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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日益增加的态势，由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相应的必然会带来很多管理上的问题。少数民族由于其文化差异性、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导致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难度加大。本文主要对国内外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机制的研究进行梳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探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服务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机制的未来方向。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推进。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巨大落差为少数民族农民、牧民的外出流动积蓄了大量势能，推动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对流入地和流出地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主要将国内外针对该问题的有关研究进行梳理，探究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
一、美国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
1.少数民族的内涵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的内涵，西方国家和我国有很大不同。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少数民族”主要是指除了欧洲大陆迁移的萨克逊人外，所有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等）、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在美国，少数民族这个概念里往往带着着如下含义：第一，少数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第二，他们需要改变主要因为其是从“原始”或“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了“工业”、“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第三，因为少数族群通常聚居于城市的“下只角”，他们需要改变的原因是其无法立足与适应城市生活，所以针对少数族群的管理服务大多是在城市。但是这些少数民族原本并不源自于城市，而是源自于由“乡”（原始或农业社会）向“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
2.美国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的两大基本取向
美国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主要有两大取向。一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个体主义基础上的少数民族服务管理；二是建立在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民族压迫基础上的少数民族服务管理。这两种研究取向是带有很强的美国特色的研究，但對于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借鉴意义。
第一，关于“多元文化”内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桑德斯认为，肯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让个人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特色，并使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入社会，从而反对单一的主导文化。而卡什莫尔认为其核心观念是：“不同民族或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和谐共存川。这两个定义从多元文化主义的个体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进行揭示，体现了其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与保持和谐共存的哲学内涵。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针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服务工作就需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因素、文化背景的影响，应该建立在多元化民族身份理解的基础上，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管理服务相结合。针对少数民族提供服务时，不应当想当然的采用多数民族的惯例，要保持文化的敏感性。在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不同的管理方式、服务模式。
第二，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研究，在美国还有一个典型方面是关于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汤普森指出，歧视产生的重要方面是研究历史结合了某些生物类别的低劣假设川。显然，这个观点揭示了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与压迫来自于萨克逊人固守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并将这种进化观固化在其统治地位的过度政治化和结构化上。
3.对美国少数民族服务管理研究的评述
综观美国针对少数民族服务管理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多元主义与反歧视反压迫取向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取向，对西方国家影响很大。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巨大差异，在借鉴其理论与实务时也有诸多方面值得深入反思。一方面，就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而言，在西方国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移民与原住民，其移民与原住民的形成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形成与发展有着质的区别。这种质的区别体现在文化的统一性与延续性程度上。在美国，其移民与原住民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與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断裂的，所以针对少数民族的服务管理十分强调保持少数族群文化的独立性，而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借鉴中形成的，并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并不是完全独立与断裂的。这一点在我国实践中需进一步探讨与摸索。另一方面，就反压迫反歧视而言，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也并非可以照搬，因为其社会制度与我国也有质的区别。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其民族歧视与压迫问题本质是阶级压迫的表现。而在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日面临的问题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和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而产生，属于社会转型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并非由压迫与歧视而产生。因此，对待西方国家这种社会运动式的民族社会工作取向更需谨慎对待，更需在本土实践中加以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二、国内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
1.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内涵的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界定，而是从人口学“人口流动”的概念出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区分。[1]胡琪将流动人口定义为，离开了常住户籍所在地，跨越了一定的行政辖区范围，在某一地区暂住、滞留、活动，并在一定时间内返回其常住地的人口。此外，[2]段成荣进一步指出，人口学上有“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两个概念。我国实行“户籍”制度，人们把人口迁移活动中“户口”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同时发生变化的活动称为“人口迁移”，而把只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所在地的活动称为“人口流动”。在此基础之上，学者结合民族的概念，引申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概念。但从理论上而言，人口流动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泛指人口流动中的特定的少数民族群体。华彦龙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指不具备城市户籍，但又在城市居住并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有别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和城市新进少数民族。城市世居少明数民族是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史形成一定人口规模或聚居区域的少数民族。新进少数民族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国家建设需要，以工作、求学、经商或通过政府有计划招工等形式进入城市且具备城市户籍的少数民族。 2.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特点的研究
