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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同志赞扬他是“党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一面旗帜”。
“萧反”刀下战场留人
罗厚福，1909年6月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华河区罗家湾一个佃农家庭，不满20岁就组织穷弟兄们成立了赤卫队，除暴安良，成了远近闻名的赤卫队长。翌年赤卫军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连长。1932年国民党军疯狂清剿苏区，他只身潜往麻城寻找党的组织，接受命令后，带不到一个班的人回到家乡，重建第五区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坚持斗争。不久任鄂东北道委特务营政委。1935年2月，我党为领导军民坚持大别山斗争，重建了二十八军，他任营长。曾多次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屡建战功。不料，“肃反”扩大的刀子却架到了他的脖子上，1935年春，杀人魔王张国焘在河南光山白雀园制造了一桩桩的“肃反”冤案，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冲过了枪林弹雨的战场，却冤死在“肃反”扩大化的屠刀下。
那是一个清晨，太阳无声无息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朝霞无光彩地照着大沙河，大自然仿佛也在这里为死难者鸣不平显得格外萧条凄凉。
罗厚福离开了柳林，满腔怒火地来到鄂豫皖省委，找到了保卫局长。他说：“那么多红军战士是反革命，我不相信，别人我不了解，但特务营长和政委等20多个同志都是好样的，我和他们天天在一起，我敢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而是党的好干部，好同志，他们死得冤枉啊!”
保卫局长冷笑了几声：“罗厚福，说完了吗?”罗厚福还在往下讲，保卫局长一拍桌子，猛然站起来：“小小的县委书记，你懂多少马列主义，你放明白点，再这样胡闹下去我把你也抓起来!”
罗厚福从来是吃软不吃硬，他瞪大了双眼，还在辩解，机灵的哨兵一把推他出了大门：“快走吧，以后多长点心眼!”随即把大门重重地关上了。
性情耿直的罗厚福并没多长个心眼，回到光山后就召开县委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准备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但是信还没有写完，大祸就已临头，一纸命令送到区委书记戴克明手里，要他把罗厚福捉到保卫局来。戴克明曾经与罗厚福一起战斗过，又是同乡，深知罗厚福的性格和为人，他不忍心把自己的战友送上死路，但又不能违抗上级命令。因此，接到命令后，独自一人找到罗厚福说：“伙计我实话告诉你，上级说你是改组派，要抓你到保卫局。”
罗厚福预感到早晚要出事，却没有料到来得如此之快，听了戴克明的话，不由一惊。他盯着战友许久才说：“是不是现在就走?”
戴克明一听就跺起脚来：“你胡说什么，不能去，一去就没命了!我来告诉你……”
罗厚福不寒而栗，看着战友诚恳的目光，问道：“我跑了，你的性命呢?”戴克明一时没了主意，两人沉默着，你望我，我望你。
罗厚福拉着战友坐下来，长叹了口气：“我不能跑，脱离了革命，有我的生路吗?”
戴克明急了：“总不能白白去送死吧!”
罗厚福说：“我正要找他们问问，为什么要冤杀那么多人。”
戴克明说：“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保卫局长的审讯室，一个五大三粗的个子，挺着胸膛，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张桑木方桌的上首，眉毛向上耸了耸，厉声问道：“谁发展你当改组派?”
罗厚福思索了片刻，心地坦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没参加什么派。”
审讯人吼道：“你和罗作环(一个月前被杀害在保卫局)是什么关系?”罗厚福说：“他是道委书记，我是光山县委书记，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你说过杀特务营20多个改组派是冤枉的话吗?”
“说过。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你是不是认为革命再这样搞下去非垮不可?”
