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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盲目自大，也绝不崇洋媚外，这是余英时先生进行国学和中国人文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和一贯路径。本着人类文明发展“大同而小异”的假定，余英时先生以深厚的历史、哲学底蕴重点关注了中国古代“轴心时代”开始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包括春秋战国、汉晋、唐宋、明清、五四等重要历史阶段，从中理清了研究中国人文与国学的有效路径和方法，那就是坚持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特色，纵观古今、兼顾西学，摒弃了那种或盲目自大乃至唯我独尊、或妄自菲薄甚至照搬西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这一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对中国人文和国学研究进行有益探索和相关成果的展示。
书中的文章为余英时先生近年来对于国学和中国人文研究的成果，这些文字透露出了作者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同时先生站在全球的视野和高度，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来进行全景式的观察。五四之后，“民主”与“科学”成为“新青年”的口头禅，因为采用西学，瞬间崛起的日本给了中国文人以启发和向往，迅速改变中国的愿望成为每个学者和普通人的梦想，一时间“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成为众多治学者的真实写照。然而，正如研究中国的历史离不开中国古籍训诂一样，进行中国的人文研究可以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但是绝对不能照搬西方人文研究的结果和数据，也不能按照西方发展的轨迹来啮合中国文化、传统的轨迹，这也是余英时先生所一再强调的“大同小异”的根本：不同文化之间在物质、内在都有相通的地方，但是每一种文化又各有其特色，绝对不能以偏概全、一而统之，不管这种文化过去是否辉煌、现在是否领先。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产生、发展、转变的历程，同样，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生存历程，无法也不应把一种文化的研究方法、发展历程、贡献大小等强加于另外一种文化的研究之中。
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作者摸索出了“一条比较顺适的中西文化会通之道”，这也是作者多年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也是本书带给我们最大的收获，下面让我们理清一下作者探索这条道路的方法和途径。
最先提出“国学”的人也是最先了解“西学”的人。清末的考证方法的大发展促成了以考证手段研究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风气，这也是国学在中国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的起点，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无不是考据、训诂学的大家，也无不是对西学（或者被日本吸收消化后的西方思想）有深厚造诣的专家。而严复的《天演论》开启了“科学”在中国各领域大一统的大门而一发不可收，这期间严复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西方思想家著作之后，中国学人开始以“国学”和“西学”对举而讨论，其中“西学”主要是指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总体来讲，清末民初的国学研究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下对本土学术系统的发掘和重新勘定。从1917年开始到1922年胡适代表《国学季刊》所发的《发刊宣言》，标志着以“整理国故”为目的的国学研究大范围展开，其使命是要使大家了解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方法是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一切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目的是要形成一整套中国文化史。在这一指导方针下，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国的国学和人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期间硕果累累，也产生了人文与国学研究的众多大家。而西学研究水品高者，国学研究水平也相当高，代表人物有王国维。王国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国学、西学之分，“将西方人文修养融化在自己治学的整体方式中”，因此借助西学推动国学的发展成为1949年以前国学研究的主旋律。除了思想理论体系借鉴西方，研究方法上也“洋为中用”，这一段主流的国学研究方法就是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因此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等都的发展蔚为大观，这一阶段也是余英时先生大为赞赏并获益颇多的。
近百年来，整理、发掘中国古籍经典，研究传统文化的工作虽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停滞，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国学”也并未如钱穆先生所言“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那样销声匿迹，也没有在西方思想和经济光环下扭曲变形，依然如余英时先生所分析的那样，由于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后者可以是普世的，没有地域、民族的区分，而人文科学必须受到这些因素的局限和制约，因此，在人文科学领域很难发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统领全世界，这样看来，国学必定是一个充满活力、无法被其他国家、民族所替代的一个科学体系。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这一传统虽在近百年中受过西学不断刷新，却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只要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和态度，兼收并蓄、吐故纳新，相信国学与人文的研究就如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一样必将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
余英时，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余英时是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
书中的文章为余英时先生近年来对于国学和中国人文研究的成果，这些文字透露出了作者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同时先生站在全球的视野和高度，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来进行全景式的观察。五四之后，“民主”与“科学”成为“新青年”的口头禅，因为采用西学，瞬间崛起的日本给了中国文人以启发和向往，迅速改变中国的愿望成为每个学者和普通人的梦想，一时间“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成为众多治学者的真实写照。然而，正如研究中国的历史离不开中国古籍训诂一样，进行中国的人文研究可以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但是绝对不能照搬西方人文研究的结果和数据，也不能按照西方发展的轨迹来啮合中国文化、传统的轨迹，这也是余英时先生所一再强调的“大同小异”的根本：不同文化之间在物质、内在都有相通的地方，但是每一种文化又各有其特色，绝对不能以偏概全、一而统之，不管这种文化过去是否辉煌、现在是否领先。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产生、发展、转变的历程，同样，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生存历程，无法也不应把一种文化的研究方法、发展历程、贡献大小等强加于另外一种文化的研究之中。
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作者摸索出了“一条比较顺适的中西文化会通之道”，这也是作者多年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也是本书带给我们最大的收获，下面让我们理清一下作者探索这条道路的方法和途径。
最先提出“国学”的人也是最先了解“西学”的人。清末的考证方法的大发展促成了以考证手段研究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风气，这也是国学在中国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的起点，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无不是考据、训诂学的大家，也无不是对西学（或者被日本吸收消化后的西方思想）有深厚造诣的专家。而严复的《天演论》开启了“科学”在中国各领域大一统的大门而一发不可收，这期间严复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西方思想家著作之后，中国学人开始以“国学”和“西学”对举而讨论，其中“西学”主要是指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总体来讲，清末民初的国学研究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下对本土学术系统的发掘和重新勘定。从1917年开始到1922年胡适代表《国学季刊》所发的《发刊宣言》，标志着以“整理国故”为目的的国学研究大范围展开，其使命是要使大家了解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方法是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一切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目的是要形成一整套中国文化史。在这一指导方针下，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国的国学和人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期间硕果累累，也产生了人文与国学研究的众多大家。而西学研究水品高者，国学研究水平也相当高，代表人物有王国维。王国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国学、西学之分，“将西方人文修养融化在自己治学的整体方式中”，因此借助西学推动国学的发展成为1949年以前国学研究的主旋律。除了思想理论体系借鉴西方，研究方法上也“洋为中用”，这一段主流的国学研究方法就是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因此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等都的发展蔚为大观，这一阶段也是余英时先生大为赞赏并获益颇多的。
近百年来，整理、发掘中国古籍经典，研究传统文化的工作虽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停滞，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国学”也并未如钱穆先生所言“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那样销声匿迹，也没有在西方思想和经济光环下扭曲变形，依然如余英时先生所分析的那样，由于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后者可以是普世的，没有地域、民族的区分，而人文科学必须受到这些因素的局限和制约，因此，在人文科学领域很难发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统领全世界，这样看来，国学必定是一个充满活力、无法被其他国家、民族所替代的一个科学体系。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这一传统虽在近百年中受过西学不断刷新，却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只要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和态度，兼收并蓄、吐故纳新，相信国学与人文的研究就如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一样必将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
余英时，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余英时是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