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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去年9月份的湖南岳阳县新墙河的饮用水被砷污染的事件，如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对这起砷污染事件直言不讳地指出：看似责任在企业，实际根源在当地政府，在地方保护主义，政府不作为是导致污染事件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事件在湖南发生不仅仅是个案。那么为什么屡屡发生在湖南境内呢？在占湖南砷矿资源总量84.3%的郴州境况又如何？事件发生已经半年过去了，但在湖南郴州对于砷污染的探究和调查仍余音未了……
砷为何物
砷，一个闻之可怕的字眼。砷的初次产品便是砒霜，学名三氧化二砷(AS203)，俗称砒灰。世人皆知，砒霜其毒无比，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剧毒农药。人只要服饮超过0.06克的量，就会死于非命。潘金莲毒死亲夫武大郎的故事家喻户晓，用的就是砒霜。生产砒霜的原料为硫铁化砷矿（又称毒砂或砒砂），属于伴生矿，凡是有色金属、黑色金属以及煤炭矿产，都伴生着硫铁化砷矿。
郴州市是湖南省的南大门，又是湘、粤、赣“红三角”地区，历史上是一个青山绿水、矿产丰富的好地方，享有“有色金属之乡”、“煤都”、“中国银都”等盛誉。特别是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享誉世界，钨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50%左右，仅“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柿竹园矿的钨储量就超过美国和原苏联储量的总和；铋矿地质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其中，郴州市的硫铁化砷矿资源极为富有，占湖南省砷矿资源总量的84.3%。郴州市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每年产出砒砂在2万吨以上，且品位较高，含砷为25～40％，不含钴，容易生产出国际市场上畅销的砒霜。砒霜经过深度加工，便成了金属砷，砒霜与金属砷，统称为砷制品，是医药、农药、玻璃，半导体材料等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
砒砂处于物理状态时，并没有多大的毒性。只有经过化学反应成为砒霜产品，或经过再加工成为金属砷产品，其产品毒害及其烧制冶炼过程的污染毒害才会显得剧烈。因此，砷制品这一类产品，发达国家严禁生产，完全依靠从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来满足他们的其他工业生产需要。正因为如此，砷制品也就成为郴州市上世纪末叶出口创汇的一种主要产品，砷制品生产也就曾经成为该市一种具有特色的产业，土法烧砒炼砷这一具有400多年历史的生产工艺也就成为当今砷制品生产的传统工艺。
1986年以来，由于国际市场砷制品价格急剧上扬，大大刺激了许多急于脱贫致富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土法上马，趋之若鹜进行烧砒炼砷。郴州市土法烧砒炼砷高潮时期，涉及面达全市所辖11个县(市、区)的38个乡镇数千名农民，砒霜最高年产量达到3000多吨。由此产生的砷污染，以及有色采选矿污染和有色冶炼加工污染，一并成为郴州地区的三大“特色”污染。1996年，国家环保总局将整治土法烧砒炼砷作为对湖南省环保执法检查的内容。2003年，全国开展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郴州市被列入9个重点地区之一，土法炼砷被列入8大环境问题之一。2006年发生的砷污染被曝光后，郴州的整顿行动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生态之忧
砷制品生产所排放的“三废”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凡是出现过土法烧砒炼砷活动的地区，生态环境惨不忍睹：青山被毁容，变成了“和尚山”，连石头都要脱皮变色；沃土植被被烧死，变成了“寡妇地”，长时期长不出绿芽；溪水变色变质变味，小溪变成了臭水沟、毒水沟；毒水渗漏侵袭地下水，水环境污染隐患长期威胁人畜饮水和农业生产用水的安全；农产品品质急剧下降，粮食、蔬菜、水果、林产、水产因砷元素超标，丧失食用价值。这些，并非危言耸听——
