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挑战和西部大开发”国际研讨会于2006年7月6-7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际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康乃尔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密苏里州立大学，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魁北克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浙江林学院、湘潭大学、兰州商学院、广东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北京代表处、荷兰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34所国内外著名大学、重要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65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国际研讨会以“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挑战和西部大开发”主题，围绕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西部地区贫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环境与生态等问题，共征集到学术论文189篇。
　　会议按照两个层次展开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在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领域，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主要表现是符合市场经济取向的农业及农村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农业及农村产业分化与集中程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特色和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状况及农村生活质量得到较大改善。但当前的农业及农村经济政策依然不够完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空间、潜力很大。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Nico Heerik)、荷兰农业经济研究所(Marijke Kuiper)、中国南京农业大学(Xiaoping Shi)的专家以农业大省--江西省为案例，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的农村收入支持政策缺乏效率，粮食直补等农业补贴政策也没有达到促进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产量增长的目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策设计不合理，相关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性，政策执行成本、运行成本、监管成本太高。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Arie Kuyvenhove)、荷兰环境研究所(Gideon Kruseman)、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北京代表处(Nico Heerik)和南京农业大学(Shuhao Tao)的专家，以我国水稻生产为案例，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表明，我国现行的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制度在控制农村绝对贫困面、抑制农业劳动力及农村人口过度城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导致了普遍的和严重的农地细碎化和农户小规模化，这是导致大宗农产品成本上升、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针对这种状况，与会代表认为由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及农村经济条件和环境差异巨大，政府应该以农地经营权改革和完善为核心和突破口，制定基于三大区域的中长期土地整理方案。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Lee Liu)和国内研究机构(北京林业大学吴成亮等)的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表明，由于农业政策激励导向扭曲和农村科技政策供给低效性等原因，我国大宗农产品集中产区普遍存在严重的化学肥料、农药过度投入和使用问题，不仅导致农业经济效益低下，明显影响农产品的质量标准，而且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污染和农业环境污染。针对这种状况，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尽早校正基于激励短期投入增长的农业支持政策，转向基于激励农业技术及农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增长的战略性和长期性农业支持政策。
　　2.在农业财政及农村金融方面，与会专家认为由于我国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因而改革开放以来，以各级财政转移支付为后盾和主导的农业投资支持政策，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建设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扶贫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经验和做法值得亚洲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但当国民经济总体上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后，由于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忽视基于合作金融制度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忽视符合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本市场培育，以及忽视基于大宗农作物、畜牧养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农业项目的保险体系建设，导致了政府宏观调控农业及农村经济运行的政策成本太高以及农业财政投资的低效性，影响了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及农村经济的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的优化。
　　——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学者(Calm Turvey)分析和介绍了美国农业合作金融演变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与做法，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分析，认为改革以来金融在中国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对农业贡献弱化了，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程被过于简单化和改革方案设计存在缺陷，忽视农村资本市场的培育，以及农户及其他市场主体参与农村金融改革的门槛太高；中国政府应该以治理结构改革和完善为重点，以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为基本目标，继续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国政府应该继续推进农村合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完善，推进建立基于市场原则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既非营利性金融机构，又非慈善救助机构)；中国银行监管当局应该支持建立针对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融资需要和安全需要的、公益性的和专门的再贷款机构；中国政府应该探索农村资本市场建设的途径与模式，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和经营管理搭建中介和桥梁，也为农户及其他市场主体进入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构建平台。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学者(Milton S.Boyd, Jeffry Pai)分析和介绍了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在中国与美加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加拿大和美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超过百年，值得中国研究、总结和借鉴；中国建立规范的农业保险体系的国际经济环境、经济体制条件、农村市场环境、农业经济条件已经成熟，而且有效的农业保险体系建设能够大大改善中国农业运行的稳定性和明显提高农业的效率；推进中国农业保险体系建设可达到“三赢”效果，即中国政府可以从中获益(降低政府宏观调控成本和控制农业及农村支出)，农户可以从中获益(农户的收入和生活更加稳定)，有助于抑制农业劳动力及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过度转移(缓解农民职业转换和生活环境转变的压力，缓解城镇过度膨胀的社会压力以及政府的管理压力)。
