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6日，北京，下午一点已过，奥伦.申卡尔（Oren Shenkar）还没有吃午饭，他仍在给围观咨询的人们讲解“全球第一款非液体、非硅胶乳房植入体”。
　　奥伦.申卡尔是一家名为Implife研发丰胸填充物企业的金融法律顾问。和其余130余家来华参加首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的以色列企业一样，他希望找到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使产品能在未来顺利打入中国市场。
　　以色列迦南基金合伙人埃胡德.维利（Ehud Levy）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市场近几年来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尤其是近两年市场对于高科技的兴趣骤增。随之而来的是，中以企业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从技术合作到资本合作
　　2006年，方正集团与以色列Amitec公司合资组建珠海越亚封装基板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致力于为全球半导体行业客户提供创新型互联与IC封装基板技术解决方案。彼时，中以企业在科技创新上的合作还寥寥无几。
　　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欲晓至今还记得当时以色列合作伙伴抛出的问题：“中国有真正的高新技术吗？”
　　当时以色列企业来华合作的模式与今天截然不同，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制造能力。
　　“早期，以色列投入技术到中国，中国则投入低成本的劳动力实现量产。”刘欲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仅仅十年后，今天，方正集团与以色列企业之间的合作已从十年前纯粹的技术转移、转让合作发展到现在已经变成了资本合作和投资合作。
　　2015年，在方正集团与以色列Amitec公司合作的第十年，由方正科技、铧盈投资以及这两者共同出资成立的华金方正三家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专门投资以色列基金的珠海华金方正以色列科技创业投资基金。
　　长期以来，以色列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与外国资本的注入关系密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欧美经济疲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却在稳定增长。中以合作的方式也随之悄然生变。中国的资本，开始成为中以合作的关键词。
　　2013年5月，复星医药集团斥资2.4亿美元收购了高端皮肤护理产品制造商Alma Lasers，这成为中国企业在以色列的首笔重大科技并购交易。
　　一组数据可以反映这一变化：据以色列风投研究中心IVC统计，2015年，中国对以色列初创企业的投资达 4.67 亿美元，较2014年的 3.02 亿美元增长 54%。同时，根据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报告，2015年，以色列创投募集资金总额达 15.2 亿美元，较 2014年 的 12 亿美元有大幅增长，这主要也得益于中国资金的贡献。
　　“六年前我就开始关注中国市场，每隔2～3个月就会到中国出差。”埃胡德.维利说，“联想是以色列迦南基金在中国最早的合作伙伴，现在TCL集团也是以色列迦南基金的投资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帮TCL投资以色列的创新项目。”
　　对以色列企业来说，另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中国元素，是其巨大的市场。技术 资本 全球最大的市场，中以合作被创投领域视为经典的“互补组合”。

　　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上，在企业与企业对接的分会场，以色列企业 EZfac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拉米.欧尔佩兹（ Rami Orpaz ）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口红和眼影。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展示了一款可以帮助女性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彩妆的手机应用。下载该应用后，用户只需要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扫描化妆品上的条形码，屏幕上就会显示用户使用化妆品的效果图。
　　“中国正在崛起的化妆品消费市场潜力十分巨大。我希望来中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通过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把这个应用程序推广到广大中国女性中去。”他说。
　　欧尔佩兹对中国电商网站兴趣浓厚。采访过程中，他不忘询问本刊记者：“你的手机上面有淘宝的软件吗？可以把口红销售产品的淘宝销售界面截图发到我的邮箱吗？”
　　制度环境的差异
　　对于双赢合作，中以双方政府也颇为积极。
　　2015年1月29日，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利伯曼在会上共同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明确了未来三年的重点任务和方向，同时也为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以下简称：中以常州创新园）揭牌，标志着中以两国政府第一个创新合作示范区正式启动建设。
