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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类要共存却又必须要达成共识。怎么办？这是现在欧洲的宗教神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从这个角度说，学者们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我们还是要以一个世俗生活作为前提，承认不同文化的价值，包括宗教文化，但是必须要有自我克制的能力。
——徐健（北大历史系教授）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巴黎十大的文学博士博迪亚斯从巴黎火车北站出来，去雅克·蓬塞尔让街区和朋友喝了一杯啤酒。
“我们谈论着爱情和巴黎。我的朋友跟我说共和国广场是巴黎新的中心。我同意，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说法。我承认巴黎左岸和西岸这些年已经变成了老旧的外省，富人们的宿舍。”
中国游客游览埃菲尔铁塔，自2015年“11·13”恐怖袭击事件后，巴黎旅游业受到重创
大约晚上8点半，博迪亚斯和另外4个朋友在毕夏街和玛丽·路易斯街转角的披萨店玛利亚·路易莎吃饭。店内提供15欧的披萨，巴黎人的披萨。女服务员有点像凯特·温丝莱特。
其他人要了一块提拉米苏，博迪亚斯点了一杯阿芙佳朵咖啡。蛋糕和咖啡摆上桌子的时候，他听到爆炸声从毕夏街传来，在窗玻璃外面、人行道和餐馆露天座的上方，就在他右手边几米远的地方。
5月26日，巴黎民族广场，反劳工法改革大游行
“我立马想到了爆炸或一次恐怖袭击，但我自言自语地说最好别是，这不可能。整个屋子的人都慌慌张张尖叫着躲到桌子下面，玻璃杯被打碎，盘子和酒瓶被翻转。然后几声巨响，新的爆炸声从餐馆门口传进来，几十下，也许是五十下机枪扫射的声音。但我们都还好，我们没有死。”
脑子里千回百转的博迪亚斯在两天后发表的博客里写道：我做好了死的准备，我对自己说也许我不会感到痛苦。记得有人跟我说子弹不总是很糟，最终的死亡还相当温柔。
真正的死亡绝不温柔。博迪亚斯事后才明白，自己刚刚经历了巴黎当年遭遇的第五起、也是规模最大的一起恐怖袭击。是夜，恐怖分子在巴塔克兰剧院等地发动多起枪击和爆炸行动，一百多人殒命。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亲历过2015年“11·13”恐袭的巴黎十大文学博士弗洛里安博迪亚斯（Florian Mahot Boudias）
半年后的5月25日，我们在距离披萨店12公里的南特尔一家咖啡店见到了博迪亚斯。他穿着深色恤衫，留着络腮胡，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博迪亚斯说，恐袭过后，他虽然出门会四处张望，但也并未太过焦虑。如果说恐袭让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他搬离市中心的计划加速了。
“选择在这里（南特尔）见面，也是觉得离闹市远，比较安全。”他笑笑。
亲历过2015年“11·13”恐袭的越南裔青年学者李（Son-Thierry Ly）
11 月13日事发时，越南裔青年学者山-蒂埃里·李（Son-Thierry Ly）就在离共和国广场不远的小巷和朋友吃饭。虽然没有亲友死伤，恐袭仍给他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还是会去咖啡馆，会在外面吃饭。户外的露台也还是会去，但去时，心里总会有那么一下子，下意识地想到那个晚上。就连看到街上的汽车来往，都会迸出念头，这个车里会不会有……”
在李的眼里，从象征意义上说，对一个个人直接瞄准、扫射，比埋一个炸弹引爆，更恐怖。“爆炸虽然会杀死人，但那是集体性的。不会那么强烈地联系到你。枪对着你，更暴力。很可怕。”
更可怕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则是，凶手就是和自己差不多同龄、也在此地同生共长的法国公民。《查理周刊》案的主犯、34岁的萨义德·库阿什和共犯、32岁的弟弟谢里夫·库阿什都在法国出生，父母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居住在巴黎市内。
5月31日，全副武装的法国特种部队在新凯旋门巡逻
11月13日的恐怖事件，杀手阿米莫尔和穆斯塔法伊是在法国本土出生、巴黎近郊长大的移民二代。阿普戴斯兰姆和他在自杀式袭击中死亡的弟弟虽然此前并不居住在法国，但他们所持有的也都是法国护照。
为何在欧盟，内在的恐怖主义正在悄然兴起？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在法国出生和成长，也有法国国籍，但却对他们生活的国家怀有一种无理性的仇恨？
