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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说以阅读为目的，同时蕴涵文化特质。可读性和文化传递性导致翻译矛盾：适应目标读者的改变与文化特征的忠实传递。本文拟从功能角度分析该矛盾，以《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为个案，试证目的论可有效解决该矛盾。
关键词：《骆驼祥子》 目的论 主体性 因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小说翻译矛盾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是以大众阅读为目的，但同时蕴涵着许多文化特质。小说语言是独特的，有其自身特点。小说的语言是“以阅读为目的，而不是以表演为目的。所描述的事件是通过叙述的方式而不是表演的方式告知读者”，其语言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形象生动、富有情感是小说语言的基本特点。（2）与日常对话语言相比，小说语言的内涵丰富，引人深思。（3）小说语言往往表现出作者的写作风格。（4）小说语言能够揭露小说人物复杂深邃的内心世界，引起读者的共鸣。
小说翻译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使原作适应目标读者，即如何确保小说的“可读性”。“可读性”是指译者如何使读者读懂，如何将其蕴涵的情感传达给读者。由于文化习俗各异，要确保可读性，译者需做必要的调整。同时，作为文学形式，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化特性。而这种异域文化可能正是目标读者所期待的。因此，译者也担负着保持原作文化特色的任务。这两点要求就形成一对矛盾：适应目标读者的改变与文化特性的忠实传递。翻译时既要注重文本本身的语言层面、文化层面等因素，也不能忽视译者、译语读者、翻译的历史文化背景等文本外因素。传统翻译理论多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强调原文本的核心地位，忽视了文本外的因素。本文从功能的角度出发，以目的论为基础，拟解决这一矛盾。
二 目的论简介
目的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弗米尔提出来的，它是翻译功能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源于莱思的文本类型学理论，后来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实”原则对之逐步进行了完善。
目的论认为，翻译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翻译目的，“目的法则”应该是翻译行为应当遵循的最高法则。翻译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译者的基本目的、译作的交际目的以及使用特殊翻译策略或程序的目的。译者可以依据翻译目的自由地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而不会受传统的“对等”原则的约束，只要这些策略和方法有助于实现他们的翻译目的。目的论对原作和译作的地位也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它认为原作的地位是明显低于译作的，原作只是提供信息罢了。这其实也就是使译者部分地摆脱了原作的制约，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利去运用包括替换、释义和超欠额译法等来实现翻译目的。
此外，目的论对评价翻译目的是否实现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应该用目标读者的接受与否来衡量翻译预期目的是否实现。目标读者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对译作的期待也可能不一样。因此，译者虽说可以自由地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但也要考虑到目标读者的已有知识、语言习惯等因素。下文拟以目的论为框架，探讨其解决小说翻译矛盾的有效性。
三 目的论解决矛盾的有效性
1 译者因素
根据目的论，翻译是译者有目的的行为。为实现其翻译目的，译者因素是难以避免的。这些因素在译作中也是有痕迹可寻的，比如译者的偏好以及习惯等。此外，译者也具有创造性的，这有助于处理翻译中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译作《洋车夫》是1945年由Cornwall出版社出版，其目标读者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尤其是美国人。译者伊文·金希望他们对中国有个形象的了解，无论该形象是美还是丑。因此，伊文·金在翻译时严格遵照目标语读者导向的原则，力图使其译作为西方读者接受。在遣词造句上，他也竭力使用符合西方人口味的语言。例如，作品的标题《骆驼祥子》被翻译成了Rickshaw Boy（《洋车夫》），这样一来，西方读者很容易准确地对小说内容等有个整体的判断。另外，在地名的翻译上，伊文·金没有采用比较通行的音译法，而直接用英文来表达这些地名在汉语中的对应意思。
施晓菁的译作《Camel Xiangzi》是1981年由外语出版社出版。她的目标读者不仅仅是西方人，而是整个懂英语的群体，可能是非洲人或亚洲人。所以，她没有刻意地改编原作以迎合某一特殊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她自身的语言和艺术功底使其译作更能忠实地传递原作的内容及风格。同拿标题和地名的翻译为例来说明，施深知原作是一部文化特征很浓的小说，所以将标题译为《Camel Xiangzi》。显而易见，该译法很好地保留了中国味和地方色。原作中一些地名如西直门、海淀等，因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意义不大，就直接采用了音译法。
