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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琪曾听叶选宁用“残局英雄”总结其父的一生。他觉得，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2017年4月28日，是叶剑英元帅120周年诞辰日。
已退休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叶剑英传》编写组原组长丁家琪从去年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主持了大型画册《璀璨的帅星叶剑英》的编辑，参加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召开的纪念叶剑英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叶帅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总能看清大势，多谋善断，处事周密。平时不露声色，关键时刻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丁家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56次面访叶帅
1982年初的一天，丁家琪在北京軍事科学院2号院第一次见到了叶剑英。
这天晚上，叶剑英邀请《叶剑英传》编写组来他家里看电影。他想见一见传记组新来的同志。
《叶剑英传》的编撰始于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为除林彪外的九大元帅作传。此前，宣传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外的其他人有“多中心论”之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样的思想禁忌逐渐消除。除《朱德传》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外，其他八大元帅传记的编撰任务被分配到军队的八大单位。
《叶剑英传》由军事科学院负责。叶剑英曾任军科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当时他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传记组由时任军科院院长宋时轮和第一政委粟裕挂帅，军科院政治部副主任李振军、军科院副政委相炜等相继具体分管。
编写组人手欠缺，由于此前曾发表过一些文章，当时在军科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处任助理研究员的丁家琪被借调了过来，30来岁的他成为组里最年轻的成员。本来说借调时间为3个月，没想到，一做就是30年。
叶剑英坐在电影放映厅前排的沙发上，传记组坐在后面靠过道的一排椅子上。见叶剑英走过来，传记组成员都站了起来，并向他介绍了新成员。
叶剑英和丁家琪握手，顿了顿，重复了下他的名字：“丁……丁家琪。”
叶帅穿着一件朴素的毛衣，背有点驼，显得老态，面容慈祥。丁家琪没想到，这么大的领导是这样的。
当晚放映的电影是《西安事变》，其中有叶剑英的镜头。当时他随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来到西安，直接参与了事变的解决。他很喜欢这部片子，看得兴致盎然。放了几本胶片后，大厅里亮了灯，医生请他回去休息了。他问：“还有几本？”“还有两三本。”“还能不能看啊？”“不能看了，首长您要休息了，太累了。”他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对叶剑英的访谈一开始并不顺利。对传记组提出的采访请求，叶剑英态度消极。他希望低调，不要宣传自己。
传记组通过他的秘书做工作，说明这是中央的决定，需要他的配合，这不是宣传个人，而是宣传党和军队的历史，是为了教育下一代。半年多后，叶剑英终于勉强答应了，但他同时引用了一句古诗以表明心迹：“学道深山空自老，留名千载不干身。”
然而，医生和警卫又提出了反对。叶剑英晚年患有帕金森病，走路基本只能靠轮椅，肺也不好，经常咳嗽不止。经过反复沟通，采访才得以顺利进行。
从1982年开始，采访一共进行了56次，每星期谈一到两次不等，每次时长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1983年2月，丁家琪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将来发展看无边——叶剑英同志在新中国橡胶事业初创时期》的整版文章。叶剑英在广州看到后十分高兴，要和他见面。传记组到广州后，叶剑英握着他的手说：“哎呀，你的文章写得不错！”连说了几个“不错”。
传记组在广州松园宾馆一直住了3个多月。这是在广州逗留最久的一次。南方的宾馆没有暖气，广州春天湿冷，墙上都有水滴，最冷时只能裹着被子坐在床上写稿。
在正式访谈之外，传记组也常和叶剑英见面，有时晚上一起吃宵夜。一天晚上吃纯瘦肉饺子，医生限制叶剑英只能吃几个，他吃完后走到工作人员桌前，看到这里还在吃，说：“哎呀，我还想再吃！”医生还是拉走了他。
每次采访结束，他都会坐着轮椅亲自把传记组送到门口。有时谈完后，传记组还要继续跟工作人员交谈，他就让警卫把自己推到门口等着，搞得他们都很不好意思。
“叶帅很少疾言厉色，也很少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他一般都不吭声，关键时刻就吭声了，无论大事小事都是。”丁家琪说。
叶剑英对近年发生的一些事有时会记不清，但久远的记忆十分清晰，青少年时期背诵过的一些客家山歌和诗词，到八十多岁仍能成段背诵下来。传记的青少年部分基本出自他的口述。
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他总是只阐述事实，不做评价。对有的敏感问题，他会保持沉默。
“草地电报”之争
“草地电报”是《叶剑英传》的焦点所在。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人多枪多的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则提出南下川、康地区。经过不断做工作，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
8月，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右路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途中，张国焘又发生动摇，建议改北上为南下。据悉，9月9日，他给陈昌浩发了一封意义重大的电报。这封后来找不到了的电报，就成了一段世纪历史公案。
争端初起于1979年。1979年5月1日，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应《解放军报》之约，发表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宣传叶剑英的功绩，其中提到张国焘“密电”一事。吕黎平长征时是随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中的作战参谋，在前敌指挥部任作战科副科长。
