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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现阶段经济问题的积极回应，政府已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调控任务的转变对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紧缩政策通常可以同时实现“两个防止”，而“一保一控”则意味着政策制定经常面临“两难冲突”。显然，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不能依赖单向的经济政策，必须发挥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力。
2008年以来，我国经受了国内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放缓等因素的挑战，在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的绩效。但是，在我国加速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影响经济走向的因素不断增多，经济态势的变化趋于频繁，这就要求经济政策按照“相机行事”的原则进行适时调整。考察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新态势及其成因，对于优化经济政策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
宏观经济形势可从四个方面考察：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就此而言，与2007年度甚至2008年初相比，当前我国经济在总体稳定的同时出现了新态势，宏观经济表现出“稳中有变”的特征。
1、物价上涨压力依然显著
2008年5月以来，我国CPI指数出现了逐月回落的态势，政府防止全面性通货膨胀的努力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CPI指数依然在高位运行，2008年上半年的CPI指数为7.9%，如果考虑到国际石油、粮食和钢材等基础性生产要素的价格高企趋势，而国内流动性过剩依然显著、外汇储备剧增趋势明显，则人们对物价走高的预期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
2、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2008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为10.4%，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速依然是令人瞩目的。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企业发展为基础，在国际增速放缓、外贸环境恶化以及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影响下，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的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盈利能力整体下降并出现了局部大面积亏损，2008年上半年GDP增长速度也同比回落1.8%，这种经济增速回落的信号意义显然值得紧密关注。
3、就业市场格局出现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增长的就业引致效应也极其显著。但近期就业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劣势更为突出。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外在压力，在国家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也具有更多依靠智力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可以预期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难度将趋于增强。
4、国际收支格局出现变动
当前，我国依然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但国际收支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从经常项目的角度看，我国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降低，国际贸易顺差显著回落，2008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同比下降了11.8%。从资本项目的角度看，我国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最大流入国，但为了套利、套汇和获取资产型商品的价格差，短期投机性的热钱大量涌入国内，根据估算当前我国的热钱规模约为5000-8000亿美元，热钱大量流入和集中撤退会对物价走高、金融动荡形成潜在挑战。
二、引发我国宏观经济变动的多重因素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稳中有变”的特征，特别是，在通胀压力明显的同时出现了增速放缓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量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趋势，但总量增长并未伴随着结构优化的持续推进，特别是经济体总体上采用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且增长主要是在制造业驱动下依靠工业化加速推进而实现的。这种增长方式在短期可以取得显著绩效，但其隐含的潜在风险值得深思。在外部因素诱发的基础上，粗放型增长内生的风险会集中爆发，这可能是我国出现通胀压力和增速回落并存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经济形势不是单因素引致的，它是源于特定经济增长方式、并由多重因素交汇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1、在投资-出口主导和制造业驱动的增长背景下，产业的非平衡发展就是一个必然选择
由此观察，此次通胀压力主要源于食品或农产品价格上涨，当前我国面临着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原因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农业并没有呈现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适应的发展态势。相反，在城乡收入和社会福利差距明显的背景下，农村中的壮劳力以“农民工”的形式向城市流转，而在产业要素生产率差距明显的背景下，“留守”农村的生产者缺乏持续投资农业的足够动力，且在生产资料购置领域和农产品销售环节，以分散化经营为特征的农户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优势。结果是，农业发展难以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相适应，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正是这种紧张关系的表征。
2、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所拉动的，国内消费需求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度相对较小
2007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约为40%，低于美国70%的水平和印度60%的水平。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果是风险应对能力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企业融资能力弱化，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元贬值又导致出口受阻，投资和出口回落最终导致增速放缓。问题是，内需为何难以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相对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出现了回落趋势，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下降速度更为显著。
3、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此，政府已提出将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强调通过小幅度、持续性的要素价格提升和汇率升值，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调整。从方向上看，要素价格提升和汇率升值有利于企业向高附加值区域逼近，从策略上看，小幅度和持续性升值有利于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缓冲时间。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且石油、粮食、钢材等出现了突发性价格走高，基础性商品价格走高导致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而国际经济和外部需求放缓加剧了我国企业转型的动荡，外部因素打断了我国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时间表”，这显然会增大增速放缓长期化、就业形势严峻化的可能性。
