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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出路》是作家马慧娟新近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以其家乡——大山深处的高干梁为背景，以主人公成长经历为线索，通过叙述家乡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故事，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迁，讴歌了西海固人民艰苦创业、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本刊将撷取部分片段予以刊发。本期刊发小说第一部分《高干梁》（题目为编者所加），以飨读者。
当第一声鸡鸣的时候，高干梁也会跟着醒过来。一群搅和在一起的牛、驴、羊在人的呵斥和鞭子驱赶下，吵闹着、拥挤着穿过村子，带起一溜土尘奔涌，很快就淹没在阳山洼的灌木丛里。只听见牛铃铛叮叮当当地在阳山洼响起，整个山都活泛起来。要是在雨天，牛羊经过庄子里就会踩得稀泥乱溅，它们顺便也会把屎尿混合在稀泥里。太阳一晒，高干梁所有的气息里都混合着牛羊粪的味道。久了，人不嫌弃牛羊，牛羊也不嫌弃人，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活成了对方的一部分。
牛羊觅食去了，人也要为自己的嘴忙活。女人们揉着眼睛起床，挑着水桶去了水泉沟挑水。男人们要么去地里，要么去山上。睁开眼睛找不见父母的孩子也不惊慌，趴在窗台上用手把纸糊的窗户捅个洞，拿一只眼睛瞄着洞洞里被放大的世界。南湾的灌木丛里的野鸡脆生生地鸣叫着，高干梁人一天的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对我而言，高干梁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但每一天似乎又都是一样的。看见的山是相同的，山上长着的草木是相同的，看见的人是相同的，穿衣打扮、面貌气色是相同的。相同的地方还有吃食：早晨是馒头，下午是面条，洋芋是一年到头都在吃的主菜，炒着吃、煮着吃、蒸着吃、烧着吃，切成条条吃、剁成块块吃、熘成丝丝吃。大部分时间里，洋芋的各种做法弥补了我们味觉上的单一。如果馋了，就把洋芋换一种做法，馋味就跟着洋芋去了胃里。天长日久，洋芋的各种味道融进血液，深入骨髓，此生都不能剥离。
在用手指捅开的窗户纸洞洞里看着高干梁的时候，我无数次地想，外爷如果不来宁夏会怎么样？父亲如果不来高干梁会怎么样？母亲如果不嫁给父亲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就不用出生在高干梁？至少我不会是高干梁人吧。那我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五岁的我时常是愤愤不平的，既抱怨我的外爷，也抱怨我的父母，更抱怨着高干梁。高干梁春天的桃花、夏天的清凉、秋天的野果和冬天的雪景并不能取悦我，我为不能去看外面的风景而郁郁寡欢。
我们要想去高干梁以外的地方，就得翻过大咀山，再蹚过一条河顺着河道就到了华兴村。华兴村是个大村庄，分为五个小队，华兴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按道理，高干梁就是华兴五队，但没有人这样称呼，直接就成了高干梁。而且，华兴村其他队有电，有电就有了电磨坊，还有电视。
外爷家就有电视，外爷家的电视并不会轻易地打开，我们也不能时不时地去外爷家。偶尔碰上电视开着的时候，那些和我们生活完全不同的画面总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目瞪口呆的东西不仅仅是电视，外爷家的沙发、一张木床、一把躺椅、一株结着酸葡萄的葡萄树，枕巾被套、鼓风机、冬天架的炉子、烧水的铝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家没有的，也是高干梁任何一家都没有的。
我在心里翻江倒海思虑，但我不说。我沉默地对待这些差距，心里对母亲的“抱怨”更多了。为什么我的其他姨姨们都嫁的是有铁饭碗的人，她就嫁给了父亲！如果母亲不嫁给父亲，是不是我就不用出生在高干梁？如果我不出生在高干梁，我是不是也会有表哥表姐那样得体的花衣服。
