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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末.清初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中，通篇讲述着“人与自然”的契合关系，在《园冶》“冶叙”中他就强调：“余少负向禽志，苦为小草所绁。”随之引伸出“兹土有园，园有‘冶’”的哲学道理。在道教堪舆盛行的那个年代，这种自然哲理受到风水“相地、相宅、相树、相水…”的深刻影响而更加叠趣。本文以《园冶》为基线，展开对风水相“树”之事的探讨。
关键词：《园冶》哲学观； 风水相“树”； 六则
地球，自从有了生命以来，树就存在了。树，“五行”水生木也。它接天纳地，藏风聚气，融解阴阳，呼风唤雨，从而构成了自然界“万物之象”主体。人类与其同生共存，创造出很多“天序景象”。如树洞为穴、凿木为舟、立木为基、构木为车、架木为宅、枕木为道、雕木为器…。《管氏地理指蒙》卷八《阴阳释微》曰：“混沌开辟，江山延衰。融结阴阳，磅礴宇宙。冈骨既成，源脉已透。以钟形势，以通气候。以清以浊，以奇以偶。精积光芒，呈露星宿。以孽衰微，以孕福寿。”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造园家计成《园冶》的成著，正是我国风水堪舆最鼎盛时期，风水专著辈出。如秦朝黄石公《青囊经》，《黄石公三略》等；唐朝杨筠松《疑龙经》、《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黑囊经》、《青囊奥语》、《三十六龙》等；唐朝袁天罡《六壬课》、《五行相书》、《推背图》、《袁天罡称骨歌》、卦书《九天玄女六壬课》等；宋朝廖金精《怀玉经》、《俯察本源歌》、《一盏灯》等…。各种风水佳作促使着计成在整理、编写《园冶》时，更多地去思考：相天、相地、相宅、相水、相树…之事。“园地惟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悬，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1]。一语道出“荫郁树境呈宝地”的道理…。总而言之，树势撼龙，境界之趣也。
1.“天干地支”树作宗
起源于我国东汉的堪舆之术，崇尚自然，言之“堪”天道，道法自然；“舆”地道，虚静养生。天地之间“树”作宗，故将“树”分为天地二界，从而堪定出自然界中“六十甲子”之说。即地上枝干被喻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大天干”；地下根系则被喻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图1）。二者配对组合，则依次推演出农历“年”、“月”、“日”三者轮回递进关系。如自“甲子”始至“癸亥”终，每六十年为自然界“一个轮回”。纪年法谓之“一个花甲”。根据堪舆家的历算推演，从三皇五帝纪元年起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七十八个花甲了，依此理推得公元2012年（壬辰年）是本花甲中第29年。周而复始，循环永无止境。
此外，风水师还将“地支”与人类关系紧密的动物相连，整理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人生十二属相’”之间的契合关系，表明“天人合一”的自然关联属性。
2.“风水龙脉”象大树
根据我国传统道教“风水相地学”原理，发祥于昆仑山“祖峰”的“龙脉”，由北向南、自西而东的延伸，则派生出三支干脉，干脉又派生出支脉…，如此繁衍，犹如人体神经系统一样遍及全国。这种龙脉“相聚凝结、驻足环抱”的态势，组成一系列“龙穴”，以此构成我国城池、阳宅以及富贵阴地等处所。纵观其形、其势、其态，仿若根植大地的“大树”一般。头为树梢，脉为枝，树干“纽结”成贵地。整体西高东低的树状“风水龙脉”形势，仿若一座可流动、可涵养、可发展、可延展的“风水宝地”境界一般（图2）。当“树干”粗壮时，则“精神视线”深远开阔，境界高远。如风水师刘秉忠在选址元大都（今北京城）时就是依据宋朝理学家朱熹所描述的“左拥沧海，右抱太行；左泰山，右华山，前面丛丛朝案”的境界而定案的，其势让人叹为观止。据说，皇帝坐在故宫太极殿的龙椅上，向南透过九道门即可看到此情景。论龙脉穴位关系，正所谓“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水秀、山浊人迷、山宁人驻、山走人离、山雄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2]的道理。
