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
　　这段通俗且有些粗糙的文字，出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诏书，与传统中国皇帝工整、典雅的文言文诏书差别巨大。即使在文言衰落的当代，朱元璋都因为诏书过于通俗而不时遭到网民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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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并不难解释：朱元璋出身贫寒，做过和尚、乞丐，这种用大白话写成的诏书，正好符合他的老粗底色。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不合情理。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不可能找不到文人打理文字工作。他以白话发布诏书，显然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

第一次白话文运动

　　明初皇帝中，并非只有朱元璋文风粗糙，他的儿子朱棣也有粗浅直白的文字作品传世，如他的永乐二年诏：“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俺汉人地面西邊，西手里草地西番各族头目，与俺每好生磨道……”
　　朱氏父子的大白话，与他们个人的教育水平并无关系。
　　传统中国历来重视词章雅驯，诏书的写作早已被纳入官僚制度，通常在皇帝提出旨意后，由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饱学之士兼高级文臣拟定成典雅的文言文。
　　明朝开国后，皇帝也不缺人润色文字，有宋濂、解缙等词臣为朱氏父子服务，都以辞章华美优雅而享誉文坛。
　　而且，朱元璋的诏书虽然浅白，但也不像后世张献忠“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动辄出现生殖器粗口的圣旨那样不堪入目。
　　朱元璋也并非标新立异的皇帝，即使有所创举，也尽力从前朝发掘先例，甚至不惜附会。如废除宰相后，就依照《周礼》实施春官夏官，还在《道德经》中寻找严刑峻法的依据。他登极时祭告天地的礼仪，也是由投降明朝的元朝大臣参考宋元两代先例制定的。
　　大白话诏书也并非例外，它其实是继承自前朝蒙元的一项制度创新。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由于统治阶层的成员多不通汉语，语言文字政策自然以蒙古语文为先。
　　然而，直接用蒙古语治理广阔的汉地，难免困难重重，这就需要数量庞大的翻译员。在汉语文献里，这些人被称为“舌人”或“通事”，蒙古语称“怯里马赤”。用当代中国人熟悉的词来说，就是“翻译官”。
　　忽必烈初入中原，即在宣政院、宣徽院、中政院、储政院等机构设置怯里马赤，此后朝廷中枢机构、省路地方机关都设有通事翻译。
　　这些通事往往汉语素养有限，整体教育水平也不太高，难以深入学习文言文，只得采用简明易懂的早期白话，这样就形成了“白话讲章”、“白话公牍”。这种背景下，整个蒙元时期，圣旨和高级公文往往是用汉语白话文传达。
　　到后来，为了让皇帝能够听懂自己的意思，不少高级文臣和饱学大儒主动放下身段，舍弃了典雅的文言文，用上了大白话。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吴澄给蒙古皇帝讲《资治通鉴》时所写的《经筵讲义》，使用的便是当时流行的白话文。白话文地位之高，甚至超过民国。
　　朱元璋在青少年时代，见识到的中央朝廷的恩泽，恐怕均由这种文字承载。
　　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想象不同，朱元璋等明朝开国君臣，对蒙元王朝并无太多恶感，甚至常怀感念之情。朱元璋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甚至“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15世纪中叶后，明代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才随着越发严重的“北虏”之患而高涨起来。在那之前，“乐生于有元之世”且非常重视制度延续性的朱元璋，以继承元朝皇帝圣旨文体来显示新王朝的正统性，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孔夫子的话，越来越蒙古化

　　不过，朱元璋的大白话虽然比文言文浅白，但现代人读起来，不会比读文言文容易，且会感到语法有些怪异，比如下面的《谕西番罕都必喇等诏》选段：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都必喇拜桑他每这伙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
　　这一段诏书中，大略意思虽然还算明了，却存在着诸如“俺大位里坐地有”、“我行见了”这样奇怪的句子。
　　这种怪腔怪调同样继承自前朝。
　　元代的翻译官们不仅把白话发展成了公文用书面语，还独创了一种与宋代早期白话完全不同的“翻译腔”。其主要特点，就是虽然以汉语白话写作，但很多汉人却看不懂。写于1314年的“元氏开化寺圣旨碑”碑文就是其中的典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不着，告天祝延圣寿者……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鄶应休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甚他每的，不拣谁休倚气力者。更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为了保留原意，避免纰漏，元朝翻译官在把蒙古语译成汉语时，并没有使用汉语中常用的“主-谓-宾”结构，而是机械套用了蒙古语最常见的“主-宾-谓”结构，从而生造出“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这样令人费解的句子。
　　具体用词中，强行翻译的痕迹也不少，如蒙古语中存在，汉语中却不存在的名词复数，就被强行翻译成“每”。
　　翻译官或偷懒、或能力低下，把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白话词汇直接硬塞进了蒙语语法结构中，便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XXX每”、“XXX有”、“XXX呵”、“XXX那般者”这样奇怪的语言。
　　这种“硬译”的翻译方式，十分类似于日本人和他们的翻译官所使用的“协和语”。如“俺大位里坐地有”这一句，就与“你的皇军的帮助，我的钱的大大的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元朝版“协和语”的影响与通行程度，大大地強于后世日军翻译官搞出的“协和语”。
　　在今天汉族视角史观里，一千年以来的中国王朝为“宋元明清”，宋明之间只有不足百年的少数民族统治。但对于元大都一带生活的汉人而言，直到元皇室北逃，他们经历的王朝是“辽金元”，四百余年里，各族往来早成了日常，而居统治地位的族群都来自阿尔泰语系。
　　因此，诸阿尔泰语融进汉语，从五代十国时期就开始了，在蒙古词汇进入前，中国北方很多地区早已形成了所谓“汉儿言语”。与我们理解的汉语不同，“漢儿言语”中已经出现了“主-宾-谓”结构这样的语法。
　　到了元代，它甚至被收入高丽的汉语会话教材，因为“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在多民族杂糅的大都，不通“汉儿言语”，做买卖都会遇到障碍。
　　不过，北方的“百姓每”用惯了的“协和语”，南方人就不太容易接受了。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在位最后一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就创作了一副春联，讽刺到处通行的“协和语”：“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
　　“协和语”影响之广泛，即使在汉人创作、欣赏的元代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出其影响。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即出现过典型的“协和语”句子：
　　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
　　甚至看重文字优雅的儒家学者，也会在作品中写出“协和语”特征明显的词句。
　　如著名理学家许衡，在他进呈忽必烈御览的理学著作《大学直解》里，就一改“之乎者也”的刻板形象，非常“协和”地使用起了蒙古皇帝能够看懂的汉文，用词之浅白，几乎超过为中学生讲解文言文课文的当代语文教师：
　　如人身上有尘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干净，若一日不洗呵，便尘垢生出来。恰似人心里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着，不教错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错了。
　　包括朱氏父子，使用白话文除了依袭前朝制度外，可能也有方便沟通的考虑。朱元璋发给户部、军户的文书常用白话，而供全国人民阅读的《大诰》就以文言写成。
　　更别提在特殊的历史时刻，用白话文下达命令更能简明扼要，如朱棣在处置建文帝遗臣的妻女时，就用白话文向锦衣卫作出指示：“抬出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宋秀英荐自《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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