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之怠

　　贞元四年（788 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德宗外出长安城打猎，偶然来到一个叫赵光奇的乡民家里。显然，这是一个展现领导亲民爱民作风的好机会。唐德宗和颜悦色地询问赵光奇：“百姓乐乎？”皇帝问老百姓还高兴吗？潜台词当然也就是问对国家、对皇帝还满意吗？
　　唐德宗之所以这么问，是有底气的。因为这一年天下丰稔，是近年来未有之盛况。由于粮食大收，朝廷甚至下令在丰收地区实行和籴政策。想来此时的唐德宗，正满心欢喜地等待赵光奇说一些皇恩浩荡、今上圣明之类的话吧？
　　不想赵光奇却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回答：“不乐。”
　　事情无疑超出了唐德宗的预料，尴尬的唐德宗只好继续问：“今岁颇为丰收，百姓为何不乐？”赵光奇说：“国家政令已失去了信誉！之前实行两税法，说两税之外再无其他赋税徭役，但现在两税之外的征收已远超过两税本身。如今粮食丰收了就说要和籴，但实际上就是强取，老百姓一个钱都没见到。还有，一开始说官家购粮只需在道旁交纳，后来又让我们送往京西行营，路程动辄数百里，车摧马毙，百姓破产难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朝廷每次颁发诏书都说要优恤百姓，徒空文耳！圣主深居九重，怕是对这些情况皆未知之也！”
　　赵光奇这一番话很有意思。从他的回答里看不出他是否清楚唐德宗的身份。也许不知道，所以才有这一番直言不讳、义愤填膺的言语。也许知道，可能随行的人员早已提示过他，但他依然不为所动，冒着“触龙鳞”的风险，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也或许虽然没有人告诉他，但他从唐德宗一行人的排场隐约猜出这至少是一位“大官”，却佯作不知情，无所顾忌地把一腔愤懑倾泻而出。总之，这可以说是一位奇人，也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录这段对话时，郑重地写上赵光奇这么一位平民百姓的名字，使这个普通的小人物在青史上得以留名。
　　那么，唐德宗听了赵光奇的话，又是什么反应呢？史书没有记载，只是说，“上命复其家”，下令免除了赵光奇的赋税徭役。
　　显然，赵光奇的一番直言一定是让唐德宗大不快意，但又不能不有所回应，于是下令免除其赋役，匆匆结束了这一次谈话。可能在他心中，这也不失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既平息了眼前这个农户的怒火，又显示了自己虚心听取批评意见的大度。
　　然而，唐德宗的回应却让这段历史的记录者司马光大为不满。和赵光奇一样，司马光也毫不客气地表示了自己的批评：“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司马光接着解释：自古以来，人们所忧虑者，一是人君之泽壅塞不能下达，二是小民之情郁结无法上通。正是由于上下之间缺乏通道，才会有人君勤恤于上而百姓并不感念，百姓愁怨于下而人君毫不知情，最终导致国家离叛、百姓危亡。如今唐德宗好不容易因為游猎无意间来到农家，又遇上赵光奇既敢言且知民生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听了赵光奇的批评，唐德宗原本应当严肃查处相关部门搁置诏书隐瞒圣意、残虐下民、横征赋敛、盗匿公财的情况，至于左右亲近遮蔽下情、阿谀谄媚、“日称民间丰乐者”，还应当查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衿困苦、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也”！然而，唐德宗放着这些不做，却只满足于免除赵光奇一家赋役。司马光感叹：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岂能人人都有机会自言于天子而户户都得以免除赋役？也因此，唐德宗所谓的关心百姓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魏孝文帝之疏

　　其实，类似的情景在书中其他地方还出现过。
　　公元 493 年，北魏孝文帝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在从平城到洛阳的途中，见到不少残疾流离者，孝文帝当即下令停车，自己亲自下车慰劳，并要求对这些人给予衣食抚养终身。按说，这也是一桩亲民爱民的美事，然而司马光对此同样表达了不同意见。司马光说：人主和国家的关系，“譬犹一身”，远与近、朝与野都是相通的，但凡一国之内的事情，都应当在人主视野之中，因此才必须“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先王治政，还要堵住耳朵、蒙住双眼，为的就是不让自己只听到近处的声音、只看见眼前的东西，从而将视听及于更远的地方。孝文帝慰劳残疾流离者固然没错，但更应有的做法是命令相关部门将这一政策施于全国，使全国残疾流离者都能够受到恩惠。司马光最后同样感叹：孝文帝被认为是“魏之贤君”，况且如此，可见治国理政之不易啊。

大德与小惠之辩

　　司马光对孝文帝与唐德宗的批评，实质意思都是相同的。首先，需要指出，司马光并不是否定孝文帝慰劳残疾流离者、唐德宗免除赵光奇赋役的行为，他所强调的是，人君治国，不应满足于小恩小惠的施舍，而应顾大局、明大理、行大德。换言之，与其解决一两个问题，不如思考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与其关心一两个人，不如思考如何使政策惠及更多人群。毕竟，作为一国之君，他们的职责在于制定政策并督促官员落实，使全国百姓都能得惠，这才是真正的仁爱所在、仁政所在。
　　应当看到，司马光关于大德与小惠的评论，其时空背景与我们今天已有很大不同。如前所说，由于君主在古代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即所谓简在帝心、断在宸中，大政方针全由皇帝乾纲独决;同时，由于通讯、交通手段的限制以及为维护君权的神秘色彩，君主“深居九重”，也无法通过频繁的巡视出行亲自解决民生问题，因此，依靠制定政策以及选贤任能确保政令推行就成了君主治国理政最主要的方式。从这个角度上，大德无疑比小惠更为重要。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一方面，领导干部固然需要通过细节小事树立勤政务实、亲民为民的形象，消除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感，这也是实践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通过政策的普惠使群众都能得益、都能受惠，仍然是承担政策制定与实施职责的领导干部所必须重视的。事实上，从孝文帝与唐德宗只见小惠不及大德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司马光的批评确实是有所指、有道理的，也确实值得后人深思。（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