罗厚福点点头，表示肯定。
接连几天，就是这样，白天审讯，晚上捆在大树上过夜。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不改口，总是那句话：“我是共产党员，没有参加什么派。”
在押往崎岖的山路、临到刑场的洼地时，突然，两侧的小树林里传来急促的枪声，身边的几个红军战士应声倒下，执法队员赶快命令战士散开，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反击。
凭经验，罗厚福断定他们与地方民团的队伍遭遇了。他请求让他带人杀退敌人后再杀他也不迟。一松开绑绳，便脱落上衣，高举大刀，带着战士们像出笼的猛虎一样冲向敌阵。因退敌有功，罗厚福幸免一死，但军籍被开除做了一名挑夫。有人劝他去找大部队，他坚定地说：“党要我们坚持大别山的斗争，无论怎样我不能走，有人说我是反革命、改组派，我要留在这里给他们看看，我罗厚福的心是红的，还是白的。革命，不光只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还要敢于仗义直言，受委曲、遭冤枉，死，我也要死在大别山!”
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厚福无论遭受多么大的打击，面临多么大的危险，一直顽强坚持战斗在大别山。他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三年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还任过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
捕捉战机，抗击日寇
抗日战争开始后，罗厚福依然坚持在大别山进行斗争。1938年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六大队大队长。1935年5月，在湖北大悟县余家河重创日伪军后，主动转移，打击伪中国人民自卫军军部，他只有200余人，而敌兵则有3000多，他带领尖刀班连夜插入伪军部，来了个一锅端，搬掉了压在当地老百姓头上的一块大石头。1940年1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队第一团团长。1941年，任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特务旅旅长。1942年4月任鄂豫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1943年率部开辟江汉抗日根据地，组建江汉军区，任司令员兼独立第一旅旅长。期间，继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寇占领了罗厚福的故乡黄安。为抗击日寇，罗厚福曾捕捉战机，率部辗转到故乡，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那是1942年春末的一天，人们刚刚吃完早饭，一支二、三十人荷枪实弹的抗日武装警戒在湖北黄安二程(今红安民利)新屋岗周围，领头的是身着灰色粗布军服，腰挂短枪的两位新四军首长罗厚福、王宏坤。
罗厚福找了一位族叔当向导并催促说：“走!走!上你们村的最高点，为作好战前的周密部署创造条件。”两位首长紧紧跟着向导，一批警戒部队隐藏在松林里，不离首长左右严密地保卫着首长的安全。向导在山上指东画西地介绍：“东面离县城10华里的稞子山是鬼子的巢穴，土堡重重。”听完向导的介绍后，罗司令就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城防军事设施，然后又问向导：“黄安城平时驻日军多少?伪军多少?”向导说：“本村警备队大概一至两百人，从属河口驻点龙川司令部指挥。这里是运兵的中心驻兵时多时少。”罗司令观察地图后又问：“从黄安城到大悟河口全长多少里?冯受二到县城、到河口各多少里?”向导说：“安河公路全长45里，冯受二到县城10里，到河口25里。”罗司令仔细用望远镜看了看冯受二据点地堡与通电的铁丝网等设施，然后又问向导：“冯受二驻鬼子多少?”向导说：“它是保路的中心，平时只驻日军一个班，保安队约二三十人，如发生战斗， 县城和河口双方驰援。”罗司令又问：“河口日军、伪军大约多少?”向导说：“河口是武汉外围驻兵的重点，龙川司令部所在地，屯兵调兵的指挥中心，常驻日军估计二、三百人，保安队约两百人。战时增兵多少，很难预计。”罗司令说：“好!好!你再带我们沿公路北岭往东南方向去看看御修桥。”
两位首长走到桥边仔细一看，发现此桥是一石礅而且是木石结构支架的。王团长喜不自禁地笑道：“好地方，真是消灭日寇的好地方。”罗司令也点头称道：“确实好，在桥下埋一个重型地雷，敌车一上桥就让它上天，看是日寇的汽车轮子快，还是我们新四军的杀敌本领高。这回又要让日寇鬼哭狼嚎，人车完蛋。”王团长思索说：“这里离县城太近，只能打突击战，要打得赢，走得脱，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罗司令也接声说：“对!对!既要把日寇消灭。又要把退路选好，做到打则必胜，减少牺牲。”稍后，两位首长同向导一起沿北岭往西向张家畈方向看去，发现离张家畈半里许，余家凹的前山嘴与公路南望家凹对峙，距离约300米，公路正从这个走廊通过。罗、王二首长看了又看，满脸堆笑，不约而同地说：“这回一定要让日本鬼子尝尝我新四军的厉害!”