我“抱怨”我的母亲并不代表我对我的父亲有什么意见，相反，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最疼我的那个人。我对他的一生都充满着敬仰，我的很多处事原则都来自他的言传身教。
父亲一直以为，只要勤劳，日子一定能过好。每天清晨，父亲习惯性地站在院子里先咳嗽几声，然后开始喊我的大哥、二哥、三哥起来干活。在我们家，每个人都不能闲着，闲着就要饿肚子。父亲像个耙子，把所有能过日子的东西都扒拉回来。母亲就是匣子，把父亲扒拉回来的东西都归置在一起，哪个时期该动用哪一部分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不然，下一个时期的日子就会不好过。窘迫的生活把人逼成了预算专家和规划专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
一个8口之家，在高干梁只有20亩地是远远不够的。种十亩麦子，种几亩洋芋，种点胡麻就再也没地了。但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莜麦、燕麦、洋麦，需要大豌豆、小豌豆和荞麦。地不够种就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这件事情在父亲那里是不允许发生的。
靠山吃山，不仅仅是指吃山上的山货，还指可以在山上开荒。反正高干梁周围没别的，就山多。父亲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不吃闲饭。所以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带着三个哥哥去开荒，找个稍微平一点的地方，砍掉灌木，挖掉树根，一把火一烧，一亩地就出来了。再花点力气，种点秋田，熟一下地，第三年就能种想种的庄稼。几年下来，家里的地多了，吃饱肚子还是没有问题的。
煤油灯顶端的黑烟扭着身子摇曳着去了屋顶，反倒是那一簇火苗在黑夜里躲躲闪闪，在方圆一米的范围内照顾着每一个人的情绪。父亲在灯下说着“古今”（故事），我们瞪大眼睛看着父亲一张一合的嘴唇，一段段过往、一个个传奇从唇间呈现了出来，我们竖起耳朵听着，唯恐错过“古今”里的任何精彩故事。
母亲是怎么嫁给父亲的始终是个谜，特别是我的母亲还是个识文断字的女子。五岁的我一脑袋瓜的疑惑，但这也不影响我在高干梁撒欢。趁母亲不注意，我就疯跑出去和我的小联手（伙伴）们玩。鞋子破了，衣服扯了，我还学会了骂人。忙碌的生活让母亲无暇顾及我，但并不代表她不管教我。又一次疯跑之后，我故意不回应喊我吃饭的母亲，并且还洋洋自得地给联手们炫耀。母亲来了，一脸平静，平静得让我觉得母亲接受了我的调皮捣蛋。但眼前的世界瞬间颠倒过来，我的头皮几乎擦着地面。我就在我的小联手们面前被母亲倒着提回了家。
母亲不讲道理，直接用鞋底子招呼。我的屁股像被火烧了一样，又像在冬天滑雪时冻了一样，冰火两重天。直到母亲打得消了气，还是不给我讲道理，直接問，记住了没？我含着眼泪，吸着鼻子说记住了。是的，3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高干梁在我眼里颠倒起来的瞬间，仍然记得那顿打。
我再也不跟着我的联手们疯玩了。母亲又一次去外爷家走亲戚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两个本子和两只铅笔，我被告知，要学写字了。母亲的字笔画很规整，如同她的做人一样，方方正正，棱角分明。母亲说，这是她拿两个鸡蛋换来的。那时在高干梁，鸡蛋是软货币，可以拿到华兴村的小卖部里换取任何日用品。我猜小卖部的老板看着母亲拿鸡蛋换本子铅笔时必然是诧异的，在高干梁，写字给谁看？
没有人看，我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写着母亲布置的作业，从123到声母韵母，从人口手到加减计算。我的另一种好奇心被激发出来，我开始悄悄对比，拼音拼出来的字和我方言里的字有什么不一样。