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扎卡（Yves Charles Zarka）认为，一方面，极端思想在社交媒体的宣传教导，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种放逐;同时，西方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关注物质幸福、社会权利、购买力和社会保障。诚然，这是合理合法的，但它没有给出生存的理由。传统上伴随欧洲而生的理想光芒不再，道德危机（更不用提虚无主义）蔓延等，都使得年轻人对其生 活的欧洲国家产生仇恨。
巴黎上诉法院律师石仁林，是巴黎律师公会最早的华人执行律师之一。他说恐袭之后，他从事国际投资的客户当中，有人因为恐慌取消了在法高端地产投资项目。但他认为对法国经济影响最大的还是劳动法律、税收和福利政策
显然，对这些问题，博迪亚斯也在思考。“和《查理周刊》那次主要针对‘丑化伊斯兰教’漫画作者的性质不同，“11·3”的恐袭针对的是社会的整体，恐怖分子希望把左派变成伊斯兰恐惧者、种族主义者，把非穆斯林的人变成仇恨穆斯林的人，把温和穆斯林变成极端穆斯林。”但博迪亚斯也认为，恐怖分子是一个个不同的个体，他们的问题是自己的生活经验造成的。“我不想采用决定性的结论。”
他甚至会设身处地地换位考虑。
法国巴黎市议员、第13区华裔副区长陈文雄相信此刻的巴黎至少比以前安全，“比如火车上现在有军队在里面巡逻，走来走去，以前没有的”
“我自己也是市郊成长起来的青年，在我求学的经历里，有很多同学都是移民家庭出身，都在我之前就终止了学业，于是某个时刻我们就分岔了。剧院行凶的恐怖分子， 在我之后一年出生。我们完全有可能一起上学，可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我们没有遇见。他（少年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有一天去叙利亚去参加圣战？30年过后，他开枪去打跟我一样的人。我也可能是遇害者……
我们都看电视，20岁都会因为职业而迷茫。都想成功，获得社会认同。
我可以在巴黎生活，我做到了为社会创造价值。
5月26日，防暴警察向巴黎民族广场反劳工法改革大游行的民众包围施压
他是住在城郊的阿拉伯人，没有尊严的状态让他恶心。
他总是会感到生活中的玻璃天花板，时刻提醒他是阿拉伯人。这让他对别人心怀憎恨。
这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脆弱。”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在袭击中受伤甚至遇难，你还会这么想吗？”
他迟疑了几秒。“很难回答，但我想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他说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博客，也是为了感受到更多的善意。
三天后，我和共和国广场上静静收拾鲜花的奥利维亚夫人提及恐怖分子，她低声说了一句：他们都该去死。她和博迪亚斯代表了不同法国人的立场。但后者的表达，恐怕需要更多的胸襟和勇气。
在博迪亚斯看来，远离闹市，既是为了获得一份宁静，也离未来的恐袭可能，稍许远一点。然而，“11·13”恐袭的一个发生地，正是在位于市郊的法兰西体育场。
坐落在圣丹尼的法兰西体育场是法国国家队的主场，也是第15届欧洲杯的开幕赛场。作为法国唯一的欧足协五星级球场，它见证了法国1998年在世界杯的首次夺冠。
5月28日，我们从距离球场几百米的天桥往远看，看台的外沿已经裹上了一圈UEFA EURO 2016的蓝底白字赛事标志。场外，纯白色的帐篷形安检屋布置妥当。一位穿着明黄色工作服的工人正在卸货。桥上，除了我们，只有一对母子在眺望河上的风景。四周静寂无声。
除了看台那圈字母，这座城市看不出太多足球大赛的迹象。在巴黎逗留的7天时间里，我们每天以地铁作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但也仅仅在圣丹尼地铁站，才看到“离鸣哨还有XX天”这样与赛事有关的标识。
将要迎来500万球迷、100万以上外来客的欧洲杯，至少并没在外观上改变这个国家运行的轨迹。
问题是，要娱乐，又要安全，如何权衡？关于欧洲杯安保措施的争议，在政府内部一直未停歇。
根据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早先宣布的方案，埃菲尔铁塔下战神广场一片13万平方米、可容纳9.2万人的区域将划定为球迷区。不过法国前国家警察局局长贝什纳则早早放话说，在埃菲尔铁塔脚下建如此巨型的集会场所，“就是给恐怖袭击制造机会。”
“市长就说，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事情改变我们的正常生活，该做什么做什么，该玩就玩，该看电影看电影，该上餐馆上餐馆。”巴黎议员、第13区副区长陈文雄5月底在北京接受我们访问时说。
鉴于法国面临的公共安全不稳定状态，要求取消欧洲杯球迷区的声音自2015年年初以来就从未停息过，但总理瓦尔斯始终希望保留这一嘉年华式的传统设置。法国体育部长坎纳也表达过对总理立场的支持，称“在无人机、监控摄像头和全员手检等设施和措施的加持下，球迷区绝对安全”。
陈文雄相信此刻的巴黎至少比以前安全，“比如火车上现在有军队在里面巡逻，走来走去，以前没有的。”
