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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
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余秀华火了，并且，火得一发不可收拾，朋友圈、微博话题、报纸、网站、杂志、电视台……没有不被这个农村女诗人刷屏的地方，在这个被信息裹挟的时代，想屏蔽这些，都难，想不知道余秀华是谁，更难。
“脑瘫”“农村”“妇女”“诗人”，在这个随时都渴望眼球的时代，可以说，余秀华的这些“标签”，无论哪一个，都可以掀起一阵喧嚣，而这些加在一起的效果，就是这份喧嚣搅动了大半个中国。从余秀华本人，到她的家庭、村庄，再到首都北京，还有那从四面八方追赶来的记者，都在这场喧嚣中持续加火，以至于想获得点平静和安宁，都难。
喧嚣和热闹，终将过去，余秀华坚信这一点，只不过，时间长短而已。我们也相信，再火热的东西，过后，能留下的东西，其实很少。但是，对于“余秀华热”过后留下的东西，我们却格外在乎，因为，我们一向关注每一件和农村相关的事和每一位与农村相关的人。对于这位“农村妇女”的关注，我们不妨从一个起点开始。
“我写的第一首诗的名字是《印痕》，写在1998年，说我自己在泥水里匍匐行走，现在想来，几乎预言了一生的命运。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也许拿起笔来想的就是这个。我的第一个读者是我自己，我觉得这就是诗歌了，也没给别人看过。”
这就是余秀华的一个起点。无论是在故乡横店村，还是在她的日常生活中，余秀华都没有读者。多年来，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或者说，她的创作，需要这样孤芳自浸的自我对话，以前是，现在是，今后，还是。
故乡
2015年2月7日，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一个水塘密布的毫不起眼的村庄，田间小路，曲折而有些颠簸。田野在冬天显得格外萧瑟，冬小麦和油菜稀稀落落地长出地面。一看就“不富裕”，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湖北农村。
但是现在，这个横店村比“大名鼎鼎”的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的横店村出名，虽然那个横店村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中国拍片最多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被誉为“中国好莱坞”。但是，它都不及这个横店村“有名”，因为，这个横店村，有余秀华。
“一年365天，好戏天天有，明星处处见。”这是对那个横店村的描述，宾馆、酒店、商场，生意兴旺，往来的人群中，有剧组工作人员，有明星，有追星族，还有记者和游客，人气之旺，可想而知。
但是，余秀华所在的横店村，在被各路记者和“上面的人员”连番“轰炸”半个多月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鸡鸣、狗吠以及麻将声。当然，也有不平静的热闹时候，那就是临近年关，村里留守的老人、媳妇和孩子，都在忙乱而欣喜地准备着各种各样的年货，等着在外打工的男人们回家的脚步。这种等待，漫长而近乎“黑暗”，但是却很宁静，也会不时地被村里几声杀猪宰羊的声音所打破，但是会很短。
“外面再波涛汹涌，这里终会恢复宁静”，这就是，这里永恒的主题。
5间平房两道门，1983年建的，两个垂下的箩筐盛放着细瘦的菠菜和萝卜，这是余秀华的家，冬日阳光煦暖，房前的湖水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屋子有些破旧，但却干干净净。平日里，余秀华常常拿着扫帚扫地，和常人无异。因为残疾，她走路摇摇晃晃，说话也模糊不清，但干起活来，骨子里就透着农村妇女的干练和吃苦耐劳。
在月光里静默的麦子
它们之间轻微的摩擦
就是人间万物在相爱了
如何在如此的浩荡里，找到一粒白住进去？
深夜，看见父亲背着月亮吸烟
——那个生长过万顷麦子的脊背越来越窄了
父亲啊，你的幸福是一層褐色的麦子皮
痛苦是纯白的麦子心
我很满意在这里降落
如一只麻雀儿衔着天空的蓝穿过