国有香花岭锡矿矿区。原国家中一型企业香花岭锡矿，矿区31.211平方公里的范圍内，已有1.8平方公里的植被完全被破坏，砒霜“白雪”刺眼，硫磺硝烟刺鼻，鸟语花香无影，奇禽异兽无踪。地面下陷，香花岭主峰降低近2米；水源奇缺，水质严重污染。该矿区三条主要溪流的水，泥沙含量分别达到23.4％、34.5％和43.13％。企业10000多名职工家属的饮用水源，唯有一条山涧小溪。小溪丰水期流量每小时不足5立方米，每天只有100多吨水，人均10公斤左右。一到旱季，人们倍受水困，不得不半夜爬起，排着长队等候分配甘霖。水荒、水污染，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近10年来，香花岭锡矿职工家属的癌症发病率达到了530人/10万，居全国冶金行业之首。矿区周边8000多名农村居民，多年来因体检肝功能不合格，无一人参军。
香花岭矿区三条溪流每年带着40万立方米的废渣汇合到甘溪河，致使甘溪河水含沙量达到45％左右。甘溪坪至坦下坪一带曾是一望平坦耕地，30年前的“农业学大寨”玉米样板基地，如今这1200亩沃土全部被尾砂淹没，寸草不生。
香花岭锡矿还有一个安源工区，建于美其名曰“芙蓉”的地方。芙蓉乡也曾是青山绿水的好地方。然而，在小小的安源工区周边，高峰期曾经出现过40多个土法采选矿点，30多座土法烧砒灶，70多座土法炼砷炉，致使清水芙蓉被毒烟抹上了一层灰蒙蒙的极不和谐的色彩。山间小溪尽管长年流水潺潺，也因砷元素严重超标，职工失去了可饮用之水。绿水不复存，青山亦不在，漫山遍岭一片惨白，环山石壁呲牙咧嘴，残石废渣堆成小山，昔日火红的国营矿区上百名职工及家属，便生活在这白色恐怖之中。
在安源工区发源的杨家河两岸，土法烧砒炼砷四处可见。据郴州市环保局测算：这一区域的砷废渣不少于60万吨。这些长期裸露的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经过不断氧化，形成的砷元素不断流入杨家河，不断渗透污染地下水，致使杨家河及两岸田土中的砷含量超标。沿岸数十对新婚夫妻出现多年不育症，还出现过多起畸形怪胎，癌症死亡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边缘山区辉山村。郴州市与衡阳市交界的桂阳县辉山村人不多，地盘却不小，南北相距11公里，东西6公里，总面积约70平方公里。全村有17个村民小组，分布在110多个自然村落。该村共310户，1564人，仅有耕地757亩，其中水田407亩；绝大部分山地生长着茂密森林，藏匿着野生动物，埋藏着有锡、铜、钨、铅、锌等多种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由于无组织开采，地质结构遭受严重破坏。因土法烧砒炼砷外排的废气含有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和砷烟、粉尘，加之选洗矿浓烈的化学药剂味，搅得这里的空气变色了，变得混浊，终日见不到太阳月亮；变味了，怪味难闻。丝毛冲组有一座烧砒灶离该组村民朱和国家不到30米，毒烟废气终日往家里灌，害得他全家难以聊生，只好举家外迁。
生命之忧
郴州市境内所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无不与砷密切相关。近10年来发生的几起环境污染事故，都属于生产生活中的砷污染事故，在郴州人心中留下深深的恐惧——
被省、市领导和专家教授称之为“湖南第一起砷中毒事故”发生在10年前。1997年春，郴州市安仁县华王乡在整整一个月内，乡中心小学和中学先后发生3起砷中毒事故，658名师生员工出现砷中毒现象，其中176人中毒严重，84人体内吸收了砷。经查明，与安仁县相邻的耒阳市沙门乡农民从被炸毁的土法烧砒点捡回200多条残留编织袋，在水沟里简单地清洗后卖给了安仁县华王乡大米加工厂的个体老板。个体老板对这些编织袋未进行任何消毒处理，便同其他袋子一起用作大米包装。华王乡中心小学和华王乡中学过去一直从该厂购买大米，这次“混”进了带有砒霜残毒的大米。师生们共在一个集体食堂就餐，食堂工人将未淘干净的米做成了饭，结果就导致了两校师生大面积砷中毒的严重后果。