3.“华盖玄武”林相佳
日本家相（风水师） 郭中端：“祖山为木之干，风水为木之果实，而干上不见果，所以说，好的风水并不在祖山（干），而是在它周围的小山岳（枝）的附近”[2]。祖山，即玄武来龙之脉。风水师常将玄武常划分为华盖山（又称单峰山、金星山、宝鼎山）、天马山（又称双峰山、马鞍山）、三台山（又称三尖山、笔架山、三峰山）、文笔山（又称为单尖山、锡帽山、琅琊山、文峰山）、玉几山（又称扁平山）等五种类型。各种玄武虽层次不同，但其林相佳时也能组成风水吉地。据明朝《英烈传》记载：京城著名风水师刘基在为朱元璋选址金陵（今南京城）时，就是相中钟山“林气迤逦秀美”所致。钟山，森林茂密，是座典型的圆形华盖峰金山。主峰（玄武）居中，名北高峰，海拔448.9米；东、西二峰向心环抱，形状宛如帝制官帽，蔚为壮观。东峰（青龙）称小茅山，海拔365.8米；西峰（白虎）称天堡山，海拔244.5米。古往今来，华盖风水始终不错，主显文才，官宦不绝。大则帝王将相，小则达官贵人。难怪1912年3月10日孙中山在南京钟山自选陵寝时说道：“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南京中山陵以林荫华盖护佑风水而著称（图3）。“当山形水势有缺陷时，为了化凶为吉，通过修景、造景、添景等办法达到风景画面的完整协调。…多植林木，多植花果树，保护山上及平地上的风水林，保护村头古树大树，形成郁郁葱葱的绿化地带和植被，不仅可以保持水土，调节湿温度，选成良好的小气候，而且可以形成鸟语花香、优美动人、风景如画的自然环境[2]。”天际线树冠的优美曲线，是构成陵寝福地的先决条件，这与道家“回归自然的世外桃园”境界不谋而合。从静而入，顺其自然，则可到达极乐世界。
4.“树合阴阳”意义多
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原址为饶国模“大友农场”所在地。在入口处有一棵黄桷树，长势“偏冠”奇特，被当地誉为“阴阳树”、“ 风水树”。面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侧枝繁叶茂，谓之“阳面”，为人们所向往的地方。而面向白区一侧则枝弱冠稀，谓之“阴面”。同树阴阳，堪称神奇。 此外，“树合阴阳”意义还有诸如为阳时，人们希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字.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为阴时，人们期望终日相守，不离不弃。如《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开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风水师将“四象”附会于陵寝之上，吉凶祸福则一目了然。晋代著名风水大师郭璞在陵寝选址时有句话非常经典，就是“冢墓枯杨无英华。”
在我国汉文字词组、句式运用以及谐音等方面，“树合阴阳”的讲究也颇多。“前不栽松，后不栽柏。”松、柏二物本无大碍，但因其“苍翠蓊郁、万古长青”隐喻肃穆起敬，直指阴界，而民宅与庭院中忌讳栽植；“前不栽桑，后不栽樟。”桑、樟二树，因谐音“殇”、“丧”、“赃”，故慎用；“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则意味着“栽桃花宜交桃花运，栽杏树指桑骂槐，栽李子结实富贵。”总之，“树合阴阳”与中庸之道并行，人生戒律不得不重视。正如宋朝高僧佛鉴禅师，在担任舒州太平寺住持时，其师父五祖法演赠给他的四个戒律一样值得每个人深思：A.势不可使尽，势若用尽，祸一定来；B.福不可受尽，福若受尽，缘分必断；C.规矩不可行尽，若将规矩行尽，会与他人麻烦；D.好话不可说尽，好话若说尽，则流于平淡（图4）。
5.“平安纳福”风水树
唐朝孟浩然《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道出“风水树”与人类居所福祸平安息息相关。风水师认为：人生所具有的“五种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等与宅第院落正门外“风水树”长势好坏直接相干。树旺，村寨祥和平安、人丁兴旺发达，人们长寿康宁。树孬，宅院无宁不留人，人心离散问题多。如云南大理白族村寨“家家门前大青树，平安纳福得吉祥”（图5）。
