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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罗家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历史学家，他于1932年8月26日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文章介绍了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期间所做的几件大事。
关键词： 罗家伦 中央大学 教育贡献
罗家伦是著名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字志希，笔名毅，1897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在罗家伦两三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诗，稍大后，每天早晨父亲都给他讲授有趣且富有意义的历史典故，如此持续了多年。罗家伦在文史方面的功底和造诣得益于父母的启蒙之功。这一儿时的经验，使其认为“教育本来是把以往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熔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发扬光大”。罗父思想开通，社会上每有包含新知识的课本或书报流通，罗父必托人购寄，在罗家伦11岁时，因其父任江西抚署军政参事的便利，他得以接触到当时的禁书——邹容的《革命军》。据他后来回忆说：“某晚公归，于袖中出邹容《革命军》一书示余，余读之狂喜，革命思想遂以勃兴。”（《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0册，传记）父母双亲早年在文史方面给予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血浓于水的亲情抚慰，这两者与他向往革命的理想情怀互相渗透，发展成为日后罗家伦以民族为本位的教育主张。
1911年，他14岁时，进入美国传教士高福绥（F.C.Gale）所办的英文夜校学习英文。1914年，罗家伦来到以言论自由精神著称的复旦公学就读，就读期间，罗家伦不仅学业优异，还担任《复旦》季刊的编辑，开始用文字表达他的理念。他曾在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一文中与同辈朋友共勉：“若欲以二十世纪国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须有春日载阳、万象昭苏之慨：切莫暮气沉沉，气息奄奄。一定要努力成为新学生，切莫沦为陈死人。”这是少年罗家伦在中国教育问题上发出的首次呐喊。
1917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以作文满分、数学大鸭蛋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氛围中，罗家伦与良师益友切磋学问，收获良多，“且长与师长蔡元培、胡适等问难质疑，学养大进”（刘维开《罗家伦先生年谱》）。1918年，罗家伦还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为提倡文学革命而创办《新潮》月刊，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背后彰显的是其对传统文化重新评估的怀疑精神和反封建、反侵略，主张民族独立与自决的斗争精神。“五四运动”期间，罗家伦先是起草了重要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又以“毅”的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五四运动”一词首次出现，罗家伦成为倡导五四精神的第一人。
1920年，罗家伦大学毕业，遂赴美留学。但他的求学之路并未停留在美国，在后来的回忆中，罗家伦称：“我们年轻时，在欧美各地是游学而非留学，在整个出国的四五年中，我们不会固定的在任何一所大学里做过长达一年的停留，依照我们预定的计划，我们几乎访遍了欧洲所有著名的学府，也曾向许许多多大师级的学者当面请教。但是，一旦我们了解这所大学的传统与特点，而且与当地著名学人请教辩说，解决我们心里疑团后，我们随即又去访问另一所学府。”（龚选舞《龚选舞回忆》）留学期间，他共游历过美、英、德、法四个国家，读过六个学府，涉及文史哲、教育、民族地理、人类学等学科科目。毫无疑问，如此丰富的国内外求学经历拓宽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培养了他高瞻远瞩、宏观把握事物的能力与恢宏大气的胸怀气魄，为他日后在主持中国高校事务时开展一系列科学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罗家伦回国后，担任过各种公职，但教育始终是他的志趣与追求所在，他在教育事业中的贡献最突出。
1926年，29岁的罗家伦踌躇满志地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1928年，北洋军阀覆灭，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作为蒋介石信任的知识分子，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短短两年任职时间，他对清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卓有成效，为清华日后的发展留下了雄厚的资金储备并为其进军全国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由于政治的原因，各界对罗家伦担任清华校长期间的表现有毁有誉，但毫无疑问，这段经历为其日后主持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预备了丰富的经验。
罗家伦于1932年8月26日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9月正式上任。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当头，各地反日情绪高涨，处于首府南京的中央大学更是学潮迭起，加之，办学经费紧张，校长频频易人，教师索要欠薪，学校教务混乱，中大乱成了一锅粥。罗家伦“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中大的混乱局面因罗家伦的到任而告终止。1932年10月17日，罗家伦就在中央大学“总理纪念周”发表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的使命》就职演说，借“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条路径，他真正走进和融入这所大学。在这篇演说中，罗家伦详细陈述了中央大学作为当时首府的国立大学所应当承担的使命及中大的办学方针与办学目标。罗家伦的这番演讲，既体现了他对中大未来的希冀与展望，又显示出了他本人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与治校方略。罗家伦认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危机是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他要求当时的中央大学担负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从而“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在这样的自觉意识之下，他提出了六字治校方略：“安定”、“充实”、“发展”。