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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逐步改良科研文化来提升科技竞争力将是政府应该花力气去实施的一个战略性举措。
在徐汇的住所附近有个“番禺公园”，我每次到上海住下来就经常去光顾一下，早上7点钟左右绕着公园散几圈步，感受一下城市中的闹中取静，也领略附近居民们五花八门的晨练方式。今早我一面绕着圈散步，一面在看一位老人在草地上打太极，打得很好：野马分鬃、白鹤亮翅、如封似闭……老人家功架十足，收发自如，一招一式的律动和周围迎风摆动的花木浑然一体，让人看得很是赏心悦目。第三圈绕回来时，草地上已经不见人影了。我忍不住巡视四周，还是发现了他的踪迹(事实上我有点后悔多看了这一眼)，老人已经打完了拳，正背对着路人，在畅快淋漓地往草丛里撒尿。
前几天在Chapel Hill的一家叫Top of the Hill的饭店跟一个老朋友、医学院的PaulWatkins教授一起吃晚饭。晚餐间Paul很认真地问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指日可待，伴随着中国政府对科技的大幅投入，他问我大概还需多长时间，中国将在科技创新上完成对美国的超越?我迟疑了几秒钟，还是决定跟老朋友坦率地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在我看来，科学有其文化性和社会性，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均产生于西方、也成就于西方，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认知方式上的认同和文化母体的滋养。而创新是科技的一个必然产出，世界上成功的创新型国家都拥有较为成熟的现代科技思想和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注重“传统”和“经验”，崇尚先贤和权威，因而在发展现代科技文明方面无可避免地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这种文化上的特质并不利于科技和创新的发展。也许这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什么东亚国家产生出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原因。从今天来看，亚洲科技和创新较为发达的也是那些较早或较深入地采纳了西方政体和文明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中国日益增长的科技投入无疑是件好事，科技产出也肯定会隧之增加。但是，科研产出量尤其是创新成果不见得会跟投入量成比例，这里有我说的文化上的制约因素，更有科研资金分配、管理及其科研评价上的社会性问题。对于中国普通的科研人员来说，尽管经费和实验条件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们还需要一个可供他们从事自由探索和良性竞争的科研生态环境。在我看来，创新只会在公平竞争、平等交流、自由探索的宽松土壤里开花结果，而无法靠一次y，--次的新政策或高投入催生出来。因此，如何通过逐步改良科研文化来提升科技竞争力将是政府应该明白并且花力气去实施的一个战略性举措。当然，文化上的转变往往来得很慢，过去10年里，我在中国高校能够感受到很多关于实验空间、科研设备和其他基础设施上的显著提高，但没有看到在科研文化上尤其是人员的科研素养和科研评价体系有很明显的改善。所以，我的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不能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那样靠投入来解决，而来自于文化上的制约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中国走向科技超级大国的步伐。
显然Paul听完了我的一席话并没有完全赞成，他又提了个让我头痛的问题。他说科研环境的改善应该不至于那么慢，你们有那么多的海归回去了，他们在美国高校受过良好的培训，应该会很快改善中国的科研文化的。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没想好，理论上讲大量引进海外华人教授应该可以迅速改良中国的科研文化。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两种声音，一是传统的临界质量理论，也就是说当我们引进了足够多的具有优良科研素质的高级人才，这些人数达到和超过文化改良的“临界点”或“拐点”后，科研文化将成功地转折进入良性循环，当然这也是我们政府目前实施大规模引进海归政策的基本“科学假设”。但是，要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看别的因素。有另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还有相反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现在的人才引进政策直接导致了所引进的高水平人才在工资水平以及由他们支配的科研经费上的急剧上升，而这些超出普通教授很多倍的高额收入和高额经费都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一个公平的同行评议来完成的。这种在科研人员之间的收入和经费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学者之间的等级差异和矛盾对于原本就不是很健康的中国科研文化带来的影响将是负面的。所以未来10年的科研文化形势，其走向将取决于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说完这些，我看Paul还想问，连忙双手一招“如封似闭”，告诉他中国很多独特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得清楚的，就像现在咱们州立大学的经费削减搞得乱象丛生、一言难尽，咱们还是抓紧吃三明治吧。
宋人朱熹有诗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我觉得诗中“等闲”二字用得十分高明，吹得百花盛开的和煦春风其实不难辨识，有颗寻常心即能识得。有时候我在想，假如我们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借助海外华人学者建立一个科研评价体系，人才的海外引进也好、自主培养也罢，一切按这个规范的评价体系来操作，不知道这样“等闲”它20年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文化建设这个东西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积跬步以至千里，任何形式的大跃进或邯郸学步只会适得其反，就像你文明宣传得少了，大家也不一定就落后；你宣传得再到位，总有人就是不肯走到80米开外的厕所里去方便。
而文化上的转型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番禺公园里那个随地小便的老头还不是我最讨厌的，我最受不了的是公园里面上百号中老年人集体热舞，开着刺耳的音乐，大家黑压压地占据了广场，齐刷刷地跳着不知谁发明出来的健身舞，那个不亦乐乎!对于我这个好静的散步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听觉和视觉上的伤害。不过，我突然领悟到，十几二十年后我老人家是否也到了岁数，会跟在他们当中踉踉跄跄跳得欢呢?一念及此马上换了眼光，在“等闲”的视角下觉得这些大叔大妈看起来可爱多了，这些音乐都算民族的，其实并不难听，而他们的舞姿也很有特色，有观賞性!我仔细看人们的舞步，从中能看出有交谊舞、秧歌、还有迪斯科等的痕迹，这简直就是一种创新嘛!用一句话更准确地来描述：这种舞蹈虽然未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973”、国家重大科学计划的专项支持，但它是一种体现了多学科、多平台、多团队交叉合作下的自主的集成创新!