那时候的报纸是稀缺物品，但我们家有端铁饭碗的亲戚。大哥要结婚的时候，为了让房子里面洋气一点，就拿报纸把墙整个糊了。我趴在墙上，找我认识的字，蒙我能关联到一起的词。横着竖着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像编织起来的网，我像一只粘连在网上的鱼，无力挣脱也不想挣脱。这张网把我指引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里充满着光明和希望。G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责任编辑：谢 斌
当第一声鸡鸣的时候，高干梁也会跟着醒过来。一群搅和在一起的牛、驴、羊在人的呵斥和鞭子驱赶下，吵闹着、拥挤着穿过村子，带起一溜土尘奔涌，很快就淹没在阳山洼的灌木丛里。只听见牛铃铛叮叮当当地在阳山洼响起，整个山都活泛起来。要是在雨天，牛羊经过庄子里就会踩得稀泥乱溅，它们顺便也会把屎尿混合在稀泥里。太阳一晒，高干梁所有的气息里都混合着牛羊粪的味道。久了，人不嫌弃牛羊，牛羊也不嫌弃人，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活成了对方的一部分。
牛羊觅食去了，人也要为自己的嘴忙活。女人们揉着眼睛起床，挑着水桶去了水泉沟挑水。男人们要么去地里，要么去山上。睁开眼睛找不见父母的孩子也不惊慌，趴在窗台上用手把纸糊的窗户捅个洞，拿一只眼睛瞄着洞洞里被放大的世界。南湾的灌木丛里的野鸡脆生生地鸣叫着，高干梁人一天的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对我而言，高干梁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但每一天似乎又都是一样的。看见的山是相同的，山上长着的草木是相同的，看见的人是相同的，穿衣打扮、面貌气色是相同的。相同的地方还有吃食：早晨是馒头，下午是面条，洋芋是一年到头都在吃的主菜，炒着吃、煮着吃、蒸着吃、烧着吃，切成条条吃、剁成块块吃、熘成丝丝吃。大部分时间里，洋芋的各种做法弥补了我们味觉上的单一。如果馋了，就把洋芋换一种做法，馋味就跟着洋芋去了胃里。天长日久，洋芋的各种味道融进血液，深入骨髓，此生都不能剥离。
在用手指捅开的窗户纸洞洞里看着高干梁的时候，我无数次地想，外爷如果不来宁夏会怎么样？父亲如果不来高干梁会怎么样？母亲如果不嫁给父亲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就不用出生在高干梁？至少我不会是高干梁人吧。那我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五岁的我时常是愤愤不平的，既抱怨我的外爷，也抱怨我的父母，更抱怨着高干梁。高干梁春天的桃花、夏天的清凉、秋天的野果和冬天的雪景并不能取悦我，我为不能去看外面的风景而郁郁寡欢。
我们要想去高干梁以外的地方，就得翻过大咀山，再蹚过一条河顺着河道就到了华兴村。华兴村是个大村庄，分为五个小队，华兴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按道理，高干梁就是华兴五队，但没有人这样称呼，直接就成了高干梁。而且，华兴村其他队有电，有电就有了电磨坊，还有电视。
外爷家就有电视，外爷家的电视并不会轻易地打开，我们也不能时不时地去外爷家。偶尔碰上电视开着的时候，那些和我们生活完全不同的画面总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目瞪口呆的东西不仅仅是电视，外爷家的沙发、一张木床、一把躺椅、一株结着酸葡萄的葡萄树，枕巾被套、鼓风机、冬天架的炉子、烧水的铝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家没有的，也是高干梁任何一家都没有的。
我在心里翻江倒海思虑，但我不说。我沉默地对待这些差距，心里对母亲的“抱怨”更多了。为什么我的其他姨姨们都嫁的是有铁饭碗的人，她就嫁给了父亲！如果母亲不嫁给父亲，是不是我就不用出生在高干梁？如果我不出生在高干梁，我是不是也会有表哥表姐那样得体的花衣服。
我“抱怨”我的母亲并不代表我对我的父亲有什么意见，相反，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最疼我的那个人。我对他的一生都充满着敬仰，我的很多处事原则都来自他的言传身教。