“安定”指教学环境而言，充实指师资、课程、设备资金而言，中大只有在“安定”、“充实”的基础上才能谋求更好的“发展”。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提出“诚、朴、雄、伟”四字校训。所谓“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而非将其作为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所谓“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即在学问上要做长期艰苦的努力；所谓“雄”，就是要从“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入手，一扫中华民族柔弱萎靡的颓风；所谓“伟”，就是崇高伟大的意思，要努力做出伟大的事业。在中大任职的十年，罗家伦始终以此为目标，为中大的腾飞、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奋斗。
执掌中央大学后，罗家伦首先着手解决的就是师资队伍建设问题。他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因此，罗家伦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聘任优秀师资。他一方面极力挽留原有良好的师资，另一方面继承了在清华求贤若渴的风格，增聘名师、增添专门学者。中大一时名师荟萃，许多著名学者如经济学家马寅初、农学家梁希、艺术大师徐悲鸿、天文学家张钰哲、建筑学家杨廷宝、美学家宗白华、医学家蔡翘等皆聚其麾下。罗家伦认为教师应以专任为主，聘师原则为“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教师一心一意在中大授课。在学校开设的科目中，专任教授所授课程占了四分之三，充分保证了教学质量和师资队伍的稳定。罗家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他从不拖欠教师薪水，有时经费紧张，他甚至不惜挪用其他款项定期发薪，此举在当时实属不易。正因相继采取的这一系列切实有效措施，使中央大学迅速呈现出群英荟萃的景象。 罗家伦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解决中央大学的学科和院系建设问题。中央大学原有文、理、法、工、农、医、商、教育8个学院。其中的医、商两院于1932年7月分别被划出成为独立的国立上海商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因此，中大实设文、理、法、工、农、教育等六个学院。罗家伦接手中大后，立即根据国家建设和学校发展需要，开始大刀阔斧进行院系调整和增设。一是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从而培养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二是1935年5月再度创办医学院，6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三是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四是1938年将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七系。至此，中央大学形成7院40余科的庞大规模，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国内高校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罗家伦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为提高教学和育人质量，罗家伦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一是大批聘请国内外优秀教师并提供优厚的待遇和稳定的保障，从而使他们能够安心授课。二是制订了八条“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明确划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建设若干核心课程，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三是规定学生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过以上措施，中央大学的教育质量迅速获得提高。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所做的第四件大事就是努力改善科研条件和促进学术繁荣。具体措施有：一是发行《国立中央大学丛刊》和《国立中央大学专篇》等两种学术刊物，前者用于登载研究著述，后者则将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二是努力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构的合作，举其要者有与美国洛氏基金会合作进行改良猪种及饮料等研究；与资源委员会合作进行滇边地理考察；与卫生署合作开展卫生诊疗及实验事务；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合作进行水工试验；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调查中学英文教材；与全国儿童实施委员会合作建立代办儿童问题咨询处等。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所做的第五件大事是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一是厉行节约；二是力持廉洁；三是提高效能。经过以上措施，中央大学节约了不少行政方面的经费，而节省下来的这笔费用主要用于教学和科研设施的改善。从1932年到1937年，在罗家伦上任后的短短五年时间内，中大就先后建成或扩建了音乐教室、体育馆、图书馆、牙医院、生物馆、南高院、东南院、学生宿舍和游泳池等大量校园设施，而且教学研究所需的图书杂志、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亦大幅度增加。