其实，以风水树追求“平安纳福”理想境界的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北宋末年宋徽宗在苦心经营五余载的“万岁艮岳寿山”上择要地而配石“植树”，力求仙境。据宋徽宗《艮岳记》载：“昭功敷庆神运石，立于万岁山上，石旁种有两株桧树。其中一株呈天矫之状，命名为朝日升龙之桧；另一株呈堰蹇之状，命名为卧云伏龙之桧。两棵树皆以玉牌填金书名。”足见一斑。
6.“陵寝荫护”树为先
人类对树的依赖根深蒂固，无论世间变化如何，始终坚信生命与树同在。当生命逝去时，也念念不忘其护佑以求常相随。这一点从帝王陵寝到庶民落叶归根都如此。“陵寝以风水为重，荫护以树木为先”[2]。树木繁茂，生气相随。《青乌子葬经》：“或本来空缺通风，今有草木郁茂，遮其不足，不觉空缺，故生气自然。草木充寒又自人为。”草木不葱，生气不达，枯草无树之地谓之“童山”，童山不可葬也。
清·康熙年间样式雷（雷金玉公元1659—1729年）在修建东陵的《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备要》中强调：以树木荫护得吉地。“正南一带裕陵大小圈、定陵小圈墙内房脊森立，均正对两处宫门…。东系裕妃园寝，西系定妃园寝，未动工时，树木重叠，形势甚为延邃，殆至兴工以后，将有碍树株按段伐除，则两旁园寝围墙皆尽显露，现在吉地宫墙以次起建，与两旁园寝围墙近若咫尺，恐不足以重尊严…。拟于两处吉地前面泊岸之南，东西叠山一道…，所有东西南三面土山之上，均栽以松树，使菁葱茂蔚，内向朝拱，用壮观瞻。”[2]我国皇家陵寝选卜万年吉地的一般程序是：钦派王公大臣、堪舆师、相度官等一行，携带御制罗盘深入备选陵区相度勘查（图6）。即：观四面山峦看山势来龙；望两旁水势看落脉结穴之处。吉穴宜重峦叠嶂，秀丽森然；宜烟雾云气，郁郁霭霭；宜华盖圆润，端正尊贵；宜南向为尊，荫护环抱…。吉穴又分成四等，上上吉“堂局福厚，郁茂龙气雍容不迫”；上吉“明堂雾霭，脉秀走势负阴抱阳”；中吉“高阜太宁，山环水抱树木重叠”；下吉“孤峰单龙，绿意葱融脉秀力丰”。总之，风水陵寝“吉地八法”（注：来龙、大丈、左右砂山、区穴、明堂、案山、水法、仪树等）中均以树为先、为尊。在仪树选材上，也以干直、常青针叶大树为上；常青阔叶小乔木为中；弯曲纹旋树为下。荫护点以单株风水树为佳。《庄子》：“南伯子綦去商丘游玩，看见一棵大树十分奇特，可供上千辆驾着四马的大车在树阴歇息。子綦说：这是什么树？这树一定有特异的材质啊！仰头看大树的旁枝，弯弯曲曲的不能做栋梁；低头看大树的主干，却见木纹旋散，不能做棺椁；用舌舔树叶，嘴即溃烂受伤；用鼻闻一闻气味，就会使人狂醉，三天三夜醒不过来。子綦说：这是不才之木，所以才长得这么大。…树干长到一两把粗，做系猴子木桩的人把它砍了去。树干到七、八围粗，富贵人家想用做棺材的人就把它确了去。所以不能终享天赋的寿命，而中途被刀斧砍伐掉[3]。”
7.结束语
《园冶》论“树”，用词堪绝，如“园地惟山林最胜”；“竹坞寻幽，醉心即是”；“秀色堪餐”；“归林得志，老圃有余”；“冉冉天香，悠悠桂子”；“梧叶忽惊秋落”…。特别是“桃李成蹊，楼台入画”一句，引借了《孟子》“桃李不言而成蹊”而堪称一绝。其浓郁的自然哲学观为中国造园明确了方向。工自然为主，巧于因借。藏风水为上，物合心期。十九世纪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伊特尔（Ernest J.Eitel）在专著《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FENG-SHUI The Science of Sacred Landscape in Old China）中将我国风水归纳为“四大自然现象”现象。即“自然的法则”（The Laws Nature）、“自然的数值比”（The Numerical Proportions Nature）、“自然的气息”（The Breath of Nature）、“自然的外形”（The Forms and Outines of Nature）。以赞美诗般的口吻评价了东西方文明都具有“一种精神生命的金带，运动于所有存在物之中，并把它们连结为一体。”[2]这一哲理，从根本上诠释了人类生存质量的基本主题。
参考文献