在巴黎的每一天，无论在机场、地铁、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外墙，或是学校、银行的门面上，我们都与一个黑边红底的三角标志擦身而过。那是法国安全警戒机制“警惕海盗计划”（Vigipirate）的标识（《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发生后，法国总理府宣布，将“警惕海盗计划”的警戒级别提高到“袭击警戒”级别，整个法国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意味着将调动所有的安保力量和武装力量，对抗恐怖主义威胁）。但想象中武装警力大幅度加强的画面，并未出现。
“安检肯定是增强了。就连我去郊区家附近的小商场，都会有保安让你打开包。对于你们中国人来说，不会觉得 （负担、麻烦）很重。对我来说，已经很明显。”只是李对这个并不领受，反倒为部分民众的反对声自豪，“这些措施是整体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即使有恐怖隐患，生活还是要照常进行。越不正常，越会形成恶性循环。而这正是恐怖分子想看到的。你搜一千个人，可能会抓住5个可疑分子，而其他人都受到打扰。他们会觉得不公平。在搜索行动中，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群体往往会成为重点目标，这种针对性进一步加强他们受歧视感，进而成为极端主义滋长的温床。” 不独李一人，好些受访者都表示，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警力部署在情报搜集和定位上。“应该把重点放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人和地方，而不是街上看见的那些。”
经济学家埃维·于文（Herve Juvin）甚至指出，申根制度才是安全问题真正的源头。“当你取消了国家与国家的边境后，是在国家内部，制造了各种边境。”
无论如何，在这样的情势下，欧洲杯还有那么大的魔力，值得亲往球场和球迷区看个痛快吗？
“当然，我一定会去球场看一场比赛。”自称铁杆球迷的法国青年伦尼·波梅兰茨（Lenny Pomerantz）对安保忧虑不以为然。“每次发生一点点事，国家就如临大敌，一年内法国游客量减少了一半。只要看看Canal 电视台关于圣战分子的新闻报道就会明白，任何一个蠢蛋（圣战分子）都可以聚集到另外4个蠢蛋，然后组织一场恐袭，哪怕只是最小规模的。”他还引用法国内政部长的话：零风险是不存在的概念。“关闭球迷区是一种向恐怖主义退让的政策。不应该让恐怖分子来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等于是给予他们初步的胜利。”
“应当不带恐慌地去生活，这是大家最好的武器。”
巴黎，无处不奇迹，无处不风景。这不，外部安保的压力一点没消停，内部的又来了。
5月26日中午，我们正在2号线附近一家不到10平米的Kabab店吃“肉夹馍”果腹，突然看到电视里出现了反劳工法罢工游行的新闻。“看起来又是（从巴士底）一直走到民族广场，这是左翼经常走的线路，赶紧走！”在法国电视2台做摄影记者的同行明敏说。
还没出地铁，便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走到街面，烟雾、气球、鼓声、各种标语，如潮水般朝我们涌来。
“停止洗劫我们的家庭！”
“私人生活权利！”
“工会对攻击的迅速回击！”
旨在提高就业市场活力、减轻法国企业负担的法国新劳动法于两个月前提交法国内阁会议审议。劳动法草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取消每周35小时工作制，削减35小时以外的加班费，并给予雇主更多自由来解雇员工和削减成本。消息出来，法国劳工们不干了。从年初至今，各个行业工会组织的罢工游行一波接一波。
“从1968年的40小时，到1998年的35小时，这是法国人在生产力提高之后，经过仔细估算，以较高的生活质量，依然能带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应该从人文角度去理解它。但这种制度，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就大错特错了。时代早变了，只是法国人民没准备好。”在法工作多年的徐波说。
2014 年，法国通过了管理者和雇主晚上8点之后不许给员工打工作电话的法规。巴黎七大博士程小牧在《法国这十年》一文中提到，整体管理效率低下，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受到诸如此类名目繁多的劳动法规的牵制。再进一步看，这种法规背后的价值理念则是法国社会模式赖以存在的人性化、自由、保障、权利等基础。
“在法国，若有员工压力大了，上班情绪不好，可以看心理医生，若医生判断你不能这样工作，便可以拿薪休假。在中国，这会很荒唐。在法国，却很正常。” 在法旅游业资深人士石恒宇表示。
“企业解雇员工的赔偿金是不设上限的。这很害怕。你完全不知道要赔偿多少。这也是这次改革的重点。劳动仲裁法院判决赔偿的时候，不可以超过上限。这是进步。但据说这条最后还是删掉了。”德恒事务所律师石仁林颇为遗憾地摇头。
