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救援能力；对没有急救中心的城市，要按照紧急救援中心的功能、标准设置，利用现有医疗机构改扩建，一般不新建。紧急救援中心原则上独立运行，也可依托于实力较强的综合医院。
50万人口（城区人口，下同）以下的城市，建筑面积800平方米，配置救护转运车4辆，其中负压车1辆；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配置救护转运车8辆，其中负压车1辆；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配置救护转运车15辆，其中负压车2辆；200万—400万人口的城市，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配置救护转运车30辆，其中负压车3辆；大于400万人口的城市，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配置救护转运车50辆，其中负压车5辆。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紧急救援中心装备卫星定位系统。
急救网络应合理布局，急救半径应控制在8km以内，保证接到报警后，救护车15分钟内到达患者驻地，并保证回车率小于3%。
然而，这个所谓的“国家标准”目前看来实施仍有难度。即便在急救网络建设已经处于国内前列的北京也达不到。2011年，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曾表示称，到2012年底，北京市急救系统力争实现在10秒内接听电话，2分钟内出车；救护车到达现场时间，中心城区不超过15分钟，郊区不超过20分钟，边远山区不超过30分钟。这与国家标准依旧存在一定的距离。
11月4日，35岁的湖北乡村教师陈立波在电话中告诉《方圆》记者，他从郧县人民医院拿到了14万元的赔偿。即便这样，他仍然掩不住对母亲去世的悲伤。陈立波的母亲曾经在去世前的一个小时里苦等救护车不到，遗憾离世。
出车是强制性的吗
陈立波家住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柳陂镇青龙山村六组，是郧县柳陂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2012年3月5日晚上22时45分，熟睡中的陈立波，忽然被父亲叫醒，“海波，快打电话叫救护车，你妈妈不得了了。”
陈立波一跃而起，连忙拨打柳陂镇卫生院的急救电话7477120，电话那头告诉陈立波应该拨打医院五楼电话7477397，随即挂了。当陈立波接通五楼7477397电话后，值班人员又告诉他应该打7477120，就在院方的再三推诿中，陈立波先后给1楼和五楼共打了五次电话。
“急救电话在镇上早已家喻户晓，可是为什么我打就不通？”陈立波告诉《方圆》记者急救电话就印在镇医院的墙壁上。
因为近在咫尺的卫生院拒绝出诊救护，心急如焚的陈立波只好转而拨打县急救中心的电话。“晚上10点49分，我拨通了郧县人民医院的急救电话‘120’，说清病情和住址后，县医院同意派车过来。
23时54分，郧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到了。
“两个医生拿着两个氧气袋子，拎着药箱进屋，在我妈的心口听了听，检查了一番，又查看了一下眼睛，说人已经死了。”陈立波说，他当时就懵了，对医院来说并不太难的事，却因120拒绝出车而少了一个人。
为了给母亲的离世讨说法，此后近半年，陈立波走上了维权之路，他先后写了《郧县柳陂卫生院为何见死不救？郧县人民医院救护车为何这么慢？》、《如此说法，如何了得？》等文章并贴到网上。接着，先后有五六家媒体采访了陈立波。迫于舆论的压力，郧县卫生局的领导在柳陂镇政府约见陈立波，并答应协商解决赔偿问题。
11月4日，陈立波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已与院方达成协议，除了得到14万元的赔偿外，郧县卫生局还对柳陂镇卫生院和郧县人民医院及相关责任人做出了处分。
为何接到电话的柳陂镇卫生院干脆拒绝了出车？而县医院的急救车要一个多小时才到？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全国范围内的对“急救中心不得拒绝出车、急救出车时间”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只是个别省、市的地方立法中有所规定，而湖北此前并没有相关规定。只有11月28日刚刚通过的《武汉市院前急救条例》中规定，“急救中心应当在接到呼救后1分钟内向急救站发出调度指令；急救站应当在接到调度指令后4分钟内派出急救车辆。”
值得注意的是，陈立波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湖北省卫生厅2011年8月3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120”急救系统管理的紧急通知》中记者发现，通知中曾提及“在我省120急救系统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未履行职责，造成个别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为此其要求在全省卫生系统开展治理“庸、懒、散”活动，并于同年8月15之前完成督导检查工作。可惜，该治理活动开展仅仅八个月之后，陈立波的母亲就因同样的原因去世。