[1] 园冶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1
[2] 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1
[3] 张梦逍.图解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关键词：《园冶》哲学观； 风水相“树”； 六则
地球，自从有了生命以来，树就存在了。树，“五行”水生木也。它接天纳地，藏风聚气，融解阴阳，呼风唤雨，从而构成了自然界“万物之象”主体。人类与其同生共存，创造出很多“天序景象”。如树洞为穴、凿木为舟、立木为基、构木为车、架木为宅、枕木为道、雕木为器…。《管氏地理指蒙》卷八《阴阳释微》曰：“混沌开辟，江山延衰。融结阴阳，磅礴宇宙。冈骨既成，源脉已透。以钟形势，以通气候。以清以浊，以奇以偶。精积光芒，呈露星宿。以孽衰微，以孕福寿。”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造园家计成《园冶》的成著，正是我国风水堪舆最鼎盛时期，风水专著辈出。如秦朝黄石公《青囊经》，《黄石公三略》等；唐朝杨筠松《疑龙经》、《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黑囊经》、《青囊奥语》、《三十六龙》等；唐朝袁天罡《六壬课》、《五行相书》、《推背图》、《袁天罡称骨歌》、卦书《九天玄女六壬课》等；宋朝廖金精《怀玉经》、《俯察本源歌》、《一盏灯》等…。各种风水佳作促使着计成在整理、编写《园冶》时，更多地去思考：相天、相地、相宅、相水、相树…之事。“园地惟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悬，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1]。一语道出“荫郁树境呈宝地”的道理…。总而言之，树势撼龙，境界之趣也。
1.“天干地支”树作宗
起源于我国东汉的堪舆之术，崇尚自然，言之“堪”天道，道法自然；“舆”地道，虚静养生。天地之间“树”作宗，故将“树”分为天地二界，从而堪定出自然界中“六十甲子”之说。即地上枝干被喻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大天干”；地下根系则被喻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图1）。二者配对组合，则依次推演出农历“年”、“月”、“日”三者轮回递进关系。如自“甲子”始至“癸亥”终，每六十年为自然界“一个轮回”。纪年法谓之“一个花甲”。根据堪舆家的历算推演，从三皇五帝纪元年起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七十八个花甲了，依此理推得公元2012年（壬辰年）是本花甲中第29年。周而复始，循环永无止境。
此外，风水师还将“地支”与人类关系紧密的动物相连，整理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人生十二属相’”之间的契合关系，表明“天人合一”的自然关联属性。
2.“风水龙脉”象大树
根据我国传统道教“风水相地学”原理，发祥于昆仑山“祖峰”的“龙脉”，由北向南、自西而东的延伸，则派生出三支干脉，干脉又派生出支脉…，如此繁衍，犹如人体神经系统一样遍及全国。这种龙脉“相聚凝结、驻足环抱”的态势，组成一系列“龙穴”，以此构成我国城池、阳宅以及富贵阴地等处所。纵观其形、其势、其态，仿若根植大地的“大树”一般。头为树梢，脉为枝，树干“纽结”成贵地。整体西高东低的树状“风水龙脉”形势，仿若一座可流动、可涵养、可发展、可延展的“风水宝地”境界一般（图2）。当“树干”粗壮时，则“精神视线”深远开阔，境界高远。如风水师刘秉忠在选址元大都（今北京城）时就是依据宋朝理学家朱熹所描述的“左拥沧海，右抱太行；左泰山，右华山，前面丛丛朝案”的境界而定案的，其势让人叹为观止。据说，皇帝坐在故宫太极殿的龙椅上，向南透过九道门即可看到此情景。论龙脉穴位关系，正所谓“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水秀、山浊人迷、山宁人驻、山走人离、山雄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2]的道理。
3.“华盖玄武”林相佳
