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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服贸”运动是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掀起的一股政治逆流，然而正是这一事件实质上宣告了台湾当局多年来大肆鼓吹的“台湾经验”的彻底破产，这是那些风潮的策划推动者所始料未及的。
关键词：“台湾经验”;民主;反“服贸”风潮
中图分类号：D675.8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5.03.008
一
发生在2014年3月台湾岛内的所谓反“服贸”运动是岛内“台独”势力掀起的一股政治逆流，它对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角度来看，反“服贸”风潮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实质上宣告了台湾当局多年来大肆鼓吹的“台湾经验”彻底破产，而这一点，则是那些风潮的策划推动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台湾经验”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蒋经国，而后又被李登辉所大肆吹嘘，并被以后的台湾领导人一再鼓吹提倡。蒋经国在1985年11月11日答《读者文摘》巡回记者芮德时称，台湾发展经济成功的基本原因是：“我们崇尚自由民主，坚守‘宪政’体制，‘政府’与人民相互信任，和谐团结，提供了民主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在计划性自由经济政策下，鼓励私人企业，激发人民勤劳的工作意愿，与企业家进取的创新精神”;“教育机会人人平等，实施普及而良好的教育制度，并致力科技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产力”;“贯彻均富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福利，提升生活品质，建立了公平而和谐的社会。”后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又将这四条概括为“台湾经验”。他还在多种场合大肆鼓吹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用“台湾经验”改变大陆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又将“推广台湾经验，完成中国统一”作为一章写入党纲。
李登辉上台后，一方面在明里暗里不断推进其“台独”图谋，另一方面加大了对“台湾经验”的鼓吹力度，以将其作为对抗大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构想的工具。1989年元旦，李登辉在新年祝词中称：“所谓‘台湾经验’乃是‘政府’与‘复兴基地’的全体军民，依据三民主义的指导原则，结合传统与现代，兼顾理想与现实，为国家求进步，为个人求尊严，精诚团结，奋励不懈，以智慧与血汗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与成果”。李登辉还把“台湾经验”解释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并重，人人能够生活得既富足，又有尊严”。台湾“国统会”1991年2月制定的台湾《国家统一纲领》还把“台湾经验”纳入现阶段大陆政策的“三阶段目标”之中，规定短程目标是扩展“台湾经验”，中程目标是促成大陆“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文化中国化”，长程目标是逐步建成“民主、均富、统一的新中国”。
综上所述，所谓“台湾经验”虽然其说不一，但其核心内容主要是所谓的“民主”、“宪政”、“均富”与“和谐”。
二
“台湾经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出笼不是偶然的，它最初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为应对当时的政治危机而炮制的举措。在以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岛内政治演变过程中，由于其适应了不同时期台湾当局的政治需要，因而竟成为以后历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用以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政治工具。其区别只在于不同时期不同政党的领导人依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各有侧重而已。综合起来，“台湾经验”的政治作用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大陆实施“和平演变”的政治工具。“台湾经验”的出笼正值冷战末期，台湾国民党当局面对中美建交后的国际困境和两岸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反攻大陆的迷梦彻底破灭后，为稳住阵脚，摆脱孤立困境，抵制大陆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遂推出“台湾经验”，作为对大陆实施“政治反攻”的战略举措，以图缓解内外压力，争取两岸政治斗争的主动权。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国家籍此掀起新的反华高潮。台湾当局认为有机可乘，借机推波助澜，大肆鼓吹用“台湾经验”推展大陆，试图在大陆社会内部制造分化。台湾党政要员一再鼓吹“以台湾经验登陆，将台湾经验传遍大陆每个角落”，“促使大陆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中国化”，促使“中共政权由量变转化为质变，从而由中共内部引发其最后崩溃的动力”。[1]有个别台湾学者也提出所谓要用“移植台湾经验”，“汇集海内外一切力量来转化共产党政策”。[2]“台湾经验”在此由“政治反攻”的武器，更进一步成为实施推动大陆“和平演变”的政治工具。
