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ortation of Chinese porcelain was quite developed as early as in the Tang Dynasty.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Silk Road”, the Arabs also took the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Persian Gulf through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Near East, and sold them in the South Asia and the Africa. Moreover, traditional friendly neighbors Japan and Korea were also major consumers of Chinese porcelain. Among them, the emerging blue-and-white porcelain received a warm welcome in the Islamic countries, which was cherished as precious collectible of celebrities.
　　中国瓷器的外销在唐代已很发达，除了传统的丝绸之路外，阿拉伯人从波斯湾经印度洋把中国瓷器带回近东并转手到南亚及非洲。此外，传统友邦日本和朝鲜也是中国瓷器的主要消费者。元代以专卖的办法垄断海外贸易，当时最大的口岸泉州吞吐的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瓷器，其中新兴的青花瓷器在伊斯兰世界受到热烈欢迎，成为高层人士珍贵的收藏。
　　瓷器贸易在明代早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郑和七下西洋，声势浩大，足迹遍及亚非“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巨大的利润促使海外各国纷纷来华贸易，但此时的明代朝廷实行海禁政策，在瓷器巨大市场和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沿海的人们纷纷造船出海组织走私，把中国瓷器销往亚非各国。然而民间走私的贸易形式和规模，决定了它的贸易范围，在十五世纪以前的岁月里，中国瓷器始终没有远行到东方以外的世界。
　　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欧洲殖民者的脚步终于踏上了东方的土地。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广东向明政府要求正式通商，遭到拒绝后转而来到福建漳州月港和浙江宁波双屿一带，与当地海寇勾结进行走私贸易。从此中国瓷器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成为当时最高档的海外收藏品。1557年葡萄牙人得以入居澳门，终于取得了在中国的立足之地，并将此地变成东方的贸易基地，通过数条国际航线将青花瓷转运至欧亚各地。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独享着直接向欧洲贩运瓷器的高额利润，当时里斯本的格尔明街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中国瓷器的中心。1580年后，他们更延展出马尼拉至阿卡普尔科的航线，将中国的瓷器通过西班牙人的大帆船穿越太平洋转运至遥远的新大陆。
　　17世纪荷兰取代葡萄牙成为外销瓷的垄断商。从1602年至1682年，至少有一千六百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舶运载到了世界各地。荷兰商人真正为中国瓷器在欧洲打开了市场，把订制瓷器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不断完善。他们建立起采购网络，在控制数量、选择种类款式、确定购销价格，以至采购地点、模式，转运分销各殖民地商埠等方面都有成功的操控调配手段。荷兰商人首先把欧洲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具做成模型带到广州，请中国的瓷器匠师们仿制然后返销，获得空前成功，使瓷器终于走入了欧洲的普通人家。
　　随着海上霸权的衰弱，荷兰在十八世纪把对华贸易的头把交椅让给了英国。1684年清代宣布开放海禁，1757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英国人率先建立了驻粤商馆，迎来了中英瓷器贸易的黄金时代。1774年《伦敦指南》记载，大约有五十二位经营中国瓷器的商店，这些专营商人被称为“瓷器人”，多数是荷兰人或犹太人。此外著名的瑞典哥德堡东印度公司也是十八世纪值得一提的瓷器贸易商。他们在75年间总共对中国进行了129次航行，是当时瑞典最大企业之一,创造了引人注目的财富,为瑞典带来了工业化的起步。
　　中国瓷器的外销，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
　　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之初，是作为一种奢华的艺术品出现的，它们被皇室贵族高价购入，精心陈列，如同名画和雕塑般展示起来，形成一种特别的装饰。到了17世纪末期,荷兰的宫廷和民间瓷器收藏已达到一定规模时,作为一种装饰部件的瓷器橱柜应运而生。而更有爱屋及乌的收藏者在自己的厅室里特制了“中国橱柜”。18世纪，华瓷在英国被视为室内装饰和审美的标准，作家迪福甚至断言:“如果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流的住宅。”
　　欧洲人也发现了瓷器本身固有的功能：它清洁、致密、耐热并易于清洗，是一种特别卫生的饮食器具。于是，中国瓷器引发了欧洲人的饮食革命，替代了欧洲人长期使用的木制或陶制的器皿。法国皇帝路易十五更致力于“日用品革命”，下令将法国所有贵金属银器熔化充作国用，以中国瓷代替，对用瓷风气的社会普及，起着推波助斓的主导性作用。
　　
　　十六到十八世纪外销的华瓷，还给欧洲人带去了迥异于以往一切经验的艺术感受，追摹中国风情，成为欧洲工艺和艺术的一时之好。
　　华瓷入欧不久，各国就致力于仿造这种优美的工艺品。晚明时期销量最大的青花瓷器，一直是欧洲各国乐于仿制的样本，荷兰的德尔费特窑在17世纪专门烧制模仿中国青花的白釉蓝彩陶器，装饰欧洲人喜爱的中国图案。18世纪德国人烧成了白色透明的硬质瓷器，于迈森建立起瓷厂，以中国瓷器为模特进行生产。它不但能烧造“司马光砸缸”这样中国题材装饰的瓷器，还受中国彩瓷的影响，用金色描绘中国人物，后来成为它著名产品的象生瓷人，也可以从明代的景德镇瓷器中找到源头。
　　中国瓷器对欧洲艺术的影响绝不仅止于瓷器的生产，其艺术风格也给西方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崭新的元素与灵感。
　　18世纪初法国路易十五宫廷里形成的“罗可可”艺术，在造型上重视线的运动，喜用弯曲和浑圆的外形，以复杂的波浪纹线条为主势，给人以轻巧和不安之感。色彩上也不喜欢浓重壮丽，而是用银色和不鲜明的金黄色、白色等轻淡的稳静色彩。而这时中国流行的粉彩瓷器纤细轻巧，正与之相吻合，因此瓷器的温雅清脆被认为象征罗可可时代特有的情调。有着“罗可可教母”之称的蓬帕杜夫人就特别喜欢中国瓷器，路易十五的这位情妇曾让人到中国定制一种盖和上部描绘五彩鲜艳的花朵，下部描绘法国式花卉图案或金鱼图案的瓷罐，此种装饰后来便被称为“蓬帕杜装饰”。
　　无独有偶，洋人对瓷器的疯狂追逐给中国的传统工艺和艺术也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随着瓷器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原有的瓷器品种已不能完全满足西洋的要求，越来越多的订单提出了新的式样和图案需求，“洋器”日渐流行。装饰方面则更是新样迭出，不但大量生产带有外国人徽记名号的纹章瓷，还按照西方的订单烧制各种西洋题材的纹样。这些作品的样本大多来自欧洲人的版画，人物肖像、宗教故事、神话传说、城市风景、远洋轮船乃至生活场景一应俱全。而其绘画风格，则是“均以西洋界算(透视)法行之。尤以开光中绘泰西妇孺者为至精之品。”为了保证绘画的质量，清代康熙年间出现了由景德镇烧制瓷坯，运往广州进行彩绘的“广彩”瓷器。
　　15世纪海通以来，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有些人把中国瓷器生产的情况报告到欧洲，促进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而另一些则从欧洲带来了珐琅器和珐琅彩料，为中国粉彩的形成提供了原料。还有部分传教士进入宫廷供职，把西洋的绘画技巧融入到传统的中国画中，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奇特画风，为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
　　清康熙景德镇青花镂空仕女图果篮托盘
　　十八世纪景德镇青花帆船图花口盘
　　清康熙景德镇青花镂空仕女图托盘
　　清康熙景德镇青花镂空果篮托盘
　　清康熙景德镇青花纹章纹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