湖南省首例环境污染事故罪案。10年前，原郴县(现苏仙区)华塘氮肥厂倒闭，转产砷制品。几年后，改制后的郴州砷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先后建设了两条三氧化二砷生产线，并转为个人承包经营。然而，该公司负责人及生产线承包人并没有按环境评价要求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也没有掌握环保科学基本知识。2000年元旦刚过，他们违章将只能循环使用而绝对不能外排的、含有高浓度砷等剧毒污染物的工业废水直接外排，致使废水渗透到附近的井水中，造成饮用水砷超标高达172.4倍至223.4倍，部分村民因饮用砷污染井水而导致急性或亚急性砷中毒，累计接诊中毒人员580人次，检测出143人尿砷超标，先后有249人住院治疗。这起罕见的、人为的饮用水砷污染中毒事故，震惊了中央及省、市各级领导，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用于事故处理的经费高达400多万元，受害村民向法院起诉赔偿标的金额高达3400多万元。作为这起事故的直接责任人、郴州砷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张范宣、董事长张圣华因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判刑。
冶炼砷废渣污染隐患事故。郴州市永兴县的柏林镇马桥村是金银回收冶炼加工的发源地之一，仅谭家自然村就有65户村民从事过金银回收冶炼，占该村总户数的82%，其中时间较长的有43户。依靠金银回收冶炼富裕起来的村民在自家门前掘井，由于在建造水井的沙浆中掺入了大量的含砷冶炼废渣，这些废渣经过长期的浸泡、漂洗、氧化、积累，致使水体砷元素超标，超标最严重的井水含砷量达到12.4毫克/升，超过国家标准的248倍。最后，该村共有30户128人饮用了被污染的井水，其中37名村民出现砷中毒症状住院治疗，其中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才１岁。
砷害水污
砷污染隐患集中体现于水环境中。
遍及全市矿区环境中堆集的含砷废渣，撒落于山岭间的含砷粉尘，却给这里的水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南下的武水、杨家河，出口断面便是珠江的入水断面，前些年安源工区周边乱采滥选矿产、土法烧砒炼砷盛行时期，杨家河出口断面曾经出现过砷含量超标现象，直接污染了韶关市的饮用水源，广东省环保部门多次向湖南省环保局及郴州市环保局兴师问罪。
西去的舂陵江逆向对接陶家河、无用河、直至源头甘溪河。香花岭锡矿及三十六湾地区40多平方公里的有色金属采选矿区的尾沙废水汇集甘溪河，顺流而下，导致数条江河流域的临武、嘉禾、桂阳三县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加剧，已经引发出县际污染纠纷。随着流域性环境问题的延伸，污染危害直逼湘江，进而或将形成市际、省际污染纠纷。
北上的郴江是郴州市的“母亲河”。郴江与便江、东江、东河、西河等多条支流一道，属于湘江流域耒水上游郴州段。这里是郴州市工农业生产的主动脉，郴江流经郴州市区，接纳着市城区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几近并行的东河、西河流域和东江流域，是郴州市的工业重地，不少中、省、市企业建于此，而相当部分是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冶炼企业和化工、造纸企业。便江两岸，是永兴县所在地。永兴县的金银等有色金属回收冶炼加工活动已经辐射到12个乡镇。这些美其名曰的“利废企业”，虽然减少了全国各地原生产企业排放有毒有害固体废物的一次性污染，却给本地带来了危害更大的二次污染。因此，郴江等数条支流的生产生活污染，导致了湘江流域耒水郴州段的水环境污染、特别是砷元素超标的现象出现。
政府之忧
其实，土法烧砒炼砷早已成为郴州市（原行署）各级政府的一块心病。为了根除这块心病，郴州地区（市）先后出台了“堵”、“疏”二字方略。
10年前进行的“辉山之战”震惊全国。之后，郴州市乘胜追击，逐步加大对土法烧砒炼砷的整治力度，每年不定期开展声势浩大的专项整治行动，狠狠打击土法烧砒炼砷的嚣张气焰。上世纪90年代，捣毁土法烧砒炼砷爐灶累计达3598座（次）。然而，政府年年组织狂轰滥炸，土法烧砒炼砷还是反弹严重，个中缘由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经济利益的强烈诱惑，基层政府及少数群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另一方面是受客观条件的极大制约，“正规战”难以对付“游击队”。