日本家相（风水师） 郭中端：“祖山为木之干，风水为木之果实，而干上不见果，所以说，好的风水并不在祖山（干），而是在它周围的小山岳（枝）的附近”[2]。祖山，即玄武来龙之脉。风水师常将玄武常划分为华盖山（又称单峰山、金星山、宝鼎山）、天马山（又称双峰山、马鞍山）、三台山（又称三尖山、笔架山、三峰山）、文笔山（又称为单尖山、锡帽山、琅琊山、文峰山）、玉几山（又称扁平山）等五种类型。各种玄武虽层次不同，但其林相佳时也能组成风水吉地。据明朝《英烈传》记载：京城著名风水师刘基在为朱元璋选址金陵（今南京城）时，就是相中钟山“林气迤逦秀美”所致。钟山，森林茂密，是座典型的圆形华盖峰金山。主峰（玄武）居中，名北高峰，海拔448.9米；东、西二峰向心环抱，形状宛如帝制官帽，蔚为壮观。东峰（青龙）称小茅山，海拔365.8米；西峰（白虎）称天堡山，海拔244.5米。古往今来，华盖风水始终不错，主显文才，官宦不绝。大则帝王将相，小则达官贵人。难怪1912年3月10日孙中山在南京钟山自选陵寝时说道：“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南京中山陵以林荫华盖护佑风水而著称（图3）。“当山形水势有缺陷时，为了化凶为吉，通过修景、造景、添景等办法达到风景画面的完整协调。…多植林木，多植花果树，保护山上及平地上的风水林，保护村头古树大树，形成郁郁葱葱的绿化地带和植被，不仅可以保持水土，调节湿温度，选成良好的小气候，而且可以形成鸟语花香、优美动人、风景如画的自然环境[2]。”天际线树冠的优美曲线，是构成陵寝福地的先决条件，这与道家“回归自然的世外桃园”境界不谋而合。从静而入，顺其自然，则可到达极乐世界。
4.“树合阴阳”意义多
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原址为饶国模“大友农场”所在地。在入口处有一棵黄桷树，长势“偏冠”奇特，被当地誉为“阴阳树”、“ 风水树”。面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侧枝繁叶茂，谓之“阳面”，为人们所向往的地方。而面向白区一侧则枝弱冠稀，谓之“阴面”。同树阴阳，堪称神奇。 此外，“树合阴阳”意义还有诸如为阳时，人们希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字.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为阴时，人们期望终日相守，不离不弃。如《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开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风水师将“四象”附会于陵寝之上，吉凶祸福则一目了然。晋代著名风水大师郭璞在陵寝选址时有句话非常经典，就是“冢墓枯杨无英华。”
在我国汉文字词组、句式运用以及谐音等方面，“树合阴阳”的讲究也颇多。“前不栽松，后不栽柏。”松、柏二物本无大碍，但因其“苍翠蓊郁、万古长青”隐喻肃穆起敬，直指阴界，而民宅与庭院中忌讳栽植；“前不栽桑，后不栽樟。”桑、樟二树，因谐音“殇”、“丧”、“赃”，故慎用；“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则意味着“栽桃花宜交桃花运，栽杏树指桑骂槐，栽李子结实富贵。”总之，“树合阴阳”与中庸之道并行，人生戒律不得不重视。正如宋朝高僧佛鉴禅师，在担任舒州太平寺住持时，其师父五祖法演赠给他的四个戒律一样值得每个人深思：A.势不可使尽，势若用尽，祸一定来；B.福不可受尽，福若受尽，缘分必断；C.规矩不可行尽，若将规矩行尽，会与他人麻烦；D.好话不可说尽，好话若说尽，则流于平淡（图4）。
5.“平安纳福”风水树
唐朝孟浩然《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道出“风水树”与人类居所福祸平安息息相关。风水师认为：人生所具有的“五种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等与宅第院落正门外“风水树”长势好坏直接相干。树旺，村寨祥和平安、人丁兴旺发达，人们长寿康宁。树孬，宅院无宁不留人，人心离散问题多。如云南大理白族村寨“家家门前大青树，平安纳福得吉祥”（图5）。
