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9点的航班到南京，父亲执意要送我到机场。他不懂得用话语来关心我，总是用无言的行动默默地表达他对我的关爱，即使我已经长大。
　　我们默默地排队等候着，他在前我在后。偶尔有人插队，我们也不阻止，时间还很充足，我想和父亲多待一会儿，哪怕只是静静地站立，我都会觉得很温馨。
　　轮到我了，父亲把我的大箱子抬到传送带上，年迈的父亲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吃力地提起，仓促地放下，不小心把箱子放反了。办理手续的那位工作人员瞟了父亲一眼，皱着眉头，大声地斥责我父亲：放反了!父亲被这突然的训斥弄蒙了，本能地“啊”了一声。那位穿着蓝色套装，带着工号的小姐再次用更为恶劣的口气对我父亲说：你把箱子放反了，把手压在下面，我怎么贴(条码单)啊?
　　父亲正准备把箱子扶正，我反应过来——她在训斥我的父亲，如同训斥小孩一样训斥我的农民父亲!我快步走上去，按住箱子，问她，你在说什么，你什么态度，你在训斥谁?她沉默了，也许刚才她潜意识里父亲只是个第一次坐飞机的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农民。我愤怒了，她在毫无道理地训斥我的父亲，我的可亲可敬的父亲!我扶着父亲的肩膀，让她道歉。她沉默了，很无辜的样子。父亲拉了拉我的衣角，说算了。但这怎么能就这样算了呢?如果她训斥的是我，也许就算了；但她是在我的面前欺负我的父亲，我决不允许!我坚持让她道歉，她没有。
　　我们僵持着，我已经失去了和她对话的耐心。在我的坚持下，他们的部门领导来了。他愿意为他的下属向我父亲道歉，这是例行公事，我拒绝了；谁训斥我的父亲的，谁应该道歉!领导犹豫了，他知道我并不好欺负，他不愿意把事情弄大，但平日里心高气傲的他们，又怎么低得下头向一位农民模样的中年人道歉呢?
　　时间就这么分分秒秒地过去了，我给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机场有点事情值得报道，带个摄影师过来吧。朋友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对于不讲道理的强势单位来说，也许媒体的曝光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领导也许听出了我的意思，他着急了。他赔着笑，然后声色俱厉地让那位工作人员在机场大厅里当着大家的面给父亲道了歉。
　　我终于赶在最后的时刻过了安检。隔着隔离线和父亲道别，父亲看起来有些苍老了。但是他笑了，浊黄的泪珠在眼里打转。是的，在他看来，儿子有出息了，儿子让他不再平白无故地被别人训斥了!
　　登机起飞。两万英尺的高空，我泪水盈眶。我不允许别人无缘无故地训斥我的父亲，我土气的父亲，我亲爱的父亲。
　　同时，我在想，又有多少和我父亲一般苍老土气，却没有像我和我朋友这样上了大学受了高等教育的子女的乡下人，在城市的街头和高雅的殿堂，被别人随意地训斥呢?
　　谁也不能训斥我的父亲，谁也不能训斥我们的父亲!不管父亲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
　　(景成瑞摘自《家长里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