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对青少年的人格修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是现代的根基，传统美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也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核心内容， 是学生成长、学校校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保证， 与时俱进的开展多样的教育活动，努力完善自身的人格， 成为具有高素质的跨世纪人才，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传统文化进校园，意义重大。
　　作为旅居世界的跨文化教育学者，康长运博士曾特意把在加拿大出生的两个儿子送回国学习传统文化，参与创办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学校品牌管理》杂志本期推出康长运博士专栏（二），对传统文化进校园以及中小学校的落实与操作等层面进行详细解读。
　　教师更有责任找到教育的原点
　　其实大家都知道，即便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连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集会时都提到要向2500年前的孔子学习，学习孔子的智慧，包括教育的智慧，那么我们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更有責任更有条件汲取先贤的智慧，来找到教育的原点，更加清晰地看到人类和教育的未来，用中国传统文化植入教育的内容，植入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塑造他们的品格。
　　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现代科学的成果，不能忽视现代教育手段，教学方式发生的变化。其实我们现在所倡导的诸如西方的研究性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项目式学习等等，这些好的学习方式，实际上也是和我们的传统教育思想不矛盾的。我们学习西方的一些教学手段，比方说利用信息技术让孩子们获得知识，运用到学习当中，其实不是为了让他们做知识的奴隶，而是让他们更好的去驾驭知识，去变成有思考力有创新能力的人。这样，我们才可能避免走西方社会已经走过的弯路。因为我们有先人留下来的文化这种先进的教育智慧，我们更应该有条件走过教育的陷阱，去建立一套中国人的教育体系。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只有建立好中国模式，我们才能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始终讲我们中国最大的智慧是中庸智慧，是《易经》的智慧。在易经智慧里，这个“易”字，它至少有三层含义，一层含义，“易”本身就是变化，易经又成为变经；但是易经里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不易。不易是什么，不易的是我们教育的目标，我们要易是为了不易，就是守住我们的原点，守住我们的精神世界，这是阴阳的两极。
　　中庸智慧也是说我们要不偏不倚，走中道，这是中国教育的智慧，我们今天来弘扬传统文化，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复古，而是为了创新，为了更好的弘扬文化，能够与时俱进，让我们的文化能够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随着技术革新的变化，能够适应变化，能够更好的守住教育最本质的原则，这就是易的第三层含义。
　　说到我们今天教育的现实，虽然近一百年来我们的主旋律是向西方学习，当然学习的同时，我们的教育也确实建立了现代的教育体系，建立了现在的学校制度，这一切毕竟还是人类的进步。那么，今天我们解决的是现代教育的弊端，解决的是现代教育的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人类面临的挑战，我们要创立更好的教育，我们比任何国家都更有条件从我们中国的传统中汲取智慧，建立更好的教育，那么我们应该切切实实地用行动，在学校教育的主战场去改善我们的教育，所以，我想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行动，就是切切实实地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形式。
　　有一大批人坚持“戴着镣铐跳舞”
　　时下，无论在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有一大批教师、校长在应试教育的怪圈里“戴着镣铐跳舞”，在应试教育的有限空间里面，真正去做一些非常宝贵的探索。比方说在山东曲阜，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孔府家学，就是今天的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学校校长叫李成泉，他就带领着老师和孩子们，在10年之前就提出要“办一所体现孔子思想的学校”，把培养新时代少年君子作为学校培养目标。进行了10多年的摸索，他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所建立的君子教育体系，就是吸取了传统智慧又继承了君子教育的道德内涵，同时又赋予它新的时代含义，和我们国家所倡导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李校长提出，中国人就是少年君子，是具有中国心、民族魂、文化根和创新力的现代化建设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君子就是有修养的人，身体健康的人，充满智慧和品味的人。所以他在学校就倡导：“你做君子，我做君子，大家都做君子；今天做君子，明天做君子，我们永远做君子”。他从这样的君子概念把学校的教育目标和行动都一一落实，是对我们国家教育培养目标很具象地让老百姓更容易理解的标准，你说他是复古吗？我更觉得他是一个传承中的创新。所以，现在他们提出要建设一个让经典浸润的校园生活，他们把《论语》作为教育的圣经，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读《论语》，背《论语》，更重要的是用《论语》，讲《论语》故事，演《论语》戏剧等等，像这样把《论语》作为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材料，作为一个很鲜活的创造。他们建立了孩子们的晨诵、午读、暮省的制度，让经典浸润校园生活，我觉得这就是真正意义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因为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课程，或者是一本书，而是倡导一种充满文化的教育，他们继承了周公旦让孔子心驰神往的礼乐教育。
　　在民办学校，像南怀瑾先生创办的太湖大学堂现在依然书声琅琅，我的儿子也曾在那里学习。当年曾仕强先生率他的弟子们（也包括我在内）在罗浮山创办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事实上就是想在一个特殊环境当中来传承文化，而且提出了“先做人，为家国”的办学目标，真正把中国的这种家国文化植入孩子们的心灵。
　　在罗浮山国学院，把《易经》、《道德经》和《论语》很自然的用万物关联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有机地、自然地融入各学科。我的小儿子5岁多就入学，现在才6岁多一点，就已经能把《易经》背诵大半部，有些易经的成语张口就来，而且能够坚持写毛笔字，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爱好。我觉得，这样真正的把传统文化植入到课程当中，变成中国独有的学问，把中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变成孩子们学习和研究的方式，中国的国学和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地扎下根。只有把中国的文化变成浸润孩子们的土壤，让学校里的文化始终有浓浓的中国文化的味道，充满文化的气息，真正地“润物细无声”，让有经典浸润的生活变成孩子们的生活方式，变成自然的生活方式，才能融入他们的血肉，才能真正的变成他们的精神底色。
　　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坐落在道家圣地，是葛洪先师修道的地方。道家所谓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我们探求中国真正的教育的追求，去物与欲，克服外界纷扰，寻找个人内心的宁静。像诸葛亮所提出来的“大道至简”，《易经》中的“天行健”，坤卦所提倡的厚德载物，道家所提倡的宁静致远，这样无比丰富的、相互补充的、浑然一体的中国文化元素，能够通过传统文化的载体，结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这样丰富的形式，能伴随着孩子们成长，能把它变成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当时孔子时代的君子教育和今天我们倡导的有品质、有创造力的社会主义新人教育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那是我们真正的中国教育的希望，真正的重新塑造中国的模式，叫世界教育中国模式的希望。
　　康长运，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山东曲阜辅仁书院理事长。山东曲阜人，2003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2005至2007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中国教育中心主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项目特别顾问，LDC学习与发展共同体国际合作项目、“档案袋伴我学”项目中方发起人。曾担任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新世纪版国际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教材总编委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助理等。在第八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期和中期任组织者和协调人，国家2049全民科学素质标准项目协调人，教育部“做中学”科学教育项目联络人。曾独立承担一系列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