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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顾准与司马迁一今一古，但他们却有着相似之处。通过对他们相似的遭遇、相似的思想、相似的成就、相似的人格予以解析，认为如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确实能够代表不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见识，他们这种思考国家民族命运的入世情怀值得当代知识分子通过对现代与传统的融通而借鉴发扬。
关键词：顾准 司马迁 知识分子 良知 借鉴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顾准是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司马迁则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一今一古，但作为他们所处时代有骨气、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这些相同或相通的地方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及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他们确实无愧于自身所处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
对于这一今一古两位伟大的知识分子，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两人能够代表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器局与见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道德操守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借鉴和发扬。
一 相似的遭遇
顾准是当代少有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李慎之认为，正是因为有了顾准的存在，使得整个中国思想界在极端年代免于蒙羞。
顾准最早从事会计事业，很早参加革命，作为党培养的干部，对金融问题相当熟悉，建国后曾任当时上海主要经济部门领导，协助陈毅为当时上海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1958年，顾准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扣上“右派”帽子。后来在为顾准平反之时，竟无法找到其右派身份定性的材料，这实在是一种荒谬。在那样一个时代，“右派”政治身份让人尴尬。然而，顾准在摘掉“右派”帽子不久，旋又因反对个人崇拜等原因被再次带上“右派”帽子。两次成为“右派”，不算绝无仅有，恐也屈指可数。
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顾准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妻子汪碧不堪忍受政治斗争的折磨，最终选择结束生命，孩子们因不谙世事与他断绝关系，对此，顾准总是牵挂家人而非自己。他孤独地思考探索，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有论者说，他是在用鲜血当墨水写下自己对时局的思考。
司马迁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同顾准几乎有着同样的遭遇。司马迁的家族历代都是史官，其父司马谈也是西汉时期史官。中国史官文化讲究秉笔直书，然司马迁不仅是秉笔直书，更是愤而进言。文人的耿直让他未预料到进言使他招致杀身之祸，因无钱赎买刑罚，故因“李陵之祸”而受宫刑。司马迁受宫刑，变成既非男人亦非女人的“中人”。然而，就是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为达到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他含垢受辱，坚持顽强地用生命写作，以史学家求真求信的著史态度写下了被称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不难看出，顾准和司马迁虽身处不同年代，但他们所处时代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一原因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即顾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左”时代，正确意见与言论无可与之抗衡较量，知识界生活在万马齐喑中，思想界呈现出单色调；而司马迁所处时代，已由西汉初年的黄老无为走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上呈大一统局面，汉武帝骄横跋扈，已容不进任何有违龙颜的意见。正因环境相似，顾准和司马迁均因直言而获谴。顾准戴上了“右派”帽子，由人民变成敌人，政治身份的变换使得他在精神上压力颇大，而肉体上也有创伤；司马迁则是肉体饱受折磨，由此产生了巨大精神压力。
顾准和司马迁有着相似的经历，即因言获罪，给他们带来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害。
二 相似的思想
顾准与司马迁处在不同时代，但他们并未因时代的局限而限制自己的思想。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态度，并对自身所处时代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顾准作为党培养的干部，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改初衷，可以说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要比同时代的人更为深刻，因他确实读了马列的原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像同时代有些人，对马列主义只是寻章摘句，教条僵化地理解马列主义。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一统全国的情况下，顾准依然通过自己的思考，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应该提倡市场经济，故而他有“提出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美誉。
顾准在极端年代思考的是“娜拉出走之后”将会怎样，即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如何解决当时的窘境和人民的生活保障问题。经过独立思考，顾准以务实的态度表明了他对历史的理解与感悟。他在极端年代冷静地思考着民主问题，他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施行专政。”在极端的年代，顾准思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理论或思想，但在当时环境下以“右派”的政治身份进行思考，却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在于众人皆醉我独醒，在当时的思想界对于理论的探讨无疑是可贵的。
司马迁所处时代是封建时代草创阶段，经济上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然而，司马迁并未受到时代思潮限制，他在《史记》中大胆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经济命题。司马迁用自己的视角以居安思危的态度思考秦何以败、汉何以兴的历史课题，如何在繁荣时代继续保持繁荣，他对所处的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
