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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挑战，中国由于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初级发展阶段等原因，面临更强大的发展约束。正是以此为背景，中共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又强调了“转变发展方式”，“构建节约能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方针，这是破解当前发展困局的战略举措。而深入系统地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努力构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能够为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建设“两型社会”提供重要的理论导向和理论支撑，必须充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学习、掌握和应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两型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1－0003－05
本刊记者：李教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访谈。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对“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其中引人注目的改变是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而且淡化了发展速度指标。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建设“两型社会”同样需要理论的正确引导，能否请您谈谈对此问题的认识?
李崇富教授：好的。实际上，党的十七大就已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科学概念，同时，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规定了“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召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及全会通过的关于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都高度重视“两型社会”建设，强调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当结合当代实际，深入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导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建设，毫无疑问，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大和不可代替的现实意义。
本刊记者：请问马克思恩格斯有哪些生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实践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李崇富教授：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时，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因此，尽管他们没有专门和系统地阐述过生态观，但由于理论的内在逻辑，所以当他们在阐述自然观和实践观，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进行批判性考察中，就包含着关于生态问题的大量论述，即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故此可以说。只要我们结合当代实际，深入学习和挖掘、系统地梳理和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就可以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供科学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中就包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即自然辩证法，作为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研究和阐明的是自然界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就包括关于人类如何产生、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和普遍本质的阐明。
马克思恩格斯在综合当时各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演进的最高产物。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类人猿通过自己由生物活动到劳动的进化。并随着劳动的产生而产生原始人以后，才开始形成了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根本问题。对此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五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而这种普遍性，则是由人的劳动实践造成的。“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
因此，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在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即生产劳动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时候，就在对自然界的关系上具有了二重性，即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对此，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存在物，就是说，它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性，体现了人类在生产劳动中能够认识、改造和利用外界物的本质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把人同其他生命体区别开来；而人的受动性则表明，人类在自然面前，也不能为所欲为，必需时刻依赖，并受到自然界的物质环境和物质条件、生态环境和生态条件，即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的限定、支撑和制约。自然界、自然条件、自然生态和自然规律，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和进步的大背景、大前提和大舞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及其生态思想，是为现代人类正确而自觉地认识、利用自然界和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的哲学基础。
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同自然界具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实践关系”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并与之相辅相成的“理论关系”，以及蕴含于其中的“价值”关系。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处在一定实践水平上，既表明人类对自然规律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利用能力，同时也往往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功利上的盲目性。恩格斯就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之时，论述了人类历史上若干实践活动，由于当事人仅仅注重眼前和暂时的功利，往往无意识地违背了自然规律，由于实践的盲目性，而曾经有过受到自然界报复、惩罚的惨痛教训，从而表达了深刻的生态思想。恩格斯指出，人类在实践中“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对此举出了几个造成生态灾难的典型事例：
①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储藏库”。
②当年“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③当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水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
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三点重要的有生态学意义的看法：其一，在自然界面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其二，只有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够“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其三，人类“耕作－－如果自发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生态思想，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再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观中还包含有更为丰富的生态思想。历史唯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是以其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基础的，但同时也要受到社会经济形态，即一定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基本生产关系的客观制约。马克思恩格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时，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社会化的生产力、工业文明、城市化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予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和巨大的社会进步，同时又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实行的残酷经济剥削、野蛮的殖民掠夺，以及它所固有的反生态性质。“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积累和殖民掠夺的历史，就“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而正是由于生产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这个绝对规律”的驱使使得资本家们根本无意顾及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始至终都在给人类带来种种生态灾难。如对环境的破坏、污染，生产条件的恶劣对工人健康的侵害，生产过多造成的资源浪费等等。恩格斯就在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地调查，以大量翔实和确切的事例，揭露和论述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带来的骇人听闻的生态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也对资产阶级从力图尽量降低成本、最大化地增加利润的动机出发，造成了种种生态问题、劳动条件问题，造成了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损害进行了论述。
本刊记者：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这为后人在此基础上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供了理论条件，能否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构建问题及其主要框架内容?