对于土法烧砒炼砷的整治还有一难，那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郴州市政府认真总结长期的整治经验，决定采取堵、疏结合的办法，引导砷制品生产走上正规轨道，以求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目的。一方面继续加大“堵”的力度。另一方面积极采取“疏导”措施。政府为了既能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产经营的合法性，又能杜绝砒砂原料流入个体户手中，决定严格审批条件，在几个集中生产砒砂的区域，选择生态条件较差的地方，创办产量上规模、生产工艺较为先进、“三废”处理设施完善的定点砷制品厂，试图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抑制土法烧砒炼砷。于是，行署（市政府）先后批准建立了14家定点砷制品厂，作为全市的扶贫项目。
这种“堵、疏结合”的办法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因为定点砷制品厂要求必须是县以上集体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便于管理监督，环保部门对每一家定点砷制品厂的建设都进行了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废渣、废水、废气的排放严密进行监督管理，砷制品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三废”处理设施。生产废气经过三级吸收处理、净化后产生废水；废水沉淀后加化学药品除砷，然后循环利用；废渣堆存在防渗漏的专用废渣库内；环境监测部门对排放废气的砷和二氧化硫定期进行监测，对处理设施运转状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发现超标排放现象即令企业停产整顿。进入新世纪后，郴州市政府又作出决定，一律停止砷制品建设项目的审批，违章审批发放的证照予以收缴或吊销，对治理无望的砷制品企业坚决实行关闭。全市先后关闭了10家定点砷制品企业，目前还只有4家定点砷制品企业在生产经营。至此，郴州市的土法烧砒炼砷活动基本杜绝。
何时无忧
土法烧砒炼砷这一毒瘤的切除，消除了当地人民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块心病，消除了当地环境的一大祸患。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明显的土法烧砒炼砷活动相对容易整治，显现的环境污染事故纠纷相对容易防范，而隐藏的污染问题却难以预测、整治和防范。
郴州市历史上土法烧砒炼砷排放积累在环境中的废渣至少有了8000万吨，制污者大都逃之夭夭，治污责任难以划分，治理经费更难落实。依靠属地政府？当今县乡政府几乎都是“吃饭”财政，不可能挖出如此数目的治理经费。如地处杨家河上游的接龙乡，现有未经处理的砷废渣在80万吨以上，要科学处理这批砷废渣，须资金240万元以上，等于要埋没接龙乡半年的财政收入。县乡财政无力负担，市财政也望尘莫及。郴州市近些年来财政收入尽管以12.5%的速度递增，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了28亿元，但要挤出2.4亿元的可用财力，专项用于科学处置废渣，恢复生态，谈何容易！治理包袱抛给当地群众？更不现实。
因此，郴州市土法烧砒炼砷污染隐患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且一批具有特色的采矿、选矿、冶炼等资源型企业大量存在且在不断增加，所以环境保护措施依然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据市环保局调查，作为全市工业经济支柱产业的各类采选和冶炼企业，目前已经发展到1200多家，这些企业的废渣产生量从1995年起就排在了全省的前5名。然而，全市至2004年底，采选矿企业只有3%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0.3%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冶炼企业进行环评和执行“三同时”的比率也只有23％，其中小炼铁为0。这些企业生产所排放的“三废”都含有砷元素，若不科学处理或处置，对于高砷地区郴州市的环境污染无疑雪上加霜，污染破坏范围将日趋增大，危害程度将日趋加深，污染隐患将日趋严重，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污染特点将更加明显，随时都可能爆发污染事故，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的安全。