第二，是反共拒统的政治筹码。反共拒统是台湾当局历任领导人（不分蓝绿）的最大政治共同点。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作为公开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其对统一的抗拒自不必说，国民党虽在表面上坚持“一个中国”，但从未真正放弃反共立场，而坚持反共立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对国家统一的实质抗拒，这也就使国民党的“一个中国”宣示变成了空泛的政治泡沫，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的政治逻辑。国民党的历任领导人——从蒋经国到李登辉再到马英九，其对“台独”的立场虽有不同，但在反共拒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反共拒统已成为台湾岛内蓝绿各方的一个政治公约数，而“台湾经验”恰恰又为反共拒统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依据，使台湾蓝绿各方当权者均可以此为由作为抗拒“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治筹码。2007年，陈水扁在会见来访的前东德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时说：“台湾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各种军事设备，而是民主。台湾的民主就是最好的利器，民主就是捍卫国家安全最好的武器。”两年之后，马英九在参加“2009年世界自由日庆祝大会”时又声称：“自由与民主是台湾在这世界上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与本钱，因此无需与中国大陆军事竞赛，而应与他们竞争民主与自由，以我们现在的实力，一定会赢他们”。[3]随着海峡两岸力量对比日益失衡，相比于推动大陆“和平演变”，“台湾经验”作为抗拒统一的政治筹码已日益发挥其主要作用。
第三，是推行“台独”的政治掩护。“台独”势力在岛内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台独”是借势于岛内的“民主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台独”势力把自己的分裂图谋与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政治诉求相混同，从而左右了台湾政治转型的进程和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民主”被人有意识地制作成为“台独”的政治包装，成为用以煽惑民众的政治工具，借民主自由之名，行民族分裂之实，成为“台独”势力以售其奸的主要手法。这种手法同样被“台独”势力运用于处理两岸关系，即以“民主”作为推动“台独”的借口。 1995年6月8日，李登辉访问美国时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一方面大肆吹嘘“台湾经验”，宣扬台湾“由于现阶段宪政改革的完成，我们已确立了政党政治的制度，落实了主权在民的理想，使个人的自由意志获得充分尊重，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自由开放的时代。”另一方面又声称“由于中华民国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外交承认，台湾经验在国际上的重大意义，也因此而被低估。”[4]其意图很明显，就是借鼓吹“主权在民”来谋取国际社会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这就是李登辉所谓的“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比起李登辉来，民进党的年轻政客就更加直言无忌。2010年，时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赖怡忠在回答两岸关系的提问时声称：如果我们挑战大陆，应该从普世价值的方面入手。民主、自由啊。对民主的诉求，一刀切进去，就能把大陆一分为二，成为两个部分，才会有我们的内应，才有意义。[5]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民主、自由、均富”为招牌的“台湾经验”蜕化成为推行“台独”的政治掩护，“台湾经验”竟成为掩护“台独”的政治工具，这种独特的政治作用恐怕是发明这一概念的蒋经国当初也始料未及的。
三
不可否认，“台湾经验”一度的确在大陆是产生了相当影响的。某些大陆自由派学者甚至把蒋经国吹捧为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某些人的推动下，大陆还掀起一股对所谓“民国范儿”的怀旧风潮。然而，“台湾经验”的政治作用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反动性，而这种反动性又注定了它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事实也最终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台独”势力的猖獗和台湾发展的停滞，“台湾经验”迅速失色，不断走向衰颓，其在大陆的影响力更是日渐走低。