如果不是读到余秀华的这首《麦子黄了》，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有些残疾的农村妇女，有如此丰富的内心，并能用这种凝练和浓缩的方式表达。余秀华说，她看到了自己家门口的麦子黄了，而我，看到的却是汉江平原上一块被各种杂物裹挟却依旧能露出亮光的“金子”，那是余秀华本人。
只是可惜，在横店村，扫地、割草、喂兔子的余秀华，大家都认识，但是写诗的余秀华，大家都不认识。“字都认识，但不知道她写的啥，你说，她写得行不行啊？”在村口的小卖部，一位村民说，被媒体报道后，大家才知道，余秀华写的原来是诗。
即便如此，余秀华从未觉得她与横店的人“格格不入”，“无非是我写了很多的诗，他们打了很多的麻将。”她说。小卖部是余秀华经常去的地方，看人下棋、打麻将，一下午就过去了，时间正好，不快也不慢。但她对横店村的这种生活，爱恨交织，充满矛盾。
“小时候很喜欢放牛，现在山也没有了，牛也没有了。”余秀华说。从横店村头往余秀华家的方向，本来有一片山，曾经有很多松树，在上世纪90年代时被毁林开荒了。“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以后还要死在这里，它给了我一个归属。但是这个地方又不是那么好，偏僻穷困，我爱它，又想摆脱它。”在余秀华的诗中，横店村是一个常见的意象。水稻，大豆，芝麻，高粱;布谷鸟，喜鹊，黄鹂，八哥;盛开的桃花，牵牛花，油菜花 ;蓝天、云朵，还有“浩荡的春风”。她都写过，都带给了她无限的灵感。
“她从不吝啬于讴歌每一个卑微的生命，因为她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就像‘怀孕的老鼠，刚出壳的麻雀和野鸡’一样，躲藏在稻田中，获得食物与安全感，也同样是这富饶的田野的一部分。在余秀华心中，横店就是美丽而丰饶的庇护所，有着‘原野’般广阔的胸怀，接纳她，哺育她。尽管她不完美，但故乡没有嫌弃她。”有人这样写道。
生活
余秀华的家在江汉平原的西部边缘，石牌乡最出名的是豆腐，全乡有3万多人外出做豆腐。与很多中国的农村一样，横店村里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打工赚回的钱，给孩子交了学费，给家里起了新屋，延续着村庄表层的生命力。余秀华的父母，也都是最普通的农民，耕种着七八亩土地，一茬麦子，一茬水稻。为了多赚点钱，父亲余文海还包下了一片鱼塘。平时冬天，他要去邻近的地方打零工，主要是帮人做水渠的防水。她的弟弟在钟祥市当数学老师，基本脱离了乡村生活。一家务农，每年有2万多元的收入，日子过得艰辛。 洗衣服、烧柴，这是余秀华能做的简单家务，去年，家里买了几十只兔子，让余秀华养。余秀华很爱兔子，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喂兔子，然后再自己吃饭。但是她火后，兔子接二连三地死去，她还开玩笑说，是人多带来了病菌。
余文海说，女儿小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日记，她幻想自己在出生时就死去了，父母号啕痛哭，阎王爷看他们可怜，便将她放回了人间，代价是无法正常地行走。有人认为，这种与生俱来的痛楚与不公感，无从化解，无法回避，成为余秀华诗歌的母题——“这个身体，把我在人间驮了38年了，相依为命，相互憎恨。”
刚读小学时，余文海背着余秀华去上学，后来又用棍子支起滑轮，做了个类似于学步车的工具，小学高年级时用拐杖。而读中学时，比她小两岁的弟弟载着她上学。余秀华说，小时候的经历，自己大都忘了。母亲周金香说，小时候她被其他小朋友嘲笑过身体的疾病。“那肯定会受伤害，过去就过去了，依然在一起玩。”余秀华说。
其实，余秀华的文化程度“不高”，只念完了高二，就退学了。引爆点是老师看不懂她作文的字，给了零分。“其实，我也考不上大学，就不想再念了。”余秀华说。因为写字困难，当别的同学已经做完考卷时，她往往只能完成70%。
那是在1995年，余秀华退学、开店和结婚。父亲盘下了村里的一家杂货店，让女儿去看着，等于给她找了工作。但余秀华脾气不好，客人来砍价，她便不理。实际上，她能干的事情并不多。晚上还要父亲住到店里，看守货物，店没开多久就关门了。之后，有人介绍了一个四川小伙子做余家的“上门女婿”，父母觉得这男人老实，便答应了，但余秀华有自己的想法，“反正他又不是与我结婚的，是和我这个家庭结婚的”。
