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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来，偶然一瞥窗外，惊喜地发现下过雪了！昨夜的雪还真不小，地上、屋檐上、屋顶上都积了不薄的白雪，远望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更是白茫茫的一片。今天，2015年12月27日，恰逢恩师童庆炳先生80诞辰，我突然意识到，这洁白的、圣洁的雪，不正是天与地联手奉献给先生的最美贺礼么？先生生前特喜白色，重要场合总会身着白衬衣，那该是他平生追求至纯至美至善的形象写照啊！
在纪念童庆炳先生80华诞之际，来探讨这位成就卓著和享有盛誉的文艺理论家的学术思想并见证《童庆炳文集》发行，感慨很多，想说的话多到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的学术思想及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限于时间和个人学力，我在这里还是就谈谈他为人中的一些小事吧。在我看来，童先生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学界领军人物的非凡成就，同他一生在心上的修为，即品德或德行的持久涵濡，是密不可分的。我想到的是下面六个字。
敬
敬，敬重，敬爱。对师长，敬重。童先生对自己的业师、北师大文艺学学科开拓者黄药眠先生，也即我的博士生导师（童先生则是副导师），总是敬重有加。那时的黄先生已是耄耋之年，身体状况不够好。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童先生都细心周到地安排人力多方照顾。我们头两届博士生就曾轮流去北京友谊医院陪床照顾，既让我们尽了作为弟子的责任，又给我们增加了在导师身边耳濡目染的良机。在黄先生去世后，如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之际，童先生都筹办学术研讨会，安排我们众弟子写论文，还自己写论文研究和宣传黄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特别是提出黄先生在“反右”前夕阐明的“审美在于评价”的主张堪称“美学大讨论”中的“第一学派”这一观点。而与此同时，童先生对他自己在黄先生去世后所做的非凡贡献却只字不提。这样的敬师、爱师之情可以想见。可以说，没有黄药眠先生，就没有中国高校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同期获批的另一个博士点在蔡仪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而没有童庆炳先生，就没有这个博士点的再度辉煌和学科影响力的全面提升。这两位先生一前一后携手开创这个学科点的两段辉煌伟业，共同竖立起中国文艺学界的“黄童学派”这株双叶树。开创“黄童学派”，应当是黄、童二老联手给予中国文艺学界的一份独一无二的宝贵贡献。我期待，它会继续指引、照亮我们的未来道路。因为，我们，你们和我，也就是在座的出自这个学科点的学友们，无论我们之间多么不同，也无论你如何出众，也都不过是这株根深叶茂的双叶树上的一枚叶片而已。
让
让，让贤、礼让、辞让。对同辈以及同辈中的年长者，主动礼让和关心。童先生在大约1985年就以出色业绩评上正教授，本可顺理成章地紧接着向国务院学位办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而且教研室当时除了黄先生以外就再也没有教授和博导了。但童先生当时并没有立即申报这本该申报的博导。我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没问过，也从未听他提起。多年后才偶然得知原委：那时教研室有位名叫钟子翱的先生（也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副导师），论年龄和资历都比童先生要早，还是黄先生自己带出来的弟子，曾在上世纪50年代就编撰出版过《文艺学概论》。但由于他评上副教授后就少有成果发表，几次评教授都没成。童先生正是考虑到他的内心感受，才没申报的。尽管那位先生已在1986年因患癌症去世，但谁能想到童先生的博导资格事就因此而拖延下来，不巧在1989年与1990年之交遭遇阻碍，直到1993年才正式评上。这个时间距离他评上正教授的时间竟然已过去8年。或许人们事后会说，童先生当时就该及时申报，那样的话北师大文艺学博士点在黄先生病逝后就不会陷入多年时间没有自己的博导的空前危机了。但那毕竟是后话。童先生总会按自己的为人风范行事的：把德行放在先于个人利益的地位，奉行的是以德服人、德行天下的准则。
宽