2 历史文化因素
文化总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单独研究文化。《洋车夫》翻译于二战刚刚结束后，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贫困落后，而美国成为了超级大国。东西方政治力量的悬殊导致了文化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人的伊文·金，认为自己有权利决定如何翻译及翻译什么，因为在他看来，他们的文化要优于中国文化。译者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翻译策略。“西方文化翻译非西方文化时会不顾一切地强加自己的文化颗粒。”伊文·金要将东方世界呈现给西方人看，就在其译作中加入了很多的西方色彩。该做法有助于译本符合西方人对遥远东方的想象，因为那时的西方人很少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伊文·金对原作的适当删改抹煞了东西方语言及文化的不同，让西方读者能够读懂其译作。这样做虽不完全忠实原作，但迎合了西方读者的胃口，深受他们的欢迎。译本结尾的变动、新信息的增加以及对原作部分篇章的删减都是伊文·金实现翻译目的的典型例子。原作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爱情故事，故事的重点是控诉旧社会的不公及个人命运的无助无奈，原作的结尾是悲剧性的。但考虑到二战后美国的状况，人们需要的不是一部流泪的作品，他们本身已经精神沮丧、焦虑迷茫，因此需要愉快、充满希望的事物鼓舞自己。作为一名东方学研究者，伊文·金却舍弃了原作的悲剧结尾，改译成了喜剧的结尾。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为了迎合他的目标读者，即二战后颓废的美国人的愿望。
施晓菁的译作出版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于伊文·金翻译时的情况。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正处于非常繁荣的时期，随着中国对世界的逐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比以前更加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同时他们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这种文化不仅包括当代文化，也包括旧社会的文化。考虑到这个因素，施晓菁翻译时努力使她的译作忠实原作，将原作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翻译给其目标读者。可以这样说，她的译作是作为优秀的社会纪录片呈现给外国读者的，让他们有机会去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及旧中国的状况。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其译作的目标读者对译本中所蕴含的文化特别感兴趣并能理解接受。
3 读者因素
目的论认为，目标读者对译作的反应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接受与否是衡量译作是否实现预期目的一个重要标准。目标读者对原作的了解及接受程度都直接影响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目标读者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对同一译作的接受和理解会有不同，有时甚至会误解。因此，译者要翻译时就要考虑目标读者的相关因素，如他们对译作的期待、已有知识、语言习惯等。
《骆驼祥子》蕴含浓厚的地方特色，直译可能会导致西方读者的不认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让他们产生共鸣是不现实的。正如朱虹所说，“一方面，对中国作家来说，为吸引外国读者很有必要创作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另一方面，翻译作品也是商品，出口到国外时就要考虑外国读者的阅读及接受能力。”因此，结合目标读者的期待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小说的两位译者对原作中的部分信息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两译者运用包括注释在内的许多翻译方法使得他们的译作在传递中国文化的同时也适于阅读。比如两译者采用了替换或者添加解释来消除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理解困难。
例句：说着，她给他斟上了一杯酒；白干酒的辣味，混合着熏酱肉味，显着特别的浓厚沉重。
施译：As she spoke she poured him a cup of wine.The sharp odor of the spirits,mixed with the smell of smoked and jellied meats,seemed extra pungent and heavy.
金译：As she finished the sentence she poured him a cup of wine:it was bygar,a white wine made of kaoliang,and its pungent acrid fumes,blended with the odor of the soy sauce,seemed to envelop his nostrils in a heavy fog.