其实，以风水树追求“平安纳福”理想境界的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北宋末年宋徽宗在苦心经营五余载的“万岁艮岳寿山”上择要地而配石“植树”，力求仙境。据宋徽宗《艮岳记》载：“昭功敷庆神运石，立于万岁山上，石旁种有两株桧树。其中一株呈天矫之状，命名为朝日升龙之桧；另一株呈堰蹇之状，命名为卧云伏龙之桧。两棵树皆以玉牌填金书名。”足见一斑。
6.“陵寝荫护”树为先
人类对树的依赖根深蒂固，无论世间变化如何，始终坚信生命与树同在。当生命逝去时，也念念不忘其护佑以求常相随。这一点从帝王陵寝到庶民落叶归根都如此。“陵寝以风水为重，荫护以树木为先”[2]。树木繁茂，生气相随。《青乌子葬经》：“或本来空缺通风，今有草木郁茂，遮其不足，不觉空缺，故生气自然。草木充寒又自人为。”草木不葱，生气不达，枯草无树之地谓之“童山”，童山不可葬也。
清·康熙年间样式雷（雷金玉公元1659—1729年）在修建东陵的《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备要》中强调：以树木荫护得吉地。“正南一带裕陵大小圈、定陵小圈墙内房脊森立，均正对两处宫门…。东系裕妃园寝，西系定妃园寝，未动工时，树木重叠，形势甚为延邃，殆至兴工以后，将有碍树株按段伐除，则两旁园寝围墙皆尽显露，现在吉地宫墙以次起建，与两旁园寝围墙近若咫尺，恐不足以重尊严…。拟于两处吉地前面泊岸之南，东西叠山一道…，所有东西南三面土山之上，均栽以松树，使菁葱茂蔚，内向朝拱，用壮观瞻。”[2]我国皇家陵寝选卜万年吉地的一般程序是：钦派王公大臣、堪舆师、相度官等一行，携带御制罗盘深入备选陵区相度勘查（图6）。即：观四面山峦看山势来龙；望两旁水势看落脉结穴之处。吉穴宜重峦叠嶂，秀丽森然；宜烟雾云气，郁郁霭霭；宜华盖圆润，端正尊贵；宜南向为尊，荫护环抱…。吉穴又分成四等，上上吉“堂局福厚，郁茂龙气雍容不迫”；上吉“明堂雾霭，脉秀走势负阴抱阳”；中吉“高阜太宁，山环水抱树木重叠”；下吉“孤峰单龙，绿意葱融脉秀力丰”。总之，风水陵寝“吉地八法”（注：来龙、大丈、左右砂山、区穴、明堂、案山、水法、仪树等）中均以树为先、为尊。在仪树选材上，也以干直、常青针叶大树为上；常青阔叶小乔木为中；弯曲纹旋树为下。荫护点以单株风水树为佳。《庄子》：“南伯子綦去商丘游玩，看见一棵大树十分奇特，可供上千辆驾着四马的大车在树阴歇息。子綦说：这是什么树？这树一定有特异的材质啊！仰头看大树的旁枝，弯弯曲曲的不能做栋梁；低头看大树的主干，却见木纹旋散，不能做棺椁；用舌舔树叶，嘴即溃烂受伤；用鼻闻一闻气味，就会使人狂醉，三天三夜醒不过来。子綦说：这是不才之木，所以才长得这么大。…树干长到一两把粗，做系猴子木桩的人把它砍了去。树干到七、八围粗，富贵人家想用做棺材的人就把它确了去。所以不能终享天赋的寿命，而中途被刀斧砍伐掉[3]。”
7.结束语
《园冶》论“树”，用词堪绝，如“园地惟山林最胜”；“竹坞寻幽，醉心即是”；“秀色堪餐”；“归林得志，老圃有余”；“冉冉天香，悠悠桂子”；“梧叶忽惊秋落”…。特别是“桃李成蹊，楼台入画”一句，引借了《孟子》“桃李不言而成蹊”而堪称一绝。其浓郁的自然哲学观为中国造园明确了方向。工自然为主，巧于因借。藏风水为上，物合心期。十九世纪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伊特尔（Ernest J.Eitel）在专著《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FENG-SHUI The Science of Sacred Landscape in Old China）中将我国风水归纳为“四大自然现象”现象。即“自然的法则”（The Laws Nature）、“自然的数值比”（The Numerical Proportions Nature）、“自然的气息”（The Breath of Nature）、“自然的外形”（The Forms and Outines of Nature）。以赞美诗般的口吻评价了东西方文明都具有“一种精神生命的金带，运动于所有存在物之中，并把它们连结为一体。”[2]这一哲理，从根本上诠释了人类生存质量的基本主题。
参考文献
[1] 园冶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1
[2] 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1
[3] 张梦逍.图解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