宽，宽厚、宽容、容纳、容让、包容。派我出国、提拔我做副主编、帮助我破格提教授、支持我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等，都是童先生宽厚之心的体现。以宽厚或宽容之心对待学生、从不嫉妒其成绩，正是他一贯的品格。1995年6月30日，由广西师范大学梁潮教授主编的民间集刊《东方丛刊》杂志评选出“第一届东方丛刊诗学奖”，结果出人意料：我的论文被列为一等奖，而比童先生还年长的刘纲纪先生的论文和蒋孔阳先生（已故）的论文分列二等奖，两位年轻教师叶舒宪和李继凯合写的论文和童先生自己的论文则分列三等奖。而且，这三级奖项的奖金分别为两万元、一万元和五千元。这份奖金数额在当时与无论政府奖项还是其他民间奖项相比，都是很高的了。我不知这个奖究竟是如何评出来的，但这样的结果实在太让我吃惊和不敢当，令我惶恐不安！但后来我听几位校领导说，童先生在向他们推荐我时，曾不止一次主动提起这件事，并说他从来就不仅不嫉妒学生获得荣誉，而且希望他们取得超过自己的成就。我固然知道自己的斤两，但更深深地懂得，这是童先生的宽厚胸怀和对我的莫大鼓励和鞭策。
扶
扶，扶持、扶助或扶掖后学。做童先生领导的团队的一员，是一种福分。他会把团队中每个人的发展、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核心利益都逐一放在心上，并且经过周密有序的运筹帷幄和精心协调而逐步地或多渠道地予以解决。1994年，程正民老师、齐大卫老师和我三人都在同一年解决了正高职称，分别走的是正常晋升、提退和破格的路径，这在当时中文系绝对是一个令其他学科点教师们好生羡慕的奇迹。随后，在我于1997至2003年担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期间，陆续引进或选留曹卫东副研究员、赵勇副教授等年轻教师以充实力量。到2004年，我虽已担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但还兼任文学院副院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工作，童先生早就谋划解决曹卫东老师的正高职称，并就如何做文学院的相关工作作了周到细致的布置（因各学科点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还有一批50年代出生的老副教授急需解决正高职称）。我由于那时同时是院级和校级职称评委，被童先生托付了镇守这两关的任务。由于准备细密，各方工作到位，曹卫东老师一举顺利晋升教授，而童先生心里也已开始谋划来年解决赵勇副教授的晋升问题了。不过，到2006年夏天，我已调到教务处，没再兼任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工作，突然接到童先生电话，急切地说赵勇老师在文学院评教授投票时出现意外，没能上，他决心挽回局势，命我赶紧找钟秉林校长做工作。我本来知道钟校长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没两天，还在医院静养，一般事情不敢冒失去打搅。但童先生有令，加之又是赵勇老师的晋升大事，于是毫不迟疑地赶紧办。钟校长在电话那头虽有些虚弱地但却耐心地接听我的陈述，并详细询问赵勇的相关情况。由于赵勇老师当年留校工作的具体手续是我经办，又彼此是同事，对他的成绩很了解，就尽力作了介绍，并表示自己愿力荐他。好心的钟校长耐心听完后，当即表态会尽快想办法解决，让我转告童先生放心。我又赶紧给童先生打电话汇报，还主动跟童先生说，等到进入学校终评时，我会站出来说话。由于童先生带领大家多方协力做工作，终于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之势把赵勇老师“扶”上了教授岗位。这件事让我看到童先生对团队成员的一往情深的爱以及解决其晋升问题的雄才大略。人们总是议论说，童先生带领的团队为什么总有人才及其成果出来？我想，正是由于它总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正来自童先生不拘一格的悉心扶持之神力！ 其实，这种团队凝聚力除了出于童先生个人的仁厚品格外，同时也应出于他作为领军人物的韬略：他培养和提拔你以及你们，他的学术团队就有了人才并且人才济济，从而也就有了众多学术成果;而有了众多学术人才及其成果，他的学术团队也就因此而壮大起来，可以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直到取得独步天下的卓越成就。而在这种成功的学术韬略后面运行的，正是他那颗对团队成员的扶持之心。
提