父亲一直以为，只要勤劳，日子一定能过好。每天清晨，父亲习惯性地站在院子里先咳嗽几声，然后开始喊我的大哥、二哥、三哥起来干活。在我们家，每个人都不能闲着，闲着就要饿肚子。父亲像个耙子，把所有能过日子的东西都扒拉回来。母亲就是匣子，把父亲扒拉回来的东西都归置在一起，哪个时期该动用哪一部分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不然，下一个时期的日子就会不好过。窘迫的生活把人逼成了预算专家和规划专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
一个8口之家，在高干梁只有20亩地是远远不够的。种十亩麦子，种几亩洋芋，种点胡麻就再也没地了。但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莜麦、燕麦、洋麦，需要大豌豆、小豌豆和荞麦。地不够种就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这件事情在父亲那里是不允许发生的。
靠山吃山，不仅仅是指吃山上的山货，还指可以在山上开荒。反正高干梁周围没别的，就山多。父亲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不吃闲饭。所以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带着三个哥哥去开荒，找个稍微平一点的地方，砍掉灌木，挖掉树根，一把火一烧，一亩地就出来了。再花点力气，种点秋田，熟一下地，第三年就能种想种的庄稼。几年下来，家里的地多了，吃饱肚子还是没有问题的。
煤油灯顶端的黑烟扭着身子摇曳着去了屋顶，反倒是那一簇火苗在黑夜里躲躲闪闪，在方圆一米的范围内照顾着每一个人的情绪。父亲在灯下说着“古今”（故事），我们瞪大眼睛看着父亲一张一合的嘴唇，一段段过往、一个个传奇从唇间呈现了出来，我们竖起耳朵听着，唯恐错过“古今”里的任何精彩故事。
母亲是怎么嫁给父亲的始终是个谜，特别是我的母亲还是个识文断字的女子。五岁的我一脑袋瓜的疑惑，但这也不影响我在高干梁撒欢。趁母亲不注意，我就疯跑出去和我的小联手（伙伴）们玩。鞋子破了，衣服扯了，我还学会了骂人。忙碌的生活让母亲无暇顾及我，但并不代表她不管教我。又一次疯跑之后，我故意不回应喊我吃饭的母亲，并且还洋洋自得地给联手们炫耀。母亲来了，一脸平静，平静得让我觉得母亲接受了我的调皮捣蛋。但眼前的世界瞬间颠倒过来，我的头皮几乎擦着地面。我就在我的小联手们面前被母亲倒着提回了家。
母亲不讲道理，直接用鞋底子招呼。我的屁股像被火烧了一样，又像在冬天滑雪时冻了一样，冰火两重天。直到母亲打得消了气，还是不给我讲道理，直接問，记住了没？我含着眼泪，吸着鼻子说记住了。是的，3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高干梁在我眼里颠倒起来的瞬间，仍然记得那顿打。
我再也不跟着我的联手们疯玩了。母亲又一次去外爷家走亲戚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两个本子和两只铅笔，我被告知，要学写字了。母亲的字笔画很规整，如同她的做人一样，方方正正，棱角分明。母亲说，这是她拿两个鸡蛋换来的。那时在高干梁，鸡蛋是软货币，可以拿到华兴村的小卖部里换取任何日用品。我猜小卖部的老板看着母亲拿鸡蛋换本子铅笔时必然是诧异的，在高干梁，写字给谁看？
没有人看，我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写着母亲布置的作业，从123到声母韵母，从人口手到加减计算。我的另一种好奇心被激发出来，我开始悄悄对比，拼音拼出来的字和我方言里的字有什么不一样。
那时候的报纸是稀缺物品，但我们家有端铁饭碗的亲戚。大哥要结婚的时候，为了让房子里面洋气一点，就拿报纸把墙整个糊了。我趴在墙上，找我认识的字，蒙我能关联到一起的词。横着竖着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像编织起来的网，我像一只粘连在网上的鱼，无力挣脱也不想挣脱。这张网把我指引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里充满着光明和希望。G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责任编辑：谢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