当然，余秀华也想到过“逃离”，对人，对事，也对故乡。“人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枯燥单调。远方的诗比近处的诗更有想象。”她说。当然，她也不止一次地行动过。2012年，在残协的组织下，余秀华去温州的一家福利工厂工作一个月。那是她唯一的一次打工经历。母亲周金香拎着行李，送她去荆门坐上直达大巴车。“她自己连20斤的重量都提不起，自己的衣服也无法洗干净。”周金香说。在温州，工厂给她安排最简单的活，为皮包修剪皮料，她每天都要加班到夜里零点才能完成。实际上，那次打工只维持了不到一个月，新奇劲儿还没过，她就被父亲叫回家了。“他不放心我，而且我手慢，挣不了钱。”那次打工，余秀华不仅没拿到工资，还白贴了两趟路费。来回40个小时硬座，302元钱。但是，在异乡，余秀华第一次感觉自己有了故乡，并写了一首诗《在异乡失眠》。
而2013年春天，余秀华又打算出门打工。但因为晚了一天，她能做的工种被别人占了，没有成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儿子要参加高考。虽然她自认为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有她在，儿子就会安心。
由于身体的原因，余秀华无法种地，养不了鱼，只能喂兔子。烧火做饭、扫地喂猪、看稻场剥棉花、看书写作，这就是余秀华的生活，乐观而辛酸，但是都很平静。这在村民眼里，有另一番评价，“有父母养着、不用做农活、整天上网。”他们觉得，余秀华是幸福的。但是在余秀华心里，她既挣脱不了那片土地对她的束缚，也没办法彻底融入，对于土地，她常常觉得自己是“没用”的，怀疑自己是个“包袱”和“麻烦”。只有在诗歌中，她才可以在故乡自由地飞翔与流浪。
诗歌
“我眼里的诗歌没有样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喜欢上诗歌，喜欢就是喜欢，没有为什么，如同你喜欢一个男人。”余秀华说。于她而言，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与其说与病有关系，不如说与生活有关系。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爱好，别人打麻将的时候，我写字看书，快乐是一样的。”她说。
因为脑瘫，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她要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用最大力气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所以，当余秀华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她选择了诗歌。
余秀华的书柜和衣柜里都有一些书，但不多，包括里尔克、北岛、徐志摩和席慕蓉的诗集。雷平阳是他最喜爱的当代诗人。她没有钱买更多的书，大量阅读是通过网络下载到手机上完成的。莫言获奖后，她就把莫言的小说下载到手机上，在狭小的屏幕上，一点点吃力地读完。在某种意义上，诗歌是她的精神寄托，甚至终极关怀。她曾经写道：“我一直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但是我所有的抗争都落空，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它的劣根性。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沒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确实，余秀华在平静的时候写诗，写诗会让她平静。“那些词语会自己蹦出来。”但读过她诗的人，大多认为，她的诗无法给人带来平静，充满了抗争、愤怒、悲悯和痛苦。就像《诗刊》编辑刘年所评价的：“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2014年秋天的一个午后，1200多公里外的刘年和余秀华的诗相遇了。那些博客里的句子，给昏昏欲睡的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他飞快地填下稿签：“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不管不顾的爱，刻骨铭心的痛/让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让人对上天和女人，肃然起敬。”心情好的时候，刘年写稿签会像写诗一样，分行排列。