关于张国焘密电的内容，文中是这样记述的：“×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尔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1981年11月，解放军政治学院一位教员在当时中国革命博物馆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首次提出质疑，理由是：一、至今没有找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电文。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等都没有提到此事。
1982年3月12日，传记组把吕黎平文章中所述的密电内容用大字誊抄了一份，带到军科院2号院请叶剑英确认。他看后表示，意思是这样的。
近两个月里，叶剑英就“草地电报”一事与传记组成员进行了5次谈话。军科院政治部副主任李振军和叶剑英次子叶选宁有时也参加。叶选宁说，自己过去经常追问父亲这段往事，但他从来不说。丁家琪参加了其中的一两次谈话。
每次叶剑英都是滔滔不绝地回忆，传记组基本不打断他。他在谈其他往事时讲到长征，也会把这段又复述一遍，就这样前后谈了五次。
他回忆，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密电，要部队南下，口气很强硬。密电到时，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在讲话。机要员推门进来，把电报递给了他，他感到事态严重，假装出去上厕所，马上离开会场，急速赶到中共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当即随手掏出一张卷烟纸，用一支很短的铅笔抄下了电报内容。他叫叶剑英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人发现了。叶剑英很快返回会场，陈昌浩仍在讲话，他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
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后，决定率红一、三军团（混编入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部队）迅速离开驻地。毛泽东还特地通知叶剑英也迅速离开。
叶剑英以“南下需要先打粮”为名，当夜紧急带领直属队离开了驻地。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张闻天、彭德怀和博古，博古催他先走，要不“人家会干你的”。后来博古告诉他，幸好他先走了，因为他走后不到20分钟，追上来四个提着驳壳枪的人，到处找叶剑英。博古问，找叶剑英干什么，来人说，把他打死了再说。
这时，叶选宁在旁边插话：“不是博古，是彭德怀。”叶剑英不吭声。传记组追问：“首长，到底是博古还是彭德怀？”叶剑英说：“博古。”
但争论远远没有停止。
吕黎平和王年一继续发表文章，互相辩论。王年一又提出了更多的质疑理由，其中包括：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张国焘收或发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电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他们从没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
毛泽东在世时，对“草地电报”从没出现过不同声音。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过这封密电。1967年夏，他摸着自己的脑袋，对陪同他南巡的杨成武感叹：“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他还送了叶剑英一句著名评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丁家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争议的出现与80年代初的政治氣候有关。1980年10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交由党内4000人讨论。在提意见的人中，有不少人将建国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左”的错误全部推到毛泽东身上，有的人甚至要彻底否定毛泽东。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否定毛泽东的思潮。丁家琪认为，当时否定密电，实际上是这股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在党的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
争议发生时，两位最重要的当事人都不在了。
发电者张国焘，已于1979年在加拿大去世。他生前所著的《我的回忆》中，对这份密电只字未提。
受电者陈昌浩，解放后一直不得志，“文革”中在遭到反复揪斗后，于1967年7月吞安眠药自杀。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是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
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八十寿辰（阴历），徐向前赠叶一首“七绝”，其中写道：“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当年9月19日，他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文章《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写道：“张国焘对于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现了这份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的密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同志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