首先被打破的是“台湾经验”的所谓“多元和谐”。如果说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台湾政治转型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政治稳定，那么，“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和猖獗则彻底撕裂了台湾社会。“台独”势力打着民主的旗号，使用民粹的手段，在岛内竭力制造族群对立，完全绑架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使台湾的民主变成一种恶质化的有毒的民主。在“台独”兴风作浪之下，台湾岛内族群对立，宛如敌国;政党恶斗，无日无休，施政瘫痪，发展停滞，整个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2014年春的反服贸风潮不过是这种内耗的最新一幕而已。
继而崩塌的则是“台湾经验”一再吹嘘的所谓“均富”。李登辉主政台湾后，为对抗大陆方面的海峡两岸实现“三通”（通航、通商、通邮）的主张，提出“戒急用忍”，竭力阻挡台商赴大陆投资，为两岸经济交流制造障碍，使台湾经济错过了进入大陆市场的良机。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其“台独”的倒行逆施及台湾社会的内耗不断，使台湾社会经济发展陷于停滞，台湾“经济奇迹”迅速走向没落。陈水扁上台6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及人均GDP由“四小龙”之首降为最末。发生政党轮替的2001年及2008年两年，竟出现负增长，2001年以后的10年，台湾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6]
在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的同时，台湾收入分配的差距却迅速拉大，贫富分化日趋严重。2001年时就开始出现了整体收入水平下降的“均贫”现象。直到2004年，台湾民众每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台币89.1249万元）仍低于2000年的水平（台币89.1445万元）。[7]近年来，台湾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根据台湾“财政部”的资料，台湾收入前5%的家庭年收入，从2008年一直维持在400万（新台币，下同）上下，2011年更飙破460万;反观台湾最后5%，则逐年下降，2008年只有6.9万，一路跌到2011年的全年4.8万。两者收入差距，从2008年的65倍，2009年75倍，2010年93倍，到2011年96倍，2012年甚至可能破百倍。[8]台湾民众对经济状况和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高达82.8%的民众认为台湾整体经济状况不好。[9]尤其是台湾青年人由于就业无门，生活艰难，前途渺茫，充满愤懑情绪。这种状况的长期持续，构成了反服贸风潮发生的重要社会条件。
如果说“台湾经验”所吹嘘的“和谐”、“均富”是逐渐失色的话，那么，2014年3月发生的所谓反“服贸”风潮则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打翻了“台湾经验”的最后一块主牌——“民主”。在这场风潮中，受激进“台独”势力操控的台湾学生冲进“立法院”并占领长达24天。对这种公然践踏民主宪制的行径，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学生攻占“立法院”，甚至冲进“行政院”，在民主地区都是不正常的行为。但令人诧异的是，民进党与国民党部分势力（以立法院长王金平为代表）对此不仅毫无谴责之意，而且公开力挺，百般袒护。至此，一向为“台湾经验”所津津乐道的台湾多党民主的宪政法制已被民粹暴力冲得七零八落，尊严扫地。
四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服贸”风潮发生的原因，恰恰都与“台湾经验”的作用有关。多年来，台湾当局（不论蓝绿）顽固坚持反共拒统立场，纵容“台独”势力对台湾民众（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去中国化教育，灌输反共思想和分离意识，培养民众对大陆的敌意与对统一的恐惧。与此同时，台湾经济发展停滞造成岛内资金大量外流（其中很大部分流往大陆），致使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岛内中下层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受害尤甚，郁积了大量愤懑不满情绪。台湾经济的长期困顿使其发展不能不愈来愈深的依赖大陆，2013年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972.81亿美元。其中台湾向大陆的出口占了1566.37亿美元，同比增加18.5%，贸易顺差更猛增了21.6%，达到1160亿美元，根据台湾“经济部”的数据，台湾2013年出口总额达3032.2亿美元，进口2700.7亿美元。也就是说，现今对大陆的出口已占台湾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贸易顺差更是彻底依赖于两岸贸易。作为一个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台湾现在仅对大陆的出口就相当于其GDP总额的三分之一。[10]
