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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界交往的日趋频繁，中国学者开始将本土批评话语的建构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这之中，由聂珍钊教授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中国学界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这一批评范式目前已经在国内外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参与和讨论。为推进学界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缘起、核心概念和具体运用等重要问题的理解，这次访谈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以一位在桂子山成长起来的杰出学者的身份，结合自己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求学和工作经历，聂教授谈了自己对学者的应有担当、品格和文风等问题的看法。随后，聂教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一些核心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最后，针对提问，聂教授还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未来走向及其在族裔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
关键词：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脑文本;族裔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和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8BWW015）和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CCNU19TD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卫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文研究》副主编，目前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比较文学和族裔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聂珍钊，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英语诗歌和小说。
Titl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thnic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China have made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ritical discourse one of the primary goals. Among these effort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was founded by Prof. Nie Zhenzhao， has received the attention of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This interview aims to shed more light on the origin， the key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textual applica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interview， Prof. Nie first talked ab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integrity and the appropriate writing styles of scholars by looking into his own days as a student and his early academic career. Then he illustrated some of the key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rough his theoretical reading of literary classics. Finally， Prof. Nie talked about the future trend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study of ethnical literature.
Key words：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brain text; ethnic literature
Authors： He Weihua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 is also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rature Research.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thnic literature. E-mail： whua_he@163.com. Nie Zhenzhao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nd a 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His recent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nglish poetry and fiction studies. E-mail： niezhenzhao@163.com
一、我的成長经历
何卫华（以下简称何）：聂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这次访谈，巧的是，今天您还要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友会成立大会。②不管是就您的求学而言，还是就您这之后的学术研究而言，都和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位在桂子山成长起来的杰出学者，您能否先简单谈一谈您的成长和求学经历？ 聂珍钊（以下简称聂）：非常高兴今天能回到外国语学院。就与外国语学院的渊源而言，我确实有不少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1973年，我有幸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来到桂子山求学。当时我在外院学习时的那幢教学楼现在已经不在了。那是一幢红色的三层楼房，是我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心中永远的美好记忆。后来因为学校发展的需要，那幢老楼被拆掉了，在旧楼原址上盖上了现在这幢比老楼要豪华得多的新楼。拆掉老楼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我的学术生涯从这儿开始，心底里的确不希望这幢承载着自己记忆、理想和追求的老楼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在我读书和工作期间，很多老先生都在那幢旧楼中教学和工作。当时外语系的系主任是薛诚之教授。他精通英、俄、法、德、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曾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东北大学任教，出版过学术著作《英文修辞学》（吴宓题写书名）、英文诗集Monotones，中文诗集《三盘鼓》（闻一多作序）、《波浪》等。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薛诚之深受闻一多的影响。有一次我去他家，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枚印章，故作神秘地问我：“你看这枚印章是谁的？”当我好奇地说不知道的时候，老先生就得意地说：“这是闻一多先生送给我的印章，上面还有闻先生亲自刻上去的签名。”
老先生治学严谨，读书勤勉。他曾将自己收藏的两本英文书赠给我，一本是19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翟孟生（H. D. Jameson）编撰的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另一本是约翰·梅西（John Albert Macy）撰写的The Story of the World Lite-rature。这两本书都是现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的基础入门书。四十多年前薛先生送给我的这两本书，为我奠定了后来学术发展的专业基础。薛先生家中英文藏书很多，后来我又找他借了不少书看。每次还书之时，薛先生都要问我读书的心得。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学术研究的入门之初能够得到薛先生的帮助，实在太幸运了。
每次回到房间，我总是急忙打开书本，只见薛先生做的批注，密密麻麻，遍布全书。现在不少人喜欢买书，但买了书后匆匆一览就束之高阁。但是在薛先生家里，任何一本书上都写满了批注。即使卧病在床，他也同样手不释卷，坚持看书和写作。老先生的读书精神为我树立了榜样。
何：聂老师讲的这些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让大家了解到了那个时期学人们的精神风貌。今天活动的参与者大部分是青年学者，大家对那个时代的学习生活都已经非常陌生了，您的学术经历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我们只能靠想像才能理解的时代。
聂：是的。我所经历过的生活可能以后的年轻人不会再有了。我来自三峡库区的秭归山村。秭归是湖北一个鲜为人知的边远小县，有人问我籍贯时，我往往回答秭归之后，还要加上一句“屈原和昭君的故乡”，不然很多人不知道秭归在哪儿。“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民办教师。1973年，大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唯一一次参考文化课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湖北省只考语文和数学两科，刚好语文和数学是我的强项，因此我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被招生小组录取。在香溪码头，我登上南下的轮船。香溪是长江的支流，相传昭君离开时把泪水洒在江中，每年春天，昭君的泪水就会在江中化为美丽的桃花鱼，寄托对这位秭归美少女的情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最能表达我当时心情的屈原诗句。
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我来到武汉，进入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外语系是现在外语学院的前身，当时只有英语和俄语两个专业。我读中学时数学很好，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工程师。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有服从需要的观念，没有自我选择的意识，进入什么大学、学习什么专业都是由组织安排。虽然没有进入自己向往的专业，但我仍然感到非常幸运，时刻在心里提醒自己，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倍加珍惜，刻苦学习，报效国家。
进入外语系，我被编入7301班，共20个学生，陈宏薇、吴再兴等老师是我们的任课老师。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得到过许多前辈学者的帮助提携。陈宏薇老师不仅是我们7301班而且也是整个年级学生学习的榜样和崇拜的偶像。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都上街闹革命，但是陈老师却一直在家里闭门读书，专心学习。她是我国翻译学界早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也是学术论文最早被A&H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学者之一。我中学学的是俄语，基本没有英语基础，也许是看到我虚心好学，刻苦勤奋，陈老师总是对我另眼相看，耐心指导，不断鼓励。即使今天，陈老师见到我还要来一句“I am proud of you”，用这种表扬的方式鼓励我。
当时外语系只有薛诚之和吴再兴两位教授。吴老师是语言学专家，是宜昌人，我的同乡，对我特别亲近。有一次他开玩笑似地跟我说他是资产阶级教授，问我怕不怕，我当然不怕，也不相信。吴老师对我的学习有很多帮助，他不厌其烦教我练习发音的情景，直到今天还宛若眼前。在我心里，吳老师永远是我所敬重的老师和同乡。在大学学习期间，有陈老师、吴老师的耳提面命、口传心授，还有李亚卿、秦秀白、姚宗立、李习俭等老师们的专业课教学，我抓紧一切机会努力学习，这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1976年，我毕业留校在外语系任教。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些勤勤恳恳的老先生在前面开辟道路，薪火相传，才会形成外国语学院的光荣传统，才会有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和辉煌成就。自己今天略有小成，也是因为得到过前辈的教导和帮助。每每想到这些，我心底里就充满感激。
在桂子山这片沃土之中，外语学院是我的学术之根、思想之源、学风之范。我对外国语学院的感情无比深厚。后来虽然很长时间在文学院工作，但我一直同外语学院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参与外语学院的建设，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做出一些回报。