1937年因抗战爆发，国立中央大学奉命迁往“中华民国”陪都重庆，这项艰巨任务正是由罗家伦所主导并圆满完成的。应邀参加完庐山谈话后，罗家伦立即返校并作迁校计划，随后在日军的炮火炸弹中，罗家伦将在南京的中大全体师生眷属及全部设备转移到重庆并继续上课，这种壮举在中国教育史上可谓绝无仅有。1940年6月27日到7月4日，一个星期间校舍就被轰炸了三次，最后连罗家伦办公室的瓦墙都没了。但在夏日烈阳下，罗照常和同仁在只有一面墙壁的房子里办公。在贫困匮乏的抗战时期，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中大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这是多么有气魄的壮士豪语。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实业之外，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期间还提出了不少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颇有价值的思想和观念。一是1935年4月，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提出了“中国与近代化”的主题，指出了“一个国家，要能够独立存在于现在的世界上，就非经过近代化不可”。其指出近代化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用科学的方法以改造物质的环境；二是用科学的方法以支配社会的组织；三是用科学的方法以支配人的思想与生活。1936年9月至11月，罗家伦又为全校师生作了“近代文化概论”的系列演讲，目的是希望对全校各院系师生起到启迪性的作用。二是1938年初，罗家伦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新人生观”的三点内涵：一是动的人生观；二是创造的人生观；三是大我的人生观。后来又作了十五次系列演讲，修订成集，取名《新人生观》，1942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作为他“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的礼物。这本书出版后仅仅五年之中，就先后再版了二十七次，成为全国青年热爱的畅销书。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仍然在各地再版、发行。其中罗家伦所提倡的“理想”、“智慧”和“人格”三个力量，以及“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运动家的风度”、“文化的修养”等观念，至今仍是国人迫切需要培养的。
1935年罗家伦亲自撰词，由唐学咏作曲，完成南京中央大学的又一首校歌。词曰：
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退货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这首校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以匡济天下的胸怀倾注于大学、学子，提出了殷切期望，表达了拳拳热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为学校、为民族、为国家殚精竭虑的校长形象。2002年百年校庆时，南京大学将其中的“诚朴雄伟”和“励学敦行”八个字确定为南大校训，可见罗家伦所倡导的精神，并未随时光的流逝而消亡。
参考文献：
[1]刘维开.罗家伦先生年谱[M].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6.
[2]陈春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罗家伦传[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
[3]赵映林.“中大之父”罗家伦[J].文史杂志，2013（3）.
[4]李雅娟.罗家伦与中央大学[J].云梦学刊，2009（5）.
[5]蒋树声.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J].南京大学学报，2002（3）.
[6]沈卫威.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以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与中央大学为主线考察[J].学术月刊，2010（1）.
[7]牛力.民国时期大学治理中的北大与中大之争——以罗家伦和南高学者为中心[J].学海，2014（6）.
[8]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资助项目：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北京水利水电学校立项课题“中职语文教学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关键词： 罗家伦 中央大学 教育贡献
罗家伦是著名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字志希，笔名毅，1897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在罗家伦两三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诗，稍大后，每天早晨父亲都给他讲授有趣且富有意义的历史典故，如此持续了多年。罗家伦在文史方面的功底和造诣得益于父母的启蒙之功。这一儿时的经验，使其认为“教育本来是把以往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熔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发扬光大”。罗父思想开通，社会上每有包含新知识的课本或书报流通，罗父必托人购寄，在罗家伦11岁时，因其父任江西抚署军政参事的便利，他得以接触到当时的禁书——邹容的《革命军》。据他后来回忆说：“某晚公归，于袖中出邹容《革命军》一书示余，余读之狂喜，革命思想遂以勃兴。”（《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0册，传记）父母双亲早年在文史方面给予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血浓于水的亲情抚慰，这两者与他向往革命的理想情怀互相渗透，发展成为日后罗家伦以民族为本位的教育主张。
1911年，他14岁时，进入美国传教士高福绥（F.C.Gale）所办的英文夜校学习英文。1914年，罗家伦来到以言论自由精神著称的复旦公学就读，就读期间，罗家伦不仅学业优异，还担任《复旦》季刊的编辑，开始用文字表达他的理念。他曾在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一文中与同辈朋友共勉：“若欲以二十世纪国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须有春日载阳、万象昭苏之慨：切莫暮气沉沉，气息奄奄。一定要努力成为新学生，切莫沦为陈死人。”这是少年罗家伦在中国教育问题上发出的首次呐喊。
1917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以作文满分、数学大鸭蛋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氛围中，罗家伦与良师益友切磋学问，收获良多，“且长与师长蔡元培、胡适等问难质疑，学养大进”（刘维开《罗家伦先生年谱》）。1918年，罗家伦还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为提倡文学革命而创办《新潮》月刊，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背后彰显的是其对传统文化重新评估的怀疑精神和反封建、反侵略，主张民族独立与自决的斗争精神。“五四运动”期间，罗家伦先是起草了重要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又以“毅”的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五四运动”一词首次出现，罗家伦成为倡导五四精神的第一人。
