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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5日，上海银监局发布《上海地区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总体稳健》指出理财产品余额为5760.72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4%。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全国个人理财规模的余额约为4.1万亿元，而此与银监会公布的7.1万亿元余额之差达3万亿元之多。官方解释是银监会统计数据是全口径的，上海银监局统计数据专指个人理财产品，差别在对公和私人银行产品存量余额的统计。
为此，笔者从独立第三方客观的角度，利用财富管理研究中心2004年以来的数据积累，基于一定的存量规模估算方法，测算2010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存量规模，分析其主要特征，并给出简短的政策建议。
估算方法
一般情况下，第三方机构很难监测到银行理财产品的实际募集资金规模，部分商业银行会公布理财产品募集资金规模的上限或下限，所以我们遵从如下三点原则进行资金规模估计：
原则一：如果上下限之一明确，则直接采用上限或下限作为规模统计标准，但如果下限过低，且与发行银行历史募集资金规模严重不符，则按数据缺失的原则三处理；
原则二：如果上下限均明确，则用上下限的平均值作为规模统计标准；
原则三：如果上下限均不明确，则以该产品发售银行（或同类型银行）同类理财产品的历史募集规模的均值代替，在计算均值时，会考虑到理财产品的发行时间、资金门槛等其他因素。
样本量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对2004年以来可获取的所有理财产品的募集资金规模进行了估算，并对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银行理财产品的月末存量规模加以估算。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末，存续银行理财产品共计9953款，余额约为4.8万亿元。此数据与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同样存在一定差距，原因有四：第一，前述规模估计方法相对保守，基本算是最低规模的统计口径；第二，对公数据和机构数据的可得性较低；第三，开放式产品即期的存量规模不可得，且在宏观经济影响下的数据波动性较大；第四，QDII数据尚不在存量规模的统计样本之中。
特征分析
2011年和2012年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年末余额分别为3.7万亿元和4.8万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61.63%和32.15%，而银监会给出的相应比值分别为170%和54.68%，鉴于我们的数据主要集中于对个人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2012年增长率之间的较大差距反映出当年对公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快速增加。
银行理财产品月末余额变化与贷存比监管密切相关。由图1可以看出，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月末，存续期内银行理财产品数量基本呈现逐月递增的态势，但理财产品月末余额则在经历了2011年陡峭增长后进入调整阶段，且2011年四季度至2012年二季度，理财产品余额在季末会出现明显下降，三季度后产品余额整体呈现窄幅升高趋势。银行理财产品余额的这一变化与银行贷存比考核有很大关系。2010年央行六次上调准备金率，两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使得银行体系流动性逐步紧张；在此情况下，央行严格贷存比考核则催生了银行季末大肆揽储的现象，理财产品成为其揽储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合理设置”资金清算期来进行隐蔽且有效的揽储。如果默认理财产品的清算期在4天左右，图2显示自2010年二季度起，每月最后4天银行理财产品到期量及其在当月总到期量中的占比在季末均会出现大幅跳升，且这一趋势在2011年二季度后更加明显。2010年以及2011年大部分时间，由于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处于迅猛增长阶段，理财产品季末的大量到期对产品余额整体向上的趋势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但2011年四季度后，理财产品发行量增速回落，其存量规模的季节性凸显。另一方面，由于保本理财产品计入银行存款总额，在2011年11月银监会严禁通过发行短期理财产品变相高息揽储后，银行开始加大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的发行，导致该类理财产品的占比大幅增加。2012年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中，保本、保收益产品的余额占比为33.2%；而2010年年初，该比值还不到20%。这也是2012年8月后银行理财产品余额整体呈现走高趋势的主要原因。
资金池类产品余额居高不下。资金池类产品一直是银行理财产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以前，资金池类产品余额在理财产品余额中的占比一路上升，2011年末最高时达到了65.4%，此后该比值虽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高位运行。截至2012年12月末，资金池类理财产品余额达2.3万亿元人民币，占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存量规模的46.9%强，与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平分秋色。从产品设计来看，资金池类产品存在着一些弊端，随着产品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蕴藏的风险不容小觑。微观层面上，单款产品募集资金与资产无法一一对应，导致产品无从定价、无法进行独立核算；由于产品投向不明，单款产品的风险无法识别，而且一旦某项投资发生风险可能会波及多款产品；甚至如果后续资金不足，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等等。宏观层面上，隐藏在资金池类产品迅速扩张的表象下，是“存款理财化、贷款证券化”两头在外的业务模式的扩张，这些业务脱离了监管者的监管范围，一则会导致统计数据失真、增加宏观政策的调控难度；二则如果出表的贷款资金投向了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那么给相关理财产品带来的风险将更大，甚至出现表外风险转嫁表内的现象。
