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商业银行的“二度国有化”不可取,关键在于加快对内开放
　　
　　酷寒骤至,外资抛售中资银行股份的消息接踵而来。市场上事前曾出现“中资不允外资撤资”之谣传;然而,李嘉诚基金、美国银行、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或大手笔减持,或全线撤离,很快成为事实,其投资收益在冷市中令人眼热,国内舆论遂一片哗然。当前,确实可以听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讥评不断,“国有银行贱卖论”再起,也可见到相应的争辩和理性分析。
　　不过,我们以为,改革决策者除了对外资退出的“正常交易表示理解”,其回应不可止于对过去若干年来银行业改革成果的维护和认可。应当看到,如果全球金融形势保持当前态势,中资商业银行将在2009年内迎来境外战略投资的减持高峰期。这将意味着此前五年如火如荼的金融全球化进程在中国暂时放缓,也对中国近年来所选择的“以对外开放促改革”的模式形成挑战。改革决策者应心存忧患,变不利为有利,大胆推进对内对外全面开放,探索银行股权多样化的更多形式,将银行改革引向深入;而“外退国进”,将中资商业银行“二度国有化”则断不可取。
　　从目前来看,外资撤出对中资银行影响仍然有限。中资银行不仅资本充足率达标,盈利能力增强,而且资产质量也比较好,并未出现西方金融界那种杠杆数十倍放大的局面。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和丰裕的政府财力本身,也足以对中国银行业形成支撑。
　　然而,截至2007年底,中国已经有24家银行引进了30多名境外战略投资者,按外资成本计,吸收境外资金约220亿美元。以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压力,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商业性金融机构很可能会在今明两年禁售期满后选择减持,外商撤资可能发展成整体性行为。当然,相对于近48万亿元的中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和1.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能的撤资总额算不得大数目,而且仍然会有一些看好中国的境外金融机构接盘,但外资大规模撤出的影响还是需要充分估计——
　　其一,中资银行的治理结构,可能因为外部战略投资者的缺席发生改变;其二,在当前经济滑坡之时,中资银行还面对银行资产质量下降的风险,其资本金补充机制仍受到挑战。
　　在2009年,尽管中国加大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力度,但由于私人部门投资因利润率下降而增长乏力,产能依赖境外吸收的可能性大幅下降,银行近中期的盈利前景也并不乐观。作为实体经济的最大债权人,中国银行体系的盈利直接取决于实体经济部门的收益。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在最近一个季度出现急剧反转,同比下降显著,而银行信贷仍出现同比增长局面,主要集中于企业部门。企业利润下降而信贷增长,体现出银行对经济周期反映的某种滞后性。即使利率政策确保银行体系仍然可以获得3个至5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利差收入,企业部门违约概率也会激增,可能导致更多的信贷本金损失。在此背景下,如果银行本身的治理结构缺失加剧,政府的干预又相应加大,必然对盈利能力形成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倘若银行业出现更大问题,则资本金损失在所难免。国有大型银行可以继续依靠中央银行担保资产质量,摊销既有损失,但这正意味着重回封闭轨道和旧有治理窠臼;而大量中小银行的大股东多为地方政府,资本金补充机制不完善,经营困局可能转化为信用危机。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将意味着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传染酿成重疾。
　　危机究竟引致倒退还是转机,全在于洞见与决断。当年,中国银行业机制陈腐,不良率畸高,贷款损失远远超过了资本金,被广泛认为已“技术性破产”。改革决策者经过种种磨合与探索,最终在政府注资、财务重组和银行内部产业化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成功上市,初步建立了与现代银行制度接轨的治理机制,实现了中国银行业的良性转轨。在当时的各种制度约束条件下,这一改革只能先行选择境外投资者和海外上市,并对境外投资者比例有一定限制。但无论如何,改革的核心,在于迈出了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性步伐。中国银行业迄今能经受住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能不归功于当年的果敢改革。
　　如今,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瞻望前景,应当看到未来困难和挑战可能更大,也看到新的改革契机已经出现。如何逐步降低银行的国有股权,向境内民营投资者放开银行类金融机构股权,彻底消除国有大型银行对外汇储备的觊觎和依赖,是必须考虑的近期对策。在坚持全方位开放政策的同时,还应总结对外引资操作环节的经验和教训,通过配套改革,不断完善治理结构,使境内外多元投资者在银行治理的层面发挥更大作用。改革可能仍显渐进之势,但重心必须突出,策略该当明晰,大智大勇在当前关键时期仍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刊于01月19日出版的2009年第2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