1920年，罗家伦大学毕业，遂赴美留学。但他的求学之路并未停留在美国，在后来的回忆中，罗家伦称：“我们年轻时，在欧美各地是游学而非留学，在整个出国的四五年中，我们不会固定的在任何一所大学里做过长达一年的停留，依照我们预定的计划，我们几乎访遍了欧洲所有著名的学府，也曾向许许多多大师级的学者当面请教。但是，一旦我们了解这所大学的传统与特点，而且与当地著名学人请教辩说，解决我们心里疑团后，我们随即又去访问另一所学府。”（龚选舞《龚选舞回忆》）留学期间，他共游历过美、英、德、法四个国家，读过六个学府，涉及文史哲、教育、民族地理、人类学等学科科目。毫无疑问，如此丰富的国内外求学经历拓宽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培养了他高瞻远瞩、宏观把握事物的能力与恢宏大气的胸怀气魄，为他日后在主持中国高校事务时开展一系列科学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罗家伦回国后，担任过各种公职，但教育始终是他的志趣与追求所在，他在教育事业中的贡献最突出。
1926年，29岁的罗家伦踌躇满志地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1928年，北洋军阀覆灭，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作为蒋介石信任的知识分子，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短短两年任职时间，他对清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卓有成效，为清华日后的发展留下了雄厚的资金储备并为其进军全国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由于政治的原因，各界对罗家伦担任清华校长期间的表现有毁有誉，但毫无疑问，这段经历为其日后主持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预备了丰富的经验。
罗家伦于1932年8月26日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9月正式上任。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当头，各地反日情绪高涨，处于首府南京的中央大学更是学潮迭起，加之，办学经费紧张，校长频频易人，教师索要欠薪，学校教务混乱，中大乱成了一锅粥。罗家伦“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中大的混乱局面因罗家伦的到任而告终止。1932年10月17日，罗家伦就在中央大学“总理纪念周”发表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的使命》就职演说，借“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条路径，他真正走进和融入这所大学。在这篇演说中，罗家伦详细陈述了中央大学作为当时首府的国立大学所应当承担的使命及中大的办学方针与办学目标。罗家伦的这番演讲，既体现了他对中大未来的希冀与展望，又显示出了他本人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与治校方略。罗家伦认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危机是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他要求当时的中央大学担负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从而“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在这样的自觉意识之下，他提出了六字治校方略：“安定”、“充实”、“发展”。“安定”指教学环境而言，充实指师资、课程、设备资金而言，中大只有在“安定”、“充实”的基础上才能谋求更好的“发展”。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提出“诚、朴、雄、伟”四字校训。所谓“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而非将其作为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所谓“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即在学问上要做长期艰苦的努力；所谓“雄”，就是要从“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入手，一扫中华民族柔弱萎靡的颓风；所谓“伟”，就是崇高伟大的意思，要努力做出伟大的事业。在中大任职的十年，罗家伦始终以此为目标，为中大的腾飞、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奋斗。
执掌中央大学后，罗家伦首先着手解决的就是师资队伍建设问题。他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因此，罗家伦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聘任优秀师资。他一方面极力挽留原有良好的师资，另一方面继承了在清华求贤若渴的风格，增聘名师、增添专门学者。中大一时名师荟萃，许多著名学者如经济学家马寅初、农学家梁希、艺术大师徐悲鸿、天文学家张钰哲、建筑学家杨廷宝、美学家宗白华、医学家蔡翘等皆聚其麾下。罗家伦认为教师应以专任为主，聘师原则为“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教师一心一意在中大授课。在学校开设的科目中，专任教授所授课程占了四分之三，充分保证了教学质量和师资队伍的稳定。罗家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他从不拖欠教师薪水，有时经费紧张，他甚至不惜挪用其他款项定期发薪，此举在当时实属不易。正因相继采取的这一系列切实有效措施，使中央大学迅速呈现出群英荟萃的景象。 罗家伦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解决中央大学的学科和院系建设问题。中央大学原有文、理、法、工、农、医、商、教育8个学院。其中的医、商两院于1932年7月分别被划出成为独立的国立上海商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因此，中大实设文、理、法、工、农、教育等六个学院。罗家伦接手中大后，立即根据国家建设和学校发展需要，开始大刀阔斧进行院系调整和增设。一是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从而培养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二是1935年5月再度创办医学院，6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三是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四是1938年将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七系。至此，中央大学形成7院40余科的庞大规模，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国内高校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罗家伦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为提高教学和育人质量，罗家伦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一是大批聘请国内外优秀教师并提供优厚的待遇和稳定的保障，从而使他们能够安心授课。