提，提携晚辈或后进。不仅对自己的弟子是这样，而且对其他年轻人也是尽力提携。我在去年六月的怀念文章《我一生的“人师”走了》里，曾提及童先生对我本人以及我中学时代一位老师的大力提携。1990年，当童先生为组织《文学理论教程》编写组而让我推荐人选时，我推荐了自己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当时还在安庆师范学院且在学界还没啥名气的顾祖钊副教授。童先生不仅慨然吸纳他，而且还把他的独家观点吸收进教材体系中，进而请他来身边做访问学者，资助他出版后来据此提拔正教授的第一部专著《艺术至境论》。另外，还在全国性学术会上推荐他的观点。这些在当时还一再引起本学科点内外一些人的不解、不满或质疑，但童先生依然故我地长期给予顾祖钊老师以始终如一的支持和关切。这堪称文艺学界十分难得的一段佳话。现在想说的则是一件我从未说过的人们都不知道的小事。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外地参加一个美学研讨会，与童先生同乘火车，巧遇一家高级别学术期刊负责人。该负责人趁便向童先生询问某位外地青年学者水平如何，因为该学者有篇稿子投去，迫切希望发表。巧合的是，之前童先生与我正巧聊到过那位青年学者，童先生曾告诫说那人的优点是思维活跃，但学理不够严谨。我本以为他也会同样回答，但他却是毫不迟疑地以毫不含糊的语气说：他人不错，很勤奋，写文章有自己的看法。那位负责人听后就放心了，当即表示会采用那篇稿件。我不知那位年轻人后来是否知道童先生当年的提携之恩，但我在当时确实曾惊异于童先生的私底下观点与公开谈话时的不一致。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童先生已身居高位，他的话既会有极大的推动力，也会有剧烈的杀伤力，弄不好就会影响晚辈的利益。童先生的做法总是，对任何晚辈都会以宽容和关照的态度去尽力玉成，特别是在事关其核心利益的紧要关头。他总是把严格要求放在平时而把全力提携放到他们急需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多弟子总是如此热爱和缅怀童先生。我想，这可能正是秘密之一。
战
战，战斗、战略。童先生是学术界的一名战士、战斗者，而且还是一位学术战略家。他不仅有着永不服输的精神、意志和毅力，更有着战略家的文韬武略。他越是在逆境中，越能激发起战斗豪情和战而胜之之周密韬略。这里尤其突出的是我此前曾提及的由他自己归纳的让学科点步出逆境、转危为安的“四大战役”：一为1986— 1992年完成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中西比较文论研究”，出版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西比较诗学著作《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二为1990— 1994年完成国家社科“85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出版“心理美学丛书”14种;三为1994年间与云南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文体学丛书”5种和“文艺新视角丛书”5种;四为1990—1997年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合作出版高校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和《文学理论要略》。当经历这些战役后，我们学科点情况有了改观，逐渐重新赢得学界的尊重，例如得到来自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及作家王蒙先生等的肯定，但就缺来自高层的正式认可了。
一次关键的机会终于到来：2000年，教育部决定依托二级学科点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00所。凡获批的基地，将在全国高校该二级学科点中具有最高的或执牛耳的地位！童先生决定申办全国高校文艺学学科点里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于是在学校支持和批准下成立了新的科研机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正是在中心主任童先生谋划和指挥下，我作为中心副主任成天领着我的几位研究生，如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陈太胜、童先生与我联合指导的博士生陈雪虎以及硕士生何浩和李玥等，在当时中文系所在科技楼一层办公室（貌似地下室）里，加班加点地奋战，数月间承担了空前细致而繁琐的申报及填表工作。童先生自己也常不辞辛劳地前来指导和协调，给我们鼓劲，甚至同我们一道字斟句酌。其间，曾由于竞争激烈和对上面政策缺乏了解，填表工作走了不少弯路，表格填了又填、论证改了又改，多少次推倒重来。