随后，刘年在《诗刊》2014年9月下半月刊“双子星座”栏目重点推出余秀华组诗《在打谷场上赶鸡》及随笔《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刘年还特意为她的诗附了上述稿签。
2014年12月，刘年的同事彭敏给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打电话，说想在人民大学举办一场诗歌朗诵会。主题为“日常生活，惊心动魄”，选择了5位诗人，第一个就是余秀华。《我养的狗，叫小巫》，就是余秀华朗诵的诗。杨庆祥被这首诗打动了，答应帮助组织这场活动。那天晚上，在颤抖中、哽咽中余秀华读完了她的诗。掌声雷动，现场极其热烈，五人朗诵会差点变成了她一个人的专场。
2015年1月13日，旅美作家沈睿在微信公号“民谣与诗”上发布文章《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并称她为“中国的艾米丽·迪肯森（美国现代诗歌代表人物，又译艾米莉·狄金森）”。自此，余秀华的诗彻底引爆了社交媒体。
“她的诗完全是从内心里出来到我内心里去的，是用灵魂和生命写出来的诗。”刘年说。在编后记《诗歌，是人间的药》中，刘年写道：“人间有各种病症，所以人类才发明了诗歌。”“她的诗歌写出了这种‘痛感’，即悲悯苍生。如果面对那么多的不公正，你依旧无动于衷，肯定是不道德的。余秀华之所以会红，是因为诗坛里最缺的东西就是这种痛感。尤其是女诗人很少能写出这种痛感，她去补了这个缺。我甚至觉得，除了她，中国所有女诗人都写不出这种痛感。”刘年说。
这些年，余秀华写了两千多首诗，有的被人喜欢，有的被称为流水账。但余秀华都不在乎，“诗歌不过是我摇摇晃晃地在人间走动时的一根拐杖。”她说。如果不是刘年的偶然发现，余秀华可能依旧在乡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割草、喂兔子、写诗。
村里的公路是四通八达的，只是路面窄了一些，余秀华的家靠近村公路，有一条窄窄的碎石路连着。每年夏天，碎石路两旁长满蒿草，间或一两株南瓜、豆角。余秀华觉得，这些乡间的植物最为幸福，它们享受着最好的阳光，一点一点享受，一点一点老去也值。“好好过日子，好好写诗歌。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余秀华说。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
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余秀华火了，并且，火得一发不可收拾，朋友圈、微博话题、报纸、网站、杂志、电视台……没有不被这个农村女诗人刷屏的地方，在这个被信息裹挟的时代，想屏蔽这些，都难，想不知道余秀华是谁，更难。
“脑瘫”“农村”“妇女”“诗人”，在这个随时都渴望眼球的时代，可以说，余秀华的这些“标签”，无论哪一个，都可以掀起一阵喧嚣，而这些加在一起的效果，就是这份喧嚣搅动了大半个中国。从余秀华本人，到她的家庭、村庄，再到首都北京，还有那从四面八方追赶来的记者，都在这场喧嚣中持续加火，以至于想获得点平静和安宁，都难。
喧嚣和热闹，终将过去，余秀华坚信这一点，只不过，时间长短而已。我们也相信，再火热的东西，过后，能留下的东西，其实很少。但是，对于“余秀华热”过后留下的东西，我们却格外在乎，因为，我们一向关注每一件和农村相关的事和每一位与农村相关的人。对于这位“农村妇女”的关注，我们不妨从一个起点开始。
“我写的第一首诗的名字是《印痕》，写在1998年，说我自己在泥水里匍匐行走，现在想来，几乎预言了一生的命运。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也许拿起笔来想的就是这个。我的第一个读者是我自己，我觉得这就是诗歌了，也没给别人看过。”
这就是余秀华的一个起点。无论是在故乡横店村，还是在她的日常生活中，余秀华都没有读者。多年来，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或者说，她的创作，需要这样孤芳自浸的自我对话，以前是，现在是，今后，还是。
故乡
2015年2月7日，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一个水塘密布的毫不起眼的村庄，田间小路，曲折而有些颠簸。田野在冬天显得格外萧瑟，冬小麦和油菜稀稀落落地长出地面。一看就“不富裕”，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湖北农村。
