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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白杨树在水里的倒影。莫言写人物，把许多个人物的特点，叠在一个人物身上，把人写活了。正如当年鲁迅写小说，引得周遭邻居或熟人口诛笔伐一样。读者对号入座了，他们生气，变相地传递一个信息，作者把人物写活了。虚构的真实，更有生命力。我有时也有类似体会，用真名来写人物，栩栩如生，换个名字或谐音，总觉得文字不快意。莫言所言，让我茅塞顿开，原来都有同样的烦恼。所以，学写记叙文时，主要人物可以有多人的影子重叠在这个人物身上，虚构了某个细节，杜撰了未必有的动作，会使事件更真实。
（特约教师 张锐）
高密县长
小说《红高粱》中有一个主要人物，民国时期的高密县长曹梦九，在电视剧《红高粱》中，改名为朱豪三。改名的原因是，吸取了我写小说时的教训。
我在小说中，使用了好几个人物原型的真实姓名。我原本想先借用他们的名字，等小说写好后，再想个新名字替换。小说写好后，我发现换不了了，无论换成什么名字，都感到不合适。小说出版后，这几个人物原型很不高兴，他们找到我父亲，质问道：“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还沾亲带故，你儿子为什么在小说里把我写成那个样子？”我父亲先是替我向他们道歉，又劝他们不必当真。我父亲说：“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很多，你们何必对号入座呢？譬如说，他小说的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他这样写，我就成了土匪种吗？”
改编电视剧时，我们生怕这个民国时期的高密县长的后代找上门来，于是改成了“朱豪三”。这是让我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因为我感到“朱豪三”远不如“曹梦九”响亮、亲切。
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在其原型人物的基础上大量虚构的，唯有曹梦九，基本上是将他的传奇故事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曹梦九是行伍出身，是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把兄弟。曹梦九来到高密，禁赌、剿匪，提倡孝道，兴办教育，令高密风气为之一新。尽管他作风粗野，不讲民主，动辄脱下鞋子打人，在剿匪中误杀了一些罪不当诛的人，但他在高密历史上留下了美名。电视剧《红高粱》把这位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塑造成主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奶奶
小说中，我诉诸笔墨、付诸情感最多的，自然首推“我奶奶”。用晚辈的口吻讲述前辈故事的小说比比皆是，但描述到前辈人物内心感受时，总是受到限制。我用“我奶奶”“我爷爷”这样的人称，就极其主观地将历史与当代、前人与后人融为一体。我仿佛是穿行在历史与当代生活中的游鱼，仿佛是钻进了前辈心中的虫子，获得了极大的叙事自由。
小说中的“我奶奶”，姓戴，名叫九莲。我真正的奶奶也姓戴，她跟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她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勤俭节约，养儿育女，左邻右舍无人说她一点不好。尽管如此，我也得承认，我真正的奶奶是小说中“我奶奶”的原型之一，因为我奶奶手很巧，会剪窗花，还会接生。
小说中“我奶奶”的另一位人物原型是我的一位堂姑，她是我爷爷的亲侄女。她由我大爷爷做主，许配给一户富裕人家。很快就有消息传来，说那男人已患上麻风病。我堂姑听到这消息，自然不愿嫁，但封建礼教，订婚契约就是卖身契约。我堂姑最终还是跟麻风病人成了亲。我小的时候，经常见到这位堂姑，她40多岁时就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嘴唇发紫，愁容满面。我母亲经常对我们感叹：“你姑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啊！”
“我奶奶”的另一位原型是我的一位堂婶，她是我大爷爷的儿媳妇。1947年，她结婚不久，我堂叔就跟随国民党的军队去了台湾。我堂婶回她娘家居住，没有改嫁。后来，她生了两个儿子，我大爷爷一直不认这两个孩子，她每逢过年过节都带着孩子来给爷爷奶奶磕头。我这位堂婶细腰高个，一表人才，尽管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她一直保持着风度和尊严。对人们的非议，对公公婆婆的冷眼，她视若不见，该说就说，该笑就笑。
她的头发永远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的衣裳永远干干净净。
鸟儿韩
我的另一部小说《丰乳肥臀》中，有一个名叫“鸟儿韩”的人物，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军队捉了劳工，押送到日本北海道煤矿挖煤。他逃出煤矿，在深山密林中与鸟兽为伴，生活13年。1958年，他被日本猎人发现，费尽周折，最后被引渡回国。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我故乡的一位名叫刘连仁的农民。
1984年冬天，我曾骑自行车，跑了100多里地，去他的村庄采访过他。当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很好，挑着两桶水健步如飞。他是我故乡的传奇人物，见到真人后，我发现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农民，在异国他乡，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竟然活了下来。
我惊叹他顽强的生命力，也很想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活下来。我采訪他时，很希望他能说出一些豪言壮语，但他没有豪言壮语。他说：“我就是想家，想家里的亲人。”就是说，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是支持着他活下来的力量。
2004年年底，我去日本北海道实地考察刘连仁栖身的山林和地洞。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滴水成冰，能在那儿活下来，的确是个奇迹。
我那次去日本，特意拜访了那位发现刘连仁的猎人，当时，他年近九十，已经神志不清。听说我是来自刘连仁故乡的作家时，他的眼睛里放出光彩，脸上泛出了红光。我回国后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这个猎人，曾经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士兵。我不知道他杀没杀中国人，烧没烧中国人的房子，但我知道，回国后，他成了一个普通的猎人。他发现了刘连仁，救助了刘连仁。
（果果摘自《讲故事的人》浙江文艺出版社）
