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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周刊》：今年是“中国制造”问题频发的一年，中国政府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去消除这些问题。但还是有人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比如佛山利达玩具厂副董事长张树鸿的自杀。要解决中国制造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企业家们需要做些什么？
梅新育：中国政府对于挽救“中国制造”是做出了很大努力的。中国制造的很多问题是一开始就潜藏在里面，然后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出来。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治支持。赢得政治支持的前提条件往往是这个问题要严重到一定程度，让大家都感受到，都再也无法忍受。中国制造的问题同样如此。如果哪个政府领导人有先见之明去解决的话，也许就会被批评为破坏经济发展，特别是破坏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的问题，有一种是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政府还没有采取行动，还有一种是政府采取了迅速有力的行动。
所以应该承认，在解决中国制造的问题上，政府的行动能力是有所差异的。关键在于问题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能不能抓住契机去解决并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
对于玩具厂老板的自杀事件我表示同情，他可能是受到的打击太大，丧失了继续奋斗的勇气。但是光有同情没有用，我们需要正确看待这个事情背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老板自杀的表面原因是他的朋友向他提供了质量不合格的油漆，却暴露出几个方面问题。第一，投资环境以及信用环境十分恶劣；第二，玩具厂没有建立足够严格的检验体系；第三，友情取代了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老板的经营策略有问题。首先，仅仅一个客户就让他走上绝路，表明他的销售市场集中度太高，甚至高到了致命的程度。小企业销售市场集中是应该的，足够的量赢得足够的效益，但是如果它达到一定的规模，销售市场应该逐步分散以分担风险。
其次，负债率比较高，一批货出了问题就导致他的资金周转不灵。因此，其他的企业需要考虑一下，应该为未来不可预见的风险预备足够的准备金。
总之，中国制造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正如毛泽东的《矛盾论》所说，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中国政府应该一方面注意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基础结构进行调整，另一方面注意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企业和企业家们需要意识到，社会环境正在转变，应该具备长远的眼光去发展自己的事业。有些企业家宁愿拿钱去享乐，也不愿投资壮大自己的事业，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商务周刊》：中国制造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也是一个层次性的问题。在您看来，处于低端的制造企业走向高端的路径是什么？对于处于高端的企业来说，又该怎么办？
梅新育：整个制造业体系有高端产业，也有低端产业。在同一个行业，有低端环节和高端环节。高端产业和高端环节不可能脱离低端产业和低端环节独自存在。
比如说芯片这样的高端产业，如果没有低端的需求，也就无法发展。在世界分工中，一个小的经济体可以只占有高端，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占有世界1/4人口的巨型国家，想只占有高端产业或高端环节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高端环节和低端环节必然同时存在。中国需要高端产业，但不能完全否定低端产业。世界上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各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创造条件和环境让能走高端的企业脱颖而出，让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就是在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上丢得太多。今年5月，我去参观上海一家航空制造公司，我在飞机上仔细观察他们的机舱，发现除了有汉字标注的部件表明是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外，其他诸如油泵的密封等比较重要的部分都来自国外。可悲和可笑的是，据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该公司将30年前就已经解决了的关于密封的技术在最近两年当作新的重大科技攻关成果来用。
自主化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是中华民族赖以立足的根本。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走引进的轻巧的路子时间太长了，我们有必要重温毛关于自力更生的思想，学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精神。
以前的中国企业主要是引进技术。在企业内部，虽然人的才能和分工各有不同，但是善谈引进技术，善于索取政府优惠政策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相对而言，埋头做自主研发和生产管理的人才就难以更好地表现，提升的也较慢。时间一长，企业内部，行业内部，和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都更多地分布在前者，形成忽视自力更生的负面激励。
现在从中国现状来看，所谓引进然后国产化这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现在就必须要走自主研发的路，这就涉及到人的利益调整。所以中国企业要调整改革意识的话，就该将更多精力放在改变环境因素，调整人的利益关系这方面，这才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总之，中国的人才很多，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的是怎样组织好人才，协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进行自主开发。有些中国企业忽视国内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利用和组织好国内的人才资源，反而去一丝不苟地抄袭国外的知名品牌设计，这是让人悲哀的。
《商务周刊》：国外“喊打”中国制造，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制造在质量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更有来自政治上的原因。国外的工会认为中国制造抢夺了他们工人的饭碗，这些工会向政府施压，给中国制造掺杂了很多政治等复杂因素。我们该怎么办？
梅新育：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政府只需要积极应对就可以了。其实，我倒觉得我们可以此为自豪，将此看作是中国正在成长的一种表现。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宁可受攻击，也不能接受怜悯。接受怜悯，只能说明你的无能；而受到攻击，却说明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一件好事。比如前苏联受到国外攻击时，它是正在崛起的。而当戈尔巴乔夫向美国请求援助时，前苏联已经面临解体了。
《商务周刊》：中国制造业要走向高端，外部环境很重要。有人说，现在西方国家开始从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全方面对中国进行一场“货币战争”，这将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产业调整带来很多不利环境。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些复杂的因素？
梅新育：在泡沫经济时期做实业投资确实不容易，我们的制造业企业一定要站稳脚跟。在这个时期，企业会受到相当强烈的诱惑，企业本身也想获得更快捷的赢利，但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本业丢了。当年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时很多日本企业投资炒股，也曾经获得比投资实业更多的赢利。但是泡沫经济一破灭，很多企业就破产了。
