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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停播五年的《同一首歌》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8月13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随即，媒体再一次爆出《同一首歌》被停播的消息。
“这个时候来说它，也是因为《同一首歌》确实慢慢成为了砸大钱的典型代表。”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见证了文艺的兴盛，也目睹了它走向奢侈的全过程。
疯狂的晚会
五部门通知下达当日，正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各电视台的“七夕晚会”无疑撞在了枪口上。当晚，安徽卫视的七夕晚会突然停播。而素有“中国节品牌晚会”传统的湖南卫视搬出舞台剧《撒娇女王》躲过了一劫，全班阵容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没有任何外请演员。
更多电视台没有做出反应，包括央视在内四家电视台如期播出七夕晚会。
湖南卫视发言人李浩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七夕的节目不同往常，是出于市场的考虑并非通知要求，“七夕的节目形式其实早在六月份就确定下来了，当晚收视数据也表明观众非常乐意接受新鲜的节目呈现”。
实际上，电视晚会“去奢侈”的真正矛头其实指向的是“跨年”和“春晚”两个时段。
作为跨年晚会的“始祖”，湖南卫视从去年跨年已开始节俭，用狂欢周取代了演唱会，演员大多邀请湖南卫视旗下天娱的艺人。
“晚会一定会减少”，李浩曾向《中国周刊》记者总结过晚会的重要意义，“晚会最能体现出一个电视台的实力”。
在业内，一家电视台能请到什么重量级的明星，现场的灯光、音响、舞台效果都是奠定“江湖地位”的重要指标。七位数的明星出场费和动辄千万的舞美投入对于各大电视台而言已经屡见不鲜，因为物有所值。
“上海、浙江、江苏，这些电视台过去也是靠拿大钱，”央视前台长杨伟光直言，“地方电视台资金慢慢充足，央视已经在文化节目上已经很难和地方电视台竞争”。
去年，人大代表叶惠贤呼吁“刹住电视晚会奢侈浪费攀比风”就已经引起一片哗然：2012年元旦到元宵节，全国推出16台跨年晚会、18台春节联欢晚会、6台元宵节晚会，一台晚会最低花1000多万元，总耗资高达5亿元。
这些骇人的数字说明文艺晚会正在被金钱疯狂地追逐，但电视晚会的奢侈却只能算得上冰山一角，“文化的外衣下，钱和权的交易才是更大无底洞”。
权贵的文艺
这些奢侈的晚会，为泾渭分明的两类，一种是市场主导，电视台或主办方，使用类似电影大片“大制作、大回报”的思路，用高投入博得高产出；另一种则与市场无关，晚会和庆典的买单者为政府或大型国企。后者的奢侈，不但没有必要，且有滥用公共财政的嫌疑。
日前有媒体曝出，十月份将在山东召开的“十艺节”取消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各项开支由5881万元骤减到100万元。辽宁省将第十二届全运会开幕式取消文艺演出、酒会和焰火，总预算由9000万元降至900万元。当媒体为这些晚会的瘦身叫好时，最初，有谁质疑过政府花费如此高价办庆典，是否合适？
北京某国营演出公司工作人员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大型官办活动的资金来源往往来自于财政拨款和国企利润，有时也会由商业赞助。在这场金钱转化中，得到好处的除了那些高出场费的明星们，更也少不了地方官员。
该工作人员透露，“虚开账目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一场演出的回扣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明星的出场费”。而这些晚会或庆典很少向市场发售门票，“送票的占80%，也有企业包场”。
正如《新华日报》报道中所说：演员漫天要价，官员吃回扣，各路人马层层“扒皮”，国有资产就这样进了个人的腰包。
此次五部门发布的通知，也将矛头指向了政府买单类晚会、庆典。
通知中专门给党政机关提出要求：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坚决刹住滥办节会演出；原则上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为公祭、旅游、历史文化、特色物产、行政区划变更、工程奠基或竣工等节庆活动举办文艺晚会；不得与企业联名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向下级事业单位、企业以及个人摊派所需经费；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等原则上不得与地方联合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
地方对文艺晚会这块肥肉的公开追逐在政令下戛然而止。但这份贪婪到底从何而来？似乎却没有人愿意更多的深究。
也许，更可怕的还是金钱之外。“为权贵服务的文艺难逃媚俗的命运”，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更担心的是文艺脱离群众，走上谄媚权贵的道路。
变味儿
