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一些日本人到上海来，经过内山完造的介绍，和鲁迅有所接触，松本重治（一八九九至一九八九年）就是其中的一位。据《鲁迅全集》十七卷人名索引，说他是“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144页）。这样说是简单了一点。“同盟社”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才开始用的招牌名称。他一九三三年和鲁迅见面时是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后来他写了一本回忆录《上海时代》， 记述他一九三一年十月到一九三九年初在上海任职时的经历。中译本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二0一0年出版，其中把他服务单位的变化说得很清楚。他在这本书中说，最初是内山完造介绍他认识鲁迅的：“以后，我多次在这里（指内山书店）遇见鲁迅先生，并和他交谈。次数大概不少于二十次。我记得他总是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棉布衣服，举止谦和， 唯独目光却很锐利。偶尔他也会一边站着看书，一边吸烟，每次见到鲁迅先生，我总担心他会批评我所做的事情。那种风采是其他中国人没有的。”（409页）
　　我们知道，同盟社是日本的官方通讯社，通常都反映日本外务省的立场。松本重治作为同盟社中国分社的头头驻在上海，那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且不断制造事端，推动“华北特殊化”，一直到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不论他为人是不是正派，对中国的态度是不是友好，他都不能不为日本做宣传，不能不为那时日本不断的侵略行为做辩护。这一点即使在这本回忆录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汪精卫在抗日战争中叛国投敌，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书中却对他做了许多正面的描写，甚至说“一百年后，一定会重新评价汪精卫”，可见他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因此他说每次见到鲁迅，总担心先生会批评他所做的事情。可见他心里明白：他做的许多事情都是鲁迅不能接受的。
　　鲁迅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很高的声望，当然是日本记者重要的采访对象。松本说自己“和他交谈。次数大概不少于二十次”，那只是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并不是个人之间的友情往来。鲁迅正是这样看的。所以在《鲁迅日记》里，唯一一处记载和他的接触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昙，风，午后大风雨。下午得山本夫人信。晚内山君招饮于新半斋，同席为福冈、松本及森本夫妇等， 共十人。” 这应该说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松本重治之外，同席的福冈诚一是鲁迅的老相识，这时他是松本重治在联合通讯社的同事;森本清八，日本住友生命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主任。内山完造就这样把松本介绍给鲁迅。《鲁迅日记》里再也没有记下以后和松本重治见面的事。松本重治自己也是这样看的。所以他的回忆录里除了陪同日本作家长与善郎的一次以外，他说的那“大概不少于二十次”的见面也没有记载。
　　松本的《上海时代》里写到鲁迅只有两小节，即第十五章第六、第七节。第六节“鲁迅之死和内山完造”主要内容是引录了日本医生奥田杏花的文章《去世前两天的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另一种译文《我们最后的谈话》，收在《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当时松本并不在场，他在书中只是援引奥田在这篇文章里记录的鲁迅的一些谈话，毫无他自己的回忆内容。这一节里写他亲历的事只有在鲁迅死后第二天他到万国殡仪馆去吊唁的事。
　　第七节“鲁迅和长与善郎的相识”写的是一九三五年六月间他请内山完造介绍长与善郎和鲁迅的会见。这一次松本始终在场，他详细记下了鲁迅和长与善郎的许多谈话：
　　就在前一年的六月中旬，岩永先生的亲弟弟、作家长与善郎从满洲经北平、天津来到了上海。我立即前往旅馆拜访长与先生。……我说：“您一定得见见鲁迅先生。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第一人。……我们可以跟内山先生说说，如果他赞成，他一定肯帮您介绍的。”……到了晚上大约八点左右，内山先生打来了电话。他说：“ 既然长与先生特意来到上海，我想后天晚上请鲁迅先生还有两三个朋友到老半斋一起吃顿饭，请转告长与先生。”……第三天晚上六点多，我和庄原君一起去旅馆接长与先生。……于是去了四马路新半斋（译本译作老半斋，大概是译错了，店名以鲁迅日记所写为准）。这是一家不大的中国饭店，但经常听内山先生夸这家店和另一家小饭店的味道不错。内山夫妇先到了，随后鲁迅先生和两个中国朋友也一起来了。……过了一会儿，长与先生终于又找到了话题，会话又开始了。
　　“这段时间，您不太写东西，是吗？”
　　“根本就没写。我不能写。如果写的话， 我想写农村的事情。要写农村就要去乡下。但是，这做不到。”
　　“在这儿言论就这么受压制吗？”
　　“根本就是很不像话。”一旁的郑先生（内山先生刚才介绍，他是当今最好的剧作家）用流利的日语插了一句。“写出来的东西寄给报纸或杂志的话，必须先让军部的人过目才会到编辑手里。”长与先生继续和鲁迅先生谈下去。
　　“里面没有赤色成分也不行吗？”
　　“就算是契诃夫的一般小說的中译本也禁止发行。”鲁迅讥刺地笑道。
　　“那太不像话了，还不如日本。在这里，自由主义的立场，既不偏左也不偏右的个人立场也不被承认吗？”
　　“以前还承认，但是现在不行了。作家都苦于无法生活。”
　　“您有没有想过到日本来工作？”
　　长与先生的这句话，好比给好不容易聊起来的对话浇了一瓢冷水。虽然长与先生提出这个建议一定是出于同情，但是，对于正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才坚持斗争到现在的鲁迅先生来说，现在肯定没有离开中国的念头。我们都担心鲁迅先生会对此粗暴地否定或者说出一番辛辣的嘲笑，但是不愧是鲁迅先生，他答了一句不得罪人的话，大意是既没有钱，健康也不允许。
　　……一盘盘的中国菜不断地被端上来，鲁迅先生却几乎没吃什么。等到上饭的时候，他轻轻地拿着筷子说道：“刚才来这儿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口很气派的樟木棺材。我突然萌发了想躺进去的念头。”
　　一阵冷场之后， 这次宴聚也就散了。后来长与善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号的《经济往来》上发表《与鲁迅先生见面的那天晚上》一文。文章抓住鲁迅“我突然萌发了想躺进去的念头”那句话，说鲁迅是“厌世作家”。
　　这次宴聚始终在场的松本重治感觉到了：“鲁迅与长与善郎的谈话并不很愉快。”这看法是不错的。鲁迅在日记里，对这次会见没有一点记载。就是对于长与的这篇文章，鲁迅也不满意，他在给增田涉的信里两次说了这个意思。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的信：“本月的《经济往来》你看过没有？其中有长与善郎的文章《与××会见的晚上》，对我颇表不满，但的确发挥了古风的人道主义的特色，但也不必特为去买来看。”（第十四卷，366页）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的信又说：
　　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意写。长与先生的文章，则更加那个了。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
　　野口米次郎和鲁迅的会见，见于《鲁迅日记》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此事和松本没有关系，这里就不必去说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