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文艺舞台一直是样板戏一统天下。1973年后，終于抗拒不住群众的不满情绪，开始试验制作少量故事影片。1974年春节，电影《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上映。到1975年，陆续上映的还有《春苗》《红雨》《难忘的战斗》这几部故事片。“文革”中拍摄的片子，政治上，都在高调歌颂极左路线，曲解革命战争史；艺术上，由于样板戏经验的强大限制，也都高亢粗糙，悖逆情理，谈不上艺术感染力。
　　“文革”期间文艺作品太少，电影故事片就更少，加上那时“文艺革命新成果”的高调宣传，那一代人对于这一批故事片，印象还是很深的。其中如《艳阳天》里王馥荔的嫂子形象，《青松岭》里欢快激越的电影插曲，至今仍耳熟能详。那一批电影即便不怎么喜欢，影片的名字和大体故事都还是保留在记忆里的。革命年代的“硕果仅存”，也是青春记忆的烙印，很难遗忘。
　　就在那一批电影里，有这么一部故事片，今天提起，多数过来人也不曾记得了，甚至连影片名字也毫无印象，这就是故事片《长城新曲》。《长城新曲》1975年9月上映，和《春苗》《红雨》差不多同期。现在上了年纪的一辈人，记得《春苗》李秀明的表演，记得《红雨》里郭兰英的插曲，谁又记得《长城新曲》？
　　《长城新曲》的制作班底不能说不强。影片导演是长影大名鼎鼎的赵心水，副导演是当时崭露头角的薛彦东。“文革”前，赵心水执导过故事片《鸿雁》《特快列车》，1964年更是以一出《冰山上的来客》轰动全国，反特题材与优美的新疆风情、缠绵的新疆民歌完美结合在一起，艺术和票房堪称一流。凭借《冰山上的来客》，赵心水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导演的佼佼者。薛彦东1950年代创作了剧本《青春的脚步》，表现知识分子的婚姻恋爱，以温暖的“人情味”开风气之先，却不料后来受到康生的严酷批判，在1958年“大跃进”中被“拔了白旗”。新时期以来，《青春的脚步》理所当然地得到国内外电影史专家的重新评价。那么在当时，为何一流的导演竟然导了这样一部粗糙低劣、不堪回首的电影呢？
　　《长城新曲》的故事，来自解放军坦克一师机械化团战士叶洪海的模范事迹。叶洪海是装甲连的饲养员，这位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喜好琢磨钻研猪饲料，他把酒曲、醋曲、酱曲混合，发明了一种名为“中曲”的发酵饲料，可再拿树叶青草发酵了喂猪。“文革”时期粮食匮乏，喂猪省粮食，这一发明很为当局看重。经过一系列高调宣传，叶洪海荣立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模范饲养员”称号。活着的军人由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在建国以后仅叶洪海一人——长影选中了这个题材，有其道理。
　　对于叶洪海的宣传，报刊新闻是铺天盖地，文艺作品也开始尝试。就在长影介入之前，坦克一师的“宣传队”（“文革”期间，部队师一级建制都组建了一个类似文工团的机构，脱产排演歌舞，即人们所说的“文艺兵”，“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过，而统一的名称，都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先排演过一出话剧，简略地表现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最聪明”的主题。作为艺术作品，话剧虚构了一位革命战士的对立面——“洋教授”，他是饲料专家，留过洋，却还是被“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打败了。
　　赵心水、薛彦东二位导演深入坦克一师体验生活，和部队一起改本子，这也是当时所推崇的“三结合”式的创作方法。他们先拿过来坦克一师的演出本，加工改写话剧，话剧丰富了若干情节，设置了战士叶洪海和副连长的思想差距，在此基础上展开矛盾冲突。整体上说，改后的本子比坦克一师原来的演出水平明显提高。长影又调来了青年演员刘世龙（《英雄儿女》中饰演“向我开炮”的王成）、引人注目的反派演员任伟民参与演出，一时间，长影的这部制作很为大家看好。赵心水、薛彦东后又在改写的电影剧本中增加这样一条情节线：部队到附近农村推广发酵饲料，遭遇村庄的地主分子破坏，连队团结贫下中农一起，战胜了阶级敌人——这也是“文革”中文艺创作惯用的套路。
　　设置情节推敲作品，这二位不是没有好点子。比如说片名《长城新曲》，既寓意人民解放军“钢铁长城”，又寓意故事发生地：燕山之麓，长城脚下。主人公柏玉峰，“柏”字寓指河北，“玉”字寓指机械化团驻地玉田县，“峰”则是当时流行的美学象征。连队的文书叫“程司平”，寓意“城市兵”，“文革”中城市兵一般是怕吃苦、好取巧的化身，和吃苦耐劳的农民儿子形成鲜明对比。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二位的机巧。