李崇富教授：好的。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导。而我们所要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也可以称为“生态文明观”。这种生态观，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或出发点，同时借鉴吸收国外生态学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果，立足于当代实际，总结现实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形成比较系统和科学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首先要正视、思考和解决的，至少包括以下三大矛盾或三大问题：
其一，自然界生态系统本身的关系、矛盾和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自然界走着自己的路。自然生态系统有自己的变化、发展和进化规律。自从几十亿年前，在地球上进化出了生命有机体，就在漫长的地质史上逐步发展、分化和演进出各种生物物种、各种生态系统和生态群落。生物界既同无机界的以水的三态循环、氧循环、碳循环、氮循环等为基础，以四季气候变化、日夜交替为背景，而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使其个体生长发育、新陈代谢，又与其他生物物种和个体之间进行生存竞争，从而产生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循环、繁衍和进化。例如，生物界有三大生物群落，就是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植物吸受阳光和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生产有机物、储存生物能量和放出(多于自己需要的)氧气；而动物大多是食草类，一般依靠植物及其果实为食，少数食肉动物则以其他相对弱小的动物为食，吸进氧气，在新陈代谢中放出二氧化碳；至于微生物，在自然界生态链的平衡和循环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除了帮助动物消化以外，还能够把动植物死亡的机体，加以腐烂和分解，从而成为无机界、有机界的物质循环和平衡的一个重要环节。至于各种生物物种，生态系统和生态群落之间相互斗争、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生态平衡和循环的具体矛盾、具体机理和具体规律，那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是知之甚少，是讲不清楚的。
从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意义上说，人类实践活动必须尊重、顺应、利用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而不能只顾眼前和局部的功利，违背自然生态规律，去过度地干预、开发、利用和破坏它们。
其二，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矛盾和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中心问题。人类作为自然界和生物界进化的最高产物，是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又同自然界相对立。此前，西方学者提出的“人择原理”和“人类中心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应该根据理论和实践的逻辑，而加以新的审视和符合历史发展的科学总结。
我们知道，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前的原始社会和封建农业社会，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在总体上保持着一种自发的、低水平的、被迫的自然顺应和原始和谐。只是，随着近现代大工业和自然科学的产生，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开发、利用、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从而在带来工业文明的同时，也逐步激化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有一个时期，人类普遍有一种错觉，似乎人是自然界的上帝，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地征服和利用自然界，这就是“人类中心论”意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决不能违背自然辩证法的规律，“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因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体、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同样要受到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的支配；人类个体是来自自然界，也要回归自然界。实际上，当我们蔑视自然辩证法、蔑视自然生态规律的时候，“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是不能不为由此造成的全球性、全国性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而付出惨重代价的。目前已经出现全球性突出的生态问题，至少有：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问题、臭氧层正在被破坏问题、地球上森林被过量砍伐造成严重的气候异常等问题、物种正在 大量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受威胁问题。而更可怕的是，据说连人类本身的生存和繁衍，也正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有关学者综合分析发现，由于多种原因，现在不孕不育的夫妇的比例占到10－15％，还有一定比例的新生儿有生理缺陷。如果人类生存环境不改善，再过50年，很多人将不能生育。美国有一位化学教授预言，到2040年，美国将有一半的男人没有生育能力，而这可能与第六次生物物种大灭绝有关。
此外，全球性比较严峻的生态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全球性气候异常，空气、水体(海洋、江河、湖泊)、耕地等环境被严重污染，土地荒漠化加剧，淡水资源短缺，等等。所以，人类正确处理自己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和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必须加紧解决的基本问题。
其三，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矛盾和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关键问题。社会源于自然界而高于自然界，社会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自然界。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了一个“人化的自然界”。但是，“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所以，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同时起支配作用的两个系列的规律，即自然规律体系和社会规律体系。因此，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形态与生物生态、是社会制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矛盾和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的社会制度前提，是消灭剥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类从全世界的长远利益出发，而有计划和合乎规律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为全体社会成员谋福利，使人类“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在当代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世界。仍将是由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总体上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因此，我们只能够局部地、有限地获得生态问题的共识，并局部地、有限地缓解生态环境问题。自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推行殖民统治以来，它们用暴力屠杀、种族灭绝和强制移民，霸占了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大陆，以及非洲一部分富饶土地，掌控着世界上主要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市场和政治经济秩序。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局部生态环境，已经不再是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描写的那个样子。它们在比较注意本国生态保护的同时，却采取损人利己的做法，对外输出生态污染，转嫁生态灾难，包括向外国(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严重、能耗和资源消耗多、附加值低的产业，还在大量输出生态垃圾和生态赤字，并逃避自己在解决自从近代工业化以来所造成的世界性生态问题的责任，甚至继续在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霸权主义。例如，在温室气体排放、环境技术转让、海洋资源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和基因资源的掌控，还有正在酝酿的所谓征收“碳关税”等问题上，都在采取蛮不讲理、推卸责任、歪曲事实、转移视线、反咬一口的手法企图用以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和进步。