　　这一园区的探索获得了双方优势资源的支持。
　　以卫生领域为例。据以色列对外投资与产业合作处报告，以色列在医疗器械上的专利排名全球第一。为了引进以色列在这一领域的优势技术，中以常州创新园提供了各方面的配套措施。
　　“例如，在医疗器械领域，因为园区是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常州市政府共建的，因此在医械产品注册的渠道上园区相对顺畅，省去了很多外方企业的时间成本。同时，為了构建医疗领域的闭环生态圈，园区还提供了非常完善的医械企业配套服务。”中以常州创新园管理办公室项目经理夏雪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尽管如此，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仍然面临挑战。
　　奥伦.申卡尔告诉本刊记者，他代表的企业目前仅仅是完成了产品的研发，想要打入中国市场还需要临床试验、获得销售许可大概是5年左右，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获得一些中国投资的话，也会更容易一些。
　　奥伦.申卡尔的考虑不无道理，包括整形材料在内的植入器材在华成功申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并非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
　　目前，世界各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FDA）的审批制度都不尽相同，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的申领难度也差异不小。
　　根据中国国家FDA的规定，如果国外医疗器械产品要在国内进行销售而不设立生产基地的话，无论是一类、二类还是三类，必须申请国家FDA的进口产品注册证。其审批主体行政层级较高，申领难度也较大。如果国外医械企业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且以国内自产产品报批产品注册证的话，审批主体会随着产品的类别而有所不同，例如一类产品的审批权限归属地市级FDA，二类产品则在省级CFDA，由此，企业申领难度也会降低。
　　但是，很多以色列企业并不愿意在中国进行重资产运作。多数以色列医疗企业只是想进入中国的销售市场而不建立生产基地，但这却面临较高的审批门槛。
　　这些问题，还需要行政机构在体制机制方面创新予以解决。夏雪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以常州创新园正在逐步改善尝试解决这类问题。”
　　信任如何建立
　　不过，对于中以企业合作来说，更重要的是市场主体的信任。
　　对于奥伦.申卡尔来说，他目前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到“正确”合伙人。“‘正确’的合作伙伴意味着知识产权会得到有效的保障。”他说。
　　提供供水解决方案的以色列企业Water-Gen的首席执行官柯哈维有同样的担心。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相比十年前，中国的商业氛围现在变得更加友好了。中国对西方越来越开放，沟通起来也更容易。”
　　不过，对于寻找中国合作伙伴，柯哈维仍有顾虑：“虽然我知道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已经在不断提高了，但信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申卡尔和柯哈维的顾虑在刘欲晓看来并不陌生。十年前，她的以色列合作伙伴也曾直言不讳地问：“你们会不会偷我们的IP（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其实这是被媒体放大的刻板印象。”刘欲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刘欲晓说，虽然中以双方拥有良好的互补性，但要让合作真正落地，首先要解决信任问题。

　　“我认为与中国企业处理关系时，最重要的是信任。尤其是对于我们基金管理者来说，管理的是别人的钱，这更需要时间建立信任。”胡德.维利说。
　　“想要改变这个印象，需要在合作中让对方自己感受中国的现实，这样他们才会信服。” 刘欲晓说。
　　至少方正集团与Amitec公司已经解决了信任问题。如今双方合作了10年，不仅没有发生此前对方担心的问题，还共同申请了国际性专利150多项。
　　令以色列人喜闻乐见的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在不断完善。
　　2015年底，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提升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保障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除此之外，中国还在致力于为中以合作提供专门化的知识产权保护解决方案。
　　夏雪飞告诉本刊记者，为减少以色列企业家对中国知识产权环境的担忧，中以常州创新园建立了中国以色列（常州）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以色列科技成果在国内的交易和转化，同时在平台内用法律和技术维护技术成果方的合法权益。
　　以色列外资与产业合作处首席执行官茜娃.埃杰（ Ziva Eger）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知識产权问题是在和每个国家合作时都要考虑的，现在中国和以色列也在商讨签订一份知识产权合作谅解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