多头管理的急救系统
为何柳陂镇卫生院和郧县人民医院会拥有不同的急救电话，没有统一调配？
据《方圆》记者了解，目前我国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急救体系，卫生行政部门对急救机构实行“属地化、全行业化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设置审批、登记注册、校验和执业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急救系统组织管理模式各不相同。
这种缺乏统一化的管理，造就了“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医疗机构争抢或争设急救电话，120设置不规范、多点落地、多头管理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急救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为此，2004年卫生部和信息产业部曾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院前急救网络建设及“120”特服号码管理的通知》，指出“120”号码是院前急救唯一特服呼叫号码，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医疗机构不得擅自设置任何其他形式的急救电话。已经设置的，如“96120”、“995”等，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2个月内，由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通信管理局予以关闭，并收回号码资源。
由于该文件的实施，记者初步调查发现，大部分地区在2008年左右完成了整改。唯一比较特殊的是北京模式的120与999并存。999急救机构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主管下的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与120并行存在。并同样开展院前救治服务。由于999是中国红十字会2001年通过信息产业部申请下来的专用急救号码，所以其未被取消，导致“双线报急救”的情况一直存在。直到2011年，北京120、999院前医疗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启动，才避免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而具体至湖北省，柳陂镇卫生院之所以设置单独的急救电话，也并不能算完全违规。“我国的120急救网点只覆盖了县一级，还没有达到乡镇一级。即使是县一级，急救体系建设和能力也存在很大问题。”北京急救中心科教办主任张进军告诉《方圆》记者。
2003年发改委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中，对“县、乡（镇）两级的急救机构之间的功能进行了划分：“县级紧急救援机构一般依托综合力量较强的医疗机构建立，负责服务区域内伤病员的现场急救、转运和医院内医疗救治，向上级医院转诊重症病人，必要时接受所在市紧急救援中心指挥。边远中心乡（镇）卫生院负责服务区域内伤病员的转运。”
显然，柳陂镇卫生院连“转运”的职能也没有做到。
急救车能否自主进行急救
12月15日，在江苏省射阳县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一辆五菱之光面包车在由西向东正常行驶时，被一辆从支路快速行驶的大货车从车厢后部撞上，面包车上一对母子摔出车外十几米远，23岁的母亲当场死亡。
不幸之中的幸运是，车上一名出生仅83天的男婴并未当场死亡，而是被警察送进了射阳县人民医院。据男婴的姨奶奶闻乃玉讲述，由于CT室的医生要求立即转院至盐城市人民医院，其闻听后立即抱着男婴往下跑，然而“医院的楼下停着两辆120急救车，但驾驶员以没有医院出行条不能擅自开走，又因为是周末，没有值班院领导为我们开条子。我在给他们跪了五次后都没人理我，反而将车开到墙角去了。”事件一经曝光，立即引来网络热议，网友纷纷斥责医院囿于条款，缺乏医德。 然而，与该事件中急救车的处理恰恰相反，却同样导致悲剧结局的，还有北京市门头沟区2009年发生的一起案例。穆先生称，2009年7月8日上午7时45分，其老伴韩玉珍突然发病，家人拨打了999。接线人员答复称急救车20分钟内赶到，但上午9时30分，急救车赶到家中，用时近两个小时，致使韩老太失去抢救时机最终不治死亡。
那么急救车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据999急救中心回复法院方面称，急救车赶到韩老太家人告知的地址后，有人在挥手接车，急救车跟随“挥手人”到其家中发现患者并不是韩老太，但这名患者梁某患有急性哮喘、呼吸困难，由于也是急危病症，不及时救治将危及生命，而韩老太的电话无人接听，急救车于是将梁某送到医院后才赶往韩老太家中急救。