所以，我们应力求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下，在努力解决本国的生态问题前提下，要尽量在生态问题上争取获得若干国际性的共识和合作；同时，在全球性生态问题上，在事关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主权问题上，我们也要主持正义，同各国人民一起，对生态霸权主义等错误主张，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尽量缓解一些紧迫的全球性生态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之所以要研究、阐述和解决以上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的思路，是为了增进以下几个层次的自觉认识：
第一，我们要增进对生态规律的认识、把握和理论综合。应当明确，各种生态规律，是有关自然科学、环境科学的研究任务。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是要关注其进展，要从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的高度，及时进行学习、研究和理论综合，以便有助于自觉地建立和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不断提高认识，利用、保护自然生态，而不做违背生态规律，损害生态平衡的蠢事。例如，我国应加强基因工程研究，包括要抓紧转基因动植物的实验研究，但是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种植、特别是作食品(尤其是主粮)的商业推广与食用，就应当着眼长远，为人民群众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为中华民族负责，必须采取极为严肃谨慎的态度，必须依法严格管理，而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目光短视的做法，更不能被外人所左右。因为转基因动植物，对生态系统、对人类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必须作封闭性试验，作长期考察，才能够逐步掌握其利弊和规律。
第二，我们要增进对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的认识、把握和理论阐明。过去，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往往仅根据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强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还要求我们，应该在重视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实践活动及相关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生态效益的认识、评估、尊重和维护。实际上，“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应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概念，应当对其加强研究和阐发。
第三，我们要增进对生态公益和生态伦理的认识、把握和理论阐明。生态问题，是事关我国人民和整个人类世代生存、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和最基本的环境条件，应具有一视同仁的公益性。因此，珍视、保护和合理利用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是我们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社会责任与历史责任。由生态的公益性，就势必会引出研究和践行生态伦理的因果性、必然性和重要性。我认为，生态伦理的主体是人，而生态伦理的践行对象，首先是人类本身，同时也包括其他有利于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的一切生命有机体。依法尊重一切人的生命，尊重无害(包括利大于害)于人类的一切生命。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们的一项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生态伦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内容。
总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关于生态研究的一种系统理论，也是基于当代实践而在一个重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其基本的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还需要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加紧研究和系统阐明。
本刊记者：您的论述十分详尽和深刻。那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我国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和“两型社会建设”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呢?
李崇富教授：科学的生态观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当代世界的、特别是我国生态文明、“两型社会”建设的最直接的基础理论，是坚持和贯彻党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支撑。目前，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在强化，问题相当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支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加以缓解和破解。 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当严峻。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大国。尽管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现在和将来一个时期，我国的多数行业和企业，被迫处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低端。所以，我国在大规模工业化起步和初期阶段，产生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难以完全避免的一面。然而，近20多年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监管不力，我国所付出的生态代价、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相当大、相当严峻的。据报道：我国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列出的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就有16个。国家环保部在今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10年比去年的环境事故增加了一倍，仅上半年就发生了102起重大和比较重大的环境事故。目前，我国空气、水体和土地的污染已经很严重或比较严重。由环保部监测的440个城市中，几乎半数出现了酸雨；有70％的河流、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包括长江、黄河等重要河流，以及全国第三、第五大湖的太湖、巢湖等。目前，我国只有49.3％的水源可以饮用，26.4％的水源完全不适合饮用，只能作为工业用水。到2008年，我国城市污水处理仅为66％，城市的汽车尾气、噪声、电磁、垃圾和室内有害化学物质污染，也很严重。此外，还存在森林被非法大量砍伐，水土大量流失，耕地肥力下降，北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不少草原退化，山地石漠化，土地荒漠化、半荒漠化等环境问题，还在蔓延。虽然，国家为缓解这些问题，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但是很多生态问题，存在利益博弈，积重难返，难以遏制。