“白干酒”是典型的中国酒。中国人都会比较熟悉这个名字，而有着不同饮食习俗的西方人就不能明白这到底是什么酒。两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施运用了西方人更为熟悉的名称“spirits”来替换“白干酒”。“spirits”是指烈性酒，如威士忌或白兰地。这样西方读者立刻就了解了该种酒的味道。这种替换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伊文·金翻译时仍保留源语中的名字，但后面添加了解释，这有助于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知晓丰富的中国饮食文化，他们是可以想象出白干酒的味道的。
上述分析表明，译者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是以目标文本读者为中心的，要么是为读者提供背景信息，让他们不感陌生；要么是有意说明一些故事情节；要么是为了符合目标语文化，激发读者兴趣。
四 结语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翻译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制约，它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强调翻译中协调原文、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赋予翻译更多的涵义，为翻译批评提供了一种动态多元视角。与早期的翻译理论截然不同，目的论是以目标文本为导向的，不再以源语文本为中心。引用弗米尔的解释，“翻译是在目标语文化中提供一些在源语文化及语言中提供的信息”。也就是说，失去统治地位的源语文本赋予译者更多的自由，摆脱了原文的束缚，译者有权利选择原文中他认为能为自己翻译目的服务的内容进行翻译。
本文从译者、历史文化和读者因素三个方面阐释了目的论对于小说翻译中矛盾的有效性。可以看出，要解决小说翻译中的矛盾，首先要明确翻译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翻译，然后根据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时倾向于矛盾的哪一边，最后选择有助于实现翻译目的的策略及方法。译者是有权利为实现翻译目的而采用各种可能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
注：本文系盐城工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KR2011089。
参考文献：
[1] Leech and Michael H.Short.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 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 Vermeer,H.J.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89.
[4] Bassnett,Susan and Harish Trivedi（eds.）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C].London:Routledge.1999.
[5] 朱虹：《文学翻译：中译英琐谈》，《读书》，1997年第4期。
[6]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老舍，施晓菁：《骆驼祥子》，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
[8] Lau Shaw.Rickshaw Boy[M].Translated by Evan King,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45.
[9] Nord,Christian.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作者简介：周霞，女，1977—，江苏盐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教学，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大学外语部。
关键词：《骆驼祥子》 目的论 主体性 因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小说翻译矛盾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是以大众阅读为目的，但同时蕴涵着许多文化特质。小说语言是独特的，有其自身特点。小说的语言是“以阅读为目的，而不是以表演为目的。所描述的事件是通过叙述的方式而不是表演的方式告知读者”，其语言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形象生动、富有情感是小说语言的基本特点。（2）与日常对话语言相比，小说语言的内涵丰富，引人深思。（3）小说语言往往表现出作者的写作风格。（4）小说语言能够揭露小说人物复杂深邃的内心世界，引起读者的共鸣。
小说翻译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使原作适应目标读者，即如何确保小说的“可读性”。“可读性”是指译者如何使读者读懂，如何将其蕴涵的情感传达给读者。由于文化习俗各异，要确保可读性，译者需做必要的调整。同时，作为文学形式，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化特性。而这种异域文化可能正是目标读者所期待的。因此，译者也担负着保持原作文化特色的任务。这两点要求就形成一对矛盾：适应目标读者的改变与文化特性的忠实传递。翻译时既要注重文本本身的语言层面、文化层面等因素，也不能忽视译者、译语读者、翻译的历史文化背景等文本外因素。传统翻译理论多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强调原文本的核心地位，忽视了文本外的因素。本文从功能的角度出发，以目的论为基础，拟解决这一矛盾。
二 目的论简介
目的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弗米尔提出来的，它是翻译功能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源于莱思的文本类型学理论，后来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实”原则对之逐步进行了完善。