两岸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化是“台独”势力难以容忍的，因为这种发展趋势的最终指向必然是海峡两岸的完全融合，而两岸关系的政、经分离状态又恰恰为“台独”势力制造事端提供了操弄空间，通过把民众的不满引向两岸关系，引向中国大陆，从而借机掀起一波新的“台独”逆流。作为反“服贸”前台人物的林飞帆，在其演讲中就把反“服贸”的底牌揭示无余，他公开声称这场学运是用行动“重新定义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对此，台湾《联合报》2014年4月28日的社论写道：“‘台独’反‘服贸’是合于逻辑的，因为服贸会使两岸经贸关系更紧密，亦进一步把台湾推向全球化，不利‘台独’。……所以，这场‘反服贸风暴’，从‘两岸协议缔结条例’的提出，可以清楚看见这其实是一场学运寡头操作的‘台独’风暴。”[11]所不同的是，“台独”势力过去把自己打扮成本省籍民主的利益代言人，现在则以台湾穷人、低收入者和青年一代的利益维护者面目出现，其过去借以煽惑民众的手段主要是利用省籍之分制造族群对立，这一回则是利用贫富分化制造“阶级”对立，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不变的——使台湾与中国分裂。
一向打着民主旗号起家的激进“台独”势力为何如今竟一反常态，以如此赤裸裸的反民主的手段伸张自己的政治诉求？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他们对自己曾大肆吹嘘的台湾民主已丧失了信心，亦或他们自己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样的民主，对他们而言，“民主”只不过是用以实施其“台独”图谋的工具而已，而工具是可以随时更换的。在两岸已实现“三通”机制的条件下，当他们无法在台湾现行的“民主宪政”体制内以合法手段阻遏两岸的日益接近时，就故伎重施，将“街头政治”的民粹手段摆上台来。蔡英文就声称：“民进党从街头起家……那是群众路线，到了后期，我们开始选举，强调议会路线，觉得理想可以在体制内实现。经过了20年，今天看到的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国会……代议民主走到这个时候，就是尽头了。” [12]
通过反“服贸”运动，激进“台独”势力实现了对台湾蓝绿两党的双重政治绑架：既绑架了民进党，迫使其不敢脱离“台独”立场（在先民进党内已有“冻独”之说）而实现政治转型;另一方面又绑架了国民党，使其不敢进一步推进两岸交流并阻止其在两岸交流中获取政治红利。但“台独”势力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台湾经验”的彻底破产，而“台湾经验”恰恰又是为“台独”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的政治基础。
因此，反“服贸”风潮绝非“台独”力量强大的标志，而恰恰相反，激进“台独”势力之所以竟不惜践踏其一贯大肆张扬的台湾民主制度，正是其感到危机临头时铤而走险的疯狂之举。然而当他们跳上一级台阶的时候，蹬塌的却正是自己脚下的地基。激进“台独”势力在将台湾的民主宪制打翻在地的同时，其借以为“台独”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最大软实力轰然而倒，所谓的“台湾经验”也就此走向最后的终结与破灭。“台湾经验”成为“台独”势力自己制造而又最终套在自己脖颈上的一副枷锁。
关键词：“台湾经验”;民主;反“服贸”风潮
中图分类号：D675.8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5.03.008
一
发生在2014年3月台湾岛内的所谓反“服贸”运动是岛内“台独”势力掀起的一股政治逆流，它对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角度来看，反“服贸”风潮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实质上宣告了台湾当局多年来大肆鼓吹的“台湾经验”彻底破产，而这一点，则是那些风潮的策划推动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台湾经验”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蒋经国，而后又被李登辉所大肆吹嘘，并被以后的台湾领导人一再鼓吹提倡。蒋经国在1985年11月11日答《读者文摘》巡回记者芮德时称，台湾发展经济成功的基本原因是：“我们崇尚自由民主，坚守‘宪政’体制，‘政府’与人民相互信任，和谐团结，提供了民主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在计划性自由经济政策下，鼓励私人企业，激发人民勤劳的工作意愿，与企业家进取的创新精神”;“教育机会人人平等，实施普及而良好的教育制度，并致力科技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产力”;“贯彻均富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福利，提升生活品质，建立了公平而和谐的社会。”后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又将这四条概括为“台湾经验”。他还在多种场合大肆鼓吹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用“台湾经验”改变大陆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又将“推广台湾经验，完成中国统一”作为一章写入党纲。