观察了作战地形后，罗厚福回到宿营地，宣讲了作战计划，动员全体官兵作好战斗准备：“再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阻击战，定叫日寇有来无回。”动员会后，新四军士气大振，个个磨拳擦掌，决心坚决消灭日寇。
那天到了五更时，果然日寇的一辆兵车从黄安县城开进了新四军埋伏的口袋圈，地雷震天动地地响了，敌人的兵车腾空3米多高炸得稀巴烂，倒在水沟里。鬼子的血肉、手脚、头颅溅到公路、稻田、树枝上到处都是，一阵腥味难闻，日寇真是罪有应得。此时，罗司令在北面山头上大喊：“同志们冲呀!杀敌报国的时候到了。”霎时两面山头埋伏的新四军，瞄准目标集中火力，居高临下，手榴弹、枪榴弹、步枪、机枪像雨点一样向敌人倾泄，公路两旁硝烟弥漫，火舌冲天，战斗的冲杀声、吼叫声、鬼子的狼嚎声乱作一团。残敌凭借汽车的残骸、死人的尸体作垂死挣扎。正在这时，我新四军一战士一刺刀捅向汽车轮胎旁最后一个已断了腿的日寇，罗司令命令战士：“留一个活口。”我战士只好把这个日军背上来。不料，这个日军很顽固，咬破了新四军战士的耳朵，一气之下战士把这个日军给结果了。罗司令也顾不了那么多，因县城驰援之敌已在张家畈接火交战，同时冯受二的敌人怀疑是进攻战。龟缩到地堡不敢出来，还用虚张声势的假象放了20多炮为残敌助威壮胆，并勒令保安队出动20人增援，一接火就被我战士击毙了一个，其余的小鬼子拖着尸体怆惶逃命。鬼子头见保安队败回，恼羞成怒地狂叫：“八个牙路，你们统统给我滚。”并不让他们钻进地堡，收兵哨吹响了，新四军各路部队按北撤的路线分两路胜利回营。
这一突击战大获全胜，炸毁日寇军车一辆，击毙敌伪官兵16名，缴获长枪14支，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子弹一万发，我方仅牺牲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两人。此后，罗厚福率部一直活跃在大别山区，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战略牵制，恢复中原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危险，为了牵制敌人，策应我主力的战略展开，在中原军区的领导下，罗厚福率部进行了长达10个多月的战略坚持。面对蒋介石1946年6月26日对我中原部队的“大围歼”，此时我军的战略坚持目的已经完成，便发动了著名的“中原突围战役”。在战役前期，罗厚福率江汉军区部队在原地吸引敌人。掩护主力突围后，再从西北方向川陕北突围。7月上旬，率部突围到鄂西北之竹山一带，正准备挺进川北、脱离险境，突又接到中原局电令：南路突围主力受阻，形势危急，命江汉军区部队立即回头接应。此时部队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却又要钻进包围圈去。有些同志想不通，认为自己不是主力军，专门扫除障碍。罗厚福以极大的耐心控制住自己的火爆脾气，含着眼泪说：“我是一个粗人，不会说大道理。但有一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罗厚福坚决听党中央的!再说，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能象国民党的军队，领头的各怀鬼胎，见死不救，保存自己，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我们应该坚信无疑。”于是率部毅然回头向东，策应南路主力突围。8月27日，江汉军区部队与南路突围主力在湖北房县会合，组建了鄂西北军区，他任副司令员，开始了开辟鄂西北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946年冬天，主力部队突围走后。罗厚福率少数部队留在鄂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与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争，以牵制迷惑敌人。最著名的战斗是威震摩天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冬夜，北风呼啸，飞雪弥漫，罗后福率领部队行进在摩天岭的山道上。
天亮时，雪停了，部队在摩天岭半山腰的小树林停下来。罗厚福看着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战士，看着他们的手上、脚上冻裂的一个个大口子，心里很不安，有时还默默流泪。部队长期脱离根据地，弹药粮草得不到补充。面对几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部队一个月来没有同敌人正面接触，只是游击周旋。这样敌人虽被拖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罗后福他们更是精疲力竭，人困马乏。部队在摩天岭一住下，罗厚福就亲自张罗，连连催促大家：“吃了就睡。抓紧时间，同志们!”