但是现在，这个横店村比“大名鼎鼎”的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的横店村出名，虽然那个横店村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中国拍片最多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被誉为“中国好莱坞”。但是，它都不及这个横店村“有名”，因为，这个横店村，有余秀华。
“一年365天，好戏天天有，明星处处见。”这是对那个横店村的描述，宾馆、酒店、商场，生意兴旺，往来的人群中，有剧组工作人员，有明星，有追星族，还有记者和游客，人气之旺，可想而知。
但是，余秀华所在的横店村，在被各路记者和“上面的人员”连番“轰炸”半个多月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鸡鸣、狗吠以及麻将声。当然，也有不平静的热闹时候，那就是临近年关，村里留守的老人、媳妇和孩子，都在忙乱而欣喜地准备着各种各样的年货，等着在外打工的男人们回家的脚步。这种等待，漫长而近乎“黑暗”，但是却很宁静，也会不时地被村里几声杀猪宰羊的声音所打破，但是会很短。
“外面再波涛汹涌，这里终会恢复宁静”，这就是，这里永恒的主题。
5间平房两道门，1983年建的，两个垂下的箩筐盛放着细瘦的菠菜和萝卜，这是余秀华的家，冬日阳光煦暖，房前的湖水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屋子有些破旧，但却干干净净。平日里，余秀华常常拿着扫帚扫地，和常人无异。因为残疾，她走路摇摇晃晃，说话也模糊不清，但干起活来，骨子里就透着农村妇女的干练和吃苦耐劳。
在月光里静默的麦子
它们之间轻微的摩擦
就是人间万物在相爱了
如何在如此的浩荡里，找到一粒白住进去？
深夜，看见父亲背着月亮吸烟
——那个生长过万顷麦子的脊背越来越窄了
父亲啊，你的幸福是一層褐色的麦子皮
痛苦是纯白的麦子心
我很满意在这里降落
如一只麻雀儿衔着天空的蓝穿过
如果不是读到余秀华的这首《麦子黄了》，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有些残疾的农村妇女，有如此丰富的内心，并能用这种凝练和浓缩的方式表达。余秀华说，她看到了自己家门口的麦子黄了，而我，看到的却是汉江平原上一块被各种杂物裹挟却依旧能露出亮光的“金子”，那是余秀华本人。
只是可惜，在横店村，扫地、割草、喂兔子的余秀华，大家都认识，但是写诗的余秀华，大家都不认识。“字都认识，但不知道她写的啥，你说，她写得行不行啊？”在村口的小卖部，一位村民说，被媒体报道后，大家才知道，余秀华写的原来是诗。
即便如此，余秀华从未觉得她与横店的人“格格不入”，“无非是我写了很多的诗，他们打了很多的麻将。”她说。小卖部是余秀华经常去的地方，看人下棋、打麻将，一下午就过去了，时间正好，不快也不慢。但她对横店村的这种生活，爱恨交织，充满矛盾。
“小时候很喜欢放牛，现在山也没有了，牛也没有了。”余秀华说。从横店村头往余秀华家的方向，本来有一片山，曾经有很多松树，在上世纪90年代时被毁林开荒了。“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以后还要死在这里，它给了我一个归属。但是这个地方又不是那么好，偏僻穷困，我爱它，又想摆脱它。”在余秀华的诗中，横店村是一个常见的意象。水稻，大豆，芝麻，高粱;布谷鸟，喜鹊，黄鹂，八哥;盛开的桃花，牵牛花，油菜花 ;蓝天、云朵，还有“浩荡的春风”。她都写过，都带给了她无限的灵感。
“她从不吝啬于讴歌每一个卑微的生命，因为她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就像‘怀孕的老鼠，刚出壳的麻雀和野鸡’一样，躲藏在稻田中，获得食物与安全感，也同样是这富饶的田野的一部分。在余秀华心中，横店就是美丽而丰饶的庇护所，有着‘原野’般广阔的胸怀，接纳她，哺育她。尽管她不完美，但故乡没有嫌弃她。”有人这样写道。
生活
余秀华的家在江汉平原的西部边缘，石牌乡最出名的是豆腐，全乡有3万多人外出做豆腐。与很多中国的农村一样，横店村里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打工赚回的钱，给孩子交了学费，给家里起了新屋，延续着村庄表层的生命力。余秀华的父母，也都是最普通的农民，耕种着七八亩土地，一茬麦子，一茬水稻。为了多赚点钱，父亲余文海还包下了一片鱼塘。平时冬天，他要去邻近的地方打零工，主要是帮人做水渠的防水。她的弟弟在钟祥市当数学老师，基本脱离了乡村生活。一家务农，每年有2万多元的收入，日子过得艰辛。 洗衣服、烧柴，这是余秀华能做的简单家务，去年，家里买了几十只兔子，让余秀华养。余秀华很爱兔子，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喂兔子，然后再自己吃饭。但是她火后，兔子接二连三地死去，她还开玩笑说，是人多带来了病菌。