目的论认为，翻译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翻译目的，“目的法则”应该是翻译行为应当遵循的最高法则。翻译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译者的基本目的、译作的交际目的以及使用特殊翻译策略或程序的目的。译者可以依据翻译目的自由地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而不会受传统的“对等”原则的约束，只要这些策略和方法有助于实现他们的翻译目的。目的论对原作和译作的地位也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它认为原作的地位是明显低于译作的，原作只是提供信息罢了。这其实也就是使译者部分地摆脱了原作的制约，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利去运用包括替换、释义和超欠额译法等来实现翻译目的。
此外，目的论对评价翻译目的是否实现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应该用目标读者的接受与否来衡量翻译预期目的是否实现。目标读者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对译作的期待也可能不一样。因此，译者虽说可以自由地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但也要考虑到目标读者的已有知识、语言习惯等因素。下文拟以目的论为框架，探讨其解决小说翻译矛盾的有效性。
三 目的论解决矛盾的有效性
1 译者因素
根据目的论，翻译是译者有目的的行为。为实现其翻译目的，译者因素是难以避免的。这些因素在译作中也是有痕迹可寻的，比如译者的偏好以及习惯等。此外，译者也具有创造性的，这有助于处理翻译中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译作《洋车夫》是1945年由Cornwall出版社出版，其目标读者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尤其是美国人。译者伊文·金希望他们对中国有个形象的了解，无论该形象是美还是丑。因此，伊文·金在翻译时严格遵照目标语读者导向的原则，力图使其译作为西方读者接受。在遣词造句上，他也竭力使用符合西方人口味的语言。例如，作品的标题《骆驼祥子》被翻译成了Rickshaw Boy（《洋车夫》），这样一来，西方读者很容易准确地对小说内容等有个整体的判断。另外，在地名的翻译上，伊文·金没有采用比较通行的音译法，而直接用英文来表达这些地名在汉语中的对应意思。
施晓菁的译作《Camel Xiangzi》是1981年由外语出版社出版。她的目标读者不仅仅是西方人，而是整个懂英语的群体，可能是非洲人或亚洲人。所以，她没有刻意地改编原作以迎合某一特殊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她自身的语言和艺术功底使其译作更能忠实地传递原作的内容及风格。同拿标题和地名的翻译为例来说明，施深知原作是一部文化特征很浓的小说，所以将标题译为《Camel Xiangzi》。显而易见，该译法很好地保留了中国味和地方色。原作中一些地名如西直门、海淀等，因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意义不大，就直接采用了音译法。
2 历史文化因素
文化总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单独研究文化。《洋车夫》翻译于二战刚刚结束后，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贫困落后，而美国成为了超级大国。东西方政治力量的悬殊导致了文化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人的伊文·金，认为自己有权利决定如何翻译及翻译什么，因为在他看来，他们的文化要优于中国文化。译者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翻译策略。“西方文化翻译非西方文化时会不顾一切地强加自己的文化颗粒。”伊文·金要将东方世界呈现给西方人看，就在其译作中加入了很多的西方色彩。该做法有助于译本符合西方人对遥远东方的想象，因为那时的西方人很少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伊文·金对原作的适当删改抹煞了东西方语言及文化的不同，让西方读者能够读懂其译作。这样做虽不完全忠实原作，但迎合了西方读者的胃口，深受他们的欢迎。译本结尾的变动、新信息的增加以及对原作部分篇章的删减都是伊文·金实现翻译目的的典型例子。原作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爱情故事，故事的重点是控诉旧社会的不公及个人命运的无助无奈，原作的结尾是悲剧性的。但考虑到二战后美国的状况，人们需要的不是一部流泪的作品，他们本身已经精神沮丧、焦虑迷茫，因此需要愉快、充满希望的事物鼓舞自己。作为一名东方学研究者，伊文·金却舍弃了原作的悲剧结尾，改译成了喜剧的结尾。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为了迎合他的目标读者，即二战后颓废的美国人的愿望。
施晓菁的译作出版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于伊文·金翻译时的情况。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正处于非常繁荣的时期，随着中国对世界的逐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比以前更加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同时他们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这种文化不仅包括当代文化，也包括旧社会的文化。考虑到这个因素，施晓菁翻译时努力使她的译作忠实原作，将原作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翻译给其目标读者。可以这样说，她的译作是作为优秀的社会纪录片呈现给外国读者的，让他们有机会去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及旧中国的状况。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其译作的目标读者对译本中所蕴含的文化特别感兴趣并能理解接受。
3 读者因素