由于环境污染严重，不仅妨碍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体质健康，影响到大面积的自然生态恶化。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每年有10万人因直接与受污染水源有关的疾病而死亡，至于各种其他环境因素产生的疾病，就更难以估计了。同时，环境污染和过度开发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物种灭绝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尽管我国生物物种很丰富，拥有1／8的真核生物，并在保持生物多样性上，已采取不少措施，但仍难以遏制、缓解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物种在加快灭绝的势头，其速度不亚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濒危物种占总量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我国十大灭绝和濒危动物有：华南虎、白鳍豚、褐马鸟、扬子鳄、黑颈鹤、四不像、大熊猫、金丝猴、藏羚羊。十分可惜的是，由于长江污染和其他生态条件的恶化，作为全世界两个唯一淡水亚种的白鳍豚和长江白豚，前者已于2008年8月8日被宣布绝种，而后者在1993年约有2700头，15年后减少一半，估计仅有1400－1200头，离灭种已经不远了。我国近20多年出现或加剧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必须采取坚决而有效的措施，加以遏制和缓解。这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在强化。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如果以13亿多人口作分母，我国的人均资源却又相对不足，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我国只有约100多亿亩土地资源可供利用，人均8亩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0，其中耕地更少。目前，我国有耕地18.2亿亩，人均1.4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森林有19.7亿亩，人均1.5亩，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7；淡水资源2.8万亿立米，人均2200立米，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而且分布不均，常常是南涝北旱；全国668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00多个严重缺水。就矿产资源而言，在世界已知的170多种矿藏中，我国已发现168种，有储量的151种；按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计算，我国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仅为世界的53位。其中，有2／3的主要矿产资源，近几年来出现短缺，有的处于严重短缺状况，如金、银、铜、铬、铁、钾、石油等主要矿产资源，日益供不应求，有的可能短缺1／2以上，特别是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需求量大的矿产资源，多数矿体贫矿多、富矿少、选矿难，后备储量不足。我国资源型城市有118座(典型的60座)，在多年开采后，已有2／3的矿山进入中老年期、1／4面临资源枯竭。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和2008年3月，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分两批确定44个资源枯竭城市，需要经济转型。我国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短缺严重，供需矛盾突出，目前只能通过大量进口来弥补。200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6.28亿吨，原油2.04亿吨，对外依存度都在50％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许多生产行业科技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资源利用效率低，存在严重浪费的情况。目前，我国单位产值的能耗，是美国的4.3倍、德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其中，我国石化、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纺织等8个行业的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水平高出40％左右。而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按本世纪初的情况估算，我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而每立米淡水的产出率，世界平均水平是37美元，日本是55美元，英国是93美元，而我国是2美元。尽管这里存在一定程度的汇率扭曲，但我国资源利益效率普遍较低，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我国近些年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多、过度的资源消耗来支撑的。2009年，我国GDP(按当时的汇率计)占世界总量的6％左右。但是，我国当年钢产量5.56亿吨、水泥16.3亿吨、电解铝1285万吨、精炼铜4133万吨、煤30.5亿吨、化肥6600万吨、棉纱2393万吨、玻璃5.8亿箱，分别占同年世界产量的46.6％、50％、60％、25％、45％、35％、46％、50％。这样大量地靠生产、消费、出口资源性和低附加值的产品，来维持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就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环境约束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两型社会”建设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应对。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为了缓解和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的一项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应对。现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及其所通过的关于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就从战略全局高度，为我国两型 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在这里，党中央把两型社会建设，作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就意味着“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意味着两型社会建设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事关战略全局的大问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抓紧落实。
我认为，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策，是针对全世界的、特别是我国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严峻情况，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而从实现它的客观保障来看，当然要依靠党和国家领导下所制定的长远的规划，科技的进步，完备的立法，周密的制度，有力的举措，严格的管理等社会条件。但首要的前提则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统一认识、协调行动，必须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自然资源紧缺和浪费的严峻性与不可逆性，必须正确对待和兼顾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利益与子孙后代利益的关系，才能提高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坚定性，才能有真正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而统一和提高这种认识一个重要的理论导向和理论支撑，就是要努力建构、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本刊记者：您对马克思主又生态现及其现实意义的阐述非常深刻，相信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党员干部的理论境界和实践水平的提升有重大帮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李崇富教授：不必客气，我本人十分愿意加强同贵刊的合作，祝《党政干部学刊》越办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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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北京：人民日报，2010－10－2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两型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1－0003－05
本刊记者：李教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访谈。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对“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其中引人注目的改变是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而且淡化了发展速度指标。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建设“两型社会”同样需要理论的正确引导，能否请您谈谈对此问题的认识?