在徐汇的住所附近有个“番禺公园”，我每次到上海住下来就经常去光顾一下，早上7点钟左右绕着公园散几圈步，感受一下城市中的闹中取静，也领略附近居民们五花八门的晨练方式。今早我一面绕着圈散步，一面在看一位老人在草地上打太极，打得很好：野马分鬃、白鹤亮翅、如封似闭……老人家功架十足，收发自如，一招一式的律动和周围迎风摆动的花木浑然一体，让人看得很是赏心悦目。第三圈绕回来时，草地上已经不见人影了。我忍不住巡视四周，还是发现了他的踪迹(事实上我有点后悔多看了这一眼)，老人已经打完了拳，正背对着路人，在畅快淋漓地往草丛里撒尿。
前几天在Chapel Hill的一家叫Top of the Hill的饭店跟一个老朋友、医学院的PaulWatkins教授一起吃晚饭。晚餐间Paul很认真地问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指日可待，伴随着中国政府对科技的大幅投入，他问我大概还需多长时间，中国将在科技创新上完成对美国的超越?我迟疑了几秒钟，还是决定跟老朋友坦率地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在我看来，科学有其文化性和社会性，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均产生于西方、也成就于西方，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认知方式上的认同和文化母体的滋养。而创新是科技的一个必然产出，世界上成功的创新型国家都拥有较为成熟的现代科技思想和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注重“传统”和“经验”，崇尚先贤和权威，因而在发展现代科技文明方面无可避免地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这种文化上的特质并不利于科技和创新的发展。也许这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什么东亚国家产生出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原因。从今天来看，亚洲科技和创新较为发达的也是那些较早或较深入地采纳了西方政体和文明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中国日益增长的科技投入无疑是件好事，科技产出也肯定会隧之增加。但是，科研产出量尤其是创新成果不见得会跟投入量成比例，这里有我说的文化上的制约因素，更有科研资金分配、管理及其科研评价上的社会性问题。对于中国普通的科研人员来说，尽管经费和实验条件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们还需要一个可供他们从事自由探索和良性竞争的科研生态环境。在我看来，创新只会在公平竞争、平等交流、自由探索的宽松土壤里开花结果，而无法靠一次y，--次的新政策或高投入催生出来。因此，如何通过逐步改良科研文化来提升科技竞争力将是政府应该明白并且花力气去实施的一个战略性举措。当然，文化上的转变往往来得很慢，过去10年里，我在中国高校能够感受到很多关于实验空间、科研设备和其他基础设施上的显著提高，但没有看到在科研文化上尤其是人员的科研素养和科研评价体系有很明显的改善。所以，我的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不能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那样靠投入来解决，而来自于文化上的制约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中国走向科技超级大国的步伐。
显然Paul听完了我的一席话并没有完全赞成，他又提了个让我头痛的问题。他说科研环境的改善应该不至于那么慢，你们有那么多的海归回去了，他们在美国高校受过良好的培训，应该会很快改善中国的科研文化的。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没想好，理论上讲大量引进海外华人教授应该可以迅速改良中国的科研文化。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两种声音，一是传统的临界质量理论，也就是说当我们引进了足够多的具有优良科研素质的高级人才，这些人数达到和超过文化改良的“临界点”或“拐点”后，科研文化将成功地转折进入良性循环，当然这也是我们政府目前实施大规模引进海归政策的基本“科学假设”。但是，要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看别的因素。有另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还有相反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现在的人才引进政策直接导致了所引进的高水平人才在工资水平以及由他们支配的科研经费上的急剧上升，而这些超出普通教授很多倍的高额收入和高额经费都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一个公平的同行评议来完成的。这种在科研人员之间的收入和经费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学者之间的等级差异和矛盾对于原本就不是很健康的中国科研文化带来的影响将是负面的。所以未来10年的科研文化形势，其走向将取决于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说完这些，我看Paul还想问，连忙双手一招“如封似闭”，告诉他中国很多独特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得清楚的，就像现在咱们州立大学的经费削减搞得乱象丛生、一言难尽，咱们还是抓紧吃三明治吧。
宋人朱熹有诗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我觉得诗中“等闲”二字用得十分高明，吹得百花盛开的和煦春风其实不难辨识，有颗寻常心即能识得。有时候我在想，假如我们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借助海外华人学者建立一个科研评价体系，人才的海外引进也好、自主培养也罢，一切按这个规范的评价体系来操作，不知道这样“等闲”它20年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文化建设这个东西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积跬步以至千里，任何形式的大跃进或邯郸学步只会适得其反，就像你文明宣传得少了，大家也不一定就落后；你宣传得再到位，总有人就是不肯走到80米开外的厕所里去方便。
而文化上的转型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番禺公园里那个随地小便的老头还不是我最讨厌的，我最受不了的是公园里面上百号中老年人集体热舞，开着刺耳的音乐，大家黑压压地占据了广场，齐刷刷地跳着不知谁发明出来的健身舞，那个不亦乐乎!对于我这个好静的散步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听觉和视觉上的伤害。不过，我突然领悟到，十几二十年后我老人家是否也到了岁数，会跟在他们当中踉踉跄跄跳得欢呢?一念及此马上换了眼光，在“等闲”的视角下觉得这些大叔大妈看起来可爱多了，这些音乐都算民族的，其实并不难听，而他们的舞姿也很有特色，有观賞性!我仔细看人们的舞步，从中能看出有交谊舞、秧歌、还有迪斯科等的痕迹，这简直就是一种创新嘛!用一句话更准确地来描述：这种舞蹈虽然未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973”、国家重大科学计划的专项支持，但它是一种体现了多学科、多平台、多团队交叉合作下的自主的集成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