李登辉上台后，一方面在明里暗里不断推进其“台独”图谋，另一方面加大了对“台湾经验”的鼓吹力度，以将其作为对抗大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构想的工具。1989年元旦，李登辉在新年祝词中称：“所谓‘台湾经验’乃是‘政府’与‘复兴基地’的全体军民，依据三民主义的指导原则，结合传统与现代，兼顾理想与现实，为国家求进步，为个人求尊严，精诚团结，奋励不懈，以智慧与血汗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与成果”。李登辉还把“台湾经验”解释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并重，人人能够生活得既富足，又有尊严”。台湾“国统会”1991年2月制定的台湾《国家统一纲领》还把“台湾经验”纳入现阶段大陆政策的“三阶段目标”之中，规定短程目标是扩展“台湾经验”，中程目标是促成大陆“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文化中国化”，长程目标是逐步建成“民主、均富、统一的新中国”。
综上所述，所谓“台湾经验”虽然其说不一，但其核心内容主要是所谓的“民主”、“宪政”、“均富”与“和谐”。
二
“台湾经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出笼不是偶然的，它最初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为应对当时的政治危机而炮制的举措。在以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岛内政治演变过程中，由于其适应了不同时期台湾当局的政治需要，因而竟成为以后历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用以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政治工具。其区别只在于不同时期不同政党的领导人依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各有侧重而已。综合起来，“台湾经验”的政治作用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大陆实施“和平演变”的政治工具。“台湾经验”的出笼正值冷战末期，台湾国民党当局面对中美建交后的国际困境和两岸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反攻大陆的迷梦彻底破灭后，为稳住阵脚，摆脱孤立困境，抵制大陆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遂推出“台湾经验”，作为对大陆实施“政治反攻”的战略举措，以图缓解内外压力，争取两岸政治斗争的主动权。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国家籍此掀起新的反华高潮。台湾当局认为有机可乘，借机推波助澜，大肆鼓吹用“台湾经验”推展大陆，试图在大陆社会内部制造分化。台湾党政要员一再鼓吹“以台湾经验登陆，将台湾经验传遍大陆每个角落”，“促使大陆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中国化”，促使“中共政权由量变转化为质变，从而由中共内部引发其最后崩溃的动力”。[1]有个别台湾学者也提出所谓要用“移植台湾经验”，“汇集海内外一切力量来转化共产党政策”。[2]“台湾经验”在此由“政治反攻”的武器，更进一步成为实施推动大陆“和平演变”的政治工具。
第二，是反共拒统的政治筹码。反共拒统是台湾当局历任领导人（不分蓝绿）的最大政治共同点。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作为公开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其对统一的抗拒自不必说，国民党虽在表面上坚持“一个中国”，但从未真正放弃反共立场，而坚持反共立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对国家统一的实质抗拒，这也就使国民党的“一个中国”宣示变成了空泛的政治泡沫，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的政治逻辑。国民党的历任领导人——从蒋经国到李登辉再到马英九，其对“台独”的立场虽有不同，但在反共拒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反共拒统已成为台湾岛内蓝绿各方的一个政治公约数，而“台湾经验”恰恰又为反共拒统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依据，使台湾蓝绿各方当权者均可以此为由作为抗拒“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治筹码。2007年，陈水扁在会见来访的前东德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时说：“台湾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各种军事设备，而是民主。台湾的民主就是最好的利器，民主就是捍卫国家安全最好的武器。”两年之后，马英九在参加“2009年世界自由日庆祝大会”时又声称：“自由与民主是台湾在这世界上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与本钱，因此无需与中国大陆军事竞赛，而应与他们竞争民主与自由，以我们现在的实力，一定会赢他们”。[3]随着海峡两岸力量对比日益失衡，相比于推动大陆“和平演变”，“台湾经验”作为抗拒统一的政治筹码已日益发挥其主要作用。