道理很简单，你早早地给了那颗糖，现在谁还愿意吐出来呢？
游行队伍里，来自FO（法国工人力量工会）的帕特里克手持话筒，气定神闲地喊着口号。
“政府想改变原来的基础，我们不开心。比如生孩子，以前是出生前的6到8个月可以带薪休假，要是法案通过，就统统没有了。”
“你们打算坚持到什么时候？”我问帕特里克。
“什么时候，到他们废除这个法案为止。我知道70%的法国人都反对这个劳工法，即便那些没上街的。那些投票通过这个法案的议员，他们心里也是存疑的。”帕特里克颇以为然地为更多人代言。
连着三天早晨，我们都在酒店附近的Le Bistro餐馆吃早餐。店主阿米尔（化名）指着电视新闻告诉我们，他就不赞同新劳工法。“再这样下去，法国经济都维持不了了。”
老张（化名）在蓬皮杜温州人社区的一间大中华超市工作。见到他时，这位来法国三十多年的老移民正在拿剪刀剪去大葱和蒜苗的黄叶子。
“欧元贬值，再加上恐袭，客人都不来了。你看看，这周末都没人。加油站也加不到油。”他蹙着眉头。
《欧洲时报》的记者张新颇为感慨地比较，来中国出差，到处都在“孵化”，“都是什么‘云’啊。”
“倒也不是，但确实人才流失严重。思维活跃、有拼搏心的人都去了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加上奥朗德搞的新政，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富人要交75%的巨富税。像‘大鼻子’（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就移民俄罗斯了。”张新解释道。
在拉德芳斯的办公室，经济学家埃维·于文说，人们谈论很多关于避税天堂的问题，也得谈谈“税收地狱”的问题。说到前半句，他脸带笑意，后半句则严肃起来。“许多持有资产的人看到自己资产不停缩减——仅仅出于税收的原因，这是非常不好的体验。”
“有一部分基础设施慢慢地在损坏和老化了，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大批的移民涌入。”于文继续阐述。“公共财富在不停地缩减，看起来人们付的成本很高，福利却越来越不好。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不幸的点，就是这个造成的。”
离开法国前的一天，我在埃菲尔铁塔下的咖啡馆和张新小叙。已经在法国成家立业的她告诉我，在法国，左、中、右什么思想都有，全都拧在一起，这也正是它的魅力。“但我绝对相信，它也到了需要克服这股阵痛来走出颓势的时候。谁都知道法国需要改革，可是它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 来得越晚，自然越痛。
道理谁都明白。可习惯了“吃糖”的法国人绝不愿改革从自己身上开刀。罢工也在影响着参与者自身和反对方的利益。近两周来，部分铁路停运，全国大约20%的加油站完全断油或供应不足。
5 月26日，摄影师方迎忠在民族广场的中心区域亲眼目睹一名青年在有意挑衅警察后，被多名便衣带上警车。和老方分开、一路沿途采访的明敏和我没有碰上最激烈的警民冲突场面，目之所及处，气氛还算平和。在靠近民族广场的街口，青年保罗就站在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察身后。虽然和朋友们刚被喷了催泪瓦斯，他们还在彼此说笑。保罗自我介绍说，他就在附近的酒店工作，并笑着许诺，“我可以给你们弄到欧洲杯的球票哦。”
“那在保证欧洲杯顺利举行和罢工之间，你会选哪样？”我问他。
他想了一秒钟，笑着说道，“还是罢工吧。欧洲杯很带劲，可你知道，罢工是重要的生活。这是面包和游戏之间的关系。”
“11·13”事件后。在好几个月里，哀悼死者、对恐怖分子的同仇敌忾给沉郁中的法兰西增添了向上的凝聚力。
但从今年3月底起，共和国广场每天晚上都有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自发集会，就各种时政、社会问题演讲、辩论，其诉求早已超出了劳工法层面。这场民间运动，有着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黑夜站立（Nuit debout）。随着夏季的来临，黑夜站立渐渐地演化成了“白夜站立”。
5月28日那晚我们来到广场时，果然见到了正儿八经的“黑夜站立接待处”。斜前方，被小男孩称为“漂亮”的玛丽安娜雕像上涂满了类似“警察滚出去”、“把富人生吞了”字样的涂鸦，“我是查理”的残破海报也在墙体上依稀可见。广场上的两堆演讲人，分别在控诉英美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行径，和介绍免费的软件。路人们席地而坐，爱听则听，不听便起身挪地儿。奥利维亚夫人忍不住抱怨：他们（“黑夜站立”的参与者）是在做蠢事，发动内战， 都是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聚在这里，把广场弄得乱七八糟！