把大家安排好之后。罗厚福带着参谋长吴昌帜和一营的干部们，踏着尺把深的积雪，登上摩天岭的顶峰去看地形。大家明白，尾追的敌人随时可能m现，一定得有充分的准备。
登上摩天岭，展现在面前的是崇山峻岭。摩天岭居中雄峙，地势险要，两边是悬崖峭壁，唯一的通道由于常年被洪水冲刷。寸草不生，眼下被大雪覆盖着。
根据侦察的情况判断，紧紧咬着他们不放的是国民党一八五旅的一个团，住在十几里外的郑家沟。其他追敌离摩天岭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罗厚福同战友商量后，决定“牵牛”、“布口袋”，消灭先追来的敌人。但又苦于缺少子弹，于是罗厚福传令到各班排，每人准备300块石头，不到万不得已。不准用枪，并布下了三道火力网。第一道是集中全营的好射手和子弹擒贼先擒王，专打当官的，不许放空枪：第二道是集中全营的手榴弹，等敌人逼近时再显身手：第三道是主力阵地，在陡峭的坡台上堆满石头，小如脸盆。大如桌面，摆成一线。罗厚福规定，等敌人上到最险处，才显示石头阵的威力。
这次战斗，连续打垮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损兵折半。悄悄撤退了，摩天岭主峰传来战士们胜利的欢呼声。从这架山传到那架山，久久在深山密林中回荡。后来，又招来了敌人三个师的“围剿”，罗厚福带两个连赶至竹山、竹溪一带组建第一军分区，牵制敌人，掩护根据地工作的展开。主力北渡黄河，转入外线作战。1947年1月，罗厚福率部向西北伸展，打通与第四分区的联系，组织上安排他统一领导两个分区的工作。进剿鄂西北的敌人十分惶恐电告南京：“罗厚福部队行动十分猖獗，国军连连受挫，遭惨重损失……”国民党大力增兵，加紧“围剿”，鄂西北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鉴于这种情况，军区领导机关奉命先后撤离，仅留下罗厚福坚守内线，他仅有的二部电台也被打坏，与上级的联系中断，形势十分危急。有的同志主张也撤出去。他向同志们解释说：“坚持鄂西北是党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没有党的指示，决不能撤离!我们在内线多吸引一些敌人就给主力部队减轻很大的负担。莫说是多吃苦就是死也值得。我罗厚福死也要死在鄂西北。”就这样，罗厚福一直坚守在大别山迎来了刘邓大军。
1947年5月，他与江南游击纵队某部在湖北南漳县会合。众路人马被整编为中原游击纵队，罗厚福任副司令员。然后东渡襄河，跨越京汉铁路后，与豫皖苏区部队会合，改骗为中原独立旅，罗厚福任副旅长。其后，该旅参加了刘邓大军序列为直属独立旅，成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恢复中原山河的一支战略牵制部队。同年8月，他见到刘伯承、邓小平，刘邓首长对他说：“大别山红旗不倒，枪声不断，你罗厚福有很大的功劳。”罗厚福激动得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比起牺牲了的战友我还是要幸福得多。”自此，在野战军的指挥下，罗厚福率部继续在内线作战，策应主力转出大别山随后参加了一系列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战役，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厚福先后担任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干部部长、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61年晋升为少将。
罗厚福一生拼死征战，却几次受到了不应有的排压和打击，他总是坦然地说：“党教育了我，人民养活了我，离开了组织和人民，哪有我罗厚福哟!”李先念同志曾夸他“是一个没有掺假的农民，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1975年5月11日，罗厚福因心脏病在武汉逝世，享年66岁，骨灰安放在将军的故乡——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萧反”刀下战场留人