司马迁虽受宫刑，但他并未因专制屈服。在《史记·平准书》中，他写到汉武帝的十大错误，并未因自身所受的屈辱借题发挥以泄私愤，抹杀汉武帝完成大一统事业的伟绩，而是客观评价了汉武帝的功业：“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不难看出，对于造成自己一生无法弥补的伤害的人，司马迁依然是以一个史学家的冷静态度，就事论事，体现了一个正直史学家不以自己主观好恶来评判是非的良史风范。有论者云：司马迁是“愤而直书”，对此我不敢苟同。司马迁固然有著史的激情，但他对历史的态度却是务实的，并没有因激情失去理智，否则何来良史之说。
顾准与司马迁在困境当中都不是思考个人问题，而是思考更有意义的时代命题。
三 相似的成就
顾准为我们留下了一时洛阳纸贵的《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引起了改革开放之后迎来知识分子春天的“顾准热”，而后又有《顾准自述》、《顾准笔记》、《顾准文存》的出版，这些都一波一波地推动着“顾准热”升温。其实，作为经济学家出身的顾准，不止如上这些著作，还有《银行会计》、《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另有他翻译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论文集》。
顾准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里既有对历史的思考，又有对思想的阐发，而值得深究的是顾准经济学家出身，最后走到了历史与思想的研究，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张力值得思考。同时，这些著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现着顾准的人格魅力。
与之呼应的是，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顾准后，出现了至少三次顾准热，而这一文化现象的余波势必波及未来。仅笔者所知，回忆录或者专著就有陈敏之的《我与顾准》，罗银胜的《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画传》、《顾准评传》、《顾准传》、《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再思录》，陈敏之、丁冬主编的《顾准寻思录》，高建国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等。而在各大网站，对顾准的介绍和研究更是比比皆是。如中国知网，以“顾准”作为关键词搜寻篇名，发现虽然立意不同，讨论各有侧重，但从1980年至今已有各种讨论顾准不同思想的文章达到170篇之多，主要讨论的是其经济思想、史学思想和作为思想家而存在的思想。这说明学术界对顾准研究的基本态度。
司马迁虽只留下了一部50多万字的《史记》，此书历来被视为“良史”之作。全书涉及的内容，仅人物就有帝王将相、王侯大臣、文人墨客、刺客游侠、倡优滑稽不一而足；同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战争、伦理，无一不展现在其中。其评论之精、判断之明，为历代史学工作者所称道，不愧为“前四史”之首。如果说“顾准热”延续了三十多年，那么“司马迁热”和“《史记》热”则已经延续千年，历代史家为之注释不少，著名的有刘宋裴 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在当代，也有《史记》研究三大家，他们是张大可、韩兆琦和俞樟华。从古到今，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即“史记学”。在当代，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论著以百数计，研究文章以千数计，形成了一套对司马迁和《史记》的阐释学谱系。而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已绵延千年，也必同“顾准热”一样，余波直指未来。
人们对顾准和司马迁的关注，体现了对有良知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肯定态度，对其作品的阐释，是对他们所处时代、所产生的精神以及时代意义与影响的重视，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四 相似的人格
作品的魅力从某些方面而言，来自于作者本身的人格魅力。而顾准与司马迁就有这样一种能使作品添彩的特殊人格魅力。
顾准作为党培养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历经磨难，但依然痴心不悔，怀揣着一颗知识分子的良知不断探索，可谓是呕心沥血。顾准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并没有对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丧失信心，相反不仅关注时事，而且潜心读书，从历史研究当中给现实以关注和思考。面对厄运，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给予了高度关注，在自己的心灵世界构成了一种家国同构的历史积淀。
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也是对其所处西汉王朝以一种宣扬大汉之风的负责态度，秉笔直书，记录了他之前和他所经历的历史，体现了一个有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时局的关心与体悟，从某种层面上看，的确是以史家笔法用血泪来浇灌他所领悟的历史，故而成为难得的良史之材。
顾准与司马迁一今一古，作为他们所处时代的伟大知识分子，在很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也有不同，比如所处时代、所处时代的主导思想以及对自己作品的不同态度等，但是如果将这些层面稍作剥离，则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具有哲学意义上对知识分子定义的类本质的素质，这种素质不仅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系，同样也与他们那种自强不息的个人修养有关。
如果说愤怒出诗人，那么冷静则能出哲学家、史学家或思想家。正是由于顾准和司马迁在冷静后对时局与世势的冷静观察与思考，成就了他们为很多人无法企及的成就，而这种成就背后，隐藏了他们共同的血泪经历，他们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傲气值得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借鉴。
总之，在顾准和司马迁身上，都体现出了知识分子共同的人格魅力，这些人格魅力综而论之，包括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待困境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潜心读书以求从学术中探索而有补于世的入世情怀、独立的评判能力与审视能力，以及他们独特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借鉴和发扬的。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项目“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思想初探”，项目编号JYTQ170。
参考文献：
[1] 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2] 祁志祥：《顾准：“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3]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 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
[5]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罗银胜：《顾准著作的刊布考》，《书屋》，2005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赵骞，男，1979—，湖北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文化。