余文海说，女儿小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日记，她幻想自己在出生时就死去了，父母号啕痛哭，阎王爷看他们可怜，便将她放回了人间，代价是无法正常地行走。有人认为，这种与生俱来的痛楚与不公感，无从化解，无法回避，成为余秀华诗歌的母题——“这个身体，把我在人间驮了38年了，相依为命，相互憎恨。”
刚读小学时，余文海背着余秀华去上学，后来又用棍子支起滑轮，做了个类似于学步车的工具，小学高年级时用拐杖。而读中学时，比她小两岁的弟弟载着她上学。余秀华说，小时候的经历，自己大都忘了。母亲周金香说，小时候她被其他小朋友嘲笑过身体的疾病。“那肯定会受伤害，过去就过去了，依然在一起玩。”余秀华说。
其实，余秀华的文化程度“不高”，只念完了高二，就退学了。引爆点是老师看不懂她作文的字，给了零分。“其实，我也考不上大学，就不想再念了。”余秀华说。因为写字困难，当别的同学已经做完考卷时，她往往只能完成70%。
那是在1995年，余秀华退学、开店和结婚。父亲盘下了村里的一家杂货店，让女儿去看着，等于给她找了工作。但余秀华脾气不好，客人来砍价，她便不理。实际上，她能干的事情并不多。晚上还要父亲住到店里，看守货物，店没开多久就关门了。之后，有人介绍了一个四川小伙子做余家的“上门女婿”，父母觉得这男人老实，便答应了，但余秀华有自己的想法，“反正他又不是与我结婚的，是和我这个家庭结婚的”。
当然，余秀华也想到过“逃离”，对人，对事，也对故乡。“人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枯燥单调。远方的诗比近处的诗更有想象。”她说。当然，她也不止一次地行动过。2012年，在残协的组织下，余秀华去温州的一家福利工厂工作一个月。那是她唯一的一次打工经历。母亲周金香拎着行李，送她去荆门坐上直达大巴车。“她自己连20斤的重量都提不起，自己的衣服也无法洗干净。”周金香说。在温州，工厂给她安排最简单的活，为皮包修剪皮料，她每天都要加班到夜里零点才能完成。实际上，那次打工只维持了不到一个月，新奇劲儿还没过，她就被父亲叫回家了。“他不放心我，而且我手慢，挣不了钱。”那次打工，余秀华不仅没拿到工资，还白贴了两趟路费。来回40个小时硬座，302元钱。但是，在异乡，余秀华第一次感觉自己有了故乡，并写了一首诗《在异乡失眠》。
而2013年春天，余秀华又打算出门打工。但因为晚了一天，她能做的工种被别人占了，没有成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儿子要参加高考。虽然她自认为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有她在，儿子就会安心。
由于身体的原因，余秀华无法种地，养不了鱼，只能喂兔子。烧火做饭、扫地喂猪、看稻场剥棉花、看书写作，这就是余秀华的生活，乐观而辛酸，但是都很平静。这在村民眼里，有另一番评价，“有父母养着、不用做农活、整天上网。”他们觉得，余秀华是幸福的。但是在余秀华心里，她既挣脱不了那片土地对她的束缚，也没办法彻底融入，对于土地，她常常觉得自己是“没用”的，怀疑自己是个“包袱”和“麻烦”。只有在诗歌中，她才可以在故乡自由地飞翔与流浪。
诗歌
“我眼里的诗歌没有样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喜欢上诗歌，喜欢就是喜欢，没有为什么，如同你喜欢一个男人。”余秀华说。于她而言，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与其说与病有关系，不如说与生活有关系。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爱好，别人打麻将的时候，我写字看书，快乐是一样的。”她说。
因为脑瘫，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她要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用最大力气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所以，当余秀华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她选择了诗歌。
