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电影《色·戒》的“物哀”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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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电影《色·戒》的“物哀”美学特征和中国传统主流道德审美批评是相异的,这也是电影自上映以来争议不断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色·戒》物哀 美学
  
  “物哀”美学是日本文学中的传统美学观念。它由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学者本居宣长所提出。我国学者叶渭渠先生从三个层面对它进行了阐释:第一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和天下大事的咏叹上:第三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对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和自然美的动心。在文学审美中,“物哀”美学的主导审美杨心思想是:在人的各种感情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等不如意的事才使人感动最深。因而在日本传统文学中,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光源氏与继母藤壶妃子的乱伦之爱,到川端康成《千鹤》中父死子承,母死女承的爱的转移,所有的男女情爱都被打上了反道德的烙印。主人公无不处于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背德矛盾冲突中,在良知与情感的矛盾斗争中备受煎熬,在背德之爱中充满了两难选择的无所适从的迷惘与悲哀。这种以悲为美,越悲越美的悲美情怀正是“物哀”美学的基本内涵。由具有日本新感觉派艺术特征的张爱玲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电影《色·戒》,既是女主人公王佳芝在情感与责任的矛盾冲突中的走向毁灭的悲剧人生写照,也是作家张爱玲本人的悲美人生缩影。美的、悲哀的爱是虚幻而短暂的。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正是从崇高的精神与卑微的现实、情感与责任和性与爱的错位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体现了这一“物哀”美学特征。
  
  一、崇高的精神与卑微的现实——哀怜与孤独之美
  
  性格内向、腼腆的爱国女大学生王佳芝在抗战爆发后,因为远遁英国的父亲的遗弃,而滞留香港。美丽的容颜和少言寡语的柔弱使她俞发楚楚动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为抗战募捐的义演,从而走进了以邝裕民为首的学生小团体。充满了抗日激情的邝裕民的帅气与热情打动了内向腼腆的王佳芝,但好朋友赖秀金的一句“想想这一辈子都得听他的”大胆表白。又使她将一切情感隐藏于心。无限哀婉的眼神流露着她在零落的身世、报国的热忱、朋友的友谊与少女的恋情之间的苦闷与忧愁。当后来邝裕民欲用“美人计”刺杀汉奸易先生时,王佳芝在个人之爱与国家责任的驱使下,毫不犹豫地充当了邝裕民策划的暗杀计划中的“诱饵”,开始了一场猎人与猎物的互逐游戏。但第一次见面,猎物易先生却给猎人王佳芝留下了“给想象的不一样”的印象。猎物的狡诈、猎人的犹疑使邝裕民苦心策划的暗杀计划失败,王佳芝也在性与爱的错位中失去了自己少女的宝贵童贞。单纯、热忱的王佳芝殉道般的为爱国而献身的初夜对象不是她盼望的邝裕民,而是她所鄙弃的学生小团体中唯一有着嫖妓经验的梁闰生。神圣崇高的精神与卑微平凡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淡淡的忧、淡淡的愁、淡淡的泪水在心中无声地流。
  
  二、情感与责任——伤痛中的虚幻之美
  
  重回上海,更加沉默寡言、落落寡欢的王佳芝重新回到学校,以求在学习中忘记过去,重拾内心宁静。但很快她却被追踪而来的邝裕民所鼓动,再一次参加了一个更加严密的“除奸打狗”特务组织,又一次充当了暗杀计划的“诱饵”。重新掉入情感漩涡的王佳芝在又一次性与爱的错位中走得更远,失去更多。对邝裕民无望的爱恋与邝裕民对王佳芝“我绝不允许你受到伤害”的空洞而无力的誓言,这一切和王佳芝在对与易先生一次次亲密接触中所产生的复杂情感形成反差。当王佳芝极力催促上级组织尽快实施暗杀计划无果时,她最终做出了“羊爱上狼”的错误选择。在暗杀计划的猎人与猎物角色中,王佳芝完成了由猎人变为猎物易先生的情感猎物的角色互换。在情感与责任的矛盾冲突中苦苦挣扎的王佳芝,在追逐如水中月、镜中花般的虚幻之爱和虚幻之美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毁灭。
  
  三、性与爱的错位——无常的哀感与美感
  
  一直挣扎于错位的情感漩涡中的王佳芝在性与爱即将交汇统一的瞬间走完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历程。她对邝裕民忧怨的爱和对易先生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犹如夏夜昙花一现般的短暂而虚幻。在性与爱的错位中,她最终没能抵挡住孤独的内心对爱的渴望,柔弱的情感最终没能抗拒易先生虚幻的爱的诱惑。在又一次性与爱的错位中,她不仅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且还失去了自己的个人荣誉,由抗日英雄沦为民族叛徒。作者张爱玲曾说过:“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电影《色·戒》正是折射了作者本人没落的贵族家世和父母失和的身世所蕴含的人世无常的冷暖与苍凉和孤独情感。幸福是偶然的,不幸是必然的。
  
  四、“物哀”的改编与接受——“物哀”之美的变异
  
  电影《色·戒》中虚幻缥缈的爱与苍凉悲哀的情感互相交融。它带给我们的审美意义和中国传统文学的道德审美是相异的。“物哀”之美并不依附于永恒的存在,而与死亡相连。因此当王佳芝虽然在情感与责任的矛盾冲突中,最终放弃了责任而变节,但她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中所吐出的一字千钧的“快走”,带给观众更多的是对她艰难选择的惋惜、怜悯与同情,而不是愤恨,因为她的这一选择和死亡是相伴随的。她弄假成真的非理性之爱所伴随的死亡带给观众的是深重的悲哀,观众在悲悯的情感宣泄中完成了自身审美情感的净化,同时也体现了影片和原作所追求的“物哀”美学精神。
  但是,这种异于中国传统文学的道德审美批评主流的美学精神,在影片的现实接受中遇到的是一种“物哀”式的尴尬。无论是导演对原作的改编,还是观众的接受,他们都强化了原作中一笔带过的“通向女人内心的是阴道”的情色性。这导致了对于该影片所出现的猎奇性观看和道德批判性评论。在影片结尾处,李安对张爱玲原作进行了又一改编,原作中特务头子易先生在“无毒不丈夫”的信条激励下果断处决了王佳芝,而且安慰自己“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没有儿女情长的无奈与不舍。从而更加重了王佳芝非理性之爱的悲剧性。但影片中却是易先生的秘书告诉易先生,王佳芝所参与的暗杀计划早已被日本宪兵队所掌控。杀人如麻惯为猎人的特务头子易先生此时顿生寒意,沦为汉奸后一直与恐惧和孤独相伴的易先生最终也难逃成为诱饵和猎物的角色。在无奈与不舍中,易先生无法左右自己命运般地处决了王佳芝以求自保,同时也继续与恐惧和孤独相伴。这一改编减弱了王佳芝关键时刻变节所带来的危害性,增强了王易二人虚幻之爱的真实性,达到了对中国传统主流审美批评的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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