1982年8月14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访问了徐向前。廖盖隆后来著文回忆，当时徐向前表示：“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电报，帮助我写文章的同志，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写的，那时候我很忙，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多加思索。有人以为我对这个问题很清楚，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不清楚。”
传记组采访了杨尚昆、陆定一、张闻天夫人刘英等当事人，搜集了李维汉、凯丰、邓颖超等知情人的著述，都肯定有这封密电。
他们还与《徐向前传》编写组开会讨论，《徐向前传》编写组组长张麟认为，电报一事是存在的。但有些成员表示查不到电报原件，不足为据。
传记组访问了三四十年代在军委参谋部当过机要参谋的丁甘如。他回忆，解放战争时期，装着文件档案资料的船只从陕北过黄河时曾遭敌机轰炸，沉了两条，成千上万的资料沉入了河底。这份电报是否也在其中，不得而知。毛泽东手抄的纸条是否还在，也不得而知。
不过，传记组在中央档案馆看到了毛泽东1937年讲话的原始记录稿。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道：“张国焘一到毛尔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左路军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电报内容加了引号，以示原话引用。毛泽东讲话时，在场的张国焘一声未吭。
传记组将这段内容整理成专门的一章“与张国焘的斗争”。1983年2月，传记组组长范硕带领杨祥伟、雷光鸿和丁家琪飞往广州，在广州松园宾馆将这章从头到尾念给叶剑英听。当时叶选宁也在场。叶剑英边做头部按摩边听，不时点头。 军科院领导宋时轮和粟裕都认为电报属实，但考虑到社会上争议较多，军科院决定先出传略，省去细节部分。
1984年5月，历经四年、十几万字的《叶剑英传略》完稿。
1985年，范硕、丁家琪随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前往四川西部寻找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旧址。最终确认，是在四川潘州镇，不是过去一些历史著作中所说的巴西。这成为传记组的新发现之一。
吕黎平还向他们回忆，值班的陈茂生（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和机要译电组长，他和吕黎平都是叶剑英从一方面军带过来的机要和参谋人员）译出密电后，给他看了电报，两人商量后，决定立即送给叶剑英。
至于是陈茂生还是吕黎平送的，还是两人一起送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传记组当时没有详细追问叶剑英和吕黎平（陈茂生在战争年代就牺牲了）。
吕黎平自己后来撰文解释过，他1979年写那篇文章《严峻的时刻》，对于电文实际上是引用的徐向前文章的内容，故出现了“武力解决”云云。
其实，原文究竟如何，由于时间久远，当事人都已很难准确回忆了。而对吕黎平有没有可能接触到电文这个最大的质疑，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机要局长李质忠1989年写材料说明：红军长征中间，机要科与作战科来往密切，吕黎平等作战参谋确实经常出入机要科核查核对情况，实际上已形成一种制度。
三审叶传
1986年，为纪念长征50周年和粉碎“四人帮”10周年，传记组组长范硕撰写了《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详述了“草地电报”的经过，送杨尚昆审阅后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拿着报纸向中央领导告状，说报纸上又在讲这个事情。中央领导让查一查谁写的，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杨尚昆用一口四川话说：“我晓得这个事哦，看过这个稿子。我可以作证嘛！”“查一查”之事遂没再提起。
1987年1月，經军委审定批准的《叶剑英传略》由军事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叶剑英已于此前的1986年10月22日病逝。
1988年，中央正式提出了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计划，九元帅传记被纳入其中。传记组组长范硕和成员丁家琪、倪素英、金立昕开始进一步收集资料，调查访问，重新撰写《叶剑英传》。
50章70余万字的初稿完成后，经过五次较大修改后，于1993年2月完成送审稿。
结果，送审又卡在了“草地电报”问题上。
中央军委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对该书出版进行汇报审查。会上，仍是对“草地电报”一事的写法意见分歧。最后决定，请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出个意见，按他们的意见写。
传记组把这章稿件送至这两家单位，很快收到了回函：写法正确，我们同意。
第二次军委常务会议上，军科院领导把这两份回函带到了会上，没人再表示异议，出版《叶剑英传》获得通过。
消息传来，传记组马上通知印刷厂准备印刷。但第二天，印刷被叫停。
丁家琪后来才知道，军委第二次常务会议结束的当晚，一位原四方面军老干部不知如何知道了这个决定，马上找到军委一位负责人，坚决反对叶传这样写。军委负责人要求军科院把“草地电报”一章中叶剑英的原话和其他领导人的说法全部删掉，只概括性讲一段话就行了。但这个意见遭到传记组组长范硕和军科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当时编写组隶属该部）部长、贺龙之女贺捷生拒绝。
军科院分管副院长多次直接给丁家琪打电话做工作，丁家琪说：“副院长，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上面有范主任还有部长，我说了不能算。再说搞历史这样的搞法我们的传记没法弄啊，出去以后我们要挨骂的。”
双方僵持了下来。军科院院长赵南起说，这事先放一下，不要着急出了。
出版再次拖了下来。这时，其他八位元帅的传记均已出版。
1995年，是叶剑英诞辰98周年。传记组希望在此前将传记出版，院领导让他们直接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江泽民写信。丁家琪起草了信函，阐述了“草地电报”在《叶剑英传》中不可或缺的十条理由。
两个多月后，传记组突然得到通知，《叶剑英传》终于可以开印了。
1995年4月20日，“纪念叶剑英诞辰98周年暨《叶剑英传》出版发行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和刘华清以及宋任穷、荣毅仁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
江泽民的讲话稿是丁家琪起草的。稿件送江办审时，江泽民给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写信，请他斟酌“草地密电”一段，以防引起新的矛盾。81岁的张震把丁家琪叫到办公室，从头到尾逐字推敲。
