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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世变·傲骨——王道源艺术回顾展
时间：2011年08月04日——2011年09月09日
地点：广东美术馆
在众多曾湮没于历史中的20世纪早期画家中，王道源(1896-1960)绝对算得上是有故事的一位。
湖南常德人王道源1916年赴日本留学，违抗父命弃工从艺，进入川端画学校学习绘画，并随后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的藤岛教室，是为其艺术生涯的正式开端。乃师藤岛武二(1867-1943)，是明治末至昭和初年活跃于日本洋画坛的重要画家，师从日本洋画外光派的奠定者黑田清辉(1866-1924)，并曾游历法意四年，直接接触当时欧洲的艺术潮流和传统。藤岛同时也是当时东京美术学校极具人气的导师，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美术学生，如在中国近代画坛举足轻重的陈抱一(1893-1945)、汪亚尘(1894-1983)、关良(1900-1986)、许幸之(1904-1991)、倪贻德(1901-1969)等，都曾学艺于其门下。
王道源的绘画中也有很明显的藤岛的影子。例如藤岛作品中洋溢的优雅浪漫的氛围气，以及对表现光和色，特别是逆光下颜色微妙的变化的爱好，都在王道源的画中有所显现。从作为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科毕业创作的自画像中，可以看到他在日本时期绘画的风格面貌。这幅油画采取了正面胸像的构图，颜色涂得极薄，笔触松动，画得非常自由和迅速。在背景中青蓝与茶褐的对比下，着浅色衣衫的画家形象浮现出来，神情打动人心，同时又流露出一丝轻松慵懒。
王道源在日本期间，就像许多当时留日的摩登青年一样，游走于戏剧与绘画之间，在绘画以外，他的表演天赋也为人所称道。据说其在生活中便显示出泼辣迷人的性格，宛然天生的聚光灯下的主角。然而，王道源似乎并未执着于这其中的任何一端，也没有对这些事情抱有趣味以外的追求——演戏是兴之所至，画画儿是有感而发。他不给自己加以艺术救国一类的压力，也不勉强追求到现代艺术的大本营欧洲去进一步磨练自己。虽然这并非意味着他把艺术仅视作玩乐，但他显示出来的样子是时人少有的轻松与自由。
从20年代中期起，王道源开始频繁地来回上海与日本之间。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的名字和中国近代美术教育联系起来。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兴办新式美术学校、传播画学、推动美术事业发展的被遗忘的先驱者之一，曾先后参与筹办或任教于南京美专、东方艺专、上海艺术大学、人文艺术大学、中国文艺学院、上海艺专、广州市立艺专、以至中共建国后的华南文艺学院、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前身)等。
在王道源的教育生涯中，最值得回顾的便是他三十年代主持上海艺专的一段精彩时光。1930年开设的上海艺专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却影响巨大。王校长以德国包豪斯学校为办学目标，在学校营造出自由的气氛。他鼓励学生积极的创造性，也完全不对校内的社团组织有任何规限。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校显示出强烈的朝气，后来更成为带动了三十年代上海前卫洋画风潮的创意大本营。这位在艺术与教学上都秉承自由主义的画家，有两种东西画得极美——花果与女人。在名作《郭玉玲像》中，这位当时是画家女伴的少女微蜷着身体坐在画架前方，低着头娇羞地抬眼上望。朱唇轻抿，两颊绯红，乌黑的卷发垂在肩头，而露草色的团花旗袍显然已经不能完全包裹住画家热烈的感情与想象，飞扬的笔触更使少女的身体仿如熏风中的蒲公英一般，若不小心轻吐一息，便会随着空气的流动涌散到画室的每一个角落。
而像《茶花》、《木瓜》这类静物画里，也能毫无困难地读出其中的情语。《茶花》在赤茶色的沉静背景上，描绘了一枝如明月般皎洁的盛开的山茶花。画面安谧得令人一瞬会联想到夏尔丹(Jean-Baptiste-Sim e on Chardin，1699-1779)，但随即马上能感受到某种与18世纪法国清教徒的自抑内敛完全不同的温柔情绪扑面而来。
王道源于五十年代还在广州美院中度过一段短暂的平静时光。这个时期他的作品中突然出现了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略显僵直的画风，被认为与配合主流的“正确”风格有关。但同时他仍然没有掩盖自己内心的声音，当华南文艺学院的一众艺术家为表明自己并非属于“落后”的一群而砸毁名寺中的古佛时，王道源却属于偷偷地把佛像收藏保护起来的小部分人。《女人体》这幅绘制于1957年的大油画，据说是王道源在教学时最喜欢向学生展示的例图——而它曾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当作三十年代的人体。确实，如果缺乏目证，这幅画几乎完全无法与五十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氛围及作者当时的个人际遇联想起来，但这又何尝不是将要步入囹圄的画家对年少情怀的再现和延续?
