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当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他写下了《哀希腊》一诗）首次接触到希腊人的时候，他心中那个伟大古文明留下的完美形象轰然崩塌：“像茨冈人（即吉普赛人）一样大呼小叫、比比划划、抽烟、吃东西、打牌，与野蛮人别无二致。”在他眼前的希腊船长，不但邋遢猥琐，还责骂拜伦领导的希腊独立战争毁了他的生意。
　　希腊在1829年获得独立自主权（这年9月24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全部撤出希腊），很大程度上是西欧大国操刀的结果。除了地缘政治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西方各大国决策者都有一种浓烈的崇古情思：帮助“西方文明的故地”从穆斯林手中解脱出来。
　　但是，从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的全盛年代，到爆发希腊独立战争的19世纪，经历了多次种族迁移和各国占据的希腊，还是当年那个古希腊吗？

现代希腊的血案

　　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内陆的群山让人望而却步。在经历了奥斯曼帝国多年统治后，这里的社会生态可以说是土匪、草寇的天下。1870年4月21日，在希腊首都以北100公里的大山峡谷里，三名英国人和一名意大利人被山贼绑架，最终在山贼与希腊警方的对峙中，遭悍匪砍成肉酱。
　　血案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泰晤士报》发表了充满愤恨的评论：“正是在这个希腊，这个我们一手让其独立，提供保护，并且赋予其一个王室，还赠予其一大片不错的领土的国度，三个英国公民，包括一个公使秘书，惨死在离首都仅仅几里路的范围内！”
　　的确，在拜伦为希腊独立付出了生命代价之际，新生的独立希腊却陷入撕裂状态。独立战争时期的不同派系之间，矛盾开始浮现;氏族之间的厮杀，让公民社会难以在这个新生国家扎根。这也让鼓励其独立的西方大国特别头疼：这片土地再也不是那个希腊城邦、那个西方文明火种的摇篮了。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要在巴尔干群山保持民族意识，这里的人们选择龟缩在以氏族武装力量为支撑的保护伞下。在资源紧缺的巴尔干地区，不但希腊如此，之后独立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也面临这种社会问题。这种希腊语名为klephts的氏族军事组织，以纯粹的暴力维持自身的东正教信仰。他们有时是社会公正的唯一仲裁者，有时又是掠夺平原地区农民的悍匪。
　　1829年希腊事实独立（定都在纳夫普利翁）后，执政者必须面对社会四分五裂的局面。共和政体在当时的希腊仅仅存活了3年，其间首任总统（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试图削弱氏族势力，却遭暗杀身亡。

　　为了抹除奥斯曼帝国留下的痕迹，奥托将雅典卫城山下的清真寺一扫而空。

德国人王室的工程

　　本土氏族之间的仇杀，让西方各国觉得，只有向希腊空降一个西方王室，希腊政府才会以中立的角度平衡好国内的势力。于是，巴伐利亚王国的王子奥托，坐着英国军舰来到了爱琴海，成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国王。
　　眼看500年来毫无建树，要打造希腊人的民族凝聚力，新的希腊王奥托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更加久远的古希腊时代。德意志大邦来的希腊王，把国都定在历史悠久的城邦雅典;为了抹除奥斯曼帝国留下的痕迹，奥托将雅典卫城山下的清真寺一扫而空，并用古希腊贤哲的名字来命名雅典的各条街道。
　　新的希腊政府试图改革希腊的民间语言，重新把古希腊词汇加进希腊的官方用语，去掉希腊普通人用语中的很多土耳其词汇，不断“提纯”，试图最终让普遍民众都能说出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语。当然，这个計划到了20世纪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行的。
　　另一方面，对于经历了启蒙时期洗礼的德意志知识分子来说，崇尚古希腊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德意志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家温克尔曼，用“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来概括古希腊雕塑之美。歌德认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德意志，应该是古希腊精神的承传者;德意志教育学家威廉·冯·洪堡，主张德国知识青年多读古希腊先贤名著，从而提升德意志民族的整体素养和内心品质。在洪堡的教育体制改革之下，德意志贵族青年在准备读大学之前，就必须通过古希腊语考核。
　　受崇尚古希腊的思潮影响，整个慕尼黑几乎成了雅典的临摹版本。德意志新古典主义建筑洁白的大理石映照在阳光下，仿佛让人回到了一种理想化的古希腊乌托邦。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建成理想化的古希腊世界似乎没有难度，但是在古希腊本身土地上重新推行这种模式，所面对的挑战却复杂得多。

