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以一姓王朝而论，南宋自然是北宋的延续。作为南宋第一代君主，宋高宗乃北宋徽宗之子，钦宗之弟，比起东汉光武帝之于西汉帝系，血脉上正宗得多。在政治制度与祖宗家法上，南宋也一脉相承地沿袭北宋，未见有全局性与颠覆性的更革。
　　然而，倘若仔细推究，在立国形态上，南宋与金朝的对峙，相较北宋与辽朝的对峙，从表象看似乎相似，实际上却大异其趣。在生存空间上，南宋疆域远比北宋来得局促逼仄，仅及北宋五分之三;在军事形势上则险要尽失，金朝的战力气势也更胜于辽朝，致使南宋始终处于金骑南牧的严重威胁之下。这种严峻的外部环境迫使南宋王朝在内外政策上应激性地做出重大的调整。对外，更加缺乏自信;对内，更加强化专权独裁。在政治文化上，与北宋全盛期相比，南宋也有明显的改变，致使有史家认为，“看官僚的政治作风，南宋也许是定型的关键期，以后各朝，始终没有改变这形态”。
　　在《中国转向内在》里，刘子健别具只眼，在论述了南北宋根本性差异后指出：“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他先是追溯“1100年左右，倒数第二任皇帝徽宗开始滥用皇权，最终导致了北宋的悲剧性灭亡”，继而断言“通向改革大道的门紧闭着，中兴之主关上了它”。在他看来，中国转向内在的最终推手就是号称中兴之主的宋高宗。
　　北宋立国，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逐渐进入最成熟的发展期，构建起包括对君权、相权与监察权等中枢权力的制约机制，使其免于滑向专制极权主义。在宋代文官体制下，这种制约机制带来的运营成本之高与行政效率之低，是毋庸赘言的。
　　在应对南渡初期存亡危局时，这种受到制衡的君权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症状。面对内外大变局，宋高宗对“人主之权在乎独断”尤其有着清醒认识与高度自觉，出于向金朝乞和的政治诉求与对已收兵权的统一指挥，他迫不及待地谋求逆转既有的中枢权力制衡结构。
　　而由皇帝与其钦定的唯一代理人掌控相权的独裁模式，则足以彻底阻断其他官僚介入朝廷大政的决策程序，而仅仅以执行者存在，君主的独裁意志却能借由官僚系统而畅行无阻。
　　正是在绍兴前期中枢权力的制衡博弈中，宋高宗经过权衡得失与深思熟虑，最后选择了秦桧。宋高宗绝非庸弱之君，他需要有一个言听计从而强干有力的权相帮他打理和议体制确立前后的一干棘手政事，包括打击异见的势力，压制非议的舆论，都由他去策划执行，成则“圣意”独断，败则宰相代罪。总之，秦桧之为权相，完全出自宋高宗的授权。这对君相的权力关系，刘子健精准概括为“君权独运，权相密赞”。也就是说，他俩虽然互为倚用，但秦桧的相权出自宋高宗的授予，两者的权力边界与地位安顿得十分明确。秦桧把宋高宗捧成“纯王”，自己自诩“王佐”，正是对这种关系的准确定位。包括岳飞冤案在内，若没有宋高宗认可，秦桧绝无决断的可能。在宋高宗与秦桧的权力交易中，最终赢家是宋高宗，跪在岳飞墓前遭世代唾骂的铁像中没有宋高宗，也许不失为最好的证明。
　　南渡以后，以秦桧为代表的新权门集团完成了权力与财富的新一轮掠夺，与北宋晚年以蔡京为代表的权门集团相比，完全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蔡京为首的权门集团借变法之名行敛财之实，致使民众对所谓变法早已彻底失望。尽管南渡以后的内外危局，更需要有勇于变革的精神与举措去应对，但变法已由于蔡京集团的倒行逆施而沦为一种负资产。宋高宗一度容忍赵鼎一派对变法追随者蔡京之流的批判，浅层原因即在于此，深层动机却意在关闭任何变革之门。绍兴八年，宋高宗引用“利不百，不变法”的古训，反对改易法度，亮出了他对改革的基本态度。
　　如果说，绍兴体制确立之前，基于南宋政权立足未稳，变法或改革尚缺乏可行的环境与条件;但绍兴体制确立后，宋高宗与秦桧预期的内外安全目标已经达到，他们倘若真正志在中兴，已经具备了变革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然而，就在绍兴体制确立当年，这对君相的反变革立场愈发不容置疑。宋高宗明确宣布：“祖宗之法，思虑已精审，讲究已详备，不必改作，天下自治。”秦桧随即附和：“天下本无事，宜遵成宪为善。”高宗追加说“小人喜更法”，把试图改革者一概打入了“小人”行列。由此可见，仅仅以宋金对峙远比宋辽对峙更为严峻吃紧，来推论改革大门何以被重重关闭，显然不够全面，还应从绍兴体制的独裁性上去追究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宋高宗与秦桧所谓的“小人”，显然将他们深为忌惮的政治异见者包括在内。倘若重启任何变革，就必须容许持不同政见的官僚士大夫重新“讲究”乃至“改作”既定的国是，他们苦心经营的独裁体制将受到公开的质疑与挑战，这是这对君相绝不容许出现的局面。
　　绍兴体制并未随着宋高宗的禅位与去世而寿终正寝，这一体制实际上与南宋相始终。正是绍兴体制彻底关闭了变革之门，整个南宋，不仅再未出现过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那样的统治集团改革运动;甚至未见任何在朝的政治派别再度公开鼓吹变法，他们至多在祖宗家法的原有箩筐里各取所需地寻找言论资源。这种“老调子已经唱完”的局面，死气沉沉地苟延到南宋的覆灭。
　　（摘自《读好书》）

“谦下敬畏”才能无往不胜

　　◇ 杨秀礼
　　老子要归隐的消息传开后，一路上大小诸侯、地方官员竞相请教和挽留。
　　这天，老子来到尹喜镇守的关口。“先生是为躲避战祸而来，又为躲避战祸而去。不知可有赐教？”尹喜问。
　　老子说：“战争是不祥之物，不是有道君子所应掌握的治国之器。大型戰争过后，凶灾之年便会接踵而来。而由战争引发的各种生产、生活失序，要完全恢复过来，是要很长时间的。”
　　尹喜回话：“但战争的胜利，是可以收获巨大福利的。比如，别国军事、政治的臣服可以壮大自己的国势，连年的朝贡也可满足自己的财富需求。”
　　“这就是战争发生的根源之一。无止限的追求是可以让人心生狂念的。”老子说道。
　　尹喜说：“即使我们知道战争的危害，但有敌人来犯城关时，不知先生有何赐教？”
　　老子解释，“战争是肯定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我听闻的用兵之道常说，我方不敢主动挑起战争，但也应积极备战应战，更不能轻敌。”老子举例：“宋襄公可谓正人君子，曾有让国于庶兄之美誉，但在试图称霸会盟诸侯之时，竟然不带军队，最后被会盟谈判的对手楚国轻易捕捉囚禁，经人调停才得以回国。随后，他发动泓水之战，不总结教训，依然迂阔轻敌，最终落得个兵败身死。善于带兵的人，不逞武夫之勇;善于作战的人，不逞一时之气;善于胜敌的人，不与敌人斗争纠缠。所谓战是为了不战，要见好就收，取得预期的战果就行了，不能依仗强大的军力而好战逞强。战争难免会有死伤。夸耀战争胜利，就像夸耀杀人，是不可能得志于天下的。只有心存谦下敬畏之德，才能真正无往不胜！”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