城商行理财产品规模迅速扩张。近两年，城商行在理财业务方面表现尤为抢眼。2011年开始，城商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余额及其在所有理财产品余额中的占比都呈现上升趋势；进入2012年，这种趋势愈加明显。截至到2012年末，城商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余额达5033.2亿元，同比增长242.2%，在同期理财产品余额中的占比为10.4%，较2011年同期增加了6.4个百分点。从投资标的来看，城商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以固定收益类和资产池类为主。据统计，2012年城商行共发行理财产品7961款，其中投资于境内债券货币市场的固定收益类产品有6098款，占比达76.6%；而资产池类产品有1698款，占比为21.33%。城商行大力发展理财业务一是为了吸收存款、稳定客户；二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城商行的生存状况前景不明，越来越多的城商行试图通过开展理财业务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综合能力。然而，城商行理财产品规模的快速扩张同样存在着隐忧，城商行的资金管理能力是否能够承载快速膨胀的理财规模值得商榷；通常情况下，城商行理财产品的预期最高收益明显高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的预期收益，那么城商行何以支付高收益，其资金投向是否合乎规范也都需要仔细考量。
简短总结
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快速发展，并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然而，银行理财产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可以总结为两方面：一是理财产品成为银行变相揽储的工具；二是理财产品存在将表内资产表外化、藏匿贷款规模之嫌。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对于理财产品市场进行整顿的过程中，应遵从“疏堵并举”的原则。操作上，除了明确法律定位、建立分类监管和分级销售制度、建设二级市场交易制度、完善评级评价和投资者教育等基本建设外，从银行理财产品存量规模统计来看，数据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统计监测体系的不完善，所以，文末我们从统计监测体系出发给出如下建议：其一，统一分散在人民银行、银监会和银行业协议等的数据监测权利，采取集权管理方式；其二，建立和完善统计监测电子平台，优化报送机制和流程，以期实现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全流程监管；其三，重新界定并优化统计监测分类与具体指标，如是按功能来分还是按风险属性来分，如就产品的收益类型而言，如何进行合理分类；其四，提高统计监测信息的知情权，避免市场的胡乱猜疑，以正视听。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财富管理研究中心）
为此，笔者从独立第三方客观的角度，利用财富管理研究中心2004年以来的数据积累，基于一定的存量规模估算方法，测算2010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存量规模，分析其主要特征，并给出简短的政策建议。
估算方法
一般情况下，第三方机构很难监测到银行理财产品的实际募集资金规模，部分商业银行会公布理财产品募集资金规模的上限或下限，所以我们遵从如下三点原则进行资金规模估计：
原则一：如果上下限之一明确，则直接采用上限或下限作为规模统计标准，但如果下限过低，且与发行银行历史募集资金规模严重不符，则按数据缺失的原则三处理；
原则二：如果上下限均明确，则用上下限的平均值作为规模统计标准；
原则三：如果上下限均不明确，则以该产品发售银行（或同类型银行）同类理财产品的历史募集规模的均值代替，在计算均值时，会考虑到理财产品的发行时间、资金门槛等其他因素。
样本量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对2004年以来可获取的所有理财产品的募集资金规模进行了估算，并对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银行理财产品的月末存量规模加以估算。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末，存续银行理财产品共计9953款，余额约为4.8万亿元。此数据与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同样存在一定差距，原因有四：第一，前述规模估计方法相对保守，基本算是最低规模的统计口径；第二，对公数据和机构数据的可得性较低；第三，开放式产品即期的存量规模不可得，且在宏观经济影响下的数据波动性较大；第四，QDII数据尚不在存量规模的统计样本之中。
特征分析
2011年和2012年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年末余额分别为3.7万亿元和4.8万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61.63%和32.15%，而银监会给出的相应比值分别为170%和54.68%，鉴于我们的数据主要集中于对个人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2012年增长率之间的较大差距反映出当年对公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快速增加。