李崇富教授：好的。实际上，党的十七大就已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科学概念，同时，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规定了“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召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及全会通过的关于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都高度重视“两型社会”建设，强调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当结合当代实际，深入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导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建设，毫无疑问，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大和不可代替的现实意义。
本刊记者：请问马克思恩格斯有哪些生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实践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李崇富教授：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时，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因此，尽管他们没有专门和系统地阐述过生态观，但由于理论的内在逻辑，所以当他们在阐述自然观和实践观，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进行批判性考察中，就包含着关于生态问题的大量论述，即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故此可以说。只要我们结合当代实际，深入学习和挖掘、系统地梳理和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就可以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供科学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中就包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即自然辩证法，作为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研究和阐明的是自然界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就包括关于人类如何产生、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和普遍本质的阐明。
马克思恩格斯在综合当时各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演进的最高产物。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类人猿通过自己由生物活动到劳动的进化。并随着劳动的产生而产生原始人以后，才开始形成了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根本问题。对此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五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而这种普遍性，则是由人的劳动实践造成的。“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
因此，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在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即生产劳动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时候，就在对自然界的关系上具有了二重性，即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对此，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存在物，就是说，它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性，体现了人类在生产劳动中能够认识、改造和利用外界物的本质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把人同其他生命体区别开来；而人的受动性则表明，人类在自然面前，也不能为所欲为，必需时刻依赖，并受到自然界的物质环境和物质条件、生态环境和生态条件，即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的限定、支撑和制约。自然界、自然条件、自然生态和自然规律，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和进步的大背景、大前提和大舞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及其生态思想，是为现代人类正确而自觉地认识、利用自然界和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的哲学基础。
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同自然界具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实践关系”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并与之相辅相成的“理论关系”，以及蕴含于其中的“价值”关系。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处在一定实践水平上，既表明人类对自然规律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利用能力，同时也往往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功利上的盲目性。恩格斯就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之时，论述了人类历史上若干实践活动，由于当事人仅仅注重眼前和暂时的功利，往往无意识地违背了自然规律，由于实践的盲目性，而曾经有过受到自然界报复、惩罚的惨痛教训，从而表达了深刻的生态思想。恩格斯指出，人类在实践中“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对此举出了几个造成生态灾难的典型事例：
①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储藏库”。
②当年“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③当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水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
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三点重要的有生态学意义的看法：其一，在自然界面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其二，只有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够“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其三，人类“耕作－－如果自发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生态思想，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再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观中还包含有更为丰富的生态思想。历史唯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是以其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基础的，但同时也要受到社会经济形态，即一定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基本生产关系的客观制约。马克思恩格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时，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社会化的生产力、工业文明、城市化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予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和巨大的社会进步，同时又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实行的残酷经济剥削、野蛮的殖民掠夺，以及它所固有的反生态性质。“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积累和殖民掠夺的历史，就“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而正是由于生产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这个绝对规律”的驱使使得资本家们根本无意顾及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始至终都在给人类带来种种生态灾难。如对环境的破坏、污染，生产条件的恶劣对工人健康的侵害，生产过多造成的资源浪费等等。恩格斯就在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地调查，以大量翔实和确切的事例，揭露和论述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带来的骇人听闻的生态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也对资产阶级从力图尽量降低成本、最大化地增加利润的动机出发，造成了种种生态问题、劳动条件问题，造成了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损害进行了论述。
本刊记者：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这为后人在此基础上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供了理论条件，能否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构建问题及其主要框架内容?