最后，这段话表述为：在长征途中，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同志在后来曾多次称赞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周恩来同志也曾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两句古语赞扬叶剑英同志这一重大历史功绩。
第二天，一百多人在叶剑英故居聚会。叶剑英长子、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专门把传记组招呼过去，告诉他们，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来了电话，说连夜看《叶剑英传》看到凌晨两三点。“瑞环同志说，这个传记写得好啊，既实事求是，又写得非常大胆。”
谁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性人物
“非常大胆”之处，除了电报，还有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
1982年，传记组多次问起抓捕“四人帮”过程，叶剑英都避而不谈。
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刚刚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此前讨论华国锋下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难过地表示，自己有“托孤”思想。1979年，他过三峡时曾作诗《下三峡过白帝城》：
走向隆中五丈原，
驱驰奋斗即终身。 托孤不作成都主，
一孔明灯万古明。
一次，叶剑英跟秘书饭后聊天时说：“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在哪里啊？你们有时间去看看他们。”
丁家琪印象中，叶剑英只谈过两次粉碎“四人帮”问题。1979年，叶剑英在广州对一位负责人说：“抓四人帮，只有华国锋、汪东兴和我三个人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出了问题，我们就完蛋了。”1982年，叶剑英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访问时说：“这是一步险棋。”
后来，对于谁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出现了不同声音。有人说是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商定方案后，通知叶剑英和汪东兴来执行。丁家琪说，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传记组采访了汪东兴等人，还与抓捕“四人帮”当晚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部队人员在中南海开了座谈会。叶剑英之女叶向真也找华国锋核对过一些事实，并录了像。
汪东兴回忆，“四人帮”被抓当晚，他打电话通知纪登奎去叶剑英在玉泉山9号的住地开会，当时纪登奎和李先念等人正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他们说，这么晚了还开什么会？李先念在玉泉山9号楼前下车时，叶剑英的秘书到门口接他，他问：“什么事这么急啊，是不是叶帅病了？”
汪东兴告诉传记组，叶剑英跟他谈了5次，最后在10月2日确定了具体行动方案。那天，他留叶剑英吃饭，做了叶剑英最爱吃的火锅，问喝不喝酒，叶剑英说有茅台就喝一点。两人共饮了茅台酒，心情很好。
汪東兴说，他与叶剑英、华国锋三人从未一同开会，都是79岁的叶剑英走动串联，所以是叶帅起的决定性作用。
吕端大事不糊涂
丁家琪认为，为叶剑英在广东解放初期“反地方主义”中受到的批判平反，是《叶剑英传》的另一成就。
解放初期，时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要求，在土改问题上先搞试点，再予以推广，在对待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问题上，也要实行稳妥政策，还提出要“搞五湖四海”。
1952年六七月间，“反地方主义”斗争开展，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叶剑英、方方开展了批评。叶剑英作了检讨。会后，他出现心脏病症状，胸部疼痛，心律失常。中央派飞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广东和华南分局的工作实际上由陶铸主持。
1985年，宋时轮指示，在传记中要给叶帅平反，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来写。《叶剑英传》写道：这场斗争把华南分局工作上的某些不足和党内的不同认识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来批判，挫伤不少地方干部，造成了不良后果。
丁家琪说，叶剑英是最早支持广东办特区的。
20世纪70年代，有不少内地居民偷渡香港，最多时每天有几百人爬过铁丝网，游过深圳河，很多人都淹死在河里。
叶向真曾向丁家琪回忆，“逃港潮”汇报到中央后，有人提出要用强硬手段管治，叶剑英说不能这样搞，这些人是因为生活贫穷才逃往香港，不能抓也不能杀。他听到有不少人淹死在深圳河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1977年11月，叶剑英在广东听取省委负责人汇报，谈到边境的经济发展时，他肯定地说：“在珠海、宝安搞出口商品基地比较好。”不久，他又对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很穷，你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些办法。”
后来，习仲勋和吴南生专门向叶剑英汇报，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叶剑英很赞成：“你们抓紧向小平同志汇报。”
1980年4月2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特区条例，并报全国人大审批。4月27日，叶剑英到深圳视察，是第一位到特区考察的中央领导人。8月，他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至此，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有了法律保障。
1996年，丁家琪接替退休的范硕，担任了叶剑英传记组组长。在他的主持或主要参与下，编辑出版了《叶剑英选集》《叶剑英军事文选》和《叶剑英年谱》。他还参与制作了叶剑英题材的三部电视剧。
在叶剑英老家广东潮州韩山书院有一副对联：
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已让前贤留姓氏;
把酒吊马将军庙，奈何天地，竞将残局付英雄。