余秀华的书柜和衣柜里都有一些书，但不多，包括里尔克、北岛、徐志摩和席慕蓉的诗集。雷平阳是他最喜爱的当代诗人。她没有钱买更多的书，大量阅读是通过网络下载到手机上完成的。莫言获奖后，她就把莫言的小说下载到手机上，在狭小的屏幕上，一点点吃力地读完。在某种意义上，诗歌是她的精神寄托，甚至终极关怀。她曾经写道：“我一直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但是我所有的抗争都落空，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它的劣根性。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沒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确实，余秀华在平静的时候写诗，写诗会让她平静。“那些词语会自己蹦出来。”但读过她诗的人，大多认为，她的诗无法给人带来平静，充满了抗争、愤怒、悲悯和痛苦。就像《诗刊》编辑刘年所评价的：“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2014年秋天的一个午后，1200多公里外的刘年和余秀华的诗相遇了。那些博客里的句子，给昏昏欲睡的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他飞快地填下稿签：“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不管不顾的爱，刻骨铭心的痛/让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让人对上天和女人，肃然起敬。”心情好的时候，刘年写稿签会像写诗一样，分行排列。
随后，刘年在《诗刊》2014年9月下半月刊“双子星座”栏目重点推出余秀华组诗《在打谷场上赶鸡》及随笔《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刘年还特意为她的诗附了上述稿签。
2014年12月，刘年的同事彭敏给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打电话，说想在人民大学举办一场诗歌朗诵会。主题为“日常生活，惊心动魄”，选择了5位诗人，第一个就是余秀华。《我养的狗，叫小巫》，就是余秀华朗诵的诗。杨庆祥被这首诗打动了，答应帮助组织这场活动。那天晚上，在颤抖中、哽咽中余秀华读完了她的诗。掌声雷动，现场极其热烈，五人朗诵会差点变成了她一个人的专场。
2015年1月13日，旅美作家沈睿在微信公号“民谣与诗”上发布文章《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并称她为“中国的艾米丽·迪肯森（美国现代诗歌代表人物，又译艾米莉·狄金森）”。自此，余秀华的诗彻底引爆了社交媒体。
“她的诗完全是从内心里出来到我内心里去的，是用灵魂和生命写出来的诗。”刘年说。在编后记《诗歌，是人间的药》中，刘年写道：“人间有各种病症，所以人类才发明了诗歌。”“她的诗歌写出了这种‘痛感’，即悲悯苍生。如果面对那么多的不公正，你依旧无动于衷，肯定是不道德的。余秀华之所以会红，是因为诗坛里最缺的东西就是这种痛感。尤其是女诗人很少能写出这种痛感，她去补了这个缺。我甚至觉得，除了她，中国所有女诗人都写不出这种痛感。”刘年说。
这些年，余秀华写了两千多首诗，有的被人喜欢，有的被称为流水账。但余秀华都不在乎，“诗歌不过是我摇摇晃晃地在人间走动时的一根拐杖。”她说。如果不是刘年的偶然发现，余秀华可能依旧在乡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割草、喂兔子、写诗。
村里的公路是四通八达的，只是路面窄了一些，余秀华的家靠近村公路，有一条窄窄的碎石路连着。每年夏天，碎石路两旁长满蒿草，间或一两株南瓜、豆角。余秀华觉得，这些乡间的植物最为幸福，它们享受着最好的阳光，一点一点享受，一点一点老去也值。“好好过日子，好好写诗歌。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余秀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