李崇富教授：好的。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导。而我们所要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也可以称为“生态文明观”。这种生态观，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或出发点，同时借鉴吸收国外生态学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果，立足于当代实际，总结现实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形成比较系统和科学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首先要正视、思考和解决的，至少包括以下三大矛盾或三大问题：
其一，自然界生态系统本身的关系、矛盾和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自然界走着自己的路。自然生态系统有自己的变化、发展和进化规律。自从几十亿年前，在地球上进化出了生命有机体，就在漫长的地质史上逐步发展、分化和演进出各种生物物种、各种生态系统和生态群落。生物界既同无机界的以水的三态循环、氧循环、碳循环、氮循环等为基础，以四季气候变化、日夜交替为背景，而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使其个体生长发育、新陈代谢，又与其他生物物种和个体之间进行生存竞争，从而产生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循环、繁衍和进化。例如，生物界有三大生物群落，就是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植物吸受阳光和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生产有机物、储存生物能量和放出(多于自己需要的)氧气；而动物大多是食草类，一般依靠植物及其果实为食，少数食肉动物则以其他相对弱小的动物为食，吸进氧气，在新陈代谢中放出二氧化碳；至于微生物，在自然界生态链的平衡和循环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除了帮助动物消化以外，还能够把动植物死亡的机体，加以腐烂和分解，从而成为无机界、有机界的物质循环和平衡的一个重要环节。至于各种生物物种，生态系统和生态群落之间相互斗争、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生态平衡和循环的具体矛盾、具体机理和具体规律，那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是知之甚少，是讲不清楚的。
从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意义上说，人类实践活动必须尊重、顺应、利用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而不能只顾眼前和局部的功利，违背自然生态规律，去过度地干预、开发、利用和破坏它们。
其二，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矛盾和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中心问题。人类作为自然界和生物界进化的最高产物，是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又同自然界相对立。此前，西方学者提出的“人择原理”和“人类中心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应该根据理论和实践的逻辑，而加以新的审视和符合历史发展的科学总结。
我们知道，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前的原始社会和封建农业社会，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在总体上保持着一种自发的、低水平的、被迫的自然顺应和原始和谐。只是，随着近现代大工业和自然科学的产生，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开发、利用、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从而在带来工业文明的同时，也逐步激化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有一个时期，人类普遍有一种错觉，似乎人是自然界的上帝，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地征服和利用自然界，这就是“人类中心论”意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决不能违背自然辩证法的规律，“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因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体、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同样要受到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的支配；人类个体是来自自然界，也要回归自然界。实际上，当我们蔑视自然辩证法、蔑视自然生态规律的时候，“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是不能不为由此造成的全球性、全国性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而付出惨重代价的。目前已经出现全球性突出的生态问题，至少有：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问题、臭氧层正在被破坏问题、地球上森林被过量砍伐造成严重的气候异常等问题、物种正在 大量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受威胁问题。而更可怕的是，据说连人类本身的生存和繁衍，也正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有关学者综合分析发现，由于多种原因，现在不孕不育的夫妇的比例占到10－15％，还有一定比例的新生儿有生理缺陷。如果人类生存环境不改善，再过50年，很多人将不能生育。美国有一位化学教授预言，到2040年，美国将有一半的男人没有生育能力，而这可能与第六次生物物种大灭绝有关。
此外，全球性比较严峻的生态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全球性气候异常，空气、水体(海洋、江河、湖泊)、耕地等环境被严重污染，土地荒漠化加剧，淡水资源短缺，等等。所以，人类正确处理自己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和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必须加紧解决的基本问题。
其三，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矛盾和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关键问题。社会源于自然界而高于自然界，社会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自然界。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了一个“人化的自然界”。但是，“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所以，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同时起支配作用的两个系列的规律，即自然规律体系和社会规律体系。因此，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形态与生物生态、是社会制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矛盾和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的社会制度前提，是消灭剥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类从全世界的长远利益出发，而有计划和合乎规律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为全体社会成员谋福利，使人类“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在当代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世界。仍将是由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总体上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因此，我们只能够局部地、有限地获得生态问题的共识，并局部地、有限地缓解生态环境问题。自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推行殖民统治以来，它们用暴力屠杀、种族灭绝和强制移民，霸占了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大陆，以及非洲一部分富饶土地，掌控着世界上主要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市场和政治经济秩序。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局部生态环境，已经不再是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描写的那个样子。它们在比较注意本国生态保护的同时，却采取损人利己的做法，对外输出生态污染，转嫁生态灾难，包括向外国(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严重、能耗和资源消耗多、附加值低的产业，还在大量输出生态垃圾和生态赤字，并逃避自己在解决自从近代工业化以来所造成的世界性生态问题的责任，甚至继续在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霸权主义。例如，在温室气体排放、环境技术转让、海洋资源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和基因资源的掌控，还有正在酝酿的所谓征收“碳关税”等问题上，都在采取蛮不讲理、推卸责任、歪曲事实、转移视线、反咬一口的手法企图用以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和进步。