等填完表后，我才发现自己体重一下子增加了好几斤。这都是因连续加班填表而吃盒饭闹的（因我当过知青，不敢浪费粮食，盒饭里有多少吃的都不愿剩下，于是只能听凭自己长胖），搞得自此好长一段时间对盒饭起了生理反感。但那时，从童先生到团队每个人员及研究生志愿者，就是有一股子气，要一往无前地去战斗并夺取胜利。历经几月甘苦而换来的结果是圆满的：该中心终获教育部批准成为其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至于随后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获批，似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我们学科点在童先生指挥下打了漂亮的翻身仗，彻底走出过去十多年间的阴霾！童先生正是通过领导这些“战役”，率领学科点不仅平安步出困境，而且攀登到连黄药眠时代也未曾抵达的新高度：先后获准列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国家级重点学科。
童先生的战斗者及战略家品格表明，在竞争激烈的学术“战”场上，光有仁厚等品格是远远不够的。保护和践行仁厚品格的最好办法，与其说是洁身自好或孤芳自赏，不如说是本着学术为本的精神，带领团队去不停顿地开展学术战役，从事以学术创新为目标的“攻坚战”。也只有学术上去了，学界才会最终承认你和你的团队。
上面只是谈到了童先生一生为人的点点滴滴，合起来也就是敬、让、宽、扶、提、战这六方面的事。我知道，童先生是一位内心仁厚而又富于韬略的文艺理论家，他的德行远非此六字可以概括尽。但从这六个字，我们又毕竟可以约略窥见这位文艺理论家的一颗以德为先、仁厚与韬略兼备的博大心灵。他之所以能在全国学界赢得尊重，为人爱戴，恐怕可以由此而获得一种理解。
最后，对这位以德为先、德行天下的文艺理论家，我们该怎样去怀念、崇敬和学习？此刻，我不禁想到王阳明的话：“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童先生的成就并非仅仅出于其“气魄极大”，而是根本上来自于“在心上用功”。“气魄”是“枝叶”，“心”才是“根本”。学习童先生、传承他的事业，要紧的不是去倒着师法其“枝叶”（“气魄”），而是要“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即“在心上用功”，这就是作为个体的“心”的自觉涵养。重要的是自觉涵养自己的心灵或心性。我想，这可能正是童先生所期待于我辈的。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黄蜀红
在纪念童庆炳先生80华诞之际，来探讨这位成就卓著和享有盛誉的文艺理论家的学术思想并见证《童庆炳文集》发行，感慨很多，想说的话多到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的学术思想及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限于时间和个人学力，我在这里还是就谈谈他为人中的一些小事吧。在我看来，童先生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学界领军人物的非凡成就，同他一生在心上的修为，即品德或德行的持久涵濡，是密不可分的。我想到的是下面六个字。
敬
敬，敬重，敬爱。对师长，敬重。童先生对自己的业师、北师大文艺学学科开拓者黄药眠先生，也即我的博士生导师（童先生则是副导师），总是敬重有加。那时的黄先生已是耄耋之年，身体状况不够好。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童先生都细心周到地安排人力多方照顾。我们头两届博士生就曾轮流去北京友谊医院陪床照顾，既让我们尽了作为弟子的责任，又给我们增加了在导师身边耳濡目染的良机。在黄先生去世后，如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之际，童先生都筹办学术研讨会，安排我们众弟子写论文，还自己写论文研究和宣传黄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特别是提出黄先生在“反右”前夕阐明的“审美在于评价”的主张堪称“美学大讨论”中的“第一学派”这一观点。而与此同时，童先生对他自己在黄先生去世后所做的非凡贡献却只字不提。这样的敬师、爱师之情可以想见。可以说，没有黄药眠先生，就没有中国高校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同期获批的另一个博士点在蔡仪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而没有童庆炳先生，就没有这个博士点的再度辉煌和学科影响力的全面提升。这两位先生一前一后携手开创这个学科点的两段辉煌伟业，共同竖立起中国文艺学界的“黄童学派”这株双叶树。开创“黄童学派”，应当是黄、童二老联手给予中国文艺学界的一份独一无二的宝贵贡献。我期待，它会继续指引、照亮我们的未来道路。因为，我们，你们和我，也就是在座的出自这个学科点的学友们，无论我们之间多么不同，也无论你如何出众，也都不过是这株根深叶茂的双叶树上的一枚叶片而已。
