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亞研究所前身是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當時也是為了因應東亞崛起與儒家思想等的傳播，之後更名為新加坡东亞政治经济研究所，發起人是前新加坡副總理、新加坡經濟起飛的掌舵人吳庆瑞先生，後來吴被中國大陸聘請为東南沿海開發的战略顾问。後來1997年4月根据新加坡國立大学章程成立了自主性研究机构：東亞研究所，致力於东亞发展的研究，當然研究范围比以前的东亞政治经济研究所更广泛，但中心仍然放在当代中國。研究课题包括中國崛起的地区性和世界性影响、中國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的变迁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地區的社會发展等。与此同时，結合當代中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趨勢，深入進行政策性研究，試圖发展成为东南亞地区乃至全球範圍內研究东亞发展最重要的研究机构。目前在圍繞当代中國這樣的研究核心之外，但随着東亞局勢的不斷變化以及研究资源的发展和專業高水平研究人员的增加，東亞所也在日本、台湾、香港和朝鲜半岛問題上有所著墨。
　　回歸到上個世界八十年代中國剛剛開放时，新加坡對中國大陸並不了解，所以就藉助開創東亞研究所所，來關注中國前沿動態，由政府出資，定時出台中國研究報告，這也是東亞所的任務之一；其二是給新加坡外交部、貿易部提供相關講座，便於其了解中國經濟、外交等多領域的最新發展，近二十年來也涉及到了天津的生態城、蘇州的工業園等的評估，也包括在重慶等地的一些新加坡項目，藉助東亞所的專業性，從而強化新加坡與中國的合作交流。
　　除了上述兩大義務之外，東亞所和相關研究人員就比較自由，經常會前往中國各地的政府提供一些咨詢，也為前往新加坡“取經”的大陸地方政府人員在東亞所舉行相關研討和座談，智庫的負責人鄭永年所長也是長期關注中國發展，強化東亞所與大陸各地政府與學術機構、甚至民間企業的溝通力度，東亞所常年邀請學術功底扎實資深研究人員，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這樣的經驗也被眾多合作機構所重視。
　　所以事實上，東亞研究所在中國與新加坡之間更是搭建了一座溝通的平台，一方面更好地將新加坡經驗傳播、運用到中國，另一方面也為新加坡引入資金、人才，謀求長遠發展。
　　談到新加坡智庫的形成特色對大陸和澳門的影響，不妨可以看看大陸智庫與新加坡智庫在運行中的不同之處，事實上，新加坡的智庫一般不會由政府出題來主導研究方向的，採用由學者自己選擇，自行完成提交政府的模式，在這一點上，大陸智庫的獨立性差一些，更會出現多個智庫搶項目，以及智庫觀點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相关联的困局。大陸對獨立性的約束相對較多，往往選題會依順政府；同時學者的獨立性也很重要，學者有一定的道德操守，不能弄虛作假，說話要客觀，有傾向性也必須作出聲明，才能令人信服，公眾或者政府可以不喜歡你的建議，但是不能忽視你的研究，所以長期以來新加坡形成的智庫獨立性與學者自主性在未來大陸和澳門的智庫發展中都可以提供重要經驗。
　　也正是這樣的獨立性與學者的道德素養讓東亞所“門庭若市”，憑藉著專業性與客觀性的評估更吸引到欧美和世界许多国家的機構的咨詢和合作，如果只是一邊倒的發表傾向言論，就不可能獲得世界公信力。
　　澳門作為經濟崛起的新區域，在整體發展中必然需要智庫在公共政策領域發揮關鍵作用，除了智庫的獨立性、客觀性以外，未來澳門在發展智庫的過程中更要引進人才。從新加坡經驗可以看到，東亞所內新加坡本地研究人員較少，大量的都是由歐美、澳洲聘請過來的資深研究員，具有獨立的個人風格，只有引進人才時多元化，智庫才能更加多元、客觀。另外，對於澳門的智庫建設中，必須體認到資金設計要獨立的重要性，因為資金必將影響到報告的取向。而澳門發展高端智庫仍需要較長時間，必須付出持續努力
　　傳統中國文化以權力核心，要養成獨立的學者文化與思維對澳門而言是一大挑戰。新加坡依據國家獨立、多元的特色，形塑出具有世界口碑的智庫更值得澳門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