所以，我们应力求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下，在努力解决本国的生态问题前提下，要尽量在生态问题上争取获得若干国际性的共识和合作；同时，在全球性生态问题上，在事关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主权问题上，我们也要主持正义，同各国人民一起，对生态霸权主义等错误主张，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尽量缓解一些紧迫的全球性生态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之所以要研究、阐述和解决以上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的思路，是为了增进以下几个层次的自觉认识：
第一，我们要增进对生态规律的认识、把握和理论综合。应当明确，各种生态规律，是有关自然科学、环境科学的研究任务。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是要关注其进展，要从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的高度，及时进行学习、研究和理论综合，以便有助于自觉地建立和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不断提高认识，利用、保护自然生态，而不做违背生态规律，损害生态平衡的蠢事。例如，我国应加强基因工程研究，包括要抓紧转基因动植物的实验研究，但是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种植、特别是作食品(尤其是主粮)的商业推广与食用，就应当着眼长远，为人民群众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为中华民族负责，必须采取极为严肃谨慎的态度，必须依法严格管理，而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目光短视的做法，更不能被外人所左右。因为转基因动植物，对生态系统、对人类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必须作封闭性试验，作长期考察，才能够逐步掌握其利弊和规律。
第二，我们要增进对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的认识、把握和理论阐明。过去，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往往仅根据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强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还要求我们，应该在重视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实践活动及相关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生态效益的认识、评估、尊重和维护。实际上，“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应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概念，应当对其加强研究和阐发。
第三，我们要增进对生态公益和生态伦理的认识、把握和理论阐明。生态问题，是事关我国人民和整个人类世代生存、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和最基本的环境条件，应具有一视同仁的公益性。因此，珍视、保护和合理利用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是我们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社会责任与历史责任。由生态的公益性，就势必会引出研究和践行生态伦理的因果性、必然性和重要性。我认为，生态伦理的主体是人，而生态伦理的践行对象，首先是人类本身，同时也包括其他有利于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的一切生命有机体。依法尊重一切人的生命，尊重无害(包括利大于害)于人类的一切生命。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们的一项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生态伦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内容。
总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关于生态研究的一种系统理论，也是基于当代实践而在一个重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其基本的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还需要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加紧研究和系统阐明。
本刊记者：您的论述十分详尽和深刻。那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我国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和“两型社会建设”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呢?
李崇富教授：科学的生态观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当代世界的、特别是我国生态文明、“两型社会”建设的最直接的基础理论，是坚持和贯彻党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支撑。目前，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在强化，问题相当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支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加以缓解和破解。 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当严峻。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大国。尽管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现在和将来一个时期，我国的多数行业和企业，被迫处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低端。所以，我国在大规模工业化起步和初期阶段，产生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难以完全避免的一面。然而，近20多年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监管不力，我国所付出的生态代价、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相当大、相当严峻的。据报道：我国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列出的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就有16个。国家环保部在今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10年比去年的环境事故增加了一倍，仅上半年就发生了102起重大和比较重大的环境事故。目前，我国空气、水体和土地的污染已经很严重或比较严重。由环保部监测的440个城市中，几乎半数出现了酸雨；有70％的河流、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包括长江、黄河等重要河流，以及全国第三、第五大湖的太湖、巢湖等。目前，我国只有49.3％的水源可以饮用，26.4％的水源完全不适合饮用，只能作为工业用水。到2008年，我国城市污水处理仅为66％，城市的汽车尾气、噪声、电磁、垃圾和室内有害化学物质污染，也很严重。此外，还存在森林被非法大量砍伐，水土大量流失，耕地肥力下降，北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不少草原退化，山地石漠化，土地荒漠化、半荒漠化等环境问题，还在蔓延。虽然，国家为缓解这些问题，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但是很多生态问题，存在利益博弈，积重难返，难以遏制。