何：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您的众多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阅读、引用和讨论，得到了学界同行们的高度认可。以您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例，我今天刚刚检索了中国期刊网，仅在篇名选项中检索关键词“文学伦理学”可查到的文章已经高达810条。您在2010年发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一文，③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引用已接近一千次，由此可见影响很大。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人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生活和学习中，我受到很多人的影响。但如果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就不得不提毛泽东、屈原和达尔文。
首先说毛泽东。我出生的那个时代，整个中国文化十分落后。在我所处的山村，初中生就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共产党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扫盲运动，解决老百姓识字阅读的问题。扫盲运动可以说是延安群众识字运动的继续，是毛主席成熟的革命经验。当时国家一穷二白，要想消除落后和贫困，首先就要解决没有文化的问题。这同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些类似。绝大多数人不能识字阅读，怎么能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呢？所以解放初期全国上下都要学习识字和读书。人民政府会经常组织文工团下乡巡回演出，宣传学习文化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学文化。当时最受欢迎的书，就是国家免费提供的识字课本。
我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从读他的著作开始的。和那个时代的中学生一样，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我都能倒背如流。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实践论》和《矛盾论》，当时这两本书我都能熟练背诵。毛主席对我主要是思想方面的影响，如发奋图强，精忠报国，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等。
再说屈原。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地处长江西陵峡两岸。西陵峡宛若一道天然屏障，把它同外界分割开来。从旅游者眼光看秭归，壮丽秀美，自然天成，无论高山峻岭，还是山川峡谷，无不尽显大自然的神奇魅力。但在秭归人看来，美丽的另一面就是穷乡僻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激发了屈原的求知欲望、探索精神，生成了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在我的文化记忆里，屈原是我童年记忆的开始，是我处世为人和从学、从教的人生楷模和道德偶像。“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后来自己著书立说，创立文学伦理学批评，追求人生崇高理想，屈原给了我精神支柱和道德力量。屈原留给包括我在内的秭归人的道德遗产和文化遗产，是我崇德向善、发奋努力、勇于探索、甘愿奉献的思想源泉。
最后说达尔文。在我的学术研究方面，达尔文对我的影响最大。读研究生期间研究托马斯·哈代时，我就发现哈代的小说创作受到了达尔文思想的重要影响。我从那时候开始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著作，获益颇多。作为一位博物学家，达尔文有自己研究的独特方法。他通过大量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物证和实证材料，然后论述问题，归纳观点和结论。尤其是叙述问题的逻辑结构，对我启发很大。
何：在某种意义上，毛主席塑造了您个人的生命底色，屈原给您树立了榜样，而达尔文给了您学术上的启迪。我们知道，毛主席不仅是一位政治伟人，同样是一位文学巨匠。一生中，他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对文艺工作同样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这些都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关注。国外很多学者都非常敬重毛主席，我在上海工作时，一位来自美国的著名学者就专门让我带他去购买毛主席著作的英文版，准备带回国去研读。您个人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对年轻人来说，无论读书还是做研究，都需要阅读经典。
聂：是的。读书虽然开卷有益，但也不能良莠不分，读得太杂。要多读经典，细读好书。我在上大学之前，由于乡村里书太少，凡是能够找到的书，我都去读，除了有关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书籍外，甚至还跟做中医的姑父当过一段时间的学徒，读了一些医书。学习了拿脉的基本方法、不同脉象的分辨以及婴儿推拿的基本手法，背了一些常用的汤头（中药方）。上了初中，学校里的书多了些，也多为杂书。在记忆中，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冯定的《平凡的真理》。这本通俗哲学著作让我初步有了哲学的概念。上大学后直到大学毕业从事教学工作再到攻读硕士学位，我才真正开始系统读书，主要是阅读细读经典著作，我那个时候的读书状态，用“如饥似渴”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按照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两大类编制成自己的必读书目，大约有200多种。后来研究生入学，我都会把自己的读书目录发给学生们参考。
在上大学前后的那个特殊的年代，毛主席的书我读得很多。现在回头来看，我的辩证法思想和实践认识论思想，都来自毛泽东的书。毛主席博览群书，知识非常渊博。我抄写过不少毛主席语录作为座右铭。当然，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有些是引用别人的话，比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主席用这句话教导我们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当时我把这句话写在本子上，贴在床头，用它来提醒自己。上了大学，我才知道这句话是毛主席引用的明朝解缙的对联。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使命
何：就剑桥大学的利维斯和雷蒙·威廉斯等人而言，他们都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现实相关性”（social relevance），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文学批评是对现实的回应，以具有品格的个体、健康的文化生态和良善的社会秩序为旨归。就您的学术成就而言，我觉得其背后有两个重要支柱：一个是您强大的理论建构能力，另一个是您的社会使命感。我知道您很少使用社交媒体，但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您却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向祖国和学界师友送去祝福。看到您的祝福，我当时深受感動，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到祖国强大带给您的喜悦，您对人民的热爱，以及您作为学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担当精神。这样我们可以换一个话题，下面来谈谈文学伦理学批评。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学界，您的名字更多是同文学伦理学批评联系在一起的。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界涌起了一股“伦理转向”的热潮;然而在国内，在您的推动下，从本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才开始将文学的伦理维度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您能否谈谈您是如何开始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理论体系建构的？
聂：好的。前面谈到了达尔文对我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我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受到了达尔文的启发。在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之后，我开始思考人自身。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然选择，一个是进化。达尔文的不少著述主要聚焦于同一个问题：物种的来源。《物种起源》这部著作讲的是所有生物的起源问题。在读这部著作时，我主要关注人的起源问题，当然这也是他著作中的重要内容。在达尔文看来，人的起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选择的方法是进化。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主要是指人的形式的选择，也就是我们作为人而拥有的人的独特形式的选择。自然选择了我们人的形式，如五官分布，直立行走。这些只是人的外部特征，但人不能通过外部特征把自己同其它动物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因此人完成自然选择后还要经历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 自然选择是人的形式的选择，而伦理选择则是人的本质的选择，即做人的选择。仅就人的形式而言，人仍然属于动物的范畴，没有获得人的本质，同其它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在获得人的“形式”后又是怎样使自己在本质上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例如，婴儿诞生时获得了人的形式，但这个刚刚诞生下来的婴儿是否真正获得了人的本质？答案是否定的。随着婴儿不断成长，在伦理选择中接受教诲，努力学习，婴儿才能获得人的道德属性而成长为人，即通过伦理选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个道德属性就是人的本质。人的形式是通过遗传获得的，是先天的;人的本质是借助教诲形成的，是后天的。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Ethical Philosophy of Nie Zhenzhao”能够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议题列入“哲学与文学”分会展开讨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张高度一致。文学伦理学批评始终关注人在经历伦理选择过程中的道德教诲和学习，主张通过教诲和学习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be human），这和大会的主题不谋而合。总之，正是受到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启发，我才开始关注人的伦理选择问题，才会提出伦理选择理论。
何：就文学伦理学批评而言，伦理选择是极为核心的概念，伦理选择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人类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影响，您能否再谈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在文学批评中，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聂：简单地说，伦理选择就是选择如何做人，如何选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进入了“做人”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伦理选择过程，贯穿人的一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及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都是一个做人的选择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伦理选择，它贯穿人生的始终。西方学者不断试图解释自然选择之后我们人类社会是如何发展的，提出过进化论、向善论等观点，但仍然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回答就是伦理选择。自然选择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伦理选择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科学选择。第一个阶段解决人的形式问题，第二个阶段解决人的本质问题，第三个阶段解决人的科学化问题。第一个阶段因为人获得了自己的形式而结束了，第二个阶段因为人的道德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正在进行中。自然选择的方法是进化，伦理选择的方法是道德教诲与学习。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是一个过程，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伦理选择行动（ethical choice）构成的。伦理选择行动就是自我选择的行动，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自我选择，并通过自己的选择进行自我身份确认。伦理身份决定伦理选择，伦理选择也能建构伦理身份。就文学作品而言，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描写的都是人的一个个伦理选择行动。文学作品是由人的一个个伦理选择行动构成的，人物性格、情感、心理、精神等都是在伦理选择中形成的，都是伦理选择行动产生的结果，因此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就要转而变为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对伦理选择行动的分析，通过对伦理身份及伦理选择行动的批评分析人物的性格、情感、心理及精神。也只有通过对伦理身份以及伦理选择行动的分析，才能理解人物的思想、情感、心理、精神以及性格，才能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何：私下里，我经常将您比作中国的利维斯。在我看来，就运思方式、理论气质和现实关怀而言，您和这位剑桥大学的著名批评家有不少共同之处。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批评家，利维斯强调文学的具体性和形象性，强调批评家应具有高尚的人格、好的感受力和鑒别能力，反对在文学批评中过度地援引“理论”和“哲学”，因为这些“代表的是枯燥乏味的知性主义、还原性的和简化论的思维方式”。对利维斯而言，在一个价值失范、标准丧失和技术功利主义横行的社会中，文学和文学批评是重要的对抗性力量。为此，利维斯还不遗余力地建构自己版本的“伟大的传统”，为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保驾护航。④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初衷而言，其目标之一就是为了反对文学批评领域出现的“理论自恋”、“命题自恋”和“术语自恋”等不良风气。不知道您如何看待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诲功能、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聂：谢谢你的评价。即使今天利维斯仍然值得我们尊重。早在15年前（2004年），我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剑桥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从利维斯谈起。”利维斯是剑桥学术传统的代表人物。在剑桥大学英语系图书馆入门后的显著位置，悬挂着I. A.瑞恰慈、