丁家琪曾听叶选宁用“残局英雄”总结其父的一生。他觉得，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因为，叶帅有时的确是在残局上博弈，但有时，则是在影响整个政局的大棋盘上，在关键之时，投下关键之子。
2017年4月28日，是叶剑英元帅120周年诞辰日。
已退休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叶剑英传》编写组原组长丁家琪从去年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主持了大型画册《璀璨的帅星叶剑英》的编辑，参加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召开的纪念叶剑英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叶帅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总能看清大势，多谋善断，处事周密。平时不露声色，关键时刻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丁家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56次面访叶帅
1982年初的一天，丁家琪在北京軍事科学院2号院第一次见到了叶剑英。
这天晚上，叶剑英邀请《叶剑英传》编写组来他家里看电影。他想见一见传记组新来的同志。
《叶剑英传》的编撰始于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为除林彪外的九大元帅作传。此前，宣传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外的其他人有“多中心论”之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样的思想禁忌逐渐消除。除《朱德传》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外，其他八大元帅传记的编撰任务被分配到军队的八大单位。
《叶剑英传》由军事科学院负责。叶剑英曾任军科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当时他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传记组由时任军科院院长宋时轮和第一政委粟裕挂帅，军科院政治部副主任李振军、军科院副政委相炜等相继具体分管。
编写组人手欠缺，由于此前曾发表过一些文章，当时在军科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处任助理研究员的丁家琪被借调了过来，30来岁的他成为组里最年轻的成员。本来说借调时间为3个月，没想到，一做就是30年。
叶剑英坐在电影放映厅前排的沙发上，传记组坐在后面靠过道的一排椅子上。见叶剑英走过来，传记组成员都站了起来，并向他介绍了新成员。
叶剑英和丁家琪握手，顿了顿，重复了下他的名字：“丁……丁家琪。”
叶帅穿着一件朴素的毛衣，背有点驼，显得老态，面容慈祥。丁家琪没想到，这么大的领导是这样的。
当晚放映的电影是《西安事变》，其中有叶剑英的镜头。当时他随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来到西安，直接参与了事变的解决。他很喜欢这部片子，看得兴致盎然。放了几本胶片后，大厅里亮了灯，医生请他回去休息了。他问：“还有几本？”“还有两三本。”“还能不能看啊？”“不能看了，首长您要休息了，太累了。”他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对叶剑英的访谈一开始并不顺利。对传记组提出的采访请求，叶剑英态度消极。他希望低调，不要宣传自己。
传记组通过他的秘书做工作，说明这是中央的决定，需要他的配合，这不是宣传个人，而是宣传党和军队的历史，是为了教育下一代。半年多后，叶剑英终于勉强答应了，但他同时引用了一句古诗以表明心迹：“学道深山空自老，留名千载不干身。”
然而，医生和警卫又提出了反对。叶剑英晚年患有帕金森病，走路基本只能靠轮椅，肺也不好，经常咳嗽不止。经过反复沟通，采访才得以顺利进行。
从1982年开始，采访一共进行了56次，每星期谈一到两次不等，每次时长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1983年2月，丁家琪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将来发展看无边——叶剑英同志在新中国橡胶事业初创时期》的整版文章。叶剑英在广州看到后十分高兴，要和他见面。传记组到广州后，叶剑英握着他的手说：“哎呀，你的文章写得不错！”连说了几个“不错”。
传记组在广州松园宾馆一直住了3个多月。这是在广州逗留最久的一次。南方的宾馆没有暖气，广州春天湿冷，墙上都有水滴，最冷时只能裹着被子坐在床上写稿。
在正式访谈之外，传记组也常和叶剑英见面，有时晚上一起吃宵夜。一天晚上吃纯瘦肉饺子，医生限制叶剑英只能吃几个，他吃完后走到工作人员桌前，看到这里还在吃，说：“哎呀，我还想再吃！”医生还是拉走了他。
每次采访结束，他都会坐着轮椅亲自把传记组送到门口。有时谈完后，传记组还要继续跟工作人员交谈，他就让警卫把自己推到门口等着，搞得他们都很不好意思。
“叶帅很少疾言厉色，也很少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他一般都不吭声，关键时刻就吭声了，无论大事小事都是。”丁家琪说。
叶剑英对近年发生的一些事有时会记不清，但久远的记忆十分清晰，青少年时期背诵过的一些客家山歌和诗词，到八十多岁仍能成段背诵下来。传记的青少年部分基本出自他的口述。
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他总是只阐述事实，不做评价。对有的敏感问题，他会保持沉默。
“草地电报”之争
“草地电报”是《叶剑英传》的焦点所在。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人多枪多的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则提出南下川、康地区。经过不断做工作，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
8月，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右路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途中，张国焘又发生动摇，建议改北上为南下。据悉，9月9日，他给陈昌浩发了一封意义重大的电报。这封后来找不到了的电报，就成了一段世纪历史公案。
争端初起于1979年。1979年5月1日，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应《解放军报》之约，发表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宣传叶剑英的功绩，其中提到张国焘“密电”一事。吕黎平长征时是随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中的作战参谋，在前敌指挥部任作战科副科长。