由于环境污染严重，不仅妨碍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体质健康，影响到大面积的自然生态恶化。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每年有10万人因直接与受污染水源有关的疾病而死亡，至于各种其他环境因素产生的疾病，就更难以估计了。同时，环境污染和过度开发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物种灭绝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尽管我国生物物种很丰富，拥有1／8的真核生物，并在保持生物多样性上，已采取不少措施，但仍难以遏制、缓解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物种在加快灭绝的势头，其速度不亚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濒危物种占总量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我国十大灭绝和濒危动物有：华南虎、白鳍豚、褐马鸟、扬子鳄、黑颈鹤、四不像、大熊猫、金丝猴、藏羚羊。十分可惜的是，由于长江污染和其他生态条件的恶化，作为全世界两个唯一淡水亚种的白鳍豚和长江白豚，前者已于2008年8月8日被宣布绝种，而后者在1993年约有2700头，15年后减少一半，估计仅有1400－1200头，离灭种已经不远了。我国近20多年出现或加剧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必须采取坚决而有效的措施，加以遏制和缓解。这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在强化。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如果以13亿多人口作分母，我国的人均资源却又相对不足，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我国只有约100多亿亩土地资源可供利用，人均8亩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0，其中耕地更少。目前，我国有耕地18.2亿亩，人均1.4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森林有19.7亿亩，人均1.5亩，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7；淡水资源2.8万亿立米，人均2200立米，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而且分布不均，常常是南涝北旱；全国668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00多个严重缺水。就矿产资源而言，在世界已知的170多种矿藏中，我国已发现168种，有储量的151种；按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计算，我国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仅为世界的53位。其中，有2／3的主要矿产资源，近几年来出现短缺，有的处于严重短缺状况，如金、银、铜、铬、铁、钾、石油等主要矿产资源，日益供不应求，有的可能短缺1／2以上，特别是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需求量大的矿产资源，多数矿体贫矿多、富矿少、选矿难，后备储量不足。我国资源型城市有118座(典型的60座)，在多年开采后，已有2／3的矿山进入中老年期、1／4面临资源枯竭。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和2008年3月，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分两批确定44个资源枯竭城市，需要经济转型。我国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短缺严重，供需矛盾突出，目前只能通过大量进口来弥补。200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6.28亿吨，原油2.04亿吨，对外依存度都在50％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许多生产行业科技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资源利用效率低，存在严重浪费的情况。目前，我国单位产值的能耗，是美国的4.3倍、德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其中，我国石化、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纺织等8个行业的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水平高出40％左右。而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按本世纪初的情况估算，我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而每立米淡水的产出率，世界平均水平是37美元，日本是55美元，英国是93美元，而我国是2美元。尽管这里存在一定程度的汇率扭曲，但我国资源利益效率普遍较低，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我国近些年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多、过度的资源消耗来支撑的。2009年，我国GDP(按当时的汇率计)占世界总量的6％左右。但是，我国当年钢产量5.56亿吨、水泥16.3亿吨、电解铝1285万吨、精炼铜4133万吨、煤30.5亿吨、化肥6600万吨、棉纱2393万吨、玻璃5.8亿箱，分别占同年世界产量的46.6％、50％、60％、25％、45％、35％、46％、50％。这样大量地靠生产、消费、出口资源性和低附加值的产品，来维持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就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环境约束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两型社会”建设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应对。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为了缓解和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的一项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应对。现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及其所通过的关于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就从战略全局高度，为我国两型 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在这里，党中央把两型社会建设，作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就意味着“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意味着两型社会建设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事关战略全局的大问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抓紧落实。
我认为，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策，是针对全世界的、特别是我国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严峻情况，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而从实现它的客观保障来看，当然要依靠党和国家领导下所制定的长远的规划，科技的进步，完备的立法，周密的制度，有力的举措，严格的管理等社会条件。但首要的前提则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统一认识、协调行动，必须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自然资源紧缺和浪费的严峻性与不可逆性，必须正确对待和兼顾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利益与子孙后代利益的关系，才能提高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坚定性，才能有真正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而统一和提高这种认识一个重要的理论导向和理论支撑，就是要努力建构、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本刊记者：您对马克思主又生态现及其现实意义的阐述非常深刻，相信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党员干部的理论境界和实践水平的提升有重大帮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李崇富教授：不必客气，我本人十分愿意加强同贵刊的合作，祝《党政干部学刊》越办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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