第三，是推行“台独”的政治掩护。“台独”势力在岛内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台独”是借势于岛内的“民主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台独”势力把自己的分裂图谋与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政治诉求相混同，从而左右了台湾政治转型的进程和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民主”被人有意识地制作成为“台独”的政治包装，成为用以煽惑民众的政治工具，借民主自由之名，行民族分裂之实，成为“台独”势力以售其奸的主要手法。这种手法同样被“台独”势力运用于处理两岸关系，即以“民主”作为推动“台独”的借口。 1995年6月8日，李登辉访问美国时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一方面大肆吹嘘“台湾经验”，宣扬台湾“由于现阶段宪政改革的完成，我们已确立了政党政治的制度，落实了主权在民的理想，使个人的自由意志获得充分尊重，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自由开放的时代。”另一方面又声称“由于中华民国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外交承认，台湾经验在国际上的重大意义，也因此而被低估。”[4]其意图很明显，就是借鼓吹“主权在民”来谋取国际社会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这就是李登辉所谓的“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比起李登辉来，民进党的年轻政客就更加直言无忌。2010年，时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赖怡忠在回答两岸关系的提问时声称：如果我们挑战大陆，应该从普世价值的方面入手。民主、自由啊。对民主的诉求，一刀切进去，就能把大陆一分为二，成为两个部分，才会有我们的内应，才有意义。[5]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民主、自由、均富”为招牌的“台湾经验”蜕化成为推行“台独”的政治掩护，“台湾经验”竟成为掩护“台独”的政治工具，这种独特的政治作用恐怕是发明这一概念的蒋经国当初也始料未及的。
三
不可否认，“台湾经验”一度的确在大陆是产生了相当影响的。某些大陆自由派学者甚至把蒋经国吹捧为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某些人的推动下，大陆还掀起一股对所谓“民国范儿”的怀旧风潮。然而，“台湾经验”的政治作用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反动性，而这种反动性又注定了它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事实也最终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台独”势力的猖獗和台湾发展的停滞，“台湾经验”迅速失色，不断走向衰颓，其在大陆的影响力更是日渐走低。
首先被打破的是“台湾经验”的所谓“多元和谐”。如果说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台湾政治转型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政治稳定，那么，“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和猖獗则彻底撕裂了台湾社会。“台独”势力打着民主的旗号，使用民粹的手段，在岛内竭力制造族群对立，完全绑架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使台湾的民主变成一种恶质化的有毒的民主。在“台独”兴风作浪之下，台湾岛内族群对立，宛如敌国;政党恶斗，无日无休，施政瘫痪，发展停滞，整个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2014年春的反服贸风潮不过是这种内耗的最新一幕而已。
继而崩塌的则是“台湾经验”一再吹嘘的所谓“均富”。李登辉主政台湾后，为对抗大陆方面的海峡两岸实现“三通”（通航、通商、通邮）的主张，提出“戒急用忍”，竭力阻挡台商赴大陆投资，为两岸经济交流制造障碍，使台湾经济错过了进入大陆市场的良机。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其“台独”的倒行逆施及台湾社会的内耗不断，使台湾社会经济发展陷于停滞，台湾“经济奇迹”迅速走向没落。陈水扁上台6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及人均GDP由“四小龙”之首降为最末。发生政党轮替的2001年及2008年两年，竟出现负增长，2001年以后的10年，台湾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6]
在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的同时，台湾收入分配的差距却迅速拉大，贫富分化日趋严重。2001年时就开始出现了整体收入水平下降的“均贫”现象。直到2004年，台湾民众每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台币89.1249万元）仍低于2000年的水平（台币89.1445万元）。[7]近年来，台湾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根据台湾“财政部”的资料，台湾收入前5%的家庭年收入，从2008年一直维持在400万（新台币，下同）上下，2011年更飙破460万;反观台湾最后5%，则逐年下降，2008年只有6.9万，一路跌到2011年的全年4.8万。两者收入差距，从2008年的65倍，2009年75倍，2010年93倍，到2011年96倍，2012年甚至可能破百倍。[8]台湾民众对经济状况和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高达82.8%的民众认为台湾整体经济状况不好。[9]尤其是台湾青年人由于就业无门，生活艰难，前途渺茫，充满愤懑情绪。这种状况的长期持续，构成了反服贸风潮发生的重要社会条件。