戚晓思，女，1983—，辽宁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文化，工作单位：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
关键词：顾准 司马迁 知识分子 良知 借鉴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顾准是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司马迁则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一今一古，但作为他们所处时代有骨气、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这些相同或相通的地方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及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他们确实无愧于自身所处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
对于这一今一古两位伟大的知识分子，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两人能够代表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器局与见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道德操守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借鉴和发扬。
一 相似的遭遇
顾准是当代少有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李慎之认为，正是因为有了顾准的存在，使得整个中国思想界在极端年代免于蒙羞。
顾准最早从事会计事业，很早参加革命，作为党培养的干部，对金融问题相当熟悉，建国后曾任当时上海主要经济部门领导，协助陈毅为当时上海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1958年，顾准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扣上“右派”帽子。后来在为顾准平反之时，竟无法找到其右派身份定性的材料，这实在是一种荒谬。在那样一个时代，“右派”政治身份让人尴尬。然而，顾准在摘掉“右派”帽子不久，旋又因反对个人崇拜等原因被再次带上“右派”帽子。两次成为“右派”，不算绝无仅有，恐也屈指可数。
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顾准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妻子汪碧不堪忍受政治斗争的折磨，最终选择结束生命，孩子们因不谙世事与他断绝关系，对此，顾准总是牵挂家人而非自己。他孤独地思考探索，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有论者说，他是在用鲜血当墨水写下自己对时局的思考。
司马迁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同顾准几乎有着同样的遭遇。司马迁的家族历代都是史官，其父司马谈也是西汉时期史官。中国史官文化讲究秉笔直书，然司马迁不仅是秉笔直书，更是愤而进言。文人的耿直让他未预料到进言使他招致杀身之祸，因无钱赎买刑罚，故因“李陵之祸”而受宫刑。司马迁受宫刑，变成既非男人亦非女人的“中人”。然而，就是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为达到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他含垢受辱，坚持顽强地用生命写作，以史学家求真求信的著史态度写下了被称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不难看出，顾准和司马迁虽身处不同年代，但他们所处时代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一原因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即顾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左”时代，正确意见与言论无可与之抗衡较量，知识界生活在万马齐喑中，思想界呈现出单色调；而司马迁所处时代，已由西汉初年的黄老无为走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上呈大一统局面，汉武帝骄横跋扈，已容不进任何有违龙颜的意见。正因环境相似，顾准和司马迁均因直言而获谴。顾准戴上了“右派”帽子，由人民变成敌人，政治身份的变换使得他在精神上压力颇大，而肉体上也有创伤；司马迁则是肉体饱受折磨，由此产生了巨大精神压力。
顾准和司马迁有着相似的经历，即因言获罪，给他们带来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害。
二 相似的思想
顾准与司马迁处在不同时代，但他们并未因时代的局限而限制自己的思想。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态度，并对自身所处时代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顾准作为党培养的干部，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改初衷，可以说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要比同时代的人更为深刻，因他确实读了马列的原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像同时代有些人，对马列主义只是寻章摘句，教条僵化地理解马列主义。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一统全国的情况下，顾准依然通过自己的思考，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应该提倡市场经济，故而他有“提出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美誉。
顾准在极端年代思考的是“娜拉出走之后”将会怎样，即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如何解决当时的窘境和人民的生活保障问题。经过独立思考，顾准以务实的态度表明了他对历史的理解与感悟。他在极端年代冷静地思考着民主问题，他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施行专政。”在极端的年代，顾准思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理论或思想，但在当时环境下以“右派”的政治身份进行思考，却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在于众人皆醉我独醒，在当时的思想界对于理论的探讨无疑是可贵的。
司马迁所处时代是封建时代草创阶段，经济上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然而，司马迁并未受到时代思潮限制，他在《史记》中大胆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经济命题。司马迁用自己的视角以居安思危的态度思考秦何以败、汉何以兴的历史课题，如何在繁荣时代继续保持繁荣，他对所处的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
司马迁虽受宫刑，但他并未因专制屈服。在《史记·平准书》中，他写到汉武帝的十大错误，并未因自身所受的屈辱借题发挥以泄私愤，抹杀汉武帝完成大一统事业的伟绩，而是客观评价了汉武帝的功业：“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不难看出，对于造成自己一生无法弥补的伤害的人，司马迁依然是以一个史学家的冷静态度，就事论事，体现了一个正直史学家不以自己主观好恶来评判是非的良史风范。有论者云：司马迁是“愤而直书”，对此我不敢苟同。司马迁固然有著史的激情，但他对历史的态度却是务实的，并没有因激情失去理智，否则何来良史之说。