“文艺晚会的畸形实际上跟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在杨伟光的时代，文艺晚会还和钱沾不上边，就算是日后被抨击最重的《同一首歌》，在那个年代也并非为圈钱而生。
《同一首歌》是在2000年推出的，杨伟光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中央五部门计划筹备一台“迎接21世纪”的文艺晚会，但由于这台晚会承担了偏向政治性的使命，所以央视被要求筹备一台偏向群众性的晚会。《同一首歌》应运而生，包括导演孟欣在内，谁也没有想到它一演就是九年，还成为了央视几乎最赚钱的栏目。
第一年的演出大获赞誉之后，《同一首歌》的最初定位是一档与1996年开播的《心连心》相似的文艺栏目，“就是为了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那时候央视也是很舍得花钱的，但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
杨伟光坦言，早期《心连心》的演出费用全部来自中央电视台，每场约一百万，每年五至六场，这档栏目从来没有为电视台带来任何收入。而《同一首歌》却早就被人们调侃为“央视王牌赚钱工具”。
从赔钱的《心连心》到吸金的《同一首歌》，唯一的变化却仅仅就是换了个城市。
送文化下乡的《心连心》从一开始就将演出地点定在老少边穷地区。杨伟光说，《心连心》也曾试图改为地方政府出资的模式，“他们（地方官员）跟我们说，你们别来了，我们招待不起”。
而同一首歌则迅速找到了“地方政府或大型企业买单”的商业模式，“《同一首歌》选的城市大多是最有钱的地方，要使它生存下去必须到有钱的地方，文艺也就变味儿了”。杨伟光也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一个二线城市三年才请来《同一首歌》，为此支付了税后700万元节目制作费用，“中央台一播，（对地方）意义很大。所以多少钱，他们都愿意出”。
早在2006年，《三联生活周刊》就爆出《同一首歌》圈钱内幕，称其为“不透明的市场化的供需关系”：《同一首歌》对央视而言是巨大的传播资源，而地方政府用它的品牌展现城市形象，企业为讨好地方政府充当了出钱的角色。这样一来，原本应该是公益性质的文体演出演变为特殊的商业行为。
《同一首歌》很赚钱，但它纵横驰骋的“市场”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对于纯市场的晚会，杨伟光说：“我们跟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比如香港，他们明星的演唱会是纯市场化的东西，比我们成熟得多。《同一首歌》在那样的环境里根本生存不下去，没有地方政府买单，哪个栏目出得起这么多钱？”
“走市场，国家根本管不了，那豪华奢侈风只会比现在刮得更厉害。实际上，现阶段除了政令，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停止金钱对晚会的疯狂追逐了。”杨伟光说。
“这个时候来说它，也是因为《同一首歌》确实慢慢成为了砸大钱的典型代表。”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见证了文艺的兴盛，也目睹了它走向奢侈的全过程。
疯狂的晚会
五部门通知下达当日，正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各电视台的“七夕晚会”无疑撞在了枪口上。当晚，安徽卫视的七夕晚会突然停播。而素有“中国节品牌晚会”传统的湖南卫视搬出舞台剧《撒娇女王》躲过了一劫，全班阵容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没有任何外请演员。
更多电视台没有做出反应，包括央视在内四家电视台如期播出七夕晚会。
湖南卫视发言人李浩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七夕的节目不同往常，是出于市场的考虑并非通知要求，“七夕的节目形式其实早在六月份就确定下来了，当晚收视数据也表明观众非常乐意接受新鲜的节目呈现”。
实际上，电视晚会“去奢侈”的真正矛头其实指向的是“跨年”和“春晚”两个时段。
作为跨年晚会的“始祖”，湖南卫视从去年跨年已开始节俭，用狂欢周取代了演唱会，演员大多邀请湖南卫视旗下天娱的艺人。
“晚会一定会减少”，李浩曾向《中国周刊》记者总结过晚会的重要意义，“晚会最能体现出一个电视台的实力”。
在业内，一家电视台能请到什么重量级的明星，现场的灯光、音响、舞台效果都是奠定“江湖地位”的重要指标。七位数的明星出场费和动辄千万的舞美投入对于各大电视台而言已经屡见不鲜，因为物有所值。
“上海、浙江、江苏，这些电视台过去也是靠拿大钱，”央视前台长杨伟光直言，“地方电视台资金慢慢充足，央视已经在文化节目上已经很难和地方电视台竞争”。
去年，人大代表叶惠贤呼吁“刹住电视晚会奢侈浪费攀比风”就已经引起一片哗然：2012年元旦到元宵节，全国推出16台跨年晚会、18台春节联欢晚会、6台元宵节晚会，一台晚会最低花1000多万元，总耗资高达5亿元。
这些骇人的数字说明文艺晚会正在被金钱疯狂地追逐，但电视晚会的奢侈却只能算得上冰山一角，“文化的外衣下，钱和权的交易才是更大无底洞”。
权贵的文艺
这些奢侈的晚会，为泾渭分明的两类，一种是市场主导，电视台或主办方，使用类似电影大片“大制作、大回报”的思路，用高投入博得高产出；另一种则与市场无关，晚会和庆典的买单者为政府或大型国企。后者的奢侈，不但没有必要，且有滥用公共财政的嫌疑。