让
让，让贤、礼让、辞让。对同辈以及同辈中的年长者，主动礼让和关心。童先生在大约1985年就以出色业绩评上正教授，本可顺理成章地紧接着向国务院学位办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而且教研室当时除了黄先生以外就再也没有教授和博导了。但童先生当时并没有立即申报这本该申报的博导。我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没问过，也从未听他提起。多年后才偶然得知原委：那时教研室有位名叫钟子翱的先生（也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副导师），论年龄和资历都比童先生要早，还是黄先生自己带出来的弟子，曾在上世纪50年代就编撰出版过《文艺学概论》。但由于他评上副教授后就少有成果发表，几次评教授都没成。童先生正是考虑到他的内心感受，才没申报的。尽管那位先生已在1986年因患癌症去世，但谁能想到童先生的博导资格事就因此而拖延下来，不巧在1989年与1990年之交遭遇阻碍，直到1993年才正式评上。这个时间距离他评上正教授的时间竟然已过去8年。或许人们事后会说，童先生当时就该及时申报，那样的话北师大文艺学博士点在黄先生病逝后就不会陷入多年时间没有自己的博导的空前危机了。但那毕竟是后话。童先生总会按自己的为人风范行事的：把德行放在先于个人利益的地位，奉行的是以德服人、德行天下的准则。
宽
宽，宽厚、宽容、容纳、容让、包容。派我出国、提拔我做副主编、帮助我破格提教授、支持我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等，都是童先生宽厚之心的体现。以宽厚或宽容之心对待学生、从不嫉妒其成绩，正是他一贯的品格。1995年6月30日，由广西师范大学梁潮教授主编的民间集刊《东方丛刊》杂志评选出“第一届东方丛刊诗学奖”，结果出人意料：我的论文被列为一等奖，而比童先生还年长的刘纲纪先生的论文和蒋孔阳先生（已故）的论文分列二等奖，两位年轻教师叶舒宪和李继凯合写的论文和童先生自己的论文则分列三等奖。而且，这三级奖项的奖金分别为两万元、一万元和五千元。这份奖金数额在当时与无论政府奖项还是其他民间奖项相比，都是很高的了。我不知这个奖究竟是如何评出来的，但这样的结果实在太让我吃惊和不敢当，令我惶恐不安！但后来我听几位校领导说，童先生在向他们推荐我时，曾不止一次主动提起这件事，并说他从来就不仅不嫉妒学生获得荣誉，而且希望他们取得超过自己的成就。我固然知道自己的斤两，但更深深地懂得，这是童先生的宽厚胸怀和对我的莫大鼓励和鞭策。
扶
扶，扶持、扶助或扶掖后学。做童先生领导的团队的一员，是一种福分。他会把团队中每个人的发展、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核心利益都逐一放在心上，并且经过周密有序的运筹帷幄和精心协调而逐步地或多渠道地予以解决。1994年，程正民老师、齐大卫老师和我三人都在同一年解决了正高职称，分别走的是正常晋升、提退和破格的路径，这在当时中文系绝对是一个令其他学科点教师们好生羡慕的奇迹。随后，在我于1997至2003年担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期间，陆续引进或选留曹卫东副研究员、赵勇副教授等年轻教师以充实力量。到2004年，我虽已担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但还兼任文学院副院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工作，童先生早就谋划解决曹卫东老师的正高职称，并就如何做文学院的相关工作作了周到细致的布置（因各学科点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还有一批50年代出生的老副教授急需解决正高职称）。我由于那时同时是院级和校级职称评委，被童先生托付了镇守这两关的任务。由于准备细密，各方工作到位，曹卫东老师一举顺利晋升教授，而童先生心里也已开始谋划来年解决赵勇副教授的晋升问题了。不过，到2006年夏天，我已调到教务处，没再兼任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工作，突然接到童先生电话，急切地说赵勇老师在文学院评教授投票时出现意外，没能上，他决心挽回局势，命我赶紧找钟秉林校长做工作。