罗厚福，1909年6月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华河区罗家湾一个佃农家庭，不满20岁就组织穷弟兄们成立了赤卫队，除暴安良，成了远近闻名的赤卫队长。翌年赤卫军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连长。1932年国民党军疯狂清剿苏区，他只身潜往麻城寻找党的组织，接受命令后，带不到一个班的人回到家乡，重建第五区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坚持斗争。不久任鄂东北道委特务营政委。1935年2月，我党为领导军民坚持大别山斗争，重建了二十八军，他任营长。曾多次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屡建战功。不料，“肃反”扩大的刀子却架到了他的脖子上，1935年春，杀人魔王张国焘在河南光山白雀园制造了一桩桩的“肃反”冤案，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冲过了枪林弹雨的战场，却冤死在“肃反”扩大化的屠刀下。
那是一个清晨，太阳无声无息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朝霞无光彩地照着大沙河，大自然仿佛也在这里为死难者鸣不平显得格外萧条凄凉。
罗厚福离开了柳林，满腔怒火地来到鄂豫皖省委，找到了保卫局长。他说：“那么多红军战士是反革命，我不相信，别人我不了解，但特务营长和政委等20多个同志都是好样的，我和他们天天在一起，我敢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而是党的好干部，好同志，他们死得冤枉啊!”
保卫局长冷笑了几声：“罗厚福，说完了吗?”罗厚福还在往下讲，保卫局长一拍桌子，猛然站起来：“小小的县委书记，你懂多少马列主义，你放明白点，再这样胡闹下去我把你也抓起来!”
罗厚福从来是吃软不吃硬，他瞪大了双眼，还在辩解，机灵的哨兵一把推他出了大门：“快走吧，以后多长点心眼!”随即把大门重重地关上了。
性情耿直的罗厚福并没多长个心眼，回到光山后就召开县委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准备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但是信还没有写完，大祸就已临头，一纸命令送到区委书记戴克明手里，要他把罗厚福捉到保卫局来。戴克明曾经与罗厚福一起战斗过，又是同乡，深知罗厚福的性格和为人，他不忍心把自己的战友送上死路，但又不能违抗上级命令。因此，接到命令后，独自一人找到罗厚福说：“伙计我实话告诉你，上级说你是改组派，要抓你到保卫局。”
罗厚福预感到早晚要出事，却没有料到来得如此之快，听了戴克明的话，不由一惊。他盯着战友许久才说：“是不是现在就走?”
戴克明一听就跺起脚来：“你胡说什么，不能去，一去就没命了!我来告诉你……”
罗厚福不寒而栗，看着战友诚恳的目光，问道：“我跑了，你的性命呢?”戴克明一时没了主意，两人沉默着，你望我，我望你。
罗厚福拉着战友坐下来，长叹了口气：“我不能跑，脱离了革命，有我的生路吗?”
戴克明急了：“总不能白白去送死吧!”
罗厚福说：“我正要找他们问问，为什么要冤杀那么多人。”
戴克明说：“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保卫局长的审讯室，一个五大三粗的个子，挺着胸膛，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张桑木方桌的上首，眉毛向上耸了耸，厉声问道：“谁发展你当改组派?”
罗厚福思索了片刻，心地坦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没参加什么派。”
审讯人吼道：“你和罗作环(一个月前被杀害在保卫局)是什么关系?”罗厚福说：“他是道委书记，我是光山县委书记，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你说过杀特务营20多个改组派是冤枉的话吗?”
“说过。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你是不是认为革命再这样搞下去非垮不可?”