日前有媒体曝出，十月份将在山东召开的“十艺节”取消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各项开支由5881万元骤减到100万元。辽宁省将第十二届全运会开幕式取消文艺演出、酒会和焰火，总预算由9000万元降至900万元。当媒体为这些晚会的瘦身叫好时，最初，有谁质疑过政府花费如此高价办庆典，是否合适？
北京某国营演出公司工作人员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大型官办活动的资金来源往往来自于财政拨款和国企利润，有时也会由商业赞助。在这场金钱转化中，得到好处的除了那些高出场费的明星们，更也少不了地方官员。
该工作人员透露，“虚开账目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一场演出的回扣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明星的出场费”。而这些晚会或庆典很少向市场发售门票，“送票的占80%，也有企业包场”。
正如《新华日报》报道中所说：演员漫天要价，官员吃回扣，各路人马层层“扒皮”，国有资产就这样进了个人的腰包。
此次五部门发布的通知，也将矛头指向了政府买单类晚会、庆典。
通知中专门给党政机关提出要求：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坚决刹住滥办节会演出；原则上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为公祭、旅游、历史文化、特色物产、行政区划变更、工程奠基或竣工等节庆活动举办文艺晚会；不得与企业联名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向下级事业单位、企业以及个人摊派所需经费；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等原则上不得与地方联合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
地方对文艺晚会这块肥肉的公开追逐在政令下戛然而止。但这份贪婪到底从何而来？似乎却没有人愿意更多的深究。
也许，更可怕的还是金钱之外。“为权贵服务的文艺难逃媚俗的命运”，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更担心的是文艺脱离群众，走上谄媚权贵的道路。
变味儿
“文艺晚会的畸形实际上跟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在杨伟光的时代，文艺晚会还和钱沾不上边，就算是日后被抨击最重的《同一首歌》，在那个年代也并非为圈钱而生。
《同一首歌》是在2000年推出的，杨伟光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中央五部门计划筹备一台“迎接21世纪”的文艺晚会，但由于这台晚会承担了偏向政治性的使命，所以央视被要求筹备一台偏向群众性的晚会。《同一首歌》应运而生，包括导演孟欣在内，谁也没有想到它一演就是九年，还成为了央视几乎最赚钱的栏目。
第一年的演出大获赞誉之后，《同一首歌》的最初定位是一档与1996年开播的《心连心》相似的文艺栏目，“就是为了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那时候央视也是很舍得花钱的，但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
杨伟光坦言，早期《心连心》的演出费用全部来自中央电视台，每场约一百万，每年五至六场，这档栏目从来没有为电视台带来任何收入。而《同一首歌》却早就被人们调侃为“央视王牌赚钱工具”。
从赔钱的《心连心》到吸金的《同一首歌》，唯一的变化却仅仅就是换了个城市。
送文化下乡的《心连心》从一开始就将演出地点定在老少边穷地区。杨伟光说，《心连心》也曾试图改为地方政府出资的模式，“他们（地方官员）跟我们说，你们别来了，我们招待不起”。
而同一首歌则迅速找到了“地方政府或大型企业买单”的商业模式，“《同一首歌》选的城市大多是最有钱的地方，要使它生存下去必须到有钱的地方，文艺也就变味儿了”。杨伟光也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一个二线城市三年才请来《同一首歌》，为此支付了税后700万元节目制作费用，“中央台一播，（对地方）意义很大。所以多少钱，他们都愿意出”。
早在2006年，《三联生活周刊》就爆出《同一首歌》圈钱内幕，称其为“不透明的市场化的供需关系”：《同一首歌》对央视而言是巨大的传播资源，而地方政府用它的品牌展现城市形象，企业为讨好地方政府充当了出钱的角色。这样一来，原本应该是公益性质的文体演出演变为特殊的商业行为。
《同一首歌》很赚钱，但它纵横驰骋的“市场”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对于纯市场的晚会，杨伟光说：“我们跟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比如香港，他们明星的演唱会是纯市场化的东西，比我们成熟得多。《同一首歌》在那样的环境里根本生存不下去，没有地方政府买单，哪个栏目出得起这么多钱？”
“走市场，国家根本管不了，那豪华奢侈风只会比现在刮得更厉害。实际上，现阶段除了政令，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停止金钱对晚会的疯狂追逐了。”杨伟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