F. R.利维斯、威廉·燕卜荪三人的大幅画像。1993年我在剑桥大学访学时第一次走进英语系图书馆，这三幅画像吸引住了我，让我在这三幅画像下久久驻足，陷入深思。甚至可以说，从那时起，这三位著名的剑桥学者就成了我的精神导师。利维斯是深刻影响了我的剑桥学者。利维斯运用文本分析批评方法深入研究文学作品，着重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和政治社会意义，是后来出现的新批评的先导。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始终是建立在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基础上的阅读批评，有很强的道德批评倾向。我国现在的文学研究追逐所谓的文化的、哲学的、美学的抽象阐释，忽视文学批评的社会使命感和评价文学的道德标准，显然脱离了文学批评的目的。因此，我们从利维斯的批评中可以得到启示和借鉴。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为人类从伦理维度认识社会和生活提供不同的生活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启示，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道德指引。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基本功能是道德教诲功能。就文学批评而言，审美指的是读者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的方法，为文学的教诲功能服务。如果以审美的名义把道德同审美对立起来，通过颠覆我们文化传统的道德价值而取悦读者，用所谓的非功利性审美否定文学创作的道德倾向性，无论对文学批评而言还是对文学创作而言，都是无益的。 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用严格的标准维护文学市场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坚持文学为建设良好的道德风尚服务，为净化社会风气服务，这绝不是对文学的“道德绑架”，而是一个文学批评者和创作家的道德良心。
文学应该成为教导人如何进行伦理选择的人生教科书。希腊最早的史诗，中国最早的诗歌，以及后来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这一鲜明特点。文学要成为伦理导向的灯塔，引人道德向善的火炬，这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也是文学批评的任务。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自我欣赏文学，而是为了引导读者正确阅读和理解文学。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方法论价值，即借助自己的批评术语，另辟蹊径，辩证地解读文学文本，为读者提交一份文本解读说明书，以便读者从文学中吸取营养，进行正确的伦理选择。例如关于孙悟空这个人物，读者往往为他头戴金箍缺少自由而心有不平，也为唐僧动不动就念紧箍咒而感到不满。但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正是唐僧通过紧箍咒进行的教诲，孙悟空才能借助金箍对自由意志进行约束，才能在九九八十一难中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最终到达道德的顶点。如果没有唐僧的教诲，没有金箍对自由意志的约束，孙悟空只能大闹天宫，为所欲为，最终永远被压在五行山下而不得翻身。再如莫泊桑小说《项链》中的人物玛蒂尔德，长期以来一直被我们看成爱慕虚荣的典型而受到指责，认为她赔偿一条假的项链是咎由自取，很不值得。但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她所谓的虚荣正是她的教养和修养的表现，丢失项链后，她没有逃避责任，而是做出了倾其所有进行赔偿的伦理选择，表现出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因此，玛蒂尔德是一个敢于负责的人物形象，她身上散发出道德的光芒，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大量的文学都可以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重新解读，从中发现新的价值。
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未来与族裔文学
何：就理论建构和学术话语体系而言，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比较成熟，您今后有哪些新的学术计划、安排和构想？您能否在这里简单地和大家分享一下？
聂：我现在正在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三个阶段的理论建构。人类文明发展有自身的逻辑，或者说有其自身规律。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就是如此。自然选择是第一个阶段，现在已经结束。伦理选择是第二个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中。科学选择是第三个阶段，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目前正在接近我们。三阶段论可以从整体上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伦理选择阶段，认识这个阶段的特点。三阶段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正是以三阶段论为前提，文学伦理学批评建构了自己的伦理选择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关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思考。文学研究不能把自己封闭在文学领域中研究文学。当前文学研究遇到的问题就是不能把文学同其它学科之间的隔阂打通，所以文学研究才会陷入审美陷阱，无法突破理论创新的瓶颈。文学研究的突破方向在于跨学科研究。只有吸收其它学科如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学研究才能开阔视野，推陈出新。文学伦理学批评实际上就是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种实践。在现有基础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在哲学、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等方面做出努力，如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开展的脑文本（brain text）研究，在脑文本基础上开展的语言生成研究，在哲学基础上开展的认知与意识研究等。从表面上看，有关脑文本、语言生成、认知与意识的研究似乎同文学研究的关系不大，但实际上这些研究同文学研究的内在关系非常密切。目前有人认为人文科学不是科学，文学研究不是科学研究，这种认识是十分肤浅落后的。人文学科的主体是人，而人早已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的认知过程、思维机制、意识的产生、思想的形成等，早已是科学的一部分。文學也不能脱离科学存在，目前迅速发展起来的数字人文以及人文与科技的研究，已经成为潮流。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研究，应该在这方面跟上去，不要被潮流抛弃，不要被科学抛弃。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跨学科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把文学和文学批评置于科学研究之中进行的，是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新的理论突破进行的学术预研究和学术新探索，也可以看成是文学理论创新研究的学术储备。
我感到未来文学理论研究的突破将从四个方面发展：脑文本研究、认识神经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上四个方面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只要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做出努力，取得进展，都可能推动文学理论研究创新取得新的突破。
何：就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而言，在我看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的层面：首先，文本的伦理，这里指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结构等体现出来的伦理问题，这之中还包括由此而体现出来的作家的伦理关怀;其次，阅读的伦理，阅读会涉及对作品的赏析和甄别，判别作品的优劣高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自身的伦理关怀和伦理选择必然会产生影响;最后，理论的伦理，特定批评理论的生成同样是特定伦理考量的产物，而且文学理论内部同样存在“伦理转向”的问题。就我们外国语学院文学研究中心而言，目前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是族裔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族裔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对族裔经验的叙写来为“小民族”或某一共同体中的弱势群体代言，引发公众对种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的关注，从而推动新型族群关系的建构。就此而言，这一类型文学兴起的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伦理重构的诉求，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族裔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应该具有广阔的前景。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聂：近些年来，在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引领下，我国族裔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外国语学院也在族裔文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团队，推动全院整个文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涌现出罗良功、李俄宪、方幸福、何卫华、张强、朱卫红、池水涌等一批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学者。这批年轻学者的迅速崛起并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可喜可贺。在族裔文学研究领域，外国语学院每年都能吸引不少外国学者前来出席会议、讨论交流、开展合作研究，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外国语学院不仅是中国的族裔文学研究中心，也是世界族裔文学研究的中心。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国的族裔文学是一个新兴的前沿研究领域，大有可为。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族裔文学兴起的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伦理重构的诉求，文学伦理学批评运用于族裔文学研究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首先，族裔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构成。族裔文学以某个种族或民族作为划分标准，实质上就是以种族或民族伦理作为族裔文学的标准，而不是以政治、经济或文化作为划分标准。例如，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人口超过一百万的种族多达20多个，一百万人口以下的种族更多，印第安土著、黑人、南美西语裔、亚裔，包括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白人种族，都属于少数民族。美国在政治上强调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推行美利坚国家整体民族身份的建构和统一，强调个人公民权利平等而不是族群集体权利平等。美国在法律上不承认族群身份，不允许族群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美国强调国家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法律不允许任何族群有自己的历史地域范围和特权，但伦理仍然是一切的基础，伦理问题仍然是不同族群同包括伦理在内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发生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欧洲和亚洲在地域、血缘、历史和文化等基础上形成民族或族群，这些族群得以存在的保障也是伦理。无论美国、欧洲还是亚洲，族群矛盾和冲突的性质都是伦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法律的。因此就族群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就要把研究的重心（focus）放在伦理上，把政治、文化、法律放在伦理中思考，而不宜将属于伦理性质的族群冲突和矛盾理解为有悖于宪法的政治、法律矛盾和冲突。