张新的看法是，这场运动表达了民众的恐惧、无奈。但它既不能引发思想界的思潮，也没有给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带来什么影响。就像是个过节的舞会。
“舞会”的形容并不过分。那个黄昏的共和国广场，嘈杂纷乱而又让人轻松愉快。轰隆隆演讲的声效背景下，有人摆着“流动图书馆”的地摊、欢迎你免费阅读，有人卖饮料和自制点心，两个飞驰的少年互较滑板技术。不远处，几个青年乐手的鼓点声奏得人心旌荡漾，看到我坐下歇息，他们还招手示意，come with us！
法国人的天性不也是如此吗，再沉重的话题也能以轻盈的方式来面对？就像海明威的《巴黎是一个节日》里写的，“此刻，写到了事态的终止。实际上，巴黎从未有过终了。这里仅是第一个时期完毕。”
——徐健（北大历史系教授）
死亡并不温柔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巴黎十大的文学博士博迪亚斯从巴黎火车北站出来，去雅克·蓬塞尔让街区和朋友喝了一杯啤酒。
“我们谈论着爱情和巴黎。我的朋友跟我说共和国广场是巴黎新的中心。我同意，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说法。我承认巴黎左岸和西岸这些年已经变成了老旧的外省，富人们的宿舍。”
大约晚上8点半，博迪亚斯和另外4个朋友在毕夏街和玛丽·路易斯街转角的披萨店玛利亚·路易莎吃饭。店内提供15欧的披萨，巴黎人的披萨。女服务员有点像凯特·温丝莱特。
其他人要了一块提拉米苏，博迪亚斯点了一杯阿芙佳朵咖啡。蛋糕和咖啡摆上桌子的时候，他听到爆炸声从毕夏街传来，在窗玻璃外面、人行道和餐馆露天座的上方，就在他右手边几米远的地方。
“我立马想到了爆炸或一次恐怖袭击，但我自言自语地说最好别是，这不可能。整个屋子的人都慌慌张张尖叫着躲到桌子下面，玻璃杯被打碎，盘子和酒瓶被翻转。然后几声巨响，新的爆炸声从餐馆门口传进来，几十下，也许是五十下机枪扫射的声音。但我们都还好，我们没有死。”
脑子里千回百转的博迪亚斯在两天后发表的博客里写道：我做好了死的准备，我对自己说也许我不会感到痛苦。记得有人跟我说子弹不总是很糟，最终的死亡还相当温柔。
真正的死亡绝不温柔。博迪亚斯事后才明白，自己刚刚经历了巴黎当年遭遇的第五起、也是规模最大的一起恐怖袭击。是夜，恐怖分子在巴塔克兰剧院等地发动多起枪击和爆炸行动，一百多人殒命。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半年后的5月25日，我们在距离披萨店12公里的南特尔一家咖啡店见到了博迪亚斯。他穿着深色恤衫，留着络腮胡，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博迪亚斯说，恐袭过后，他虽然出门会四处张望，但也并未太过焦虑。如果说恐袭让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他搬离市中心的计划加速了。
“选择在这里（南特尔）见面，也是觉得离闹市远，比较安全。”他笑笑。
11 月13日事发时，越南裔青年学者山-蒂埃里·李（Son-Thierry Ly）就在离共和国广场不远的小巷和朋友吃饭。虽然没有亲友死伤，恐袭仍给他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还是会去咖啡馆，会在外面吃饭。户外的露台也还是会去，但去时，心里总会有那么一下子，下意识地想到那个晚上。就连看到街上的汽车来往，都会迸出念头，这个车里会不会有……”
在李的眼里，从象征意义上说，对一个个人直接瞄准、扫射，比埋一个炸弹引爆，更恐怖。“爆炸虽然会杀死人，但那是集体性的。不会那么强烈地联系到你。枪对着你，更暴力。很可怕。”
更可怕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则是，凶手就是和自己差不多同龄、也在此地同生共长的法国公民。《查理周刊》案的主犯、34岁的萨义德·库阿什和共犯、32岁的弟弟谢里夫·库阿什都在法国出生，父母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居住在巴黎市内。
11月13日的恐怖事件，杀手阿米莫尔和穆斯塔法伊是在法国本土出生、巴黎近郊长大的移民二代。阿普戴斯兰姆和他在自杀式袭击中死亡的弟弟虽然此前并不居住在法国，但他们所持有的也都是法国护照。
为何在欧盟，内在的恐怖主义正在悄然兴起？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在法国出生和成长，也有法国国籍，但却对他们生活的国家怀有一种无理性的仇恨？
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扎卡（Yves Charles Zarka）认为，一方面，极端思想在社交媒体的宣传教导，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种放逐;同时，西方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关注物质幸福、社会权利、购买力和社会保障。诚然，这是合理合法的，但它没有给出生存的理由。传统上伴随欧洲而生的理想光芒不再，道德危机（更不用提虚无主义）蔓延等，都使得年轻人对其生 活的欧洲国家产生仇恨。