罗厚福点点头，表示肯定。
接连几天，就是这样，白天审讯，晚上捆在大树上过夜。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不改口，总是那句话：“我是共产党员，没有参加什么派。”
在押往崎岖的山路、临到刑场的洼地时，突然，两侧的小树林里传来急促的枪声，身边的几个红军战士应声倒下，执法队员赶快命令战士散开，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反击。
凭经验，罗厚福断定他们与地方民团的队伍遭遇了。他请求让他带人杀退敌人后再杀他也不迟。一松开绑绳，便脱落上衣，高举大刀，带着战士们像出笼的猛虎一样冲向敌阵。因退敌有功，罗厚福幸免一死，但军籍被开除做了一名挑夫。有人劝他去找大部队，他坚定地说：“党要我们坚持大别山的斗争，无论怎样我不能走，有人说我是反革命、改组派，我要留在这里给他们看看，我罗厚福的心是红的，还是白的。革命，不光只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还要敢于仗义直言，受委曲、遭冤枉，死，我也要死在大别山!”
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厚福无论遭受多么大的打击，面临多么大的危险，一直顽强坚持战斗在大别山。他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三年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还任过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
捕捉战机，抗击日寇
抗日战争开始后，罗厚福依然坚持在大别山进行斗争。1938年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六大队大队长。1935年5月，在湖北大悟县余家河重创日伪军后，主动转移，打击伪中国人民自卫军军部，他只有200余人，而敌兵则有3000多，他带领尖刀班连夜插入伪军部，来了个一锅端，搬掉了压在当地老百姓头上的一块大石头。1940年1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队第一团团长。1941年，任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特务旅旅长。1942年4月任鄂豫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1943年率部开辟江汉抗日根据地，组建江汉军区，任司令员兼独立第一旅旅长。期间，继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寇占领了罗厚福的故乡黄安。为抗击日寇，罗厚福曾捕捉战机，率部辗转到故乡，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那是1942年春末的一天，人们刚刚吃完早饭，一支二、三十人荷枪实弹的抗日武装警戒在湖北黄安二程(今红安民利)新屋岗周围，领头的是身着灰色粗布军服，腰挂短枪的两位新四军首长罗厚福、王宏坤。
罗厚福找了一位族叔当向导并催促说：“走!走!上你们村的最高点，为作好战前的周密部署创造条件。”两位首长紧紧跟着向导，一批警戒部队隐藏在松林里，不离首长左右严密地保卫着首长的安全。向导在山上指东画西地介绍：“东面离县城10华里的稞子山是鬼子的巢穴，土堡重重。”听完向导的介绍后，罗司令就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城防军事设施，然后又问向导：“黄安城平时驻日军多少?伪军多少?”向导说：“本村警备队大概一至两百人，从属河口驻点龙川司令部指挥。这里是运兵的中心驻兵时多时少。”罗司令观察地图后又问：“从黄安城到大悟河口全长多少里?冯受二到县城、到河口各多少里?”向导说：“安河公路全长45里，冯受二到县城10里，到河口25里。”罗司令仔细用望远镜看了看冯受二据点地堡与通电的铁丝网等设施，然后又问向导：“冯受二驻鬼子多少?”向导说：“它是保路的中心，平时只驻日军一个班，保安队约二三十人，如发生战斗， 县城和河口双方驰援。”罗司令又问：“河口日军、伪军大约多少?”向导说：“河口是武汉外围驻兵的重点，龙川司令部所在地，屯兵调兵的指挥中心，常驻日军估计二、三百人，保安队约两百人。战时增兵多少，很难预计。”罗司令说：“好!好!你再带我们沿公路北岭往东南方向去看看御修桥。”
两位首长走到桥边仔细一看，发现此桥是一石礅而且是木石结构支架的。王团长喜不自禁地笑道：“好地方，真是消灭日寇的好地方。”罗司令也点头称道：“确实好，在桥下埋一个重型地雷，敌车一上桥就让它上天，看是日寇的汽车轮子快，还是我们新四军的杀敌本领高。这回又要让日寇鬼哭狼嚎，人车完蛋。”王团长思索说：“这里离县城太近，只能打突击战，要打得赢，走得脱，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罗司令也接声说：“对!对!既要把日寇消灭。又要把退路选好，做到打则必胜，减少牺牲。”稍后，两位首长同向导一起沿北岭往西向张家畈方向看去，发现离张家畈半里许，余家凹的前山嘴与公路南望家凹对峙，距离约300米，公路正从这个走廊通过。罗、王二首长看了又看，满脸堆笑，不约而同地说：“这回一定要让日本鬼子尝尝我新四军的厉害!”