目的论认为，目标读者对译作的反应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接受与否是衡量译作是否实现预期目的一个重要标准。目标读者对原作的了解及接受程度都直接影响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目标读者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对同一译作的接受和理解会有不同，有时甚至会误解。因此，译者要翻译时就要考虑目标读者的相关因素，如他们对译作的期待、已有知识、语言习惯等。
《骆驼祥子》蕴含浓厚的地方特色，直译可能会导致西方读者的不认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让他们产生共鸣是不现实的。正如朱虹所说，“一方面，对中国作家来说，为吸引外国读者很有必要创作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另一方面，翻译作品也是商品，出口到国外时就要考虑外国读者的阅读及接受能力。”因此，结合目标读者的期待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小说的两位译者对原作中的部分信息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两译者运用包括注释在内的许多翻译方法使得他们的译作在传递中国文化的同时也适于阅读。比如两译者采用了替换或者添加解释来消除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理解困难。
例句：说着，她给他斟上了一杯酒；白干酒的辣味，混合着熏酱肉味，显着特别的浓厚沉重。
施译：As she spoke she poured him a cup of wine.The sharp odor of the spirits,mixed with the smell of smoked and jellied meats,seemed extra pungent and heavy.
金译：As she finished the sentence she poured him a cup of wine:it was bygar,a white wine made of kaoliang,and its pungent acrid fumes,blended with the odor of the soy sauce,seemed to envelop his nostrils in a heavy fog.
“白干酒”是典型的中国酒。中国人都会比较熟悉这个名字，而有着不同饮食习俗的西方人就不能明白这到底是什么酒。两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施运用了西方人更为熟悉的名称“spirits”来替换“白干酒”。“spirits”是指烈性酒，如威士忌或白兰地。这样西方读者立刻就了解了该种酒的味道。这种替换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伊文·金翻译时仍保留源语中的名字，但后面添加了解释，这有助于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知晓丰富的中国饮食文化，他们是可以想象出白干酒的味道的。
上述分析表明，译者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是以目标文本读者为中心的，要么是为读者提供背景信息，让他们不感陌生；要么是有意说明一些故事情节；要么是为了符合目标语文化，激发读者兴趣。
四 结语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翻译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制约，它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强调翻译中协调原文、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赋予翻译更多的涵义，为翻译批评提供了一种动态多元视角。与早期的翻译理论截然不同，目的论是以目标文本为导向的，不再以源语文本为中心。引用弗米尔的解释，“翻译是在目标语文化中提供一些在源语文化及语言中提供的信息”。也就是说，失去统治地位的源语文本赋予译者更多的自由，摆脱了原文的束缚，译者有权利选择原文中他认为能为自己翻译目的服务的内容进行翻译。
本文从译者、历史文化和读者因素三个方面阐释了目的论对于小说翻译中矛盾的有效性。可以看出，要解决小说翻译中的矛盾，首先要明确翻译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翻译，然后根据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时倾向于矛盾的哪一边，最后选择有助于实现翻译目的的策略及方法。译者是有权利为实现翻译目的而采用各种可能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
注：本文系盐城工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KR2011089。
参考文献：
[1] Leech and Michael H.Short.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 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 Vermeer,H.J.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89.
[4] Bassnett,Susan and Harish Trivedi（eds.）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C].London:Routledge.1999.
[5] 朱虹：《文学翻译：中译英琐谈》，《读书》，1997年第4期。
[6]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老舍，施晓菁：《骆驼祥子》，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
[8] Lau Shaw.Rickshaw Boy[M].Translated by Evan King,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45.
[9] Nord,Christian.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作者简介：周霞，女，1977—，江苏盐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教学，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大学外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