其次，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如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环境、伦理情感等，适合用来解释和分析族裔文学。族裔文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族裔的伦理身份以及伦理选择问题，即关注自己的国家身份认同，尤其是如何在自己的本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是族裔文学的核心问题。几乎所有族裔文学，都有描写身份和选择的主题，因此对族裔文学的批评，可从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入手。伦理身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但是它同文化批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中的身份概念有所不同。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身份的主体只能是人，而文化批评等使用的身份在中文语境中除了可以是人而外，还可以有政治身份、文化身份、国家身份等，即政治、文化和国家也可以成为身份主体。当然，这里可能有语言表述或翻译的差异性问题，即政治身份或国家身份并不是指身份而是指认同，即政治或国家认同。
第三是族裔文学的具体伦理问题研究。族裔文学是文学研究中的新兴领域，有许多重要伦理问题需要加强研究。例如，族裔文学的伦理性质、人物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伦理环境与伦理语境、伦理情感与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与文化、伦理与情感，伦理与身份、族裔文学的价值等，这些问题都是族裔文学的基本问题，都可以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进行研究。族裔文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大有可为。学者们可以在这个领域作更深入的研究，在这一领域里尝试不同的研究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更需要在这一领域进行批评实践。
何：您对俄狄浦斯悲剧的重新解读非常精彩。您指出，俄狄浦斯的悲剧不仅仅只是命运的悲剧，同时还“说明了维护大家公认的伦理秩序的重要性，表明谁破坏了新的伦理道德关系和秩序，即使是无意的，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给心灵带来痛苦，要遭到严厉惩罚。”⑤聂老师对这部作品中伦理冲突的分析给了我很多启发，这让我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耻》这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新旧伦理秩序的冲突同样表现得十分激烈。在殖民体系已经瓦解的南非，书中主人公卢里仍滞留在旧时代的“浪漫”岁月中，按照过去的方式行事;然而，在“新南非”，白人不再是特权阶层，不遵守新的伦理秩序的主人公卢里因此遭受处罚。这同样让我想到了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区分，在他看来，任何社会之中都存在着“主导文化”（the dominant）、“残存文化”（the residual）和“新兴文化”（the emergent）這三种文化。依循威廉斯的这一思路，兴许同样可以认为，任何共同体之中的伦理规范都有自身的立体性、多元性和“历史性”，其内部始终存在着各种互动、冲突和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特点在族裔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聂：我完全同意你对《耻》的评价，也赞成你在评论雷蒙·威廉斯时认为任何伦理规范都有自身的立体性、多元性和历史性的观点。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他的文化理论在中国影响广泛。但是，我不赞成他关于文化的理想性、文献性及社会性的定义。我认为他把文化看成是由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用文化取代了伦理。社会状态、社会价值、社会传统是由伦理而非像他以为的那样是由文化代表和体现的。在许多情况下，用伦理的概念比他用文化的概念解释社会和生活现象更为合适。在今天看来，我认为伦理批评不仅比文化批评更适合分析和解释文学作品，也比文化批评更适合分析和解释社会，对族裔文学尤其如此。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把族裔文学归结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话，显然没有看透族裔文学的伦理本质。
何：聂老师这次来外国语学院有着双重的身份，不仅仅是前来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还是以我们院友的身份来参加外国语学院校友会成立大会。最后，作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对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您能否谈谈您的期待和建议？
聂：我这里还是以我自己的学术经历来谈谈这个问题吧。在我的学术经历中，学术共同体尤其是国际学术共同体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求学的过程中，优秀的学者群体对我影响很大，如剑桥大学的约翰·拉特梅尔（John Rathmell），华威大学的汤姆·温尼弗里思（Tom Winnifrith）， 斯坦福大学的玛乔丽·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耶鲁大学的克劳德·罗森（Claude Rawson）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芝加哥大学的大卫·贝文顿（David Bevington）等。他们不仅对我的学术研究提供过帮助和指导，而且他们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激励我不断追求进步。这就如同练习跑步需要有一个比自己跑得快的人领跑一样，在跑得比自己快的人后面，才能看到自己的差距，才能激发自己追赶的力量，才能形成更高的学术境界，推动自己进步。 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而言，打开学术眼界，海外游学非常重要。剑桥大学和华威大学的学习经历使我开阔了眼界，提升了学术境界。就学术氛围而言，这些国外一流大学有其他大学不可比拟的优势。我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5年获得了第一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一等奖当时颁给了已经故去的几位老先生，在外国文学二等奖获得者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位。去剑桥大学访学之前，我多少还有一丝少年得志的感觉。但是到了剑桥大学，在那个众多学子仰慕的学术圣地，名家如云，大师荟萃，我真正见识了学术的世面，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树立起新的学术理想，激发了新的奋发向上的意志。剑桥大学的一年访学结束后，在英国学术院资助下我获得了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和华威大学英语系继续学习一年的机会，并在英国学术院资助下游学欧洲，到访过许多欧洲的大学。之后我又去过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这些海外学习经历不仅开拓了我的学术新境界，也让我真正懂得了做人和做学问的真谛。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这些个人经历，是希望年轻学子们能够以博大的胸怀、远大的志向、进取的精神发奋努力，在一个人类命运和学术研究的国际共同体中，不忘自己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伦理身份，坚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选择，立德、立功、立言，做一个有担当、敢作为、能奉献的新时代的中国学人。我相信，大家都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为祖国的昌盛、民族的繁荣、学术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也为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美好未来做出贡献。
何：感谢聂老师接受这次访谈！
注释【Notes】
①在将此次访谈的录音整理为文字的过程中，吴兆凤、蒋瑛、倪小山、黄亚楠和刘妮媛五位博士生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特此表示感谢。
②2019年10月18日，聂珍钊教授应邀做客“华大外国文学论坛”，在论坛期间，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负责人何卫华教授对聂教授进行了访谈，此次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系主任方幸福教授主持。
③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④更为具体的关于利维斯批评观的论述，请参见何卫华，《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3-57。
⑤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85。
責任编辑：宫桂
关键词：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脑文本;族裔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和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8BWW015）和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CCNU19TD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卫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文研究》副主编，目前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比较文学和族裔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聂珍钊，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英语诗歌和小说。
Titl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thnic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China have made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ritical discourse one of the primary goals. Among these effort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was founded by Prof. Nie Zhenzhao， has received the attention of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This interview aims to shed more light on the origin， the key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textual applica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interview， Prof. Nie first talked ab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integrity and the appropriate writing styles of scholars by looking into his own days as a student and his early academic career. Then he illustrated some of the key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rough his theoretical reading of literary classics. Finally， Prof. Nie talked about the future trend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study of ethnical literature.