如果说“台湾经验”所吹嘘的“和谐”、“均富”是逐渐失色的话，那么，2014年3月发生的所谓反“服贸”风潮则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打翻了“台湾经验”的最后一块主牌——“民主”。在这场风潮中，受激进“台独”势力操控的台湾学生冲进“立法院”并占领长达24天。对这种公然践踏民主宪制的行径，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学生攻占“立法院”，甚至冲进“行政院”，在民主地区都是不正常的行为。但令人诧异的是，民进党与国民党部分势力（以立法院长王金平为代表）对此不仅毫无谴责之意，而且公开力挺，百般袒护。至此，一向为“台湾经验”所津津乐道的台湾多党民主的宪政法制已被民粹暴力冲得七零八落，尊严扫地。
四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服贸”风潮发生的原因，恰恰都与“台湾经验”的作用有关。多年来，台湾当局（不论蓝绿）顽固坚持反共拒统立场，纵容“台独”势力对台湾民众（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去中国化教育，灌输反共思想和分离意识，培养民众对大陆的敌意与对统一的恐惧。与此同时，台湾经济发展停滞造成岛内资金大量外流（其中很大部分流往大陆），致使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岛内中下层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受害尤甚，郁积了大量愤懑不满情绪。台湾经济的长期困顿使其发展不能不愈来愈深的依赖大陆，2013年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972.81亿美元。其中台湾向大陆的出口占了1566.37亿美元，同比增加18.5%，贸易顺差更猛增了21.6%，达到1160亿美元，根据台湾“经济部”的数据，台湾2013年出口总额达3032.2亿美元，进口2700.7亿美元。也就是说，现今对大陆的出口已占台湾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贸易顺差更是彻底依赖于两岸贸易。作为一个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台湾现在仅对大陆的出口就相当于其GDP总额的三分之一。[10]
两岸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化是“台独”势力难以容忍的，因为这种发展趋势的最终指向必然是海峡两岸的完全融合，而两岸关系的政、经分离状态又恰恰为“台独”势力制造事端提供了操弄空间，通过把民众的不满引向两岸关系，引向中国大陆，从而借机掀起一波新的“台独”逆流。作为反“服贸”前台人物的林飞帆，在其演讲中就把反“服贸”的底牌揭示无余，他公开声称这场学运是用行动“重新定义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对此，台湾《联合报》2014年4月28日的社论写道：“‘台独’反‘服贸’是合于逻辑的，因为服贸会使两岸经贸关系更紧密，亦进一步把台湾推向全球化，不利‘台独’。……所以，这场‘反服贸风暴’，从‘两岸协议缔结条例’的提出，可以清楚看见这其实是一场学运寡头操作的‘台独’风暴。”[11]所不同的是，“台独”势力过去把自己打扮成本省籍民主的利益代言人，现在则以台湾穷人、低收入者和青年一代的利益维护者面目出现，其过去借以煽惑民众的手段主要是利用省籍之分制造族群对立，这一回则是利用贫富分化制造“阶级”对立，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不变的——使台湾与中国分裂。
一向打着民主旗号起家的激进“台独”势力为何如今竟一反常态，以如此赤裸裸的反民主的手段伸张自己的政治诉求？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他们对自己曾大肆吹嘘的台湾民主已丧失了信心，亦或他们自己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样的民主，对他们而言，“民主”只不过是用以实施其“台独”图谋的工具而已，而工具是可以随时更换的。在两岸已实现“三通”机制的条件下，当他们无法在台湾现行的“民主宪政”体制内以合法手段阻遏两岸的日益接近时，就故伎重施，将“街头政治”的民粹手段摆上台来。蔡英文就声称：“民进党从街头起家……那是群众路线，到了后期，我们开始选举，强调议会路线，觉得理想可以在体制内实现。经过了20年，今天看到的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国会……代议民主走到这个时候，就是尽头了。” [12]
通过反“服贸”运动，激进“台独”势力实现了对台湾蓝绿两党的双重政治绑架：既绑架了民进党，迫使其不敢脱离“台独”立场（在先民进党内已有“冻独”之说）而实现政治转型;另一方面又绑架了国民党，使其不敢进一步推进两岸交流并阻止其在两岸交流中获取政治红利。但“台独”势力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台湾经验”的彻底破产，而“台湾经验”恰恰又是为“台独”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的政治基础。
因此，反“服贸”风潮绝非“台独”力量强大的标志，而恰恰相反，激进“台独”势力之所以竟不惜践踏其一贯大肆张扬的台湾民主制度，正是其感到危机临头时铤而走险的疯狂之举。然而当他们跳上一级台阶的时候，蹬塌的却正是自己脚下的地基。激进“台独”势力在将台湾的民主宪制打翻在地的同时，其借以为“台独”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最大软实力轰然而倒，所谓的“台湾经验”也就此走向最后的终结与破灭。“台湾经验”成为“台独”势力自己制造而又最终套在自己脖颈上的一副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