显然，对这些问题，博迪亚斯也在思考。“和《查理周刊》那次主要针对‘丑化伊斯兰教’漫画作者的性质不同，“11·3”的恐袭针对的是社会的整体，恐怖分子希望把左派变成伊斯兰恐惧者、种族主义者，把非穆斯林的人变成仇恨穆斯林的人，把温和穆斯林变成极端穆斯林。”但博迪亚斯也认为，恐怖分子是一个个不同的个体，他们的问题是自己的生活经验造成的。“我不想采用决定性的结论。”
他甚至会设身处地地换位考虑。
“我自己也是市郊成长起来的青年，在我求学的经历里，有很多同学都是移民家庭出身，都在我之前就终止了学业，于是某个时刻我们就分岔了。剧院行凶的恐怖分子， 在我之后一年出生。我们完全有可能一起上学，可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我们没有遇见。他（少年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有一天去叙利亚去参加圣战？30年过后，他开枪去打跟我一样的人。我也可能是遇害者……
我们都看电视，20岁都会因为职业而迷茫。都想成功，获得社会认同。
我可以在巴黎生活，我做到了为社会创造价值。
他是住在城郊的阿拉伯人，没有尊严的状态让他恶心。
他总是会感到生活中的玻璃天花板，时刻提醒他是阿拉伯人。这让他对别人心怀憎恨。
这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脆弱。”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在袭击中受伤甚至遇难，你还会这么想吗？”
他迟疑了几秒。“很难回答，但我想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他说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博客，也是为了感受到更多的善意。
三天后，我和共和国广场上静静收拾鲜花的奥利维亚夫人提及恐怖分子，她低声说了一句：他们都该去死。她和博迪亚斯代表了不同法国人的立场。但后者的表达，恐怕需要更多的胸襟和勇气。
安全与自由
在博迪亚斯看来，远离闹市，既是为了获得一份宁静，也离未来的恐袭可能，稍许远一点。然而，“11·13”恐袭的一个发生地，正是在位于市郊的法兰西体育场。
坐落在圣丹尼的法兰西体育场是法国国家队的主场，也是第15届欧洲杯的开幕赛场。作为法国唯一的欧足协五星级球场，它见证了法国1998年在世界杯的首次夺冠。
5月28日，我们从距离球场几百米的天桥往远看，看台的外沿已经裹上了一圈UEFA EURO 2016的蓝底白字赛事标志。场外，纯白色的帐篷形安检屋布置妥当。一位穿着明黄色工作服的工人正在卸货。桥上，除了我们，只有一对母子在眺望河上的风景。四周静寂无声。
除了看台那圈字母，这座城市看不出太多足球大赛的迹象。在巴黎逗留的7天时间里，我们每天以地铁作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但也仅仅在圣丹尼地铁站，才看到“离鸣哨还有XX天”这样与赛事有关的标识。
将要迎来500万球迷、100万以上外来客的欧洲杯，至少并没在外观上改变这个国家运行的轨迹。
问题是，要娱乐，又要安全，如何权衡？关于欧洲杯安保措施的争议，在政府内部一直未停歇。
根据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早先宣布的方案，埃菲尔铁塔下战神广场一片13万平方米、可容纳9.2万人的区域将划定为球迷区。不过法国前国家警察局局长贝什纳则早早放话说，在埃菲尔铁塔脚下建如此巨型的集会场所，“就是给恐怖袭击制造机会。”
“市长就说，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事情改变我们的正常生活，该做什么做什么，该玩就玩，该看电影看电影，该上餐馆上餐馆。”巴黎议员、第13区副区长陈文雄5月底在北京接受我们访问时说。
鉴于法国面临的公共安全不稳定状态，要求取消欧洲杯球迷区的声音自2015年年初以来就从未停息过，但总理瓦尔斯始终希望保留这一嘉年华式的传统设置。法国体育部长坎纳也表达过对总理立场的支持，称“在无人机、监控摄像头和全员手检等设施和措施的加持下，球迷区绝对安全”。
陈文雄相信此刻的巴黎至少比以前安全，“比如火车上现在有军队在里面巡逻，走来走去，以前没有的。”
在巴黎的每一天，无论在机场、地铁、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外墙，或是学校、银行的门面上，我们都与一个黑边红底的三角标志擦身而过。那是法国安全警戒机制“警惕海盗计划”（Vigipirate）的标识（《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发生后，法国总理府宣布，将“警惕海盗计划”的警戒级别提高到“袭击警戒”级别，整个法国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意味着将调动所有的安保力量和武装力量，对抗恐怖主义威胁）。但想象中武装警力大幅度加强的画面，并未出现。