关于张国焘密电的内容，文中是这样记述的：“×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尔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1981年11月，解放军政治学院一位教员在当时中国革命博物馆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首次提出质疑，理由是：一、至今没有找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电文。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等都没有提到此事。
1982年3月12日，传记组把吕黎平文章中所述的密电内容用大字誊抄了一份，带到军科院2号院请叶剑英确认。他看后表示，意思是这样的。
近两个月里，叶剑英就“草地电报”一事与传记组成员进行了5次谈话。军科院政治部副主任李振军和叶剑英次子叶选宁有时也参加。叶选宁说，自己过去经常追问父亲这段往事，但他从来不说。丁家琪参加了其中的一两次谈话。
每次叶剑英都是滔滔不绝地回忆，传记组基本不打断他。他在谈其他往事时讲到长征，也会把这段又复述一遍，就这样前后谈了五次。
他回忆，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密电，要部队南下，口气很强硬。密电到时，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在讲话。机要员推门进来，把电报递给了他，他感到事态严重，假装出去上厕所，马上离开会场，急速赶到中共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当即随手掏出一张卷烟纸，用一支很短的铅笔抄下了电报内容。他叫叶剑英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人发现了。叶剑英很快返回会场，陈昌浩仍在讲话，他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
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后，决定率红一、三军团（混编入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部队）迅速离开驻地。毛泽东还特地通知叶剑英也迅速离开。
叶剑英以“南下需要先打粮”为名，当夜紧急带领直属队离开了驻地。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张闻天、彭德怀和博古，博古催他先走，要不“人家会干你的”。后来博古告诉他，幸好他先走了，因为他走后不到20分钟，追上来四个提着驳壳枪的人，到处找叶剑英。博古问，找叶剑英干什么，来人说，把他打死了再说。
这时，叶选宁在旁边插话：“不是博古，是彭德怀。”叶剑英不吭声。传记组追问：“首长，到底是博古还是彭德怀？”叶剑英说：“博古。”
但争论远远没有停止。
吕黎平和王年一继续发表文章，互相辩论。王年一又提出了更多的质疑理由，其中包括：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张国焘收或发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电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他们从没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
毛泽东在世时，对“草地电报”从没出现过不同声音。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过这封密电。1967年夏，他摸着自己的脑袋，对陪同他南巡的杨成武感叹：“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他还送了叶剑英一句著名评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丁家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争议的出现与80年代初的政治氣候有关。1980年10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交由党内4000人讨论。在提意见的人中，有不少人将建国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左”的错误全部推到毛泽东身上，有的人甚至要彻底否定毛泽东。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否定毛泽东的思潮。丁家琪认为，当时否定密电，实际上是这股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在党的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
争议发生时，两位最重要的当事人都不在了。
发电者张国焘，已于1979年在加拿大去世。他生前所著的《我的回忆》中，对这份密电只字未提。
受电者陈昌浩，解放后一直不得志，“文革”中在遭到反复揪斗后，于1967年7月吞安眠药自杀。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是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
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八十寿辰（阴历），徐向前赠叶一首“七绝”，其中写道：“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当年9月19日，他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文章《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写道：“张国焘对于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现了这份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的密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同志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
1982年8月14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访问了徐向前。廖盖隆后来著文回忆，当时徐向前表示：“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电报，帮助我写文章的同志，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写的，那时候我很忙，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多加思索。有人以为我对这个问题很清楚，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不清楚。”