这样的事件在湖南发生不仅仅是个案。那么为什么屡屡发生在湖南境内呢？在占湖南砷矿资源总量84.3%的郴州境况又如何？事件发生已经半年过去了，但在湖南郴州对于砷污染的探究和调查仍余音未了……
砷为何物
砷，一个闻之可怕的字眼。砷的初次产品便是砒霜，学名三氧化二砷(AS203)，俗称砒灰。世人皆知，砒霜其毒无比，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剧毒农药。人只要服饮超过0.06克的量，就会死于非命。潘金莲毒死亲夫武大郎的故事家喻户晓，用的就是砒霜。生产砒霜的原料为硫铁化砷矿（又称毒砂或砒砂），属于伴生矿，凡是有色金属、黑色金属以及煤炭矿产，都伴生着硫铁化砷矿。
郴州市是湖南省的南大门，又是湘、粤、赣“红三角”地区，历史上是一个青山绿水、矿产丰富的好地方，享有“有色金属之乡”、“煤都”、“中国银都”等盛誉。特别是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享誉世界，钨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50%左右，仅“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柿竹园矿的钨储量就超过美国和原苏联储量的总和；铋矿地质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其中，郴州市的硫铁化砷矿资源极为富有，占湖南省砷矿资源总量的84.3%。郴州市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每年产出砒砂在2万吨以上，且品位较高，含砷为25～40％，不含钴，容易生产出国际市场上畅销的砒霜。砒霜经过深度加工，便成了金属砷，砒霜与金属砷，统称为砷制品，是医药、农药、玻璃，半导体材料等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
砒砂处于物理状态时，并没有多大的毒性。只有经过化学反应成为砒霜产品，或经过再加工成为金属砷产品，其产品毒害及其烧制冶炼过程的污染毒害才会显得剧烈。因此，砷制品这一类产品，发达国家严禁生产，完全依靠从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来满足他们的其他工业生产需要。正因为如此，砷制品也就成为郴州市上世纪末叶出口创汇的一种主要产品，砷制品生产也就曾经成为该市一种具有特色的产业，土法烧砒炼砷这一具有400多年历史的生产工艺也就成为当今砷制品生产的传统工艺。
1986年以来，由于国际市场砷制品价格急剧上扬，大大刺激了许多急于脱贫致富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土法上马，趋之若鹜进行烧砒炼砷。郴州市土法烧砒炼砷高潮时期，涉及面达全市所辖11个县(市、区)的38个乡镇数千名农民，砒霜最高年产量达到3000多吨。由此产生的砷污染，以及有色采选矿污染和有色冶炼加工污染，一并成为郴州地区的三大“特色”污染。1996年，国家环保总局将整治土法烧砒炼砷作为对湖南省环保执法检查的内容。2003年，全国开展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郴州市被列入9个重点地区之一，土法炼砷被列入8大环境问题之一。2006年发生的砷污染被曝光后，郴州的整顿行动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生态之忧
砷制品生产所排放的“三废”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凡是出现过土法烧砒炼砷活动的地区，生态环境惨不忍睹：青山被毁容，变成了“和尚山”，连石头都要脱皮变色；沃土植被被烧死，变成了“寡妇地”，长时期长不出绿芽；溪水变色变质变味，小溪变成了臭水沟、毒水沟；毒水渗漏侵袭地下水，水环境污染隐患长期威胁人畜饮水和农业生产用水的安全；农产品品质急剧下降，粮食、蔬菜、水果、林产、水产因砷元素超标，丧失食用价值。这些，并非危言耸听——