“安检肯定是增强了。就连我去郊区家附近的小商场，都会有保安让你打开包。对于你们中国人来说，不会觉得 （负担、麻烦）很重。对我来说，已经很明显。”只是李对这个并不领受，反倒为部分民众的反对声自豪，“这些措施是整体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即使有恐怖隐患，生活还是要照常进行。越不正常，越会形成恶性循环。而这正是恐怖分子想看到的。你搜一千个人，可能会抓住5个可疑分子，而其他人都受到打扰。他们会觉得不公平。在搜索行动中，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群体往往会成为重点目标，这种针对性进一步加强他们受歧视感，进而成为极端主义滋长的温床。” 不独李一人，好些受访者都表示，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警力部署在情报搜集和定位上。“应该把重点放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人和地方，而不是街上看见的那些。”
经济学家埃维·于文（Herve Juvin）甚至指出，申根制度才是安全问题真正的源头。“当你取消了国家与国家的边境后，是在国家内部，制造了各种边境。”
无论如何，在这样的情势下，欧洲杯还有那么大的魔力，值得亲往球场和球迷区看个痛快吗？
“当然，我一定会去球场看一场比赛。”自称铁杆球迷的法国青年伦尼·波梅兰茨（Lenny Pomerantz）对安保忧虑不以为然。“每次发生一点点事，国家就如临大敌，一年内法国游客量减少了一半。只要看看Canal 电视台关于圣战分子的新闻报道就会明白，任何一个蠢蛋（圣战分子）都可以聚集到另外4个蠢蛋，然后组织一场恐袭，哪怕只是最小规模的。”他还引用法国内政部长的话：零风险是不存在的概念。“关闭球迷区是一种向恐怖主义退让的政策。不应该让恐怖分子来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等于是给予他们初步的胜利。”
“应当不带恐慌地去生活，这是大家最好的武器。”
吐出嘴里的糖，没门
巴黎，无处不奇迹，无处不风景。这不，外部安保的压力一点没消停，内部的又来了。
5月26日中午，我们正在2号线附近一家不到10平米的Kabab店吃“肉夹馍”果腹，突然看到电视里出现了反劳工法罢工游行的新闻。“看起来又是（从巴士底）一直走到民族广场，这是左翼经常走的线路，赶紧走！”在法国电视2台做摄影记者的同行明敏说。
还没出地铁，便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走到街面，烟雾、气球、鼓声、各种标语，如潮水般朝我们涌来。
“停止洗劫我们的家庭！”
“私人生活权利！”
“工会对攻击的迅速回击！”
旨在提高就业市场活力、减轻法国企业负担的法国新劳动法于两个月前提交法国内阁会议审议。劳动法草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取消每周35小时工作制，削减35小时以外的加班费，并给予雇主更多自由来解雇员工和削减成本。消息出来，法国劳工们不干了。从年初至今，各个行业工会组织的罢工游行一波接一波。
“从1968年的40小时，到1998年的35小时，这是法国人在生产力提高之后，经过仔细估算，以较高的生活质量，依然能带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应该从人文角度去理解它。但这种制度，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就大错特错了。时代早变了，只是法国人民没准备好。”在法工作多年的徐波说。
2014 年，法国通过了管理者和雇主晚上8点之后不许给员工打工作电话的法规。巴黎七大博士程小牧在《法国这十年》一文中提到，整体管理效率低下，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受到诸如此类名目繁多的劳动法规的牵制。再进一步看，这种法规背后的价值理念则是法国社会模式赖以存在的人性化、自由、保障、权利等基础。
“在法国，若有员工压力大了，上班情绪不好，可以看心理医生，若医生判断你不能这样工作，便可以拿薪休假。在中国，这会很荒唐。在法国，却很正常。” 在法旅游业资深人士石恒宇表示。
“企业解雇员工的赔偿金是不设上限的。这很害怕。你完全不知道要赔偿多少。这也是这次改革的重点。劳动仲裁法院判决赔偿的时候，不可以超过上限。这是进步。但据说这条最后还是删掉了。”德恒事务所律师石仁林颇为遗憾地摇头。
道理很简单，你早早地给了那颗糖，现在谁还愿意吐出来呢？
游行队伍里，来自FO（法国工人力量工会）的帕特里克手持话筒，气定神闲地喊着口号。
“政府想改变原来的基础，我们不开心。比如生孩子，以前是出生前的6到8个月可以带薪休假，要是法案通过，就统统没有了。”
“你们打算坚持到什么时候？”我问帕特里克。
“什么时候，到他们废除这个法案为止。我知道70%的法国人都反对这个劳工法，即便那些没上街的。那些投票通过这个法案的议员，他们心里也是存疑的。”帕特里克颇以为然地为更多人代言。
果真如此吗？
连着三天早晨，我们都在酒店附近的Le Bistro餐馆吃早餐。店主阿米尔（化名）指着电视新闻告诉我们，他就不赞同新劳工法。“再这样下去，法国经济都维持不了了。”