传记组采访了杨尚昆、陆定一、张闻天夫人刘英等当事人，搜集了李维汉、凯丰、邓颖超等知情人的著述，都肯定有这封密电。
他们还与《徐向前传》编写组开会讨论，《徐向前传》编写组组长张麟认为，电报一事是存在的。但有些成员表示查不到电报原件，不足为据。
传记组访问了三四十年代在军委参谋部当过机要参谋的丁甘如。他回忆，解放战争时期，装着文件档案资料的船只从陕北过黄河时曾遭敌机轰炸，沉了两条，成千上万的资料沉入了河底。这份电报是否也在其中，不得而知。毛泽东手抄的纸条是否还在，也不得而知。
不过，传记组在中央档案馆看到了毛泽东1937年讲话的原始记录稿。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道：“张国焘一到毛尔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左路军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电报内容加了引号，以示原话引用。毛泽东讲话时，在场的张国焘一声未吭。
传记组将这段内容整理成专门的一章“与张国焘的斗争”。1983年2月，传记组组长范硕带领杨祥伟、雷光鸿和丁家琪飞往广州，在广州松园宾馆将这章从头到尾念给叶剑英听。当时叶选宁也在场。叶剑英边做头部按摩边听，不时点头。 军科院领导宋时轮和粟裕都认为电报属实，但考虑到社会上争议较多，军科院决定先出传略，省去细节部分。
1984年5月，历经四年、十几万字的《叶剑英传略》完稿。
1985年，范硕、丁家琪随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前往四川西部寻找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旧址。最终确认，是在四川潘州镇，不是过去一些历史著作中所说的巴西。这成为传记组的新发现之一。
吕黎平还向他们回忆，值班的陈茂生（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和机要译电组长，他和吕黎平都是叶剑英从一方面军带过来的机要和参谋人员）译出密电后，给他看了电报，两人商量后，决定立即送给叶剑英。
至于是陈茂生还是吕黎平送的，还是两人一起送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传记组当时没有详细追问叶剑英和吕黎平（陈茂生在战争年代就牺牲了）。
吕黎平自己后来撰文解释过，他1979年写那篇文章《严峻的时刻》，对于电文实际上是引用的徐向前文章的内容，故出现了“武力解决”云云。
其实，原文究竟如何，由于时间久远，当事人都已很难准确回忆了。而对吕黎平有没有可能接触到电文这个最大的质疑，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机要局长李质忠1989年写材料说明：红军长征中间，机要科与作战科来往密切，吕黎平等作战参谋确实经常出入机要科核查核对情况，实际上已形成一种制度。
三审叶传
1986年，为纪念长征50周年和粉碎“四人帮”10周年，传记组组长范硕撰写了《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详述了“草地电报”的经过，送杨尚昆审阅后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拿着报纸向中央领导告状，说报纸上又在讲这个事情。中央领导让查一查谁写的，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杨尚昆用一口四川话说：“我晓得这个事哦，看过这个稿子。我可以作证嘛！”“查一查”之事遂没再提起。
1987年1月，經军委审定批准的《叶剑英传略》由军事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叶剑英已于此前的1986年10月22日病逝。
1988年，中央正式提出了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计划，九元帅传记被纳入其中。传记组组长范硕和成员丁家琪、倪素英、金立昕开始进一步收集资料，调查访问，重新撰写《叶剑英传》。
50章70余万字的初稿完成后，经过五次较大修改后，于1993年2月完成送审稿。
结果，送审又卡在了“草地电报”问题上。
中央军委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对该书出版进行汇报审查。会上，仍是对“草地电报”一事的写法意见分歧。最后决定，请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出个意见，按他们的意见写。
传记组把这章稿件送至这两家单位，很快收到了回函：写法正确，我们同意。
第二次军委常务会议上，军科院领导把这两份回函带到了会上，没人再表示异议，出版《叶剑英传》获得通过。
消息传来，传记组马上通知印刷厂准备印刷。但第二天，印刷被叫停。
丁家琪后来才知道，军委第二次常务会议结束的当晚，一位原四方面军老干部不知如何知道了这个决定，马上找到军委一位负责人，坚决反对叶传这样写。军委负责人要求军科院把“草地电报”一章中叶剑英的原话和其他领导人的说法全部删掉，只概括性讲一段话就行了。但这个意见遭到传记组组长范硕和军科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当时编写组隶属该部）部长、贺龙之女贺捷生拒绝。
军科院分管副院长多次直接给丁家琪打电话做工作，丁家琪说：“副院长，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上面有范主任还有部长，我说了不能算。再说搞历史这样的搞法我们的传记没法弄啊，出去以后我们要挨骂的。”
双方僵持了下来。军科院院长赵南起说，这事先放一下，不要着急出了。
出版再次拖了下来。这时，其他八位元帅的传记均已出版。
1995年，是叶剑英诞辰98周年。传记组希望在此前将传记出版，院领导让他们直接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江泽民写信。丁家琪起草了信函，阐述了“草地电报”在《叶剑英传》中不可或缺的十条理由。
两个多月后，传记组突然得到通知，《叶剑英传》终于可以开印了。
1995年4月20日，“纪念叶剑英诞辰98周年暨《叶剑英传》出版发行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和刘华清以及宋任穷、荣毅仁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
江泽民的讲话稿是丁家琪起草的。稿件送江办审时，江泽民给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写信，请他斟酌“草地密电”一段，以防引起新的矛盾。81岁的张震把丁家琪叫到办公室，从头到尾逐字推敲。
最后，这段话表述为：在长征途中，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同志在后来曾多次称赞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周恩来同志也曾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两句古语赞扬叶剑英同志这一重大历史功绩。