国有香花岭锡矿矿区。原国家中一型企业香花岭锡矿，矿区31.211平方公里的范圍内，已有1.8平方公里的植被完全被破坏，砒霜“白雪”刺眼，硫磺硝烟刺鼻，鸟语花香无影，奇禽异兽无踪。地面下陷，香花岭主峰降低近2米；水源奇缺，水质严重污染。该矿区三条主要溪流的水，泥沙含量分别达到23.4％、34.5％和43.13％。企业10000多名职工家属的饮用水源，唯有一条山涧小溪。小溪丰水期流量每小时不足5立方米，每天只有100多吨水，人均10公斤左右。一到旱季，人们倍受水困，不得不半夜爬起，排着长队等候分配甘霖。水荒、水污染，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近10年来，香花岭锡矿职工家属的癌症发病率达到了530人/10万，居全国冶金行业之首。矿区周边8000多名农村居民，多年来因体检肝功能不合格，无一人参军。
香花岭矿区三条溪流每年带着40万立方米的废渣汇合到甘溪河，致使甘溪河水含沙量达到45％左右。甘溪坪至坦下坪一带曾是一望平坦耕地，30年前的“农业学大寨”玉米样板基地，如今这1200亩沃土全部被尾砂淹没，寸草不生。
香花岭锡矿还有一个安源工区，建于美其名曰“芙蓉”的地方。芙蓉乡也曾是青山绿水的好地方。然而，在小小的安源工区周边，高峰期曾经出现过40多个土法采选矿点，30多座土法烧砒灶，70多座土法炼砷炉，致使清水芙蓉被毒烟抹上了一层灰蒙蒙的极不和谐的色彩。山间小溪尽管长年流水潺潺，也因砷元素严重超标，职工失去了可饮用之水。绿水不复存，青山亦不在，漫山遍岭一片惨白，环山石壁呲牙咧嘴，残石废渣堆成小山，昔日火红的国营矿区上百名职工及家属，便生活在这白色恐怖之中。
在安源工区发源的杨家河两岸，土法烧砒炼砷四处可见。据郴州市环保局测算：这一区域的砷废渣不少于60万吨。这些长期裸露的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经过不断氧化，形成的砷元素不断流入杨家河，不断渗透污染地下水，致使杨家河及两岸田土中的砷含量超标。沿岸数十对新婚夫妻出现多年不育症，还出现过多起畸形怪胎，癌症死亡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边缘山区辉山村。郴州市与衡阳市交界的桂阳县辉山村人不多，地盘却不小，南北相距11公里，东西6公里，总面积约70平方公里。全村有17个村民小组，分布在110多个自然村落。该村共310户，1564人，仅有耕地757亩，其中水田407亩；绝大部分山地生长着茂密森林，藏匿着野生动物，埋藏着有锡、铜、钨、铅、锌等多种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由于无组织开采，地质结构遭受严重破坏。因土法烧砒炼砷外排的废气含有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和砷烟、粉尘，加之选洗矿浓烈的化学药剂味，搅得这里的空气变色了，变得混浊，终日见不到太阳月亮；变味了，怪味难闻。丝毛冲组有一座烧砒灶离该组村民朱和国家不到30米，毒烟废气终日往家里灌，害得他全家难以聊生，只好举家外迁。
生命之忧
郴州市境内所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无不与砷密切相关。近10年来发生的几起环境污染事故，都属于生产生活中的砷污染事故，在郴州人心中留下深深的恐惧——
被省、市领导和专家教授称之为“湖南第一起砷中毒事故”发生在10年前。1997年春，郴州市安仁县华王乡在整整一个月内，乡中心小学和中学先后发生3起砷中毒事故，658名师生员工出现砷中毒现象，其中176人中毒严重，84人体内吸收了砷。经查明，与安仁县相邻的耒阳市沙门乡农民从被炸毁的土法烧砒点捡回200多条残留编织袋，在水沟里简单地清洗后卖给了安仁县华王乡大米加工厂的个体老板。个体老板对这些编织袋未进行任何消毒处理，便同其他袋子一起用作大米包装。华王乡中心小学和华王乡中学过去一直从该厂购买大米，这次“混”进了带有砒霜残毒的大米。师生们共在一个集体食堂就餐，食堂工人将未淘干净的米做成了饭，结果就导致了两校师生大面积砷中毒的严重后果。
