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钱庄”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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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正是温州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方培林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仔细研究一份《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打印稿,看得出来,这份打印稿被逐字逐句地翻阅过多次,上面还用红笔划出了许多重点。
  方培林,曾经申请成立新中国第一个经工商部门登记的民间金融机构——原温州苍南县“方兴钱庄”,树立了一个温州草根金融人在政策壁垒下顽强求生的经典形象。现在身为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他,最重要的工作则是在炎炎烈日下,奔走于当地银监局和金融办之间,为谋划他的小额贷款公司而忙碌。
  根据浙江省政府近期发出的通知,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从今年7月份开始,9月至10月小额贷款公司经审核、依法注册登记后,即可正式开展业务。明年1月视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在全省的推广力度。
  这意味着,“地下钱庄”合法化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未来两三个月内,合法、规范的民间小额贷款业务将预先在温州这个资本大市正式登台。
  
  民间资金的“收编”梦
  
  “这简直就是为温州民资量身定做的。”5月22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道。
  2008年5月4日,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获此消息,身为温州市政协委员的黄伟建即提交政协提案,建言温州政府支持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他认为这不仅有助于疏导温州充裕的民间资本的逐利冲动,更有利于加强金融调控力量。
  “温州民间资金一直就有这样一种情结,那就是进入合法的金融体系。”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认为,如此庞大的民资以怎样的方式进入金融体系,也是各方一直在探讨的课题,而“小额贷款公司”无疑是众多探索中的上选。
  自2005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在山西和陕西等5省(区)参与设立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截至目前共成立9家,其他省份的民间资本也自发成立多家同类公司。
  其后,温州草根金融人代表之一方培林向浙江省有关部门申请成立“方兴钱庄”,这是温州民间资金谋求政策“收编”的首次信号。
  “方兴钱庄的出资方式、运作方式,都参照当时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模式,当然,有较强的温州特色。”虽然“方兴钱庄”未能获批,但方培林的创举仍然给所有渴望规范化操作的温州草根金融人士带来了一种遐想。
  
  做好一切准备
  
  “资金!还是资金!”一名企业主向记者激动地比划着,他说他们集体患上了“资金抑郁症”,“高利贷不借马上死,借了还可以慢慢亡。”
  
  2008年,在人民币升值、外贸环境恶化、成本上升等一系列严峻的经济大背景下,银行信贷从紧,连带以往异常活跃的浙江民间借贷也变得谨慎起来。“如果没有熟人托关系,‘一角利’,甚至一角五分利,恐怕都借不到钱。”一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
  根据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统计,2007年全年,浙江省民间借贷利率一路快速走高, 四个季度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12.30%、13.69%、14.53%、16.84%,涨势明显。
  一方面民间资本到处泛滥,另一方面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在资金上嗷嗷待哺,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之间资金融通的“管道”如何构建?“确保合法、合规、安全、有序是首要问题。”浙江省金融部门的一位领导如是表态。
  《指导意见》甫一出台,浙江的商人便立即行动起来,“做好成立的一切准备。”一位温州担保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一场具有标志意义的民间金融改革正在悄悄来临。
  “杭州17家、温州16家、绍兴6家,其他各县市也正在积极准备中。”一位浙江地下金融市场的“资深从业者”告诉记者,这是浙江省有史以来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对“地下金融”的“收编”行动。记者从浙江省政府有关方面得到的消息则显示,7月份,将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按计划9月上旬首批小额贷款公司即可正式开展业务。
  根据相关报道,温州分布在全国的资金有6000亿元,2007年温州流动性资本超过3000亿元,每年约以14%的速度递增。“按照温州这个基数计算,加上杭州、宁波、台州、金华等几个城市,浙江省几个主要城市的流动性资本肯定超过1万亿元。”
  2001年温州开出第一家担保公司,至今温州市注册的各类担保公司已达240多家,数量高居全国之首。
  “从5月到现在,许多担保公司都到我这里咨询过。”周德文告诉记者,这些担保公司都想借机转成小额贷款公司,现在是一个好的契机。
  浙江省政府刚出台的规划中表示,在试点期间,原则上在每个县(市、区)各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以温州为例,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只能各成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温州市政府一位官员透露,温州有11个名额,但省里考虑到温州的特殊性,另外增加了5个名额。享受同等待遇的还有杭州市、嘉兴市、台州市,同样也可以增加5家试点名额,义乌可以增加1家试点名额。
  