观察了作战地形后，罗厚福回到宿营地，宣讲了作战计划，动员全体官兵作好战斗准备：“再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阻击战，定叫日寇有来无回。”动员会后，新四军士气大振，个个磨拳擦掌，决心坚决消灭日寇。
那天到了五更时，果然日寇的一辆兵车从黄安县城开进了新四军埋伏的口袋圈，地雷震天动地地响了，敌人的兵车腾空3米多高炸得稀巴烂，倒在水沟里。鬼子的血肉、手脚、头颅溅到公路、稻田、树枝上到处都是，一阵腥味难闻，日寇真是罪有应得。此时，罗司令在北面山头上大喊：“同志们冲呀!杀敌报国的时候到了。”霎时两面山头埋伏的新四军，瞄准目标集中火力，居高临下，手榴弹、枪榴弹、步枪、机枪像雨点一样向敌人倾泄，公路两旁硝烟弥漫，火舌冲天，战斗的冲杀声、吼叫声、鬼子的狼嚎声乱作一团。残敌凭借汽车的残骸、死人的尸体作垂死挣扎。正在这时，我新四军一战士一刺刀捅向汽车轮胎旁最后一个已断了腿的日寇，罗司令命令战士：“留一个活口。”我战士只好把这个日军背上来。不料，这个日军很顽固，咬破了新四军战士的耳朵，一气之下战士把这个日军给结果了。罗司令也顾不了那么多，因县城驰援之敌已在张家畈接火交战，同时冯受二的敌人怀疑是进攻战。龟缩到地堡不敢出来，还用虚张声势的假象放了20多炮为残敌助威壮胆，并勒令保安队出动20人增援，一接火就被我战士击毙了一个，其余的小鬼子拖着尸体怆惶逃命。鬼子头见保安队败回，恼羞成怒地狂叫：“八个牙路，你们统统给我滚。”并不让他们钻进地堡，收兵哨吹响了，新四军各路部队按北撤的路线分两路胜利回营。
这一突击战大获全胜，炸毁日寇军车一辆，击毙敌伪官兵16名，缴获长枪14支，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子弹一万发，我方仅牺牲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两人。此后，罗厚福率部一直活跃在大别山区，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战略牵制，恢复中原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危险，为了牵制敌人，策应我主力的战略展开，在中原军区的领导下，罗厚福率部进行了长达10个多月的战略坚持。面对蒋介石1946年6月26日对我中原部队的“大围歼”，此时我军的战略坚持目的已经完成，便发动了著名的“中原突围战役”。在战役前期，罗厚福率江汉军区部队在原地吸引敌人。掩护主力突围后，再从西北方向川陕北突围。7月上旬，率部突围到鄂西北之竹山一带，正准备挺进川北、脱离险境，突又接到中原局电令：南路突围主力受阻，形势危急，命江汉军区部队立即回头接应。此时部队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却又要钻进包围圈去。有些同志想不通，认为自己不是主力军，专门扫除障碍。罗厚福以极大的耐心控制住自己的火爆脾气，含着眼泪说：“我是一个粗人，不会说大道理。但有一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罗厚福坚决听党中央的!再说，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能象国民党的军队，领头的各怀鬼胎，见死不救，保存自己，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我们应该坚信无疑。”于是率部毅然回头向东，策应南路主力突围。8月27日，江汉军区部队与南路突围主力在湖北房县会合，组建了鄂西北军区，他任副司令员，开始了开辟鄂西北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946年冬天，主力部队突围走后。罗厚福率少数部队留在鄂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与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争，以牵制迷惑敌人。最著名的战斗是威震摩天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冬夜，北风呼啸，飞雪弥漫，罗后福率领部队行进在摩天岭的山道上。
天亮时，雪停了，部队在摩天岭半山腰的小树林停下来。罗厚福看着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战士，看着他们的手上、脚上冻裂的一个个大口子，心里很不安，有时还默默流泪。部队长期脱离根据地，弹药粮草得不到补充。面对几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部队一个月来没有同敌人正面接触，只是游击周旋。这样敌人虽被拖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罗后福他们更是精疲力竭，人困马乏。部队在摩天岭一住下，罗厚福就亲自张罗，连连催促大家：“吃了就睡。抓紧时间，同志们!”