地缘政治战略要冲

　　在保加利亚与希腊接壤的深山里，一条溪水从岩石深处流出，里面黑漆漆的洞让人感到深不可测。这里就是古希腊传说中“冥府”的入口。昔日古希腊世界里面属于色雷斯人的领地，现在成了斯拉夫人的地盘。

　　纳粹对希腊进行了严酷的经济掠夺，10%的希腊人在二战中失去生命。

　　奥匈帝国时期的人类学家马瑞耶博士，是第一个挑战现代希腊民族主义的学者。他认为，公元7世纪之后陆续迁徙到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让希腊本地居民的种族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波兰著名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这样描写他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眼看到的当代希腊人：“混入的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特征是如此惊人，已至完全抹去了游客们期待再次邂逅的那种希腊式的美。” 　　希腊所在的地理位置，注定其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冲—从黑海到地中海，从中东到巴尔干，这里是扼住东西来往要道的咽喉地带。现代希腊因此面临一个地缘政治悖论：它是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却常常不被当作巴尔干国家看待;它是欧洲最东部的国家，却从来不被当作东欧国家看待。
　　希腊所处的敏感位置，让它与东南西北几乎所有邻国都有领土争端。首当其冲的是节节败退的奥斯曼帝国，以及在一战后继承奥斯曼主体的土耳其。希腊激进民族主义者们理想中的“宏大计划”（Megali Idea），就是要全面恢复古希腊全盛时期的领土，收回伊斯坦布尔，最终形成不亚于拜占庭帝国的版图。
　　1922年爆发的希土战争以希腊惨败收场，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置换。“宏大计划”彻底破灭，希腊不但收复小亚细亚无望，更要面临来自小亚细亚希腊裔难民的巨大包袱。至此，德意志人18世纪对理想化希腊的憧憬彻底幻灭，换来的是对现代希腊的无比厌恶和蔑视。
　　二战期间占领希腊的纳粹德国，对希腊也毫不留情。讽刺的是，希特勒一直是个斯巴达迷。深信种族理论的希特勒，相信马瑞耶博士的那一套，认为现代希腊人已经是被混入斯拉夫“劣等”血统的群体。因此，纳粹对希腊进行了严酷的经济掠夺，最后造成了惨烈的大饥荒。10%的希腊人在二战中失去生命。

爱琴海注定不宁静

　　二战后，希腊的战略威胁主要来自北部。日渐统一起来的南斯拉夫，以及加入东欧阵营的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对希腊不但构成意识形态冲击，也对希腊北部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语民众构成一定煽动力。
　　跟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领土和历史渊源的争端，完全可以因细节而起。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现的前加盟共和国马其顿，就引起了希腊政府的高度警惕。毕竟在希腊境内，也有一個马其顿地区。这个具有一定分离倾向的马其顿地区，万一受到国界线以北邻国鼓舞的话，也许就会脱离希腊，统一为一个新的马其顿国家。
　　希腊在国际舞台上，对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马其顿（FYRROM）施加了巨大压力，让其不得以“马其顿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联合国。在希腊的否决票阻挡下，马其顿被北约和欧盟拒之门外长达20多年—这个被严重孤立的蕞尔小国，最终陷入经济困境，成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希腊的巨大压力下，马其顿2018年年末举行全民公投，改国号为“北马其顿共和国”，两国关系才开始解冻。
　　希腊的地缘政治野心，也许与其经济发展实力有一定的差距。现代希腊这片土地，地势以高山为主，能开垦出的农业耕地极少，自然资源也相当匮乏。由于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希腊的国防支出一直高企，是个非常大的财政负担。
　　在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倡导更加包容、多元的国民认同感，除了歌颂那个为希腊献身的英国诗人拜伦之外，也希望人们记住那些与希腊独立战士站在同一战壕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拉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