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从总体上和一般的人口流动规律一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自身在文化、传统、流出地状况等方面的特点，表现在流动上又拥有一些不同之处。郑信哲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起始的时间、职业特点、特色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落、民族妇女婚迁、存在的困难、流动形式等分析论述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周竞红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绝对数不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从业集中于商业和餐饮服务业，而且小商贩占相当比例；流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趋势得以加强；自主、自愿的经济型流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流。[3]郑信哲、周竞红进一步指出，受自然条件、民族传统习惯和语言交流的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量总体落后于汉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除了一般流动人口的各种困难与烦恼外，还存在特殊困难和心理适应问题，因而面临更多的挑战。此外，华彦龙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在城市中形成类似于全国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汤夺先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结合田野调查资料，认为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人口来源上，多来自距离大城市较近的西北民族地区；在流动行为上，受城市民族宗教等因素影響较大等特点。
3.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者们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发现成果众多，内容丰富。针对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的相关问题，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5]李俊清分析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融入困难及其原因，主要表现在经济融入困难、社会融入困难、城市认同困难、公共服务困难、公共文化困难和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的困难五方面。李吉和、卢时秀等研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机制建设，通过在浙江、南宁等地开展试点，建议形成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共同作用的服务主体，并将专业社会工作、公共服务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等嵌入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鼓舞管理体系内。陈晓娟、刘立祥等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模式的创新工作，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作为城市社会管理工作的一部分，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中存在服务主体单一、服务能力有限、服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城市管理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实际需求，采取灵活、有效的服务模式。孙婷认为各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共性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重管理而轻服务的工作理念，二是涉及相关主管部门众多，沟通协作难度大，三是民族工作队伍薄弱，四是信息数据共享不足。并结合包括广州、沈阳、青岛在内的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的有效经验，认为未来完善此项工作的路径探索可集中于工作理念创新、主体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服务管理内容创新和方法手段创新等方面。
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性研究。李伟梁、陈云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是社会交往、生活服务、就业与创业和民族工作等，因此要从发展城市民族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建立新型城市民族关系等方面来建构其社会支持网络。李伟梁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要从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等三个方面探索少数民族的生存与适应情况。陈云以武汉市为例，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中适应状况、适应过程、适应特点及适应中存在的障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李林凤运用社会学的社会支持理论，论述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缺失，分析了社区支持在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存质量与心理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支持的策略：包括个人网络、义工支持、邻里助人网络和社区赋权等支持策略。凌锐将影响城市社会网络构建的因素分为四类：第一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过去的历史，本身的心理调适能力和个人的社交能力；第二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整体的因素，主要反映在各民族之间其成员们的教育水平、职业结构、组织能力、纪律性、工作经验、道德水准等方面的差距；第三类，城市系统的因素，包括城市与民族地区的推拉作用，两个地区中规范的一致性程度，城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接纳和排斥程度等；第四类，国家制度的因素。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结合当地（广州、辽宁、上海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指出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存在理念之后、主体协调与联动机制不健全、方式单一、公共服务匮乏、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创新理念、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宣传、服务主体丰富、加强流出地流入协调、立足社区等方面提出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4.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未来研究展望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是时间、地域、文化的三维空间移民。他们面临多方面的交流与适应难题：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适应；从少数族群文化到主体民族主流文化的适应；从家乡的主人角色到他乡的客居角色的适应；从民族语言文化到汉语言文化的适应；在这样的文化跨越中，由于城乡的、民族的差异是在不同情境下长期形成的文化沉淀，所以这种转变性适应是需要长时间调适的。由此派生出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教育观问题，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教育等问题都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因此学者们应该继续挖掘研究潜能，深化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胡琪.流动人口概念的研究与探讨[J].人口，1997（01）.
[2]段成荣.中国省级迁移人口研究[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1.
[3]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04）.
[4]陈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排斥与内卷[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4）：42-45.