Key words：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brain text; ethnic literature
Authors： He Weihua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 is also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rature Research.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thnic literature. E-mail： whua_he@163.com. Nie Zhenzhao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nd a 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His recent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nglish poetry and fiction studies. E-mail： niezhenzhao@163.com
一、我的成長经历
何卫华（以下简称何）：聂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这次访谈，巧的是，今天您还要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友会成立大会。②不管是就您的求学而言，还是就您这之后的学术研究而言，都和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位在桂子山成长起来的杰出学者，您能否先简单谈一谈您的成长和求学经历？ 聂珍钊（以下简称聂）：非常高兴今天能回到外国语学院。就与外国语学院的渊源而言，我确实有不少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1973年，我有幸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来到桂子山求学。当时我在外院学习时的那幢教学楼现在已经不在了。那是一幢红色的三层楼房，是我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心中永远的美好记忆。后来因为学校发展的需要，那幢老楼被拆掉了，在旧楼原址上盖上了现在这幢比老楼要豪华得多的新楼。拆掉老楼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我的学术生涯从这儿开始，心底里的确不希望这幢承载着自己记忆、理想和追求的老楼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在我读书和工作期间，很多老先生都在那幢旧楼中教学和工作。当时外语系的系主任是薛诚之教授。他精通英、俄、法、德、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曾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东北大学任教，出版过学术著作《英文修辞学》（吴宓题写书名）、英文诗集Monotones，中文诗集《三盘鼓》（闻一多作序）、《波浪》等。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薛诚之深受闻一多的影响。有一次我去他家，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枚印章，故作神秘地问我：“你看这枚印章是谁的？”当我好奇地说不知道的时候，老先生就得意地说：“这是闻一多先生送给我的印章，上面还有闻先生亲自刻上去的签名。”
老先生治学严谨，读书勤勉。他曾将自己收藏的两本英文书赠给我，一本是19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翟孟生（H. D. Jameson）编撰的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另一本是约翰·梅西（John Albert Macy）撰写的The Story of the World Lite-rature。这两本书都是现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的基础入门书。四十多年前薛先生送给我的这两本书，为我奠定了后来学术发展的专业基础。薛先生家中英文藏书很多，后来我又找他借了不少书看。每次还书之时，薛先生都要问我读书的心得。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学术研究的入门之初能够得到薛先生的帮助，实在太幸运了。
每次回到房间，我总是急忙打开书本，只见薛先生做的批注，密密麻麻，遍布全书。现在不少人喜欢买书，但买了书后匆匆一览就束之高阁。但是在薛先生家里，任何一本书上都写满了批注。即使卧病在床，他也同样手不释卷，坚持看书和写作。老先生的读书精神为我树立了榜样。
何：聂老师讲的这些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让大家了解到了那个时期学人们的精神风貌。今天活动的参与者大部分是青年学者，大家对那个时代的学习生活都已经非常陌生了，您的学术经历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我们只能靠想像才能理解的时代。
聂：是的。我所经历过的生活可能以后的年轻人不会再有了。我来自三峡库区的秭归山村。秭归是湖北一个鲜为人知的边远小县，有人问我籍贯时，我往往回答秭归之后，还要加上一句“屈原和昭君的故乡”，不然很多人不知道秭归在哪儿。“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民办教师。1973年，大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唯一一次参考文化课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湖北省只考语文和数学两科，刚好语文和数学是我的强项，因此我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被招生小组录取。在香溪码头，我登上南下的轮船。香溪是长江的支流，相传昭君离开时把泪水洒在江中，每年春天，昭君的泪水就会在江中化为美丽的桃花鱼，寄托对这位秭归美少女的情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最能表达我当时心情的屈原诗句。
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我来到武汉，进入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外语系是现在外语学院的前身，当时只有英语和俄语两个专业。我读中学时数学很好，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工程师。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有服从需要的观念，没有自我选择的意识，进入什么大学、学习什么专业都是由组织安排。虽然没有进入自己向往的专业，但我仍然感到非常幸运，时刻在心里提醒自己，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倍加珍惜，刻苦学习，报效国家。
进入外语系，我被编入7301班，共20个学生，陈宏薇、吴再兴等老师是我们的任课老师。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得到过许多前辈学者的帮助提携。陈宏薇老师不仅是我们7301班而且也是整个年级学生学习的榜样和崇拜的偶像。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都上街闹革命，但是陈老师却一直在家里闭门读书，专心学习。她是我国翻译学界早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也是学术论文最早被A&H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学者之一。我中学学的是俄语，基本没有英语基础，也许是看到我虚心好学，刻苦勤奋，陈老师总是对我另眼相看，耐心指导，不断鼓励。即使今天，陈老师见到我还要来一句“I am proud of you”，用这种表扬的方式鼓励我。
当时外语系只有薛诚之和吴再兴两位教授。吴老师是语言学专家，是宜昌人，我的同乡，对我特别亲近。有一次他开玩笑似地跟我说他是资产阶级教授，问我怕不怕，我当然不怕，也不相信。吴老师对我的学习有很多帮助，他不厌其烦教我练习发音的情景，直到今天还宛若眼前。在我心里，吳老师永远是我所敬重的老师和同乡。在大学学习期间，有陈老师、吴老师的耳提面命、口传心授，还有李亚卿、秦秀白、姚宗立、李习俭等老师们的专业课教学，我抓紧一切机会努力学习，这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1976年，我毕业留校在外语系任教。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些勤勤恳恳的老先生在前面开辟道路，薪火相传，才会形成外国语学院的光荣传统，才会有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和辉煌成就。自己今天略有小成，也是因为得到过前辈的教导和帮助。每每想到这些，我心底里就充满感激。
在桂子山这片沃土之中，外语学院是我的学术之根、思想之源、学风之范。我对外国语学院的感情无比深厚。后来虽然很长时间在文学院工作，但我一直同外语学院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参与外语学院的建设，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做出一些回报。
何：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您的众多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阅读、引用和讨论，得到了学界同行们的高度认可。以您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例，我今天刚刚检索了中国期刊网，仅在篇名选项中检索关键词“文学伦理学”可查到的文章已经高达810条。您在2010年发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一文，③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引用已接近一千次，由此可见影响很大。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人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生活和学习中，我受到很多人的影响。但如果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就不得不提毛泽东、屈原和达尔文。
首先说毛泽东。我出生的那个时代，整个中国文化十分落后。在我所处的山村，初中生就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共产党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扫盲运动，解决老百姓识字阅读的问题。扫盲运动可以说是延安群众识字运动的继续，是毛主席成熟的革命经验。当时国家一穷二白，要想消除落后和贫困，首先就要解决没有文化的问题。这同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些类似。绝大多数人不能识字阅读，怎么能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呢？所以解放初期全国上下都要学习识字和读书。人民政府会经常组织文工团下乡巡回演出，宣传学习文化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学文化。当时最受欢迎的书，就是国家免费提供的识字课本。
我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从读他的著作开始的。和那个时代的中学生一样，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我都能倒背如流。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实践论》和《矛盾论》，当时这两本书我都能熟练背诵。毛主席对我主要是思想方面的影响，如发奋图强，精忠报国，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等。
