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总是在打仗与准备打仗两种状态当中往复”的断言正在被事实挑战，有人正希冀第三种状态出现：既运用军事压力实现政治目的，又避免战争中断社会发展。换言之，他们正试图找到军事效能最大化与最优化的平衡点，让军事斗争既无限逼近战争，又确保最后打不起来。
　　历史上，曾有无数的军事家琢磨战争的伎俩。《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近代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更是在阴损权谋方面臭名昭著：“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他还解释道：“当行为指控他时，行为的结果却宽恕了他。”但伎俩从不是战争的目的。马基雅维利再狡诈，也是以真打实备为基础的。而今天，战争舞台上尽是以不开战为底牌的“超级老千”。朝鲜的核弹、导弹、炮弹“三弹”走钢丝，日本玩弄“自卫功能”延长术等等，即是如此。
　　战争的可怕之处不仅仅是它的巨大破坏力、进程中的狂暴恣肆难以控制，还在于爆发时的偶然性、突然性和意外性。战争的发生有其必然规律，但发生与不发生的那个节点上，往往尽是一念之差，没什么理智可言。在一堆火药桶之间，谁也弄不清起决定作用的是哪颗火星。
　　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战争的险恶程度正在变化。一方面，毁灭能力已经装在多个国家的枪膛中，军事技术的日新月异让人胆战心惊；另一方面，开战多是局限在比较低的强度内，且往往是大国对付小国，可控性保证了规模不至于无限升级。这种军事现状我们可以称之为“自限性”军事，即以自身利益为杠杆，可自觉自愿地控制战争破坏力，但战争的风险指数并未因此下降。相反，因为没了以往战争打完后的“绝对不应期”，许多地区已进入“常备常危”的状态。
　　分析这种军事“自限性”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代。那时，人的动物性更强，智商普遍很低且比较均衡，共同的生存利益限制了个体试图标新立异的企图，个别的出格行为方式往往会首先受到抵制甚至惩罚。但随着人类智力“参差不齐的提高”，个别的另类，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让许许多多的别人受罚——比如战争的发动。值得注意的是，到了现在的民主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人的智能 人工智能”又似乎回归了远古的“均衡”，新制度与技术使得个人行为比以往更容易受到大众约束。表现在军事方面，就是国际与地区之间所广泛形成的军事风险制衡机制。
　　一般来说，国家对战争的态度分为三类：能打，愿意打；能打，不愿意打；不能打，也不愿意打。很少有第四种情况：不能打，却愿意打——那属于“没事找抽型”的。但形势总是在变化。原本常见的“战”与“和”两股势力，正分化为想打谁就打谁的军事大国和竭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国，以及一些逆势生长的奇葩：明明是不能打、不愿打，却偏偏喜欢虚张声势闹着要打。它们既无条件、无实力、无利益去开战，又不安于、不屑于、不感恩于和平，总是试图将战争危机值放大，制造不至于打响却又无限接近战争的武力胁迫。它们玩的不是心跳，因为它们能这么干是有技术条件支撑的。首先，军队的组织指挥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控制能力提升，不那么容易“擦枪走火”出意外；其次，军事斗争越来越表现为技术体系的竞争，其安全性较各层级的人为判断大幅提高；再次，战争作为综合实力的对抗，制约机制更为丰富，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被大幅减弱。它们玩的不是心跳，因为这么干是有很多现实诱惑的。这种“不是为了真打”的“打仗”杂技，对内能凝神聚气，对外能提神振气。当然，它的最大目的还是为了激怒对手——对手一旦被激怒，必然将弱点暴露无遗；搅乱对手——骚扰对手干不成正事，分散了注意力；纠缠对手——就像叮人的蚂蟥，越拽越紧、越甩越深，虽不致命却可以让对方流血不止，而它自己则可饕餮大餐、大得其利。
　　當然，要玩好这招，他们也得有一套自己的要诀。一是要“真”，搞得越逼真效果越好；二是要“阴”，无聊的手段、无耻的阴招，善用敢用，又都能收放自如；三是要“精”，不能真贴上老本，小不忍则乱大谋；四是要“二”，掌握火候，俩“二”相遇，更“二”者胜。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非典型”军事症状，难诊断、易误诊，会赢得非对称的军事优势。有时人们会完全被其蒙蔽，不知究竟是一个陷阱圈套，还是仅仅一出空城计。所以，认清认准其本质非常重要，看不穿这些招式就必然用“战”与“和”的“真性情”去碰“假把式”，难免会“老实人吃亏”“实在人上当”。而一旦看清了这种伪战争魔术师的底牌，办法就不难了，不过是人进我进，人恼我静；人硬我硬，人疯我定；人赌我赌，人诈我真。
　　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有了更高境界，就是不“兵”而屈人之“战”，从容地陪那些“邪神”玩在战争的边缘，从而巧妙取得自己的最大利益，以全新眼光谋求更高层级的和平与发展。
　　（摘自《世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