二是制订了八条“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明确划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建设若干核心课程，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三是规定学生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过以上措施，中央大学的教育质量迅速获得提高。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所做的第四件大事就是努力改善科研条件和促进学术繁荣。具体措施有：一是发行《国立中央大学丛刊》和《国立中央大学专篇》等两种学术刊物，前者用于登载研究著述，后者则将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二是努力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构的合作，举其要者有与美国洛氏基金会合作进行改良猪种及饮料等研究；与资源委员会合作进行滇边地理考察；与卫生署合作开展卫生诊疗及实验事务；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合作进行水工试验；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调查中学英文教材；与全国儿童实施委员会合作建立代办儿童问题咨询处等。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所做的第五件大事是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一是厉行节约；二是力持廉洁；三是提高效能。经过以上措施，中央大学节约了不少行政方面的经费，而节省下来的这笔费用主要用于教学和科研设施的改善。从1932年到1937年，在罗家伦上任后的短短五年时间内，中大就先后建成或扩建了音乐教室、体育馆、图书馆、牙医院、生物馆、南高院、东南院、学生宿舍和游泳池等大量校园设施，而且教学研究所需的图书杂志、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亦大幅度增加。
1937年因抗战爆发，国立中央大学奉命迁往“中华民国”陪都重庆，这项艰巨任务正是由罗家伦所主导并圆满完成的。应邀参加完庐山谈话后，罗家伦立即返校并作迁校计划，随后在日军的炮火炸弹中，罗家伦将在南京的中大全体师生眷属及全部设备转移到重庆并继续上课，这种壮举在中国教育史上可谓绝无仅有。1940年6月27日到7月4日，一个星期间校舍就被轰炸了三次，最后连罗家伦办公室的瓦墙都没了。但在夏日烈阳下，罗照常和同仁在只有一面墙壁的房子里办公。在贫困匮乏的抗战时期，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中大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这是多么有气魄的壮士豪语。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实业之外，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期间还提出了不少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颇有价值的思想和观念。一是1935年4月，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提出了“中国与近代化”的主题，指出了“一个国家，要能够独立存在于现在的世界上，就非经过近代化不可”。其指出近代化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用科学的方法以改造物质的环境；二是用科学的方法以支配社会的组织；三是用科学的方法以支配人的思想与生活。1936年9月至11月，罗家伦又为全校师生作了“近代文化概论”的系列演讲，目的是希望对全校各院系师生起到启迪性的作用。二是1938年初，罗家伦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新人生观”的三点内涵：一是动的人生观；二是创造的人生观；三是大我的人生观。后来又作了十五次系列演讲，修订成集，取名《新人生观》，1942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作为他“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的礼物。这本书出版后仅仅五年之中，就先后再版了二十七次，成为全国青年热爱的畅销书。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仍然在各地再版、发行。其中罗家伦所提倡的“理想”、“智慧”和“人格”三个力量，以及“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运动家的风度”、“文化的修养”等观念，至今仍是国人迫切需要培养的。
1935年罗家伦亲自撰词，由唐学咏作曲，完成南京中央大学的又一首校歌。词曰：
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退货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这首校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以匡济天下的胸怀倾注于大学、学子，提出了殷切期望，表达了拳拳热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为学校、为民族、为国家殚精竭虑的校长形象。2002年百年校庆时，南京大学将其中的“诚朴雄伟”和“励学敦行”八个字确定为南大校训，可见罗家伦所倡导的精神，并未随时光的流逝而消亡。
参考文献：
[1]刘维开.罗家伦先生年谱[M].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6.
[2]陈春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罗家伦传[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
[3]赵映林.“中大之父”罗家伦[J].文史杂志，2013（3）.
[4]李雅娟.罗家伦与中央大学[J].云梦学刊，2009（5）.
[5]蒋树声.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J].南京大学学报，2002（3）.
[6]沈卫威.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以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与中央大学为主线考察[J].学术月刊，2010（1）.
[7]牛力.民国时期大学治理中的北大与中大之争——以罗家伦和南高学者为中心[J].学海，2014（6）.
[8]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资助项目：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北京水利水电学校立项课题“中职语文教学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