为此，韩玉珍家属将999急救中心诉至门头沟法院，要求对方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2万余元。2011年9月，门头沟区法院最终依据死因与救护车迟到的关系鉴定结论，判令急救中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5.6万余元。
这起事件中的一个问题同样值得思考：120急救车是否必须经过一定程序才能派出？急救车的随车司机、医生能否自主决定急救对象？对于急救程序，同样没有法律规定。
据北京市120急救中心西区站点主任彭宏伟介绍：“他们一般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是，如果正在执行任务，就立即通知调度中心重新派一辆车来；如果是正在空车，则一边送往医院，一边通过电话让调度中心打单子。因为按规定，而每辆救护车的使用都的确必须有记录、有病历。”
急救形同打出租：患者到底该不该付费
“我爸爸脑栓塞发作，妈妈叫来120，可急救人员不给抬，后来又打110，来了两个民警才抬下楼，最后120还收费150元……”2012年10月13日，天津市一名大学生在网络发帖投诉急救中心收费不合理及工作人员态度问题。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中，房山区韩村河镇东南章村村民王建生在村口被洪水冲走，亲属寻找两天后，发现了泡在水中已两天的王建生遗体，遗体使用999的救护车被拉走，竟然收费620元，其中收费项目包括出诊费40元、材料费370元、出车费210元。网友称急救车此举有“趁火打劫”之嫌。
收费和态度，一直是普通老百姓对急救120最为不满意的两点。
以天津市此次转运患者路线为例，自河东区华龙道出发至红桥区佳欣里，再到位于鞍山西道的中医一附院，全程23公里。按照天津市物价局有关规定，非急救用车五公里内收费标准15元，每增加一公里加收2.5元，应收取救护车费90元；担架服务费每增加一层收10元，5层是50元，该户居民家一楼是底商，工作人员认为底商比较高，应算作两层，加收了10元，实际收取60元。
对于为何需要出动110才能抬患者下楼，据天津市急救中心回应，当天患者家人拨打了120要求转院服务，因为是非急救任务，车内只有驾驶员和担架工两人，无法将体重近200斤的病人抬下5楼，为了安全起见，才由病人家属拨打110请民警帮助。
而在北京，急救主要费用就是集中在出车公里费、车上吸氧、急救诊治费。最常出现争议的就是出车公里费实行双向收费，即即便是空车返回也要收取费用。于是“收费比打车贵”也是拒绝支付急救费用的常见理由。
那么急救中心的收费用于何处呢？《方圆》记者走访了北京市120急救中心，目前该中心急救经费基本实现全额拨款，据宣传处主任李坚韧介绍，医生的工资表中也不存在提成，象征性的收费是为了避免有限的急救资源被占用和浪费。“如果不收费的话，好多不需要叫救护车都在叫救护车，到时候你根本转不过来。”
急救的国家标准
2003年发改委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的附件《项目建设指导原则和标准》，对各地救援中心设立了一些目标，被媒体称为急救的“国家标准”。但该文件，不具备强制性的法律效力。依据该文件：
在全国市（地）级以上城市，依据城市的人口和救治需求等因素，设立相应规模的紧急救援中心。对已有急救中心的城市，要在现有急救中心基础上，按照紧急救援中心的功能、标准，填平补齐，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救援能力；对没有急救中心的城市，要按照紧急救援中心的功能、标准设置，利用现有医疗机构改扩建，一般不新建。紧急救援中心原则上独立运行，也可依托于实力较强的综合医院。
50万人口（城区人口，下同）以下的城市，建筑面积800平方米，配置救护转运车4辆，其中负压车1辆；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配置救护转运车8辆，其中负压车1辆；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配置救护转运车15辆，其中负压车2辆；200万—400万人口的城市，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配置救护转运车30辆，其中负压车3辆；大于400万人口的城市，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配置救护转运车50辆，其中负压车5辆。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紧急救援中心装备卫星定位系统。
急救网络应合理布局，急救半径应控制在8km以内，保证接到报警后，救护车15分钟内到达患者驻地，并保证回车率小于3%。
然而，这个所谓的“国家标准”目前看来实施仍有难度。即便在急救网络建设已经处于国内前列的北京也达不到。2011年，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曾表示称，到2012年底，北京市急救系统力争实现在10秒内接听电话，2分钟内出车；救护车到达现场时间，中心城区不超过15分钟，郊区不超过20分钟，边远山区不超过30分钟。这与国家标准依旧存在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