把大家安排好之后。罗厚福带着参谋长吴昌帜和一营的干部们，踏着尺把深的积雪，登上摩天岭的顶峰去看地形。大家明白，尾追的敌人随时可能m现，一定得有充分的准备。
登上摩天岭，展现在面前的是崇山峻岭。摩天岭居中雄峙，地势险要，两边是悬崖峭壁，唯一的通道由于常年被洪水冲刷。寸草不生，眼下被大雪覆盖着。
根据侦察的情况判断，紧紧咬着他们不放的是国民党一八五旅的一个团，住在十几里外的郑家沟。其他追敌离摩天岭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罗厚福同战友商量后，决定“牵牛”、“布口袋”，消灭先追来的敌人。但又苦于缺少子弹，于是罗厚福传令到各班排，每人准备300块石头，不到万不得已。不准用枪，并布下了三道火力网。第一道是集中全营的好射手和子弹擒贼先擒王，专打当官的，不许放空枪：第二道是集中全营的手榴弹，等敌人逼近时再显身手：第三道是主力阵地，在陡峭的坡台上堆满石头，小如脸盆。大如桌面，摆成一线。罗厚福规定，等敌人上到最险处，才显示石头阵的威力。
这次战斗，连续打垮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损兵折半。悄悄撤退了，摩天岭主峰传来战士们胜利的欢呼声。从这架山传到那架山，久久在深山密林中回荡。后来，又招来了敌人三个师的“围剿”，罗厚福带两个连赶至竹山、竹溪一带组建第一军分区，牵制敌人，掩护根据地工作的展开。主力北渡黄河，转入外线作战。1947年1月，罗厚福率部向西北伸展，打通与第四分区的联系，组织上安排他统一领导两个分区的工作。进剿鄂西北的敌人十分惶恐电告南京：“罗厚福部队行动十分猖獗，国军连连受挫，遭惨重损失……”国民党大力增兵，加紧“围剿”，鄂西北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鉴于这种情况，军区领导机关奉命先后撤离，仅留下罗厚福坚守内线，他仅有的二部电台也被打坏，与上级的联系中断，形势十分危急。有的同志主张也撤出去。他向同志们解释说：“坚持鄂西北是党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没有党的指示，决不能撤离!我们在内线多吸引一些敌人就给主力部队减轻很大的负担。莫说是多吃苦就是死也值得。我罗厚福死也要死在鄂西北。”就这样，罗厚福一直坚守在大别山迎来了刘邓大军。
1947年5月，他与江南游击纵队某部在湖北南漳县会合。众路人马被整编为中原游击纵队，罗厚福任副司令员。然后东渡襄河，跨越京汉铁路后，与豫皖苏区部队会合，改骗为中原独立旅，罗厚福任副旅长。其后，该旅参加了刘邓大军序列为直属独立旅，成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恢复中原山河的一支战略牵制部队。同年8月，他见到刘伯承、邓小平，刘邓首长对他说：“大别山红旗不倒，枪声不断，你罗厚福有很大的功劳。”罗厚福激动得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比起牺牲了的战友我还是要幸福得多。”自此，在野战军的指挥下，罗厚福率部继续在内线作战，策应主力转出大别山随后参加了一系列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战役，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厚福先后担任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干部部长、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61年晋升为少将。
罗厚福一生拼死征战，却几次受到了不应有的排压和打击，他总是坦然地说：“党教育了我，人民养活了我，离开了组织和人民，哪有我罗厚福哟!”李先念同志曾夸他“是一个没有掺假的农民，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1975年5月11日，罗厚福因心脏病在武汉逝世，享年66岁，骨灰安放在将军的故乡——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