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白杨树在水里的倒影。莫言写人物，把许多个人物的特点，叠在一个人物身上，把人写活了。正如当年鲁迅写小说，引得周遭邻居或熟人口诛笔伐一样。读者对号入座了，他们生气，变相地传递一个信息，作者把人物写活了。虚构的真实，更有生命力。我有时也有类似体会，用真名来写人物，栩栩如生，换个名字或谐音，总觉得文字不快意。莫言所言，让我茅塞顿开，原来都有同样的烦恼。所以，学写记叙文时，主要人物可以有多人的影子重叠在这个人物身上，虚构了某个细节，杜撰了未必有的动作，会使事件更真实。
（特约教师 张锐）
高密县长
小说《红高粱》中有一个主要人物，民国时期的高密县长曹梦九，在电视剧《红高粱》中，改名为朱豪三。改名的原因是，吸取了我写小说时的教训。
我在小说中，使用了好几个人物原型的真实姓名。我原本想先借用他们的名字，等小说写好后，再想个新名字替换。小说写好后，我发现换不了了，无论换成什么名字，都感到不合适。小说出版后，这几个人物原型很不高兴，他们找到我父亲，质问道：“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还沾亲带故，你儿子为什么在小说里把我写成那个样子？”我父亲先是替我向他们道歉，又劝他们不必当真。我父亲说：“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很多，你们何必对号入座呢？譬如说，他小说的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他这样写，我就成了土匪种吗？”
改编电视剧时，我们生怕这个民国时期的高密县长的后代找上门来，于是改成了“朱豪三”。这是让我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因为我感到“朱豪三”远不如“曹梦九”响亮、亲切。
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在其原型人物的基础上大量虚构的，唯有曹梦九，基本上是将他的传奇故事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曹梦九是行伍出身，是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把兄弟。曹梦九来到高密，禁赌、剿匪，提倡孝道，兴办教育，令高密风气为之一新。尽管他作风粗野，不讲民主，动辄脱下鞋子打人，在剿匪中误杀了一些罪不当诛的人，但他在高密历史上留下了美名。电视剧《红高粱》把这位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塑造成主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奶奶
小说中，我诉诸笔墨、付诸情感最多的，自然首推“我奶奶”。用晚辈的口吻讲述前辈故事的小说比比皆是，但描述到前辈人物内心感受时，总是受到限制。我用“我奶奶”“我爷爷”这样的人称，就极其主观地将历史与当代、前人与后人融为一体。我仿佛是穿行在历史与当代生活中的游鱼，仿佛是钻进了前辈心中的虫子，获得了极大的叙事自由。
小说中的“我奶奶”，姓戴，名叫九莲。我真正的奶奶也姓戴，她跟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她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勤俭节约，养儿育女，左邻右舍无人说她一点不好。尽管如此，我也得承认，我真正的奶奶是小说中“我奶奶”的原型之一，因为我奶奶手很巧，会剪窗花，还会接生。
小说中“我奶奶”的另一位人物原型是我的一位堂姑，她是我爷爷的亲侄女。她由我大爷爷做主，许配给一户富裕人家。很快就有消息传来，说那男人已患上麻风病。我堂姑听到这消息，自然不愿嫁，但封建礼教，订婚契约就是卖身契约。我堂姑最终还是跟麻风病人成了亲。我小的时候，经常见到这位堂姑，她40多岁时就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嘴唇发紫，愁容满面。我母亲经常对我们感叹：“你姑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啊！”
“我奶奶”的另一位原型是我的一位堂婶，她是我大爷爷的儿媳妇。1947年，她结婚不久，我堂叔就跟随国民党的军队去了台湾。我堂婶回她娘家居住，没有改嫁。后来，她生了两个儿子，我大爷爷一直不认这两个孩子，她每逢过年过节都带着孩子来给爷爷奶奶磕头。我这位堂婶细腰高个，一表人才，尽管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她一直保持着风度和尊严。对人们的非议，对公公婆婆的冷眼，她视若不见，该说就说，该笑就笑。
她的头发永远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的衣裳永远干干净净。
鸟儿韩
我的另一部小说《丰乳肥臀》中，有一个名叫“鸟儿韩”的人物，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军队捉了劳工，押送到日本北海道煤矿挖煤。他逃出煤矿，在深山密林中与鸟兽为伴，生活13年。1958年，他被日本猎人发现，费尽周折，最后被引渡回国。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我故乡的一位名叫刘连仁的农民。
1984年冬天，我曾骑自行车，跑了100多里地，去他的村庄采访过他。当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很好，挑着两桶水健步如飞。他是我故乡的传奇人物，见到真人后，我发现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农民，在异国他乡，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竟然活了下来。
我惊叹他顽强的生命力，也很想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活下来。我采訪他时，很希望他能说出一些豪言壮语，但他没有豪言壮语。他说：“我就是想家，想家里的亲人。”就是说，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是支持着他活下来的力量。
2004年年底，我去日本北海道实地考察刘连仁栖身的山林和地洞。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滴水成冰，能在那儿活下来，的确是个奇迹。
我那次去日本，特意拜访了那位发现刘连仁的猎人，当时，他年近九十，已经神志不清。听说我是来自刘连仁故乡的作家时，他的眼睛里放出光彩，脸上泛出了红光。我回国后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这个猎人，曾经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士兵。我不知道他杀没杀中国人，烧没烧中国人的房子，但我知道，回国后，他成了一个普通的猎人。他发现了刘连仁，救助了刘连仁。
（果果摘自《讲故事的人》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