再说屈原。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地处长江西陵峡两岸。西陵峡宛若一道天然屏障，把它同外界分割开来。从旅游者眼光看秭归，壮丽秀美，自然天成，无论高山峻岭，还是山川峡谷，无不尽显大自然的神奇魅力。但在秭归人看来，美丽的另一面就是穷乡僻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激发了屈原的求知欲望、探索精神，生成了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在我的文化记忆里，屈原是我童年记忆的开始，是我处世为人和从学、从教的人生楷模和道德偶像。“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后来自己著书立说，创立文学伦理学批评，追求人生崇高理想，屈原给了我精神支柱和道德力量。屈原留给包括我在内的秭归人的道德遗产和文化遗产，是我崇德向善、发奋努力、勇于探索、甘愿奉献的思想源泉。
最后说达尔文。在我的学术研究方面，达尔文对我的影响最大。读研究生期间研究托马斯·哈代时，我就发现哈代的小说创作受到了达尔文思想的重要影响。我从那时候开始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著作，获益颇多。作为一位博物学家，达尔文有自己研究的独特方法。他通过大量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物证和实证材料，然后论述问题，归纳观点和结论。尤其是叙述问题的逻辑结构，对我启发很大。
何：在某种意义上，毛主席塑造了您个人的生命底色，屈原给您树立了榜样，而达尔文给了您学术上的启迪。我们知道，毛主席不仅是一位政治伟人，同样是一位文学巨匠。一生中，他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对文艺工作同样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这些都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关注。国外很多学者都非常敬重毛主席，我在上海工作时，一位来自美国的著名学者就专门让我带他去购买毛主席著作的英文版，准备带回国去研读。您个人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对年轻人来说，无论读书还是做研究，都需要阅读经典。
聂：是的。读书虽然开卷有益，但也不能良莠不分，读得太杂。要多读经典，细读好书。我在上大学之前，由于乡村里书太少，凡是能够找到的书，我都去读，除了有关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书籍外，甚至还跟做中医的姑父当过一段时间的学徒，读了一些医书。学习了拿脉的基本方法、不同脉象的分辨以及婴儿推拿的基本手法，背了一些常用的汤头（中药方）。上了初中，学校里的书多了些，也多为杂书。在记忆中，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冯定的《平凡的真理》。这本通俗哲学著作让我初步有了哲学的概念。上大学后直到大学毕业从事教学工作再到攻读硕士学位，我才真正开始系统读书，主要是阅读细读经典著作，我那个时候的读书状态，用“如饥似渴”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按照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两大类编制成自己的必读书目，大约有200多种。后来研究生入学，我都会把自己的读书目录发给学生们参考。
在上大学前后的那个特殊的年代，毛主席的书我读得很多。现在回头来看，我的辩证法思想和实践认识论思想，都来自毛泽东的书。毛主席博览群书，知识非常渊博。我抄写过不少毛主席语录作为座右铭。当然，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有些是引用别人的话，比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主席用这句话教导我们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当时我把这句话写在本子上，贴在床头，用它来提醒自己。上了大学，我才知道这句话是毛主席引用的明朝解缙的对联。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使命
何：就剑桥大学的利维斯和雷蒙·威廉斯等人而言，他们都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现实相关性”（social relevance），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文学批评是对现实的回应，以具有品格的个体、健康的文化生态和良善的社会秩序为旨归。就您的学术成就而言，我觉得其背后有两个重要支柱：一个是您强大的理论建构能力，另一个是您的社会使命感。我知道您很少使用社交媒体，但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您却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向祖国和学界师友送去祝福。看到您的祝福，我当时深受感動，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到祖国强大带给您的喜悦，您对人民的热爱，以及您作为学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担当精神。这样我们可以换一个话题，下面来谈谈文学伦理学批评。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学界，您的名字更多是同文学伦理学批评联系在一起的。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界涌起了一股“伦理转向”的热潮;然而在国内，在您的推动下，从本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才开始将文学的伦理维度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您能否谈谈您是如何开始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理论体系建构的？
聂：好的。前面谈到了达尔文对我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我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受到了达尔文的启发。在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之后，我开始思考人自身。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然选择，一个是进化。达尔文的不少著述主要聚焦于同一个问题：物种的来源。《物种起源》这部著作讲的是所有生物的起源问题。在读这部著作时，我主要关注人的起源问题，当然这也是他著作中的重要内容。在达尔文看来，人的起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选择的方法是进化。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主要是指人的形式的选择，也就是我们作为人而拥有的人的独特形式的选择。自然选择了我们人的形式，如五官分布，直立行走。这些只是人的外部特征，但人不能通过外部特征把自己同其它动物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因此人完成自然选择后还要经历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 自然选择是人的形式的选择，而伦理选择则是人的本质的选择，即做人的选择。仅就人的形式而言，人仍然属于动物的范畴，没有获得人的本质，同其它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在获得人的“形式”后又是怎样使自己在本质上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例如，婴儿诞生时获得了人的形式，但这个刚刚诞生下来的婴儿是否真正获得了人的本质？答案是否定的。随着婴儿不断成长，在伦理选择中接受教诲，努力学习，婴儿才能获得人的道德属性而成长为人，即通过伦理选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个道德属性就是人的本质。人的形式是通过遗传获得的，是先天的;人的本质是借助教诲形成的，是后天的。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Ethical Philosophy of Nie Zhenzhao”能够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议题列入“哲学与文学”分会展开讨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张高度一致。文学伦理学批评始终关注人在经历伦理选择过程中的道德教诲和学习，主张通过教诲和学习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be human），这和大会的主题不谋而合。总之，正是受到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启发，我才开始关注人的伦理选择问题，才会提出伦理选择理论。
何：就文学伦理学批评而言，伦理选择是极为核心的概念，伦理选择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人类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影响，您能否再谈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在文学批评中，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聂：简单地说，伦理选择就是选择如何做人，如何选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进入了“做人”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伦理选择过程，贯穿人的一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及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都是一个做人的选择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伦理选择，它贯穿人生的始终。西方学者不断试图解释自然选择之后我们人类社会是如何发展的，提出过进化论、向善论等观点，但仍然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回答就是伦理选择。自然选择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伦理选择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科学选择。第一个阶段解决人的形式问题，第二个阶段解决人的本质问题，第三个阶段解决人的科学化问题。第一个阶段因为人获得了自己的形式而结束了，第二个阶段因为人的道德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正在进行中。自然选择的方法是进化，伦理选择的方法是道德教诲与学习。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是一个过程，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伦理选择行动（ethical choice）构成的。伦理选择行动就是自我选择的行动，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自我选择，并通过自己的选择进行自我身份确认。伦理身份决定伦理选择，伦理选择也能建构伦理身份。就文学作品而言，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描写的都是人的一个个伦理选择行动。文学作品是由人的一个个伦理选择行动构成的，人物性格、情感、心理、精神等都是在伦理选择中形成的，都是伦理选择行动产生的结果，因此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就要转而变为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对伦理选择行动的分析，通过对伦理身份及伦理选择行动的批评分析人物的性格、情感、心理及精神。也只有通过对伦理身份以及伦理选择行动的分析，才能理解人物的思想、情感、心理、精神以及性格，才能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何：私下里，我经常将您比作中国的利维斯。在我看来，就运思方式、理论气质和现实关怀而言，您和这位剑桥大学的著名批评家有不少共同之处。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批评家，利维斯强调文学的具体性和形象性，强调批评家应具有高尚的人格、好的感受力和鑒别能力，反对在文学批评中过度地援引“理论”和“哲学”，因为这些“代表的是枯燥乏味的知性主义、还原性的和简化论的思维方式”。对利维斯而言，在一个价值失范、标准丧失和技术功利主义横行的社会中，文学和文学批评是重要的对抗性力量。为此，利维斯还不遗余力地建构自己版本的“伟大的传统”，为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保驾护航。④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初衷而言，其目标之一就是为了反对文学批评领域出现的“理论自恋”、“命题自恋”和“术语自恋”等不良风气。不知道您如何看待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诲功能、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聂：谢谢你的评价。即使今天利维斯仍然值得我们尊重。早在15年前（2004年），我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剑桥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从利维斯谈起。”利维斯是剑桥学术传统的代表人物。在剑桥大学英语系图书馆入门后的显著位置，悬挂着I. A.瑞恰慈、