第二天，一百多人在叶剑英故居聚会。叶剑英长子、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专门把传记组招呼过去，告诉他们，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来了电话，说连夜看《叶剑英传》看到凌晨两三点。“瑞环同志说，这个传记写得好啊，既实事求是，又写得非常大胆。”
谁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性人物
“非常大胆”之处，除了电报，还有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
1982年，传记组多次问起抓捕“四人帮”过程，叶剑英都避而不谈。
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刚刚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此前讨论华国锋下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难过地表示，自己有“托孤”思想。1979年，他过三峡时曾作诗《下三峡过白帝城》：
走向隆中五丈原，
驱驰奋斗即终身。 托孤不作成都主，
一孔明灯万古明。
一次，叶剑英跟秘书饭后聊天时说：“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在哪里啊？你们有时间去看看他们。”
丁家琪印象中，叶剑英只谈过两次粉碎“四人帮”问题。1979年，叶剑英在广州对一位负责人说：“抓四人帮，只有华国锋、汪东兴和我三个人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出了问题，我们就完蛋了。”1982年，叶剑英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访问时说：“这是一步险棋。”
后来，对于谁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出现了不同声音。有人说是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商定方案后，通知叶剑英和汪东兴来执行。丁家琪说，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传记组采访了汪东兴等人，还与抓捕“四人帮”当晚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部队人员在中南海开了座谈会。叶剑英之女叶向真也找华国锋核对过一些事实，并录了像。
汪东兴回忆，“四人帮”被抓当晚，他打电话通知纪登奎去叶剑英在玉泉山9号的住地开会，当时纪登奎和李先念等人正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他们说，这么晚了还开什么会？李先念在玉泉山9号楼前下车时，叶剑英的秘书到门口接他，他问：“什么事这么急啊，是不是叶帅病了？”
汪东兴告诉传记组，叶剑英跟他谈了5次，最后在10月2日确定了具体行动方案。那天，他留叶剑英吃饭，做了叶剑英最爱吃的火锅，问喝不喝酒，叶剑英说有茅台就喝一点。两人共饮了茅台酒，心情很好。
汪東兴说，他与叶剑英、华国锋三人从未一同开会，都是79岁的叶剑英走动串联，所以是叶帅起的决定性作用。
吕端大事不糊涂
丁家琪认为，为叶剑英在广东解放初期“反地方主义”中受到的批判平反，是《叶剑英传》的另一成就。
解放初期，时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要求，在土改问题上先搞试点，再予以推广，在对待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问题上，也要实行稳妥政策，还提出要“搞五湖四海”。
1952年六七月间，“反地方主义”斗争开展，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叶剑英、方方开展了批评。叶剑英作了检讨。会后，他出现心脏病症状，胸部疼痛，心律失常。中央派飞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广东和华南分局的工作实际上由陶铸主持。
1985年，宋时轮指示，在传记中要给叶帅平反，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来写。《叶剑英传》写道：这场斗争把华南分局工作上的某些不足和党内的不同认识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来批判，挫伤不少地方干部，造成了不良后果。
丁家琪说，叶剑英是最早支持广东办特区的。
20世纪70年代，有不少内地居民偷渡香港，最多时每天有几百人爬过铁丝网，游过深圳河，很多人都淹死在河里。
叶向真曾向丁家琪回忆，“逃港潮”汇报到中央后，有人提出要用强硬手段管治，叶剑英说不能这样搞，这些人是因为生活贫穷才逃往香港，不能抓也不能杀。他听到有不少人淹死在深圳河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1977年11月，叶剑英在广东听取省委负责人汇报，谈到边境的经济发展时，他肯定地说：“在珠海、宝安搞出口商品基地比较好。”不久，他又对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很穷，你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些办法。”
后来，习仲勋和吴南生专门向叶剑英汇报，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叶剑英很赞成：“你们抓紧向小平同志汇报。”
1980年4月2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特区条例，并报全国人大审批。4月27日，叶剑英到深圳视察，是第一位到特区考察的中央领导人。8月，他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至此，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有了法律保障。
1996年，丁家琪接替退休的范硕，担任了叶剑英传记组组长。在他的主持或主要参与下，编辑出版了《叶剑英选集》《叶剑英军事文选》和《叶剑英年谱》。他还参与制作了叶剑英题材的三部电视剧。
在叶剑英老家广东潮州韩山书院有一副对联：
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已让前贤留姓氏;
把酒吊马将军庙，奈何天地，竞将残局付英雄。
丁家琪曾听叶选宁用“残局英雄”总结其父的一生。他觉得，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因为，叶帅有时的确是在残局上博弈，但有时，则是在影响整个政局的大棋盘上，在关键之时，投下关键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