我本来知道钟校长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没两天，还在医院静养，一般事情不敢冒失去打搅。但童先生有令，加之又是赵勇老师的晋升大事，于是毫不迟疑地赶紧办。钟校长在电话那头虽有些虚弱地但却耐心地接听我的陈述，并详细询问赵勇的相关情况。由于赵勇老师当年留校工作的具体手续是我经办，又彼此是同事，对他的成绩很了解，就尽力作了介绍，并表示自己愿力荐他。好心的钟校长耐心听完后，当即表态会尽快想办法解决，让我转告童先生放心。我又赶紧给童先生打电话汇报，还主动跟童先生说，等到进入学校终评时，我会站出来说话。由于童先生带领大家多方协力做工作，终于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之势把赵勇老师“扶”上了教授岗位。这件事让我看到童先生对团队成员的一往情深的爱以及解决其晋升问题的雄才大略。人们总是议论说，童先生带领的团队为什么总有人才及其成果出来？我想，正是由于它总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正来自童先生不拘一格的悉心扶持之神力！ 其实，这种团队凝聚力除了出于童先生个人的仁厚品格外，同时也应出于他作为领军人物的韬略：他培养和提拔你以及你们，他的学术团队就有了人才并且人才济济，从而也就有了众多学术成果;而有了众多学术人才及其成果，他的学术团队也就因此而壮大起来，可以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直到取得独步天下的卓越成就。而在这种成功的学术韬略后面运行的，正是他那颗对团队成员的扶持之心。
提
提，提携晚辈或后进。不仅对自己的弟子是这样，而且对其他年轻人也是尽力提携。我在去年六月的怀念文章《我一生的“人师”走了》里，曾提及童先生对我本人以及我中学时代一位老师的大力提携。1990年，当童先生为组织《文学理论教程》编写组而让我推荐人选时，我推荐了自己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当时还在安庆师范学院且在学界还没啥名气的顾祖钊副教授。童先生不仅慨然吸纳他，而且还把他的独家观点吸收进教材体系中，进而请他来身边做访问学者，资助他出版后来据此提拔正教授的第一部专著《艺术至境论》。另外，还在全国性学术会上推荐他的观点。这些在当时还一再引起本学科点内外一些人的不解、不满或质疑，但童先生依然故我地长期给予顾祖钊老师以始终如一的支持和关切。这堪称文艺学界十分难得的一段佳话。现在想说的则是一件我从未说过的人们都不知道的小事。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外地参加一个美学研讨会，与童先生同乘火车，巧遇一家高级别学术期刊负责人。该负责人趁便向童先生询问某位外地青年学者水平如何，因为该学者有篇稿子投去，迫切希望发表。巧合的是，之前童先生与我正巧聊到过那位青年学者，童先生曾告诫说那人的优点是思维活跃，但学理不够严谨。我本以为他也会同样回答，但他却是毫不迟疑地以毫不含糊的语气说：他人不错，很勤奋，写文章有自己的看法。那位负责人听后就放心了，当即表示会采用那篇稿件。我不知那位年轻人后来是否知道童先生当年的提携之恩，但我在当时确实曾惊异于童先生的私底下观点与公开谈话时的不一致。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童先生已身居高位，他的话既会有极大的推动力，也会有剧烈的杀伤力，弄不好就会影响晚辈的利益。童先生的做法总是，对任何晚辈都会以宽容和关照的态度去尽力玉成，特别是在事关其核心利益的紧要关头。他总是把严格要求放在平时而把全力提携放到他们急需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多弟子总是如此热爱和缅怀童先生。我想，这可能正是秘密之一。
战
战，战斗、战略。童先生是学术界的一名战士、战斗者，而且还是一位学术战略家。他不仅有着永不服输的精神、意志和毅力，更有着战略家的文韬武略。他越是在逆境中，越能激发起战斗豪情和战而胜之之周密韬略。这里尤其突出的是我此前曾提及的由他自己归纳的让学科点步出逆境、转危为安的“四大战役”：一为1986— 1992年完成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中西比较文论研究”，出版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西比较诗学著作《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二为1990— 1994年完成国家社科“85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出版“心理美学丛书”14种;三为1994年间与云南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文体学丛书”5种和“文艺新视角丛书”5种;四为1990—1997年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合作出版高校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和《文学理论要略》。