老张（化名）在蓬皮杜温州人社区的一间大中华超市工作。见到他时，这位来法国三十多年的老移民正在拿剪刀剪去大葱和蒜苗的黄叶子。
“欧元贬值，再加上恐袭，客人都不来了。你看看，这周末都没人。加油站也加不到油。”他蹙着眉头。
《欧洲时报》的记者张新颇为感慨地比较，来中国出差，到处都在“孵化”，“都是什么‘云’啊。”
法国没那么有活力吗？
“倒也不是，但确实人才流失严重。思维活跃、有拼搏心的人都去了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加上奥朗德搞的新政，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富人要交75%的巨富税。像‘大鼻子’（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就移民俄罗斯了。”张新解释道。
在拉德芳斯的办公室，经济学家埃维·于文说，人们谈论很多关于避税天堂的问题，也得谈谈“税收地狱”的问题。说到前半句，他脸带笑意，后半句则严肃起来。“许多持有资产的人看到自己资产不停缩减——仅仅出于税收的原因，这是非常不好的体验。”
“有一部分基础设施慢慢地在损坏和老化了，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大批的移民涌入。”于文继续阐述。“公共财富在不停地缩减，看起来人们付的成本很高，福利却越来越不好。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不幸的点，就是这个造成的。”
离开法国前的一天，我在埃菲尔铁塔下的咖啡馆和张新小叙。已经在法国成家立业的她告诉我，在法国，左、中、右什么思想都有，全都拧在一起，这也正是它的魅力。“但我绝对相信，它也到了需要克服这股阵痛来走出颓势的时候。谁都知道法国需要改革，可是它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 来得越晚，自然越痛。
道理谁都明白。可习惯了“吃糖”的法国人绝不愿改革从自己身上开刀。罢工也在影响着参与者自身和反对方的利益。近两周来，部分铁路停运，全国大约20%的加油站完全断油或供应不足。
5 月26日，摄影师方迎忠在民族广场的中心区域亲眼目睹一名青年在有意挑衅警察后，被多名便衣带上警车。和老方分开、一路沿途采访的明敏和我没有碰上最激烈的警民冲突场面，目之所及处，气氛还算平和。在靠近民族广场的街口，青年保罗就站在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察身后。虽然和朋友们刚被喷了催泪瓦斯，他们还在彼此说笑。保罗自我介绍说，他就在附近的酒店工作，并笑着许诺，“我可以给你们弄到欧洲杯的球票哦。”
“那在保证欧洲杯顺利举行和罢工之间，你会选哪样？”我问他。
他想了一秒钟，笑着说道，“还是罢工吧。欧洲杯很带劲，可你知道，罢工是重要的生活。这是面包和游戏之间的关系。”
无聊还是节日
“11·13”事件后。在好几个月里，哀悼死者、对恐怖分子的同仇敌忾给沉郁中的法兰西增添了向上的凝聚力。
但从今年3月底起，共和国广场每天晚上都有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自发集会，就各种时政、社会问题演讲、辩论，其诉求早已超出了劳工法层面。这场民间运动，有着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黑夜站立（Nuit debout）。随着夏季的来临，黑夜站立渐渐地演化成了“白夜站立”。
5月28日那晚我们来到广场时，果然见到了正儿八经的“黑夜站立接待处”。斜前方，被小男孩称为“漂亮”的玛丽安娜雕像上涂满了类似“警察滚出去”、“把富人生吞了”字样的涂鸦，“我是查理”的残破海报也在墙体上依稀可见。广场上的两堆演讲人，分别在控诉英美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行径，和介绍免费的软件。路人们席地而坐，爱听则听，不听便起身挪地儿。奥利维亚夫人忍不住抱怨：他们（“黑夜站立”的参与者）是在做蠢事，发动内战， 都是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聚在这里，把广场弄得乱七八糟！
张新的看法是，这场运动表达了民众的恐惧、无奈。但它既不能引发思想界的思潮，也没有给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带来什么影响。就像是个过节的舞会。
“舞会”的形容并不过分。那个黄昏的共和国广场，嘈杂纷乱而又让人轻松愉快。轰隆隆演讲的声效背景下，有人摆着“流动图书馆”的地摊、欢迎你免费阅读，有人卖饮料和自制点心，两个飞驰的少年互较滑板技术。不远处，几个青年乐手的鼓点声奏得人心旌荡漾，看到我坐下歇息，他们还招手示意，come with us！
法国人的天性不也是如此吗，再沉重的话题也能以轻盈的方式来面对？就像海明威的《巴黎是一个节日》里写的，“此刻，写到了事态的终止。实际上，巴黎从未有过终了。这里仅是第一个时期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