[5]李俊清.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1）：60-63.
作者简介：
韩莹钰，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專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推进。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巨大落差为少数民族农民、牧民的外出流动积蓄了大量势能，推动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对流入地和流出地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主要将国内外针对该问题的有关研究进行梳理，探究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
一、美国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
1.少数民族的内涵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的内涵，西方国家和我国有很大不同。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少数民族”主要是指除了欧洲大陆迁移的萨克逊人外，所有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等）、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在美国，少数民族这个概念里往往带着着如下含义：第一，少数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第二，他们需要改变主要因为其是从“原始”或“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了“工业”、“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第三，因为少数族群通常聚居于城市的“下只角”，他们需要改变的原因是其无法立足与适应城市生活，所以针对少数族群的管理服务大多是在城市。但是这些少数民族原本并不源自于城市，而是源自于由“乡”（原始或农业社会）向“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
2.美国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的两大基本取向
美国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主要有两大取向。一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个体主义基础上的少数民族服务管理；二是建立在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民族压迫基础上的少数民族服务管理。这两种研究取向是带有很强的美国特色的研究，但對于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借鉴意义。
第一，关于“多元文化”内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桑德斯认为，肯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让个人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特色，并使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入社会，从而反对单一的主导文化。而卡什莫尔认为其核心观念是：“不同民族或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和谐共存川。这两个定义从多元文化主义的个体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进行揭示，体现了其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与保持和谐共存的哲学内涵。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针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服务工作就需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因素、文化背景的影响，应该建立在多元化民族身份理解的基础上，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管理服务相结合。针对少数民族提供服务时，不应当想当然的采用多数民族的惯例，要保持文化的敏感性。在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不同的管理方式、服务模式。
第二，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研究，在美国还有一个典型方面是关于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汤普森指出，歧视产生的重要方面是研究历史结合了某些生物类别的低劣假设川。显然，这个观点揭示了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与压迫来自于萨克逊人固守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并将这种进化观固化在其统治地位的过度政治化和结构化上。
3.对美国少数民族服务管理研究的评述
综观美国针对少数民族服务管理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多元主义与反歧视反压迫取向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取向，对西方国家影响很大。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巨大差异，在借鉴其理论与实务时也有诸多方面值得深入反思。一方面，就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而言，在西方国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移民与原住民，其移民与原住民的形成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形成与发展有着质的区别。这种质的区别体现在文化的统一性与延续性程度上。在美国，其移民与原住民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與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断裂的，所以针对少数民族的服务管理十分强调保持少数族群文化的独立性，而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借鉴中形成的，并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并不是完全独立与断裂的。这一点在我国实践中需进一步探讨与摸索。另一方面，就反压迫反歧视而言，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也并非可以照搬，因为其社会制度与我国也有质的区别。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其民族歧视与压迫问题本质是阶级压迫的表现。而在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日面临的问题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和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而产生，属于社会转型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并非由压迫与歧视而产生。因此，对待西方国家这种社会运动式的民族社会工作取向更需谨慎对待，更需在本土实践中加以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二、国内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
1.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内涵的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界定，而是从人口学“人口流动”的概念出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区分。[1]胡琪将流动人口定义为，离开了常住户籍所在地，跨越了一定的行政辖区范围，在某一地区暂住、滞留、活动，并在一定时间内返回其常住地的人口。此外，[2]段成荣进一步指出，人口学上有“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两个概念。我国实行“户籍”制度，人们把人口迁移活动中“户口”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同时发生变化的活动称为“人口迁移”，而把只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所在地的活动称为“人口流动”。在此基础之上，学者结合民族的概念，引申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概念。但从理论上而言，人口流动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泛指人口流动中的特定的少数民族群体。华彦龙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指不具备城市户籍，但又在城市居住并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有别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和城市新进少数民族。城市世居少明数民族是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史形成一定人口规模或聚居区域的少数民族。新进少数民族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国家建设需要，以工作、求学、经商或通过政府有计划招工等形式进入城市且具备城市户籍的少数民族。 2.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特点的研究