因此，我敢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从中吸取教训，很多中国企业也会在泡沫经济结束后破产甚至一无所有。所以，我所赞成的观点是，就如康奈集团的老总所说的，“我们的企业家去推动企业上市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精力用来炒股就是错误的”。
梅新育：中国政府对于挽救“中国制造”是做出了很大努力的。中国制造的很多问题是一开始就潜藏在里面，然后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出来。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治支持。赢得政治支持的前提条件往往是这个问题要严重到一定程度，让大家都感受到，都再也无法忍受。中国制造的问题同样如此。如果哪个政府领导人有先见之明去解决的话，也许就会被批评为破坏经济发展，特别是破坏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的问题，有一种是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政府还没有采取行动，还有一种是政府采取了迅速有力的行动。
所以应该承认，在解决中国制造的问题上，政府的行动能力是有所差异的。关键在于问题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能不能抓住契机去解决并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
对于玩具厂老板的自杀事件我表示同情，他可能是受到的打击太大，丧失了继续奋斗的勇气。但是光有同情没有用，我们需要正确看待这个事情背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老板自杀的表面原因是他的朋友向他提供了质量不合格的油漆，却暴露出几个方面问题。第一，投资环境以及信用环境十分恶劣；第二，玩具厂没有建立足够严格的检验体系；第三，友情取代了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老板的经营策略有问题。首先，仅仅一个客户就让他走上绝路，表明他的销售市场集中度太高，甚至高到了致命的程度。小企业销售市场集中是应该的，足够的量赢得足够的效益，但是如果它达到一定的规模，销售市场应该逐步分散以分担风险。
其次，负债率比较高，一批货出了问题就导致他的资金周转不灵。因此，其他的企业需要考虑一下，应该为未来不可预见的风险预备足够的准备金。
总之，中国制造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正如毛泽东的《矛盾论》所说，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中国政府应该一方面注意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基础结构进行调整，另一方面注意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企业和企业家们需要意识到，社会环境正在转变，应该具备长远的眼光去发展自己的事业。有些企业家宁愿拿钱去享乐，也不愿投资壮大自己的事业，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商务周刊》：中国制造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也是一个层次性的问题。在您看来，处于低端的制造企业走向高端的路径是什么？对于处于高端的企业来说，又该怎么办？
梅新育：整个制造业体系有高端产业，也有低端产业。在同一个行业，有低端环节和高端环节。高端产业和高端环节不可能脱离低端产业和低端环节独自存在。
比如说芯片这样的高端产业，如果没有低端的需求，也就无法发展。在世界分工中，一个小的经济体可以只占有高端，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占有世界1/4人口的巨型国家，想只占有高端产业或高端环节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高端环节和低端环节必然同时存在。中国需要高端产业，但不能完全否定低端产业。世界上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各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创造条件和环境让能走高端的企业脱颖而出，让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就是在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上丢得太多。今年5月，我去参观上海一家航空制造公司，我在飞机上仔细观察他们的机舱，发现除了有汉字标注的部件表明是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外，其他诸如油泵的密封等比较重要的部分都来自国外。可悲和可笑的是，据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该公司将30年前就已经解决了的关于密封的技术在最近两年当作新的重大科技攻关成果来用。
自主化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是中华民族赖以立足的根本。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走引进的轻巧的路子时间太长了，我们有必要重温毛关于自力更生的思想，学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精神。
以前的中国企业主要是引进技术。在企业内部，虽然人的才能和分工各有不同，但是善谈引进技术，善于索取政府优惠政策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相对而言，埋头做自主研发和生产管理的人才就难以更好地表现，提升的也较慢。时间一长，企业内部，行业内部，和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都更多地分布在前者，形成忽视自力更生的负面激励。
现在从中国现状来看，所谓引进然后国产化这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现在就必须要走自主研发的路，这就涉及到人的利益调整。所以中国企业要调整改革意识的话，就该将更多精力放在改变环境因素，调整人的利益关系这方面，这才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总之，中国的人才很多，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的是怎样组织好人才，协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进行自主开发。有些中国企业忽视国内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利用和组织好国内的人才资源，反而去一丝不苟地抄袭国外的知名品牌设计，这是让人悲哀的。
《商务周刊》：国外“喊打”中国制造，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制造在质量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更有来自政治上的原因。国外的工会认为中国制造抢夺了他们工人的饭碗，这些工会向政府施压，给中国制造掺杂了很多政治等复杂因素。我们该怎么办？
梅新育：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政府只需要积极应对就可以了。其实，我倒觉得我们可以此为自豪，将此看作是中国正在成长的一种表现。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宁可受攻击，也不能接受怜悯。接受怜悯，只能说明你的无能；而受到攻击，却说明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一件好事。比如前苏联受到国外攻击时，它是正在崛起的。而当戈尔巴乔夫向美国请求援助时，前苏联已经面临解体了。
《商务周刊》：中国制造业要走向高端，外部环境很重要。有人说，现在西方国家开始从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全方面对中国进行一场“货币战争”，这将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产业调整带来很多不利环境。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些复杂的因素？
梅新育：在泡沫经济时期做实业投资确实不容易，我们的制造业企业一定要站稳脚跟。在这个时期，企业会受到相当强烈的诱惑，企业本身也想获得更快捷的赢利，但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本业丢了。当年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时很多日本企业投资炒股，也曾经获得比投资实业更多的赢利。但是泡沫经济一破灭，很多企业就破产了。
因此，我敢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从中吸取教训，很多中国企业也会在泡沫经济结束后破产甚至一无所有。所以，我所赞成的观点是，就如康奈集团的老总所说的，“我们的企业家去推动企业上市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精力用来炒股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