三、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到结构性和周期性调整阶段，而此阶段又与全球经济的调整同步进行，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相交织、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相重叠，结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显著而经济增长放缓的并存。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才能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积极回应，政府已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调控任务的转变对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紧缩政策通常可以同时实现“两个防止”，而“一保一控”则意味着政策制定经常面临“两难冲突”。显然，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不能依赖单向的经济政策，必须发挥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力。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在采用从紧政策以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应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为农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货币当局应通过有限的信贷扩张推动农业发展，促使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同时实现，并降低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拓宽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央行已同意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10%，并定向投放于“三农”、中小企业以及抗震救灾。显然，货币当局的政策调整具有信号意义，政府正试图通过货币政策的差别实施和局部调整，来实现“保增长”与“控物价”两个目标。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在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可按照“分类指导、结构调整”原则提升政策的调控效力。从“保增长”的角度看，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达到3.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GDP增长速度。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的背景下，应通过调高个税起征点、降低或取消利息税、促进以扩大抵扣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增值税转型、适度扩大出口退税政策的适用行业等刺激内部需求、减轻企业压力。从“控物价”的角度看，应建立更为严格和透明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抑制公共支出过快增长而诱发物价持续走高，同时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的直接补贴，通过农产品增产缓解农产品主导型的通货膨胀压力，并加大对低收入地区和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对冲物价上涨对这些地区和人群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差别性的货币政策和多元化的财政政策，有利于“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但这两种政策均具有短期效应，也难以改变经济形势复杂化的内生机制。这意味着：应从深层次的体制因素入手推进发展方式转变，促使经济内生出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必须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逐步形成建基于国内需求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必须改变单纯依靠制造业驱动的工业化模式，逐步形成三次产业协调拉动的增长方式。为此，应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完善，缩小城乡、地区和行业收入差距，改善住房、教育、医疗等重要民生物品的供给机制，为城乡居民提供更为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针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投资，缩减农业和非农产业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提高国内需求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贡献度，提升劳动力素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增强农业产业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适应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在实质化解通胀压力显著与经济增速回落的并存格局，从而构成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
2008年以来，我国经受了国内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放缓等因素的挑战，在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的绩效。但是，在我国加速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影响经济走向的因素不断增多，经济态势的变化趋于频繁，这就要求经济政策按照“相机行事”的原则进行适时调整。考察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新态势及其成因，对于优化经济政策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
宏观经济形势可从四个方面考察：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就此而言，与2007年度甚至2008年初相比，当前我国经济在总体稳定的同时出现了新态势，宏观经济表现出“稳中有变”的特征。
1、物价上涨压力依然显著
2008年5月以来，我国CPI指数出现了逐月回落的态势，政府防止全面性通货膨胀的努力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CPI指数依然在高位运行，2008年上半年的CPI指数为7.9%，如果考虑到国际石油、粮食和钢材等基础性生产要素的价格高企趋势，而国内流动性过剩依然显著、外汇储备剧增趋势明显，则人们对物价走高的预期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
2、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2008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为10.4%，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速依然是令人瞩目的。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企业发展为基础，在国际增速放缓、外贸环境恶化以及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影响下，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的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盈利能力整体下降并出现了局部大面积亏损，2008年上半年GDP增长速度也同比回落1.8%，这种经济增速回落的信号意义显然值得紧密关注。
3、就业市场格局出现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增长的就业引致效应也极其显著。但近期就业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劣势更为突出。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外在压力，在国家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也具有更多依靠智力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可以预期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难度将趋于增强。
4、国际收支格局出现变动
当前，我国依然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但国际收支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从经常项目的角度看，我国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降低，国际贸易顺差显著回落，2008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同比下降了11.8%。从资本项目的角度看，我国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最大流入国，但为了套利、套汇和获取资产型商品的价格差，短期投机性的热钱大量涌入国内，根据估算当前我国的热钱规模约为5000-8000亿美元，热钱大量流入和集中撤退会对物价走高、金融动荡形成潜在挑战。