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从总体上和一般的人口流动规律一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自身在文化、传统、流出地状况等方面的特点，表现在流动上又拥有一些不同之处。郑信哲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起始的时间、职业特点、特色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落、民族妇女婚迁、存在的困难、流动形式等分析论述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周竞红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绝对数不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从业集中于商业和餐饮服务业，而且小商贩占相当比例；流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趋势得以加强；自主、自愿的经济型流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流。[3]郑信哲、周竞红进一步指出，受自然条件、民族传统习惯和语言交流的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量总体落后于汉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除了一般流动人口的各种困难与烦恼外，还存在特殊困难和心理适应问题，因而面临更多的挑战。此外，华彦龙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在城市中形成类似于全国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汤夺先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结合田野调查资料，认为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人口来源上，多来自距离大城市较近的西北民族地区；在流动行为上，受城市民族宗教等因素影響较大等特点。
3.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者们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发现成果众多，内容丰富。针对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的相关问题，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5]李俊清分析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融入困难及其原因，主要表现在经济融入困难、社会融入困难、城市认同困难、公共服务困难、公共文化困难和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的困难五方面。李吉和、卢时秀等研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机制建设，通过在浙江、南宁等地开展试点，建议形成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共同作用的服务主体，并将专业社会工作、公共服务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等嵌入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鼓舞管理体系内。陈晓娟、刘立祥等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模式的创新工作，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作为城市社会管理工作的一部分，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中存在服务主体单一、服务能力有限、服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城市管理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实际需求，采取灵活、有效的服务模式。孙婷认为各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共性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重管理而轻服务的工作理念，二是涉及相关主管部门众多，沟通协作难度大，三是民族工作队伍薄弱，四是信息数据共享不足。并结合包括广州、沈阳、青岛在内的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的有效经验，认为未来完善此项工作的路径探索可集中于工作理念创新、主体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服务管理内容创新和方法手段创新等方面。
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性研究。李伟梁、陈云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是社会交往、生活服务、就业与创业和民族工作等，因此要从发展城市民族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建立新型城市民族关系等方面来建构其社会支持网络。李伟梁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要从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等三个方面探索少数民族的生存与适应情况。陈云以武汉市为例，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中适应状况、适应过程、适应特点及适应中存在的障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李林凤运用社会学的社会支持理论，论述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缺失，分析了社区支持在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存质量与心理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支持的策略：包括个人网络、义工支持、邻里助人网络和社区赋权等支持策略。凌锐将影响城市社会网络构建的因素分为四类：第一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过去的历史，本身的心理调适能力和个人的社交能力；第二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整体的因素，主要反映在各民族之间其成员们的教育水平、职业结构、组织能力、纪律性、工作经验、道德水准等方面的差距；第三类，城市系统的因素，包括城市与民族地区的推拉作用，两个地区中规范的一致性程度，城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接纳和排斥程度等；第四类，国家制度的因素。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结合当地（广州、辽宁、上海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指出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存在理念之后、主体协调与联动机制不健全、方式单一、公共服务匮乏、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创新理念、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宣传、服务主体丰富、加强流出地流入协调、立足社区等方面提出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4.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未来研究展望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是时间、地域、文化的三维空间移民。他们面临多方面的交流与适应难题：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适应；从少数族群文化到主体民族主流文化的适应；从家乡的主人角色到他乡的客居角色的适应；从民族语言文化到汉语言文化的适应；在这样的文化跨越中，由于城乡的、民族的差异是在不同情境下长期形成的文化沉淀，所以这种转变性适应是需要长时间调适的。由此派生出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教育观问题，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教育等问题都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因此学者们应该继续挖掘研究潜能，深化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胡琪.流动人口概念的研究与探讨[J].人口，1997（01）.
[2]段成荣.中国省级迁移人口研究[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1.
[3]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04）.
[4]陈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排斥与内卷[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4）：42-45.
[5]李俊清.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1）：60-63.
作者简介：
韩莹钰，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專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