F. R.利维斯、威廉·燕卜荪三人的大幅画像。1993年我在剑桥大学访学时第一次走进英语系图书馆，这三幅画像吸引住了我，让我在这三幅画像下久久驻足，陷入深思。甚至可以说，从那时起，这三位著名的剑桥学者就成了我的精神导师。利维斯是深刻影响了我的剑桥学者。利维斯运用文本分析批评方法深入研究文学作品，着重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和政治社会意义，是后来出现的新批评的先导。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始终是建立在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基础上的阅读批评，有很强的道德批评倾向。我国现在的文学研究追逐所谓的文化的、哲学的、美学的抽象阐释，忽视文学批评的社会使命感和评价文学的道德标准，显然脱离了文学批评的目的。因此，我们从利维斯的批评中可以得到启示和借鉴。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为人类从伦理维度认识社会和生活提供不同的生活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启示，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道德指引。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基本功能是道德教诲功能。就文学批评而言，审美指的是读者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的方法，为文学的教诲功能服务。如果以审美的名义把道德同审美对立起来，通过颠覆我们文化传统的道德价值而取悦读者，用所谓的非功利性审美否定文学创作的道德倾向性，无论对文学批评而言还是对文学创作而言，都是无益的。 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用严格的标准维护文学市场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坚持文学为建设良好的道德风尚服务，为净化社会风气服务，这绝不是对文学的“道德绑架”，而是一个文学批评者和创作家的道德良心。
文学应该成为教导人如何进行伦理选择的人生教科书。希腊最早的史诗，中国最早的诗歌，以及后来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这一鲜明特点。文学要成为伦理导向的灯塔，引人道德向善的火炬，这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也是文学批评的任务。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自我欣赏文学，而是为了引导读者正确阅读和理解文学。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方法论价值，即借助自己的批评术语，另辟蹊径，辩证地解读文学文本，为读者提交一份文本解读说明书，以便读者从文学中吸取营养，进行正确的伦理选择。例如关于孙悟空这个人物，读者往往为他头戴金箍缺少自由而心有不平，也为唐僧动不动就念紧箍咒而感到不满。但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正是唐僧通过紧箍咒进行的教诲，孙悟空才能借助金箍对自由意志进行约束，才能在九九八十一难中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最终到达道德的顶点。如果没有唐僧的教诲，没有金箍对自由意志的约束，孙悟空只能大闹天宫，为所欲为，最终永远被压在五行山下而不得翻身。再如莫泊桑小说《项链》中的人物玛蒂尔德，长期以来一直被我们看成爱慕虚荣的典型而受到指责，认为她赔偿一条假的项链是咎由自取，很不值得。但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她所谓的虚荣正是她的教养和修养的表现，丢失项链后，她没有逃避责任，而是做出了倾其所有进行赔偿的伦理选择，表现出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因此，玛蒂尔德是一个敢于负责的人物形象，她身上散发出道德的光芒，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大量的文学都可以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重新解读，从中发现新的价值。
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未来与族裔文学
何：就理论建构和学术话语体系而言，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比较成熟，您今后有哪些新的学术计划、安排和构想？您能否在这里简单地和大家分享一下？
聂：我现在正在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三个阶段的理论建构。人类文明发展有自身的逻辑，或者说有其自身规律。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就是如此。自然选择是第一个阶段，现在已经结束。伦理选择是第二个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中。科学选择是第三个阶段，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目前正在接近我们。三阶段论可以从整体上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伦理选择阶段，认识这个阶段的特点。三阶段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正是以三阶段论为前提，文学伦理学批评建构了自己的伦理选择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关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思考。文学研究不能把自己封闭在文学领域中研究文学。当前文学研究遇到的问题就是不能把文学同其它学科之间的隔阂打通，所以文学研究才会陷入审美陷阱，无法突破理论创新的瓶颈。文学研究的突破方向在于跨学科研究。只有吸收其它学科如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学研究才能开阔视野，推陈出新。文学伦理学批评实际上就是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种实践。在现有基础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在哲学、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等方面做出努力，如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开展的脑文本（brain text）研究，在脑文本基础上开展的语言生成研究，在哲学基础上开展的认知与意识研究等。从表面上看，有关脑文本、语言生成、认知与意识的研究似乎同文学研究的关系不大，但实际上这些研究同文学研究的内在关系非常密切。目前有人认为人文科学不是科学，文学研究不是科学研究，这种认识是十分肤浅落后的。人文学科的主体是人，而人早已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的认知过程、思维机制、意识的产生、思想的形成等，早已是科学的一部分。文學也不能脱离科学存在，目前迅速发展起来的数字人文以及人文与科技的研究，已经成为潮流。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研究，应该在这方面跟上去，不要被潮流抛弃，不要被科学抛弃。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跨学科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把文学和文学批评置于科学研究之中进行的，是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新的理论突破进行的学术预研究和学术新探索，也可以看成是文学理论创新研究的学术储备。
我感到未来文学理论研究的突破将从四个方面发展：脑文本研究、认识神经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上四个方面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只要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做出努力，取得进展，都可能推动文学理论研究创新取得新的突破。
何：就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而言，在我看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的层面：首先，文本的伦理，这里指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结构等体现出来的伦理问题，这之中还包括由此而体现出来的作家的伦理关怀;其次，阅读的伦理，阅读会涉及对作品的赏析和甄别，判别作品的优劣高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自身的伦理关怀和伦理选择必然会产生影响;最后，理论的伦理，特定批评理论的生成同样是特定伦理考量的产物，而且文学理论内部同样存在“伦理转向”的问题。就我们外国语学院文学研究中心而言，目前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是族裔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族裔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对族裔经验的叙写来为“小民族”或某一共同体中的弱势群体代言，引发公众对种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的关注，从而推动新型族群关系的建构。就此而言，这一类型文学兴起的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伦理重构的诉求，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族裔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应该具有广阔的前景。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聂：近些年来，在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引领下，我国族裔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外国语学院也在族裔文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团队，推动全院整个文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涌现出罗良功、李俄宪、方幸福、何卫华、张强、朱卫红、池水涌等一批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学者。这批年轻学者的迅速崛起并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可喜可贺。在族裔文学研究领域，外国语学院每年都能吸引不少外国学者前来出席会议、讨论交流、开展合作研究，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外国语学院不仅是中国的族裔文学研究中心，也是世界族裔文学研究的中心。