湖南省首例环境污染事故罪案。10年前，原郴县(现苏仙区)华塘氮肥厂倒闭，转产砷制品。几年后，改制后的郴州砷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先后建设了两条三氧化二砷生产线，并转为个人承包经营。然而，该公司负责人及生产线承包人并没有按环境评价要求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也没有掌握环保科学基本知识。2000年元旦刚过，他们违章将只能循环使用而绝对不能外排的、含有高浓度砷等剧毒污染物的工业废水直接外排，致使废水渗透到附近的井水中，造成饮用水砷超标高达172.4倍至223.4倍，部分村民因饮用砷污染井水而导致急性或亚急性砷中毒，累计接诊中毒人员580人次，检测出143人尿砷超标，先后有249人住院治疗。这起罕见的、人为的饮用水砷污染中毒事故，震惊了中央及省、市各级领导，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用于事故处理的经费高达400多万元，受害村民向法院起诉赔偿标的金额高达3400多万元。作为这起事故的直接责任人、郴州砷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张范宣、董事长张圣华因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判刑。
冶炼砷废渣污染隐患事故。郴州市永兴县的柏林镇马桥村是金银回收冶炼加工的发源地之一，仅谭家自然村就有65户村民从事过金银回收冶炼，占该村总户数的82%，其中时间较长的有43户。依靠金银回收冶炼富裕起来的村民在自家门前掘井，由于在建造水井的沙浆中掺入了大量的含砷冶炼废渣，这些废渣经过长期的浸泡、漂洗、氧化、积累，致使水体砷元素超标，超标最严重的井水含砷量达到12.4毫克/升，超过国家标准的248倍。最后，该村共有30户128人饮用了被污染的井水，其中37名村民出现砷中毒症状住院治疗，其中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才１岁。
砷害水污
砷污染隐患集中体现于水环境中。
遍及全市矿区环境中堆集的含砷废渣，撒落于山岭间的含砷粉尘，却给这里的水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南下的武水、杨家河，出口断面便是珠江的入水断面，前些年安源工区周边乱采滥选矿产、土法烧砒炼砷盛行时期，杨家河出口断面曾经出现过砷含量超标现象，直接污染了韶关市的饮用水源，广东省环保部门多次向湖南省环保局及郴州市环保局兴师问罪。
西去的舂陵江逆向对接陶家河、无用河、直至源头甘溪河。香花岭锡矿及三十六湾地区40多平方公里的有色金属采选矿区的尾沙废水汇集甘溪河，顺流而下，导致数条江河流域的临武、嘉禾、桂阳三县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加剧，已经引发出县际污染纠纷。随着流域性环境问题的延伸，污染危害直逼湘江，进而或将形成市际、省际污染纠纷。
北上的郴江是郴州市的“母亲河”。郴江与便江、东江、东河、西河等多条支流一道，属于湘江流域耒水上游郴州段。这里是郴州市工农业生产的主动脉，郴江流经郴州市区，接纳着市城区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几近并行的东河、西河流域和东江流域，是郴州市的工业重地，不少中、省、市企业建于此，而相当部分是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冶炼企业和化工、造纸企业。便江两岸，是永兴县所在地。永兴县的金银等有色金属回收冶炼加工活动已经辐射到12个乡镇。这些美其名曰的“利废企业”，虽然减少了全国各地原生产企业排放有毒有害固体废物的一次性污染，却给本地带来了危害更大的二次污染。因此，郴江等数条支流的生产生活污染，导致了湘江流域耒水郴州段的水环境污染、特别是砷元素超标的现象出现。
政府之忧
其实，土法烧砒炼砷早已成为郴州市（原行署）各级政府的一块心病。为了根除这块心病，郴州地区（市）先后出台了“堵”、“疏”二字方略。
10年前进行的“辉山之战”震惊全国。之后，郴州市乘胜追击，逐步加大对土法烧砒炼砷的整治力度，每年不定期开展声势浩大的专项整治行动，狠狠打击土法烧砒炼砷的嚣张气焰。上世纪90年代，捣毁土法烧砒炼砷爐灶累计达3598座（次）。然而，政府年年组织狂轰滥炸，土法烧砒炼砷还是反弹严重，个中缘由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经济利益的强烈诱惑，基层政府及少数群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另一方面是受客观条件的极大制约，“正规战”难以对付“游击队”。对于土法烧砒炼砷的整治还有一难，那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郴州市政府认真总结长期的整治经验，决定采取堵、疏结合的办法，引导砷制品生产走上正规轨道，以求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目的。一方面继续加大“堵”的力度。另一方面积极采取“疏导”措施。政府为了既能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产经营的合法性，又能杜绝砒砂原料流入个体户手中，决定严格审批条件，在几个集中生产砒砂的区域，选择生态条件较差的地方，创办产量上规模、生产工艺较为先进、“三废”处理设施完善的定点砷制品厂，试图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抑制土法烧砒炼砷。于是，行署（市政府）先后批准建立了14家定点砷制品厂，作为全市的扶贫项目。