当经历这些战役后，我们学科点情况有了改观，逐渐重新赢得学界的尊重，例如得到来自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及作家王蒙先生等的肯定，但就缺来自高层的正式认可了。
一次关键的机会终于到来：2000年，教育部决定依托二级学科点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00所。凡获批的基地，将在全国高校该二级学科点中具有最高的或执牛耳的地位！童先生决定申办全国高校文艺学学科点里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于是在学校支持和批准下成立了新的科研机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正是在中心主任童先生谋划和指挥下，我作为中心副主任成天领着我的几位研究生，如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陈太胜、童先生与我联合指导的博士生陈雪虎以及硕士生何浩和李玥等，在当时中文系所在科技楼一层办公室（貌似地下室）里，加班加点地奋战，数月间承担了空前细致而繁琐的申报及填表工作。童先生自己也常不辞辛劳地前来指导和协调，给我们鼓劲，甚至同我们一道字斟句酌。其间，曾由于竞争激烈和对上面政策缺乏了解，填表工作走了不少弯路，表格填了又填、论证改了又改，多少次推倒重来。等填完表后，我才发现自己体重一下子增加了好几斤。这都是因连续加班填表而吃盒饭闹的（因我当过知青，不敢浪费粮食，盒饭里有多少吃的都不愿剩下，于是只能听凭自己长胖），搞得自此好长一段时间对盒饭起了生理反感。但那时，从童先生到团队每个人员及研究生志愿者，就是有一股子气，要一往无前地去战斗并夺取胜利。历经几月甘苦而换来的结果是圆满的：该中心终获教育部批准成为其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至于随后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获批，似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我们学科点在童先生指挥下打了漂亮的翻身仗，彻底走出过去十多年间的阴霾！童先生正是通过领导这些“战役”，率领学科点不仅平安步出困境，而且攀登到连黄药眠时代也未曾抵达的新高度：先后获准列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国家级重点学科。
童先生的战斗者及战略家品格表明，在竞争激烈的学术“战”场上，光有仁厚等品格是远远不够的。保护和践行仁厚品格的最好办法，与其说是洁身自好或孤芳自赏，不如说是本着学术为本的精神，带领团队去不停顿地开展学术战役，从事以学术创新为目标的“攻坚战”。也只有学术上去了，学界才会最终承认你和你的团队。
上面只是谈到了童先生一生为人的点点滴滴，合起来也就是敬、让、宽、扶、提、战这六方面的事。我知道，童先生是一位内心仁厚而又富于韬略的文艺理论家，他的德行远非此六字可以概括尽。但从这六个字，我们又毕竟可以约略窥见这位文艺理论家的一颗以德为先、仁厚与韬略兼备的博大心灵。他之所以能在全国学界赢得尊重，为人爱戴，恐怕可以由此而获得一种理解。
最后，对这位以德为先、德行天下的文艺理论家，我们该怎样去怀念、崇敬和学习？此刻，我不禁想到王阳明的话：“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童先生的成就并非仅仅出于其“气魄极大”，而是根本上来自于“在心上用功”。“气魄”是“枝叶”，“心”才是“根本”。学习童先生、传承他的事业，要紧的不是去倒着师法其“枝叶”（“气魄”），而是要“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即“在心上用功”，这就是作为个体的“心”的自觉涵养。重要的是自觉涵养自己的心灵或心性。我想，这可能正是童先生所期待于我辈的。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黄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