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国的族裔文学是一个新兴的前沿研究领域，大有可为。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族裔文学兴起的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伦理重构的诉求，文学伦理学批评运用于族裔文学研究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首先，族裔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构成。族裔文学以某个种族或民族作为划分标准，实质上就是以种族或民族伦理作为族裔文学的标准，而不是以政治、经济或文化作为划分标准。例如，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人口超过一百万的种族多达20多个，一百万人口以下的种族更多，印第安土著、黑人、南美西语裔、亚裔，包括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白人种族，都属于少数民族。美国在政治上强调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推行美利坚国家整体民族身份的建构和统一，强调个人公民权利平等而不是族群集体权利平等。美国在法律上不承认族群身份，不允许族群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美国强调国家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法律不允许任何族群有自己的历史地域范围和特权，但伦理仍然是一切的基础，伦理问题仍然是不同族群同包括伦理在内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发生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欧洲和亚洲在地域、血缘、历史和文化等基础上形成民族或族群，这些族群得以存在的保障也是伦理。无论美国、欧洲还是亚洲，族群矛盾和冲突的性质都是伦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法律的。因此就族群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就要把研究的重心（focus）放在伦理上，把政治、文化、法律放在伦理中思考，而不宜将属于伦理性质的族群冲突和矛盾理解为有悖于宪法的政治、法律矛盾和冲突。
其次，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如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环境、伦理情感等，适合用来解释和分析族裔文学。族裔文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族裔的伦理身份以及伦理选择问题，即关注自己的国家身份认同，尤其是如何在自己的本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是族裔文学的核心问题。几乎所有族裔文学，都有描写身份和选择的主题，因此对族裔文学的批评，可从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入手。伦理身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但是它同文化批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中的身份概念有所不同。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身份的主体只能是人，而文化批评等使用的身份在中文语境中除了可以是人而外，还可以有政治身份、文化身份、国家身份等，即政治、文化和国家也可以成为身份主体。当然，这里可能有语言表述或翻译的差异性问题，即政治身份或国家身份并不是指身份而是指认同，即政治或国家认同。
第三是族裔文学的具体伦理问题研究。族裔文学是文学研究中的新兴领域，有许多重要伦理问题需要加强研究。例如，族裔文学的伦理性质、人物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伦理环境与伦理语境、伦理情感与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与文化、伦理与情感，伦理与身份、族裔文学的价值等，这些问题都是族裔文学的基本问题，都可以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进行研究。族裔文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大有可为。学者们可以在这个领域作更深入的研究，在这一领域里尝试不同的研究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更需要在这一领域进行批评实践。
何：您对俄狄浦斯悲剧的重新解读非常精彩。您指出，俄狄浦斯的悲剧不仅仅只是命运的悲剧，同时还“说明了维护大家公认的伦理秩序的重要性，表明谁破坏了新的伦理道德关系和秩序，即使是无意的，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给心灵带来痛苦，要遭到严厉惩罚。”⑤聂老师对这部作品中伦理冲突的分析给了我很多启发，这让我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耻》这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新旧伦理秩序的冲突同样表现得十分激烈。在殖民体系已经瓦解的南非，书中主人公卢里仍滞留在旧时代的“浪漫”岁月中，按照过去的方式行事;然而，在“新南非”，白人不再是特权阶层，不遵守新的伦理秩序的主人公卢里因此遭受处罚。这同样让我想到了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区分，在他看来，任何社会之中都存在着“主导文化”（the dominant）、“残存文化”（the residual）和“新兴文化”（the emergent）這三种文化。依循威廉斯的这一思路，兴许同样可以认为，任何共同体之中的伦理规范都有自身的立体性、多元性和“历史性”，其内部始终存在着各种互动、冲突和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特点在族裔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聂：我完全同意你对《耻》的评价，也赞成你在评论雷蒙·威廉斯时认为任何伦理规范都有自身的立体性、多元性和历史性的观点。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他的文化理论在中国影响广泛。但是，我不赞成他关于文化的理想性、文献性及社会性的定义。我认为他把文化看成是由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用文化取代了伦理。社会状态、社会价值、社会传统是由伦理而非像他以为的那样是由文化代表和体现的。在许多情况下，用伦理的概念比他用文化的概念解释社会和生活现象更为合适。在今天看来，我认为伦理批评不仅比文化批评更适合分析和解释文学作品，也比文化批评更适合分析和解释社会，对族裔文学尤其如此。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把族裔文学归结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话，显然没有看透族裔文学的伦理本质。
何：聂老师这次来外国语学院有着双重的身份，不仅仅是前来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还是以我们院友的身份来参加外国语学院校友会成立大会。最后，作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对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您能否谈谈您的期待和建议？
聂：我这里还是以我自己的学术经历来谈谈这个问题吧。在我的学术经历中，学术共同体尤其是国际学术共同体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求学的过程中，优秀的学者群体对我影响很大，如剑桥大学的约翰·拉特梅尔（John Rathmell），华威大学的汤姆·温尼弗里思（Tom Winnifrith）， 斯坦福大学的玛乔丽·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耶鲁大学的克劳德·罗森（Claude Rawson）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芝加哥大学的大卫·贝文顿（David Bevington）等。他们不仅对我的学术研究提供过帮助和指导，而且他们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激励我不断追求进步。这就如同练习跑步需要有一个比自己跑得快的人领跑一样，在跑得比自己快的人后面，才能看到自己的差距，才能激发自己追赶的力量，才能形成更高的学术境界，推动自己进步。 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而言，打开学术眼界，海外游学非常重要。剑桥大学和华威大学的学习经历使我开阔了眼界，提升了学术境界。就学术氛围而言，这些国外一流大学有其他大学不可比拟的优势。我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5年获得了第一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一等奖当时颁给了已经故去的几位老先生，在外国文学二等奖获得者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位。去剑桥大学访学之前，我多少还有一丝少年得志的感觉。但是到了剑桥大学，在那个众多学子仰慕的学术圣地，名家如云，大师荟萃，我真正见识了学术的世面，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树立起新的学术理想，激发了新的奋发向上的意志。剑桥大学的一年访学结束后，在英国学术院资助下我获得了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和华威大学英语系继续学习一年的机会，并在英国学术院资助下游学欧洲，到访过许多欧洲的大学。之后我又去过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这些海外学习经历不仅开拓了我的学术新境界，也让我真正懂得了做人和做学问的真谛。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这些个人经历，是希望年轻学子们能够以博大的胸怀、远大的志向、进取的精神发奋努力，在一个人类命运和学术研究的国际共同体中，不忘自己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伦理身份，坚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选择，立德、立功、立言，做一个有担当、敢作为、能奉献的新时代的中国学人。我相信，大家都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为祖国的昌盛、民族的繁荣、学术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也为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美好未来做出贡献。
何：感谢聂老师接受这次访谈！
注释【Notes】
①在将此次访谈的录音整理为文字的过程中，吴兆凤、蒋瑛、倪小山、黄亚楠和刘妮媛五位博士生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特此表示感谢。
②2019年10月18日，聂珍钊教授应邀做客“华大外国文学论坛”，在论坛期间，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负责人何卫华教授对聂教授进行了访谈，此次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系主任方幸福教授主持。
③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④更为具体的关于利维斯批评观的论述，请参见何卫华，《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3-57。
⑤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85。
責任编辑：宫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