从前卫艺术家兼东洋摩登文化达人，到雄心勃勃的开明校长，从特工到囚犯再到教授，到最后作为政治犯寂寂无名地离世。如果真的把这位画家的一生排成一出戏剧，或许会是一幕狂飙突进的传奇。
时间：2011年08月04日——2011年09月09日
地点：广东美术馆
在众多曾湮没于历史中的20世纪早期画家中，王道源(1896-1960)绝对算得上是有故事的一位。
湖南常德人王道源1916年赴日本留学，违抗父命弃工从艺，进入川端画学校学习绘画，并随后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的藤岛教室，是为其艺术生涯的正式开端。乃师藤岛武二(1867-1943)，是明治末至昭和初年活跃于日本洋画坛的重要画家，师从日本洋画外光派的奠定者黑田清辉(1866-1924)，并曾游历法意四年，直接接触当时欧洲的艺术潮流和传统。藤岛同时也是当时东京美术学校极具人气的导师，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美术学生，如在中国近代画坛举足轻重的陈抱一(1893-1945)、汪亚尘(1894-1983)、关良(1900-1986)、许幸之(1904-1991)、倪贻德(1901-1969)等，都曾学艺于其门下。
王道源的绘画中也有很明显的藤岛的影子。例如藤岛作品中洋溢的优雅浪漫的氛围气，以及对表现光和色，特别是逆光下颜色微妙的变化的爱好，都在王道源的画中有所显现。从作为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科毕业创作的自画像中，可以看到他在日本时期绘画的风格面貌。这幅油画采取了正面胸像的构图，颜色涂得极薄，笔触松动，画得非常自由和迅速。在背景中青蓝与茶褐的对比下，着浅色衣衫的画家形象浮现出来，神情打动人心，同时又流露出一丝轻松慵懒。
王道源在日本期间，就像许多当时留日的摩登青年一样，游走于戏剧与绘画之间，在绘画以外，他的表演天赋也为人所称道。据说其在生活中便显示出泼辣迷人的性格，宛然天生的聚光灯下的主角。然而，王道源似乎并未执着于这其中的任何一端，也没有对这些事情抱有趣味以外的追求——演戏是兴之所至，画画儿是有感而发。他不给自己加以艺术救国一类的压力，也不勉强追求到现代艺术的大本营欧洲去进一步磨练自己。虽然这并非意味着他把艺术仅视作玩乐，但他显示出来的样子是时人少有的轻松与自由。
从20年代中期起，王道源开始频繁地来回上海与日本之间。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的名字和中国近代美术教育联系起来。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兴办新式美术学校、传播画学、推动美术事业发展的被遗忘的先驱者之一，曾先后参与筹办或任教于南京美专、东方艺专、上海艺术大学、人文艺术大学、中国文艺学院、上海艺专、广州市立艺专、以至中共建国后的华南文艺学院、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前身)等。
在王道源的教育生涯中，最值得回顾的便是他三十年代主持上海艺专的一段精彩时光。1930年开设的上海艺专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却影响巨大。王校长以德国包豪斯学校为办学目标，在学校营造出自由的气氛。他鼓励学生积极的创造性，也完全不对校内的社团组织有任何规限。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校显示出强烈的朝气，后来更成为带动了三十年代上海前卫洋画风潮的创意大本营。这位在艺术与教学上都秉承自由主义的画家，有两种东西画得极美——花果与女人。在名作《郭玉玲像》中，这位当时是画家女伴的少女微蜷着身体坐在画架前方，低着头娇羞地抬眼上望。朱唇轻抿，两颊绯红，乌黑的卷发垂在肩头，而露草色的团花旗袍显然已经不能完全包裹住画家热烈的感情与想象，飞扬的笔触更使少女的身体仿如熏风中的蒲公英一般，若不小心轻吐一息，便会随着空气的流动涌散到画室的每一个角落。
而像《茶花》、《木瓜》这类静物画里，也能毫无困难地读出其中的情语。《茶花》在赤茶色的沉静背景上，描绘了一枝如明月般皎洁的盛开的山茶花。画面安谧得令人一瞬会联想到夏尔丹(Jean-Baptiste-Sim e on Chardin，1699-1779)，但随即马上能感受到某种与18世纪法国清教徒的自抑内敛完全不同的温柔情绪扑面而来。
王道源于五十年代还在广州美院中度过一段短暂的平静时光。这个时期他的作品中突然出现了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略显僵直的画风，被认为与配合主流的“正确”风格有关。但同时他仍然没有掩盖自己内心的声音，当华南文艺学院的一众艺术家为表明自己并非属于“落后”的一群而砸毁名寺中的古佛时，王道源却属于偷偷地把佛像收藏保护起来的小部分人。《女人体》这幅绘制于1957年的大油画，据说是王道源在教学时最喜欢向学生展示的例图——而它曾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当作三十年代的人体。确实，如果缺乏目证，这幅画几乎完全无法与五十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氛围及作者当时的个人际遇联想起来，但这又何尝不是将要步入囹圄的画家对年少情怀的再现和延续?
从前卫艺术家兼东洋摩登文化达人，到雄心勃勃的开明校长，从特工到囚犯再到教授，到最后作为政治犯寂寂无名地离世。如果真的把这位画家的一生排成一出戏剧，或许会是一幕狂飙突进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