  高“门槛”外的争夺
  
  记者了解到,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要从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中选择,要求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三年赢利且利润总额在1500万元(欠发达县域600万元)以上。注册资本的上限为2亿元(欠发达县域为1亿元)。对于切实服务小企业和“三农”、规范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1年后允许增资扩股。
  而且,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不超过20%,其余单个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但不得低于注册资本总额的0.5%。试点期间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暂不能入股。
  “试点时,小额贷款公司原则上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也可以为有限责任公司。”知情人士透露,温州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五个市(区)注册资金是2亿元,其他地区注册资金是1亿元,“主要是温州的民间资本太雄厚了,如果不抬高门槛的话,申报的企业会更多。”
  不仅如此,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要求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发起人、其他出资人一次性缴纳。
  按照上述设立数量和进入门槛,浙江这一回合至少要“收编”超过50亿元以上的民间资金。
  进入小额贷款公司领域的民间资本则将得到官方的细心“呵护”:根据规定,浙江省将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积极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将纳入全省小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风险补偿范围;在每年分类评价的基础上,对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小额贷款公司,将向银监部门推荐,按有关规定改制为村镇银行。由浙江在2005年首创的“贷款风险补偿”模式,原本用于商业银行:政府以财政补贴方式,为银行适度分担向小企业放贷的风险,打消其畏难情绪。
  在众多找周德文咨询《指导意见》的人中,林阿信是最早的一个。这位从1992年就创办了平阳昆阳城市信用社的温州人,曾经转战上海。但如今,他将目光重新移回温州。
  5月下旬,林阿信“驻扎”于温州某酒店,打听《指导意见》出台后的各方态度。“我们倾向于成立股份制公司。”他认为股份制有两大好处,一是资金量大一些,二是以后改制更便利。“从《指导意见》来看,小额贷款公司的方向就是规范改造为村镇银行。”
  同样有着“银行”情结的黄伟建,也选择了股份制。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有15家民营企业将出资。
  在经营上,温州市金融办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是:“小机构、小客户、小贷款”,“严禁非法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
  这次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坚持按照“小额、分散”的原则发放贷款,70%资金应发放给贷款余额不超过50万元的小额借款人,其余30%资金的单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其股东发放贷款。
  
  利率市场自定
  
  然而,允许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也并不意味着高利贷和放任自流。银监会强调,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
  规范的小额贷款公司放贷利率,肯定会低于现行民间借贷利率,那么民间资本申办小额贷款公司的动力何在?
  黄伟建认为,不想放弃暴利的担保公司,就别申报小额贷款公司。这一点,得到了他的合作伙伴的认可。“在召开筹备股东会前我就打好了招呼,追求暴利的不要来。”黄伟建还要求股东在出资时遵循一个原则:只拿自身资产的十分之一。
  “我们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资金池,尽量降低投资风险,保障投资人利益。”他将聘请专业人士来管理“小额贷款公司”。“除了不能存款,操作方法与银行无异。”
  在这一点上,周德文的回应则相对客观:“某些担保公司可能在做一些高利贷,这样的业务今后要与小额贷款公司分隔。”
  在周德文看来,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看起来利率低了,“但风险也减小了,并能受到法律保护。”此外,虽然今年由于信贷从紧,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较难,但长远看来,通过担保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典当等方式呈现的民间金融生存空间,在各大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力度加大等因素的冲击下将越来越小。
  
  浙江民间金融面临转型
  
   “我们很想转型,5月份开始就着手准备。”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温州中投信用担保的董事长郭志超告诉记者。如今,他和其他20多家公司一起,准备成立一家新的小额贷款公司,“只有联合其他的公司,否则资金量不够大。”
  小额贷款公司遵循的是不能用银行贷款投资入股、严禁社会集资入股的原则。身为温州担保行业协会会长的郭志超表示,几乎所有的担保公司都有转制的冲动,小额贷款公司成为圈内最热的话题。
  实际上,温州的部分担保机构,名义上在做担保的业务,暗地里却在非法从事高利贷。这已经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此次小额贷款公司的“开闸”,为民间借贷松绑,可使非法高利贷、非法集资活动减少,更好地规范民间资金。
  浙江省也即将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若有非法集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由县级政府负责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及时查处,吊销营业执照,追究公司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并报省有关部门取消其小额贷款试点资格。
  对郭志超来说,规范也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有规范,龙头企业才能更具规模化,行业才有可能发展起来。”
  但现在对他们来说,入门才是头等大事,林阿信、方培林很想进入这个行业,黄伟建、郭志超也不例外……上万亿元浙江民间资本似乎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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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之惑
  自诞生之初,小额贷款公司就面临着身份定位的尴尬。从《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操作规程》(暂行)(以下简称《操作规程》)来看,温州此次发起的小额贷款公司同样面临着瓶颈和制约。
  《操作规程》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小机构、小客户、小贷款。小额贷款公司严禁非法和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而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应当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其他法人、自然人股东应符合《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对此,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高级经理赵庆明认为,“只贷不存”的规定将成为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一个瓶颈,“公司的资本金就那么多,而股东的资金实力是有限的,很难满足贷款业务扩张的需求。”
  由于面前横着“只准贷不准存”的高压线,小额贷款公司始终被套着一个“紧箍咒”,这或将打击民间资本参与筹建小额贷款公司的积极性。为此,浙江省在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同时明确提出,信誉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将推荐改制为村镇银行。
  不过,根据银监会相关规定,设立村镇银行的条件之一是以境内银行为主要股东,占20%或以上的股份,这也就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要想将公司转为村镇银行必须将相应股份转让给银行,这对于很多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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