　　——复旦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国内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张爽、陆铭、章元、罗剑朝、贾金荣、刘迎洲等)分析了社会资本在农村反贫困中的作用，评价了财政支农投资和农村信贷的绩效，认为社会资本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反贫困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的扶贫政策需要转变，即从传统的以家庭层面为主的政策向以社区层面为主转变；农业财政支农投资和农业信贷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非常显著，但农业信贷增长缓慢，政府应该重视发挥农村资本市场的作用，通过优化农业财政投资与农业信贷投资之间的增长比例，进一步改善财政支农投资的效果。
　　3.在农民健康及农村健康关爱和健康消费方面，世界银行(Ren Mu)、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Xiaobao Zhang)、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Scott Rozelle)、华盛顿州立大学(H.Holly Wang)、密西根州立大学(Zhenghui Luo)以及中国科学院(Linxiu Zhang)、北京大学(刘民权、王曲)、中国农业大学(Yuanyuan Yan)的学者研究了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对健康的长期影响、评价了中国城乡健康关爱和健康保险消费状况、分析了中国儿童营养水平的城乡差异，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农村长期的营养不良会严重影响农村人口健康，并增加政府和农户的医疗支出负担，中国政府应该关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营养健康问题。
　　——中国虽然经历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并大规模地减少了农村贫困，但中国的农村人口寿命和健康状况与经济增长的水平和发展的阶段不相称。因此，中国政府应该重视增加用于支持农村健康保障领域的公共财政支出；应该校正基于城镇发展的社会保障政策，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领域的覆盖面。
　　——建国以来，中国儿童的总体营养水平提高了，但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村社区在健康权利保障和营养资源获取方面存在明显劣势。因此，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健康和保障投资，促进城乡社会可持续发展。
　　4.在城乡收入差距及消除农村贫困方面，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Guanghua Wan)、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王建兵)以及吉林大学(李恩、尹义坤)、西北农林农科技大学(赵晓峰、张永辉)、天津财经大学(曹景林)、湖南农业大学(李明贤、文春晖)的学者研究和介绍了中国农户收入差距动态变化规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及原因，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西部民族地贫困社区的居民生活状况及差距，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我国农户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差异是导致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因此，政府需要重视调整促进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的经济政策导向，特别要重视支持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和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搭建基础性的制度平台和经济环境。
　　——我国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较为稳定，但在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和扶贫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其中主要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地区及非农产业领域转移速度过快，促进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产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的优质劳动力资源不足；农业及农村经济增长仍然建立在土地、淡水等稀缺资源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高消耗基础上，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环境基础脆弱；贫困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基础设施新建以及改造升级缓慢，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弱，重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脱贫速度低、返贫率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条件及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但发展中面临的深层问题不容忽视。主要是家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青壮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农业经济结构转换及产业升级缓慢，农村非农产业对当地经济增长及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很小；信息闭塞，交通不畅，对外交流和联系十分困难。
　　5.在西部大开发及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北京林业大学(刘俊昌)、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广东海洋大学(牛福增、师银燕)、浙江林学院(姬亚岚)的学者以及海外学者介绍了美国西部开发的做法与经验、评价了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绩效、分析了西部地区化荒漠化的趋势，形成以下判断和观点：
　　——美国等国家都经历过类似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持续、长期发展过程，这些国家在相关法规建设、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区域开发规划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投资与支持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等宏观效益显著、经济效益欠明显的领域，但用于支持农业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投资严重不足。这种宏观开发政策导向导致支持西部地区农民增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十分脆弱。
　　——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由于政府对促进农民增收及农民生活环境改善的关注不够、农业产业及农村非农产业深度开发的支持不足，西部地区农村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滥砍滥伐以及水资源滥用等问题。
　　6.在农村教育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面，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Guanghuan Wan)、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董银果)、河北工业大学(梁永郭)的专家运用实证研究表明：
　　——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产业升级的基础，但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及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增长在地区之间差异太大，其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不足值得政府关注。
　　——教育及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回报在省际之间差异较大，其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最低，不利于激励和诱导民间资本投资教育及人力资源开发。因此，公共财政应该更加关注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及人力资源开发投资。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地区分割和省际分割，其中户籍制度和其他隐性歧视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必须继续推进相关制度改革和重视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经济开放程度和产业垄断程度是影响就业和教育及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在继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的同时，应该及时启动垄断行业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