这种“堵、疏结合”的办法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因为定点砷制品厂要求必须是县以上集体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便于管理监督，环保部门对每一家定点砷制品厂的建设都进行了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废渣、废水、废气的排放严密进行监督管理，砷制品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三废”处理设施。生产废气经过三级吸收处理、净化后产生废水；废水沉淀后加化学药品除砷，然后循环利用；废渣堆存在防渗漏的专用废渣库内；环境监测部门对排放废气的砷和二氧化硫定期进行监测，对处理设施运转状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发现超标排放现象即令企业停产整顿。进入新世纪后，郴州市政府又作出决定，一律停止砷制品建设项目的审批，违章审批发放的证照予以收缴或吊销，对治理无望的砷制品企业坚决实行关闭。全市先后关闭了10家定点砷制品企业，目前还只有4家定点砷制品企业在生产经营。至此，郴州市的土法烧砒炼砷活动基本杜绝。
何时无忧
土法烧砒炼砷这一毒瘤的切除，消除了当地人民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块心病，消除了当地环境的一大祸患。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明显的土法烧砒炼砷活动相对容易整治，显现的环境污染事故纠纷相对容易防范，而隐藏的污染问题却难以预测、整治和防范。
郴州市历史上土法烧砒炼砷排放积累在环境中的废渣至少有了8000万吨，制污者大都逃之夭夭，治污责任难以划分，治理经费更难落实。依靠属地政府？当今县乡政府几乎都是“吃饭”财政，不可能挖出如此数目的治理经费。如地处杨家河上游的接龙乡，现有未经处理的砷废渣在80万吨以上，要科学处理这批砷废渣，须资金240万元以上，等于要埋没接龙乡半年的财政收入。县乡财政无力负担，市财政也望尘莫及。郴州市近些年来财政收入尽管以12.5%的速度递增，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了28亿元，但要挤出2.4亿元的可用财力，专项用于科学处置废渣，恢复生态，谈何容易！治理包袱抛给当地群众？更不现实。
因此，郴州市土法烧砒炼砷污染隐患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且一批具有特色的采矿、选矿、冶炼等资源型企业大量存在且在不断增加，所以环境保护措施依然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据市环保局调查，作为全市工业经济支柱产业的各类采选和冶炼企业，目前已经发展到1200多家，这些企业的废渣产生量从1995年起就排在了全省的前5名。然而，全市至2004年底，采选矿企业只有3%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0.3%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冶炼企业进行环评和执行“三同时”的比率也只有23％，其中小炼铁为0。这些企业生产所排放的“三废”都含有砷元素，若不科学处理或处置，对于高砷地区郴州市的环境污染无疑雪上加霜，污染破坏范围将日趋增大，危害程度将日趋加深，污染隐患将日趋严重，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污染特点将更加明显，随时都可能爆发污染事故，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