银行理财产品月末余额变化与贷存比监管密切相关。由图1可以看出，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月末，存续期内银行理财产品数量基本呈现逐月递增的态势，但理财产品月末余额则在经历了2011年陡峭增长后进入调整阶段，且2011年四季度至2012年二季度，理财产品余额在季末会出现明显下降，三季度后产品余额整体呈现窄幅升高趋势。银行理财产品余额的这一变化与银行贷存比考核有很大关系。2010年央行六次上调准备金率，两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使得银行体系流动性逐步紧张；在此情况下，央行严格贷存比考核则催生了银行季末大肆揽储的现象，理财产品成为其揽储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合理设置”资金清算期来进行隐蔽且有效的揽储。如果默认理财产品的清算期在4天左右，图2显示自2010年二季度起，每月最后4天银行理财产品到期量及其在当月总到期量中的占比在季末均会出现大幅跳升，且这一趋势在2011年二季度后更加明显。2010年以及2011年大部分时间，由于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处于迅猛增长阶段，理财产品季末的大量到期对产品余额整体向上的趋势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但2011年四季度后，理财产品发行量增速回落，其存量规模的季节性凸显。另一方面，由于保本理财产品计入银行存款总额，在2011年11月银监会严禁通过发行短期理财产品变相高息揽储后，银行开始加大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的发行，导致该类理财产品的占比大幅增加。2012年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中，保本、保收益产品的余额占比为33.2%；而2010年年初，该比值还不到20%。这也是2012年8月后银行理财产品余额整体呈现走高趋势的主要原因。
资金池类产品余额居高不下。资金池类产品一直是银行理财产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以前，资金池类产品余额在理财产品余额中的占比一路上升，2011年末最高时达到了65.4%，此后该比值虽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高位运行。截至2012年12月末，资金池类理财产品余额达2.3万亿元人民币，占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存量规模的46.9%强，与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平分秋色。从产品设计来看，资金池类产品存在着一些弊端，随着产品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蕴藏的风险不容小觑。微观层面上，单款产品募集资金与资产无法一一对应，导致产品无从定价、无法进行独立核算；由于产品投向不明，单款产品的风险无法识别，而且一旦某项投资发生风险可能会波及多款产品；甚至如果后续资金不足，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等等。宏观层面上，隐藏在资金池类产品迅速扩张的表象下，是“存款理财化、贷款证券化”两头在外的业务模式的扩张，这些业务脱离了监管者的监管范围，一则会导致统计数据失真、增加宏观政策的调控难度；二则如果出表的贷款资金投向了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那么给相关理财产品带来的风险将更大，甚至出现表外风险转嫁表内的现象。
城商行理财产品规模迅速扩张。近两年，城商行在理财业务方面表现尤为抢眼。2011年开始，城商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余额及其在所有理财产品余额中的占比都呈现上升趋势；进入2012年，这种趋势愈加明显。截至到2012年末，城商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余额达5033.2亿元，同比增长242.2%，在同期理财产品余额中的占比为10.4%，较2011年同期增加了6.4个百分点。从投资标的来看，城商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以固定收益类和资产池类为主。据统计，2012年城商行共发行理财产品7961款，其中投资于境内债券货币市场的固定收益类产品有6098款，占比达76.6%；而资产池类产品有1698款，占比为21.33%。城商行大力发展理财业务一是为了吸收存款、稳定客户；二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城商行的生存状况前景不明，越来越多的城商行试图通过开展理财业务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综合能力。然而，城商行理财产品规模的快速扩张同样存在着隐忧，城商行的资金管理能力是否能够承载快速膨胀的理财规模值得商榷；通常情况下，城商行理财产品的预期最高收益明显高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的预期收益，那么城商行何以支付高收益，其资金投向是否合乎规范也都需要仔细考量。
简短总结
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快速发展，并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然而，银行理财产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可以总结为两方面：一是理财产品成为银行变相揽储的工具；二是理财产品存在将表内资产表外化、藏匿贷款规模之嫌。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对于理财产品市场进行整顿的过程中，应遵从“疏堵并举”的原则。操作上，除了明确法律定位、建立分类监管和分级销售制度、建设二级市场交易制度、完善评级评价和投资者教育等基本建设外，从银行理财产品存量规模统计来看，数据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统计监测体系的不完善，所以，文末我们从统计监测体系出发给出如下建议：其一，统一分散在人民银行、银监会和银行业协议等的数据监测权利，采取集权管理方式；其二，建立和完善统计监测电子平台，优化报送机制和流程，以期实现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全流程监管；其三，重新界定并优化统计监测分类与具体指标，如是按功能来分还是按风险属性来分，如就产品的收益类型而言，如何进行合理分类；其四，提高统计监测信息的知情权，避免市场的胡乱猜疑，以正视听。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财富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