二、引发我国宏观经济变动的多重因素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稳中有变”的特征，特别是，在通胀压力明显的同时出现了增速放缓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量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趋势，但总量增长并未伴随着结构优化的持续推进，特别是经济体总体上采用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且增长主要是在制造业驱动下依靠工业化加速推进而实现的。这种增长方式在短期可以取得显著绩效，但其隐含的潜在风险值得深思。在外部因素诱发的基础上，粗放型增长内生的风险会集中爆发，这可能是我国出现通胀压力和增速回落并存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经济形势不是单因素引致的，它是源于特定经济增长方式、并由多重因素交汇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1、在投资-出口主导和制造业驱动的增长背景下，产业的非平衡发展就是一个必然选择
由此观察，此次通胀压力主要源于食品或农产品价格上涨，当前我国面临着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原因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农业并没有呈现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适应的发展态势。相反，在城乡收入和社会福利差距明显的背景下，农村中的壮劳力以“农民工”的形式向城市流转，而在产业要素生产率差距明显的背景下，“留守”农村的生产者缺乏持续投资农业的足够动力，且在生产资料购置领域和农产品销售环节，以分散化经营为特征的农户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优势。结果是，农业发展难以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相适应，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正是这种紧张关系的表征。
2、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所拉动的，国内消费需求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度相对较小
2007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约为40%，低于美国70%的水平和印度60%的水平。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果是风险应对能力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企业融资能力弱化，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元贬值又导致出口受阻，投资和出口回落最终导致增速放缓。问题是，内需为何难以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相对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出现了回落趋势，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下降速度更为显著。
3、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此，政府已提出将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强调通过小幅度、持续性的要素价格提升和汇率升值，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调整。从方向上看，要素价格提升和汇率升值有利于企业向高附加值区域逼近，从策略上看，小幅度和持续性升值有利于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缓冲时间。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且石油、粮食、钢材等出现了突发性价格走高，基础性商品价格走高导致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而国际经济和外部需求放缓加剧了我国企业转型的动荡，外部因素打断了我国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时间表”，这显然会增大增速放缓长期化、就业形势严峻化的可能性。
三、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到结构性和周期性调整阶段，而此阶段又与全球经济的调整同步进行，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相交织、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相重叠，结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显著而经济增长放缓的并存。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才能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积极回应，政府已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调控任务的转变对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紧缩政策通常可以同时实现“两个防止”，而“一保一控”则意味着政策制定经常面临“两难冲突”。显然，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不能依赖单向的经济政策，必须发挥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力。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在采用从紧政策以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应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为农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货币当局应通过有限的信贷扩张推动农业发展，促使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同时实现，并降低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拓宽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央行已同意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10%，并定向投放于“三农”、中小企业以及抗震救灾。显然，货币当局的政策调整具有信号意义，政府正试图通过货币政策的差别实施和局部调整，来实现“保增长”与“控物价”两个目标。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在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可按照“分类指导、结构调整”原则提升政策的调控效力。从“保增长”的角度看，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达到3.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GDP增长速度。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的背景下，应通过调高个税起征点、降低或取消利息税、促进以扩大抵扣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增值税转型、适度扩大出口退税政策的适用行业等刺激内部需求、减轻企业压力。从“控物价”的角度看，应建立更为严格和透明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抑制公共支出过快增长而诱发物价持续走高，同时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的直接补贴，通过农产品增产缓解农产品主导型的通货膨胀压力，并加大对低收入地区和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对冲物价上涨对这些地区和人群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差别性的货币政策和多元化的财政政策，有利于“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但这两种政策均具有短期效应，也难以改变经济形势复杂化的内生机制。这意味着：应从深层次的体制因素入手推进发展方式转变，促使经济内生出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必须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逐步形成建基于国内需求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必须改变单纯依靠制造业驱动的工业化模式，逐步形成三次产业协调拉动的增长方式。为此，应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完善，缩小城乡、地区和行业收入差距，改善住房、教育、医疗等重要民生物品的供给机制，为城乡居民提供更为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针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投资，缩减农业和非农产业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提高国内需求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贡献度，提升劳动力素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增强农业产业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适应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在实质化解通胀压力显著与经济增速回落的并存格局，从而构成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