　　最终的本子出来后，主要情节大致如此：解放军“钢铁英雄连”的战士柏玉峰进行的饲料革命，正在军内外广泛推广，这时连队又接受了一项军民联合演习的训练任务。赵家营大队，既是全县推广醣化饲料的试验点，又是担负这次联合演习的民兵连，为此，党支部书记赵忠武和副书记染霞来部队求援，请柏玉峰到赵家营一边帮助民兵进行打坦克训练，一边进行新饲料的试验。坏人妄图破坏养猪事业的发展和新饲料的推广，毒死社员魏福禄家两口猪，并唆使他去部队吵闹。连长李树刚一心争当演习的突击连，只顾训练，不问事情经过，草率地赔了魏福禄的猪，并按耿副参谋长的意图调动了柏玉峰的工作，由文书程司平担任了饲养员。程司平不安心养猪，错用了毒草，喂死了连队的两口猪。柏玉峰面对这些情况，一面抓紧训练，一面鼓励张铁墩坚持进行饲料革命，并耐心做程司平的思想工作，并在团首长的支持下，将坦克开到赵家营去配合民兵打坦克训练。坏人在军民联合演习的关键时刻，使用毒辣手段，企图将大队的全部种猪毒死。耿副参谋长想回避现实，命令将柏玉峰单车调回。柏玉峰在离开前，和广大社员群众分析情况。回到部队后，与耿副参谋长促膝谈心。最后，终于在赵家营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将种猪全部救治，揪出坏人。军民联合演习顺利完成，连队获得了“突击连”的光荣称号。
　　剧本的情节虽还算连贯，但《长城新曲》的整体创作水平却较低，艺术质量也差。“文革”时期的创作，在严厉的管制之下，艺术家们的表现空间本来就有限，《长城新曲》在这一点上更为突出。“文革”中的艺术创作一律是“阶级斗争”加“路线斗争”的模式，几部拍摄放映的故事片也如此。脱离历史、脱离现实，凭空臆造阶级斗争，已经给作家艺术家出了难题。《长城新曲》这样的题材，就更是难上加难。 　　“文革”时期，军隊的地位高到无可复加，军人的形象也早已神圣化，是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贬低”或“丑化”的。一旦涉及缺点、错误，动辄有“丑化”之嫌。作为编剧，当然要设置展开矛盾冲突，但现实的军营不可能有“敌人”，对敌斗争也不能展开；所谓英雄人物的对立面，所谓分歧斗争，也是轻不得、重不得。军人若有错误，无关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或品质问题，甚至贴上“思想落后”也很忌讳，只能属于皮毛一类的认识问题。影片着重描写阶级斗争，可军营中不可能有阶级敌人，只能把“阶级敌人”安置到附近村庄，这样的“敌人”，和英雄的军人形象难以正面展开矛盾冲突。于是，所谓的“对敌斗争”，便只能是隔空喊话，无的放矢。所有这些设置，把《长城新曲》的编导逼到了一条异常狭窄的路子上，他们根本不可能有腾挪、跳跃的空间，艺术家们被牢牢捆住了手脚，谈不上艺术创造，只能拿出一般化的故事和概念化的说教凑数。
　　“文革”中的艺术创作难，这是人所共知的，表现当时的军营生活，那更是走进了死胡同。种种限制加限制，制造出一部不成形的次品，这样的结果丝毫不出人意料。
　　《长城新曲》的影片如此，剧场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在文艺作品奇缺的时代，人们对于这样难得的故事片，竟然表现出冷淡不关心，这只能说明影片实在太缺乏艺术吸引力。翻查1975年的报刊，《长城新曲》无声无息。影片刚刚上映，北京军区宣传部调了一部在小会议室放映，因为是我们师团身边的故事，我自然兴致勃勃向首长同事推荐。影片演播完毕，灯光大亮，战友们站起来面面相觑——这就完了？里面说了啥？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
　　几十年过去了，《长城新曲》如同被雪藏般，一直无人关心、理睬。1970年代，我恰好在坦克一师机械化团当兵，属于叶洪海的战友，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有兴趣回头翻检《长城新曲》，回顾当年创作的种种艰辛和荒诞无稽。
　　“文革”结束后，赵心水、薛彦东重新焕发艺术青春。“文革”刚结束，赵心水就执导了影片《瞬间》，把林彪集团的头面人物搬上了舞台，接着执导了《熊迹》《海神》《天下第一剑》等影片，可惜英年早逝。薛彦东导演的《红牡丹》红极一时，推出了影视新人姜黎黎，唱红了歌者蒋大为。回想“文革”十年，正是他们创作的盛年，他们却只能戴着镣铐，命题作文，应制八股，真可谓生不逢时。二位导演后来的蒸蒸日上，也验证了“文革”岁月浪费人才的可恶、可恨、可叹，这是艺术家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长城新曲》，长影人也在遗忘它。长影在列举本厂各个时期的优秀影片时，此片从未入选；历数赵心水导演本人执导的多部优秀影片，也从来不提它。
　　2013年7月我去了趟长影，见到了老导演薛彦东，他已经80多岁了，依然精神健旺。我们拉来长影原来的艺术室主任王霆钧一起畅谈。回顾历史，回顾《长城新曲》，感叹唏嘘，蹉跎岁月，不堪回首。
　　（作者系文史学者、《山西文学》副主编）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