顾准与司马迁在困境当中都不是思考个人问题，而是思考更有意义的时代命题。
三 相似的成就
顾准为我们留下了一时洛阳纸贵的《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引起了改革开放之后迎来知识分子春天的“顾准热”，而后又有《顾准自述》、《顾准笔记》、《顾准文存》的出版，这些都一波一波地推动着“顾准热”升温。其实，作为经济学家出身的顾准，不止如上这些著作，还有《银行会计》、《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另有他翻译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论文集》。
顾准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里既有对历史的思考，又有对思想的阐发，而值得深究的是顾准经济学家出身，最后走到了历史与思想的研究，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张力值得思考。同时，这些著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现着顾准的人格魅力。
与之呼应的是，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顾准后，出现了至少三次顾准热，而这一文化现象的余波势必波及未来。仅笔者所知，回忆录或者专著就有陈敏之的《我与顾准》，罗银胜的《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画传》、《顾准评传》、《顾准传》、《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再思录》，陈敏之、丁冬主编的《顾准寻思录》，高建国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等。而在各大网站，对顾准的介绍和研究更是比比皆是。如中国知网，以“顾准”作为关键词搜寻篇名，发现虽然立意不同，讨论各有侧重，但从1980年至今已有各种讨论顾准不同思想的文章达到170篇之多，主要讨论的是其经济思想、史学思想和作为思想家而存在的思想。这说明学术界对顾准研究的基本态度。
司马迁虽只留下了一部50多万字的《史记》，此书历来被视为“良史”之作。全书涉及的内容，仅人物就有帝王将相、王侯大臣、文人墨客、刺客游侠、倡优滑稽不一而足；同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战争、伦理，无一不展现在其中。其评论之精、判断之明，为历代史学工作者所称道，不愧为“前四史”之首。如果说“顾准热”延续了三十多年，那么“司马迁热”和“《史记》热”则已经延续千年，历代史家为之注释不少，著名的有刘宋裴 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在当代，也有《史记》研究三大家，他们是张大可、韩兆琦和俞樟华。从古到今，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即“史记学”。在当代，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论著以百数计，研究文章以千数计，形成了一套对司马迁和《史记》的阐释学谱系。而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已绵延千年，也必同“顾准热”一样，余波直指未来。
人们对顾准和司马迁的关注，体现了对有良知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肯定态度，对其作品的阐释，是对他们所处时代、所产生的精神以及时代意义与影响的重视，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四 相似的人格
作品的魅力从某些方面而言，来自于作者本身的人格魅力。而顾准与司马迁就有这样一种能使作品添彩的特殊人格魅力。
顾准作为党培养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历经磨难，但依然痴心不悔，怀揣着一颗知识分子的良知不断探索，可谓是呕心沥血。顾准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并没有对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丧失信心，相反不仅关注时事，而且潜心读书，从历史研究当中给现实以关注和思考。面对厄运，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给予了高度关注，在自己的心灵世界构成了一种家国同构的历史积淀。
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也是对其所处西汉王朝以一种宣扬大汉之风的负责态度，秉笔直书，记录了他之前和他所经历的历史，体现了一个有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时局的关心与体悟，从某种层面上看，的确是以史家笔法用血泪来浇灌他所领悟的历史，故而成为难得的良史之材。
顾准与司马迁一今一古，作为他们所处时代的伟大知识分子，在很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也有不同，比如所处时代、所处时代的主导思想以及对自己作品的不同态度等，但是如果将这些层面稍作剥离，则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具有哲学意义上对知识分子定义的类本质的素质，这种素质不仅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系，同样也与他们那种自强不息的个人修养有关。
如果说愤怒出诗人，那么冷静则能出哲学家、史学家或思想家。正是由于顾准和司马迁在冷静后对时局与世势的冷静观察与思考，成就了他们为很多人无法企及的成就，而这种成就背后，隐藏了他们共同的血泪经历，他们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傲气值得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借鉴。
总之，在顾准和司马迁身上，都体现出了知识分子共同的人格魅力，这些人格魅力综而论之，包括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待困境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潜心读书以求从学术中探索而有补于世的入世情怀、独立的评判能力与审视能力，以及他们独特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借鉴和发扬的。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项目“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思想初探”，项目编号JYTQ170。
参考文献：
[1] 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2] 祁志祥：《顾准：“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3]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 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
[5]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罗银胜：《顾准著作的刊布考》，《书屋》，2005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赵骞，男，1979—，湖北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文化。
戚晓思，女，1983—，辽宁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文化，工作单位：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