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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刚解放，李士英带着1600多名公安干警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出任上海市首任公安局局长。他在任期间办的两件事，极好地诠释了他说过的话“今后应提倡学习法令，按章办事，凡是公安局干警，视工作好坏为准则，以忠诚为人民服务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新旧人员来划分。”
1949年5月12日，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逼上海，解放军开始对上海外围实施攻击。23日又发起了总攻。27日，上海完全解放。经过16天的浴血奋战，上海战役共歼灭15.3万多国民党军队。
这一年，对时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士英来说是激动而又铭心刻骨的岁月。那时，李士英与杨帆等领导立即率1600多名公安干部，冒着隆隆的枪炮声，乘坐闷罐子火车奔赴上海，驻进位于徐家汇的交通大学，准备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
接管上海旧警察局
安顿下来后，李士英不顾旅途劳顿，连饭也没吃，就化装成市民来到夜色朦胧的大街上。街上散落着弹片纸屑，行人稀少，颇为凄凉。沿街的商店大多上着门板或虚掩着门，店主不时偷偷向外张望，上海的夜晚还笼罩在战争的硝烟和恐怖之中。
稍后，李士英坐车摸黑来到上海旧警察局中共地下党委（下称警委）书记邵健家，邵健紧紧握着李士英的手，激动不已。邵健兴奋地告知他，警委几个负责人已秘密油印了许多解放军布告和警告信，分散寄给了局里的警务人员， 敦促他们认清形势，停止作恶，并已成功争取伪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弃暗投明。李士英高兴地称赞道：“好！你们干得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
回到交通大学，秘书安排李士英在办公楼的小间就寝。他摆摆手说：“听说攻城的解放军都露天睡在淮海路上，我们能住在房子里已经很不错了，怎么能再贪图享受？”说完他来到战士们住宿的体育馆室内篮球场，在几百人就寝的角落里觅了个位置，与大家一样席地而睡。
28日清晨，梁国斌、李士英、杨帆三人率领接管人员向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185号）上的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进发。
上午9时许，两辆美式吉普车在该局大院前戛然而止，20多名荷枪实弹、身着黄色军服的接管人员随接管领导纷纷跳下车，只见一面大白旗赫然悬挂在大门口。接管人员进入大院，早已有地下党员在门口迎接，只见四周高楼的窗洞里，一些旧警员手持大小不一的小白旗，伸出胳臂高喊：“欢迎解放军！”
梁国斌、李士英、杨帆等接管干部不断地向楼里探出头来的人员挥手致意，然后跟随地下党员来到旧警察局长的办公室。身着旧警服的陆大公恭恭敬敬地走进来，一个立正举手敬礼后大声喊道：“报告长官! 几天前，国民党警察局长毛森听说解放军已打进了上海，慌慌张张地于24日晚带着一帮亲信狼狈逃跑了，现在我代上海市警察局长接受共产党的接管。”
李士英代表接管人员询问了一些情况后，严肃地向陆大公宣布：“现在我代表共产党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我命令你向总局和分局下达命令，一律下白旗，无条件投降，欢迎军管会代表进驻接管。”陆大公又是一个立正敬礼，随后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印章郑重地交给了李士英。
李士英对陆大公配合接管的行动表示满意，并请他留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当顾问，继续配合接管人员做好各项接管工作。陆大公激动地紧握李士英的手，欣然接受，随后他通过电话给旧警察局各部门和各分局发布了服从共产党接管的命令。
当天下午，李士英与杨帆召集总局各处、室的旧警察代表和接管各处、室的人员开会。李士英首先向旧警察的头头脑脑们宣布了《约法八章》，然后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成立新的公安局，除劣迹昭著为人民所不容者外，凡愿意继续留任供职的，一律欢迎，并分别录用，给予工作机会。但留用人员必须遵守纪律，一律服从接管干部的命令，刑侦、治安、交通、消防等各部门一律维持现状，谁违反规定就拿谁是问！
两桩事
在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首任局长期间，李士英亲自处理了两桩事。1949年7月1日，北站分局留用警察黄伟生，在执勤中被拒捕盗匪开枪击中，因公殉职。7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隆重举行黄伟生同志追悼会，800余人到会悼念。李士英在追悼会上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黄伟生为革命烈士，并对其家属从优抚恤。他还高度赞扬了黄伟生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号召广大公安干警向黄伟生学习。
第二件事是，上海刚刚解放不到一个月，榆林公安分局局长刘永祥拿着一叠案卷来到李士英的办公室，汇报一起内部人员犯案的事情：1949年6月8日，该局干警欧震奉命协同公安部查处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第21电台台长毕晓辉非法藏匿武器案件，当时毕晓辉已逃到台湾，家中只有妻妾二人。
办案干警查获武器后，对配合检查的毕晓辉妻妾给予宽大处理，但欧震对毕晓辉年轻时髦的姨太太朱氏一见倾心，晚上独自来到毕家，对朱氏一阵威吓敲诈后，欲霸占她，朱氏半推半就地顺从了。一夜风流之后，欧震以“一定娶你”相诱惑，与朱氏过起了同居生活。刘永祥汇报完后说：“欧震是山东解放区南下公安干部，公开处理恐怕政治影响不好。”
李士英听罢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此事性质严重，务必严惩，不要怕丢丑，几千人的队伍出一两个败类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有公开处理，才能起到警示他人的效果。”处理此事时，李士英在有关材料上批示：“欧震敲诈勒索，诱奸妇女，目无法纪，应予枪毙，以维纪律。”8月14日，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欧震死刑。
《解放日报》报道了此事，并配发了短评《革命纪律不容破坏》，引起很大反响，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也使老百姓看到了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清正廉明的作风。
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次局务会议上，李士英曾向全体干警开诚布公地说：“今后应提倡学习法令，按章办事，凡是公安局干警，视工作好坏为准则，以忠诚为人民服务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新旧人员来划分。”这两件事的处理，很好地诠释了这段话。
处理“副领事”
跟随李士英从山东解放区一起到达上海、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机关的赵文卿，时任提篮桥区公安分局局长。在李士英逝世两周年之际，他撰文回忆了上海刚解放一个多月时，李士英沉着冷静，妥善处理了一起涉外案件，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49年7月6日，上海市百万军民满怀胜利的喜悦举行庆祝上海解放、纪念“七七”抗战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向设在四川北路同心路口的检阅台进发，准备接受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军领导人的检阅。这是当时全市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游行，根据市军管会颁布的交通法令，公安机关抽调大批干警维持交通治安秩序，确保游行队伍安全，畅通无阻。
下午4时许，原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副领事”威廉姆· 欧立夫驾驶一辆小轿车驶至溧阳路东长治路口，故意违反交通规则，冲入游行队伍，阻断前进道路。值勤民警立即上前阻拦，勒令欧立夫停驶后退，但其不仅拒不服从指挥，还出言不逊，继续踩动油门欲强行通过，引起在场群众强烈愤慨。
为了防止事态恶化，民警果断将欧立夫带至提篮桥区公安分局讯问。在分局值班室里，欧立夫不但拒绝说出姓名、住址和职业，而且暴跳如雷，掀翻办公桌，砸毁办公用具，并对制止他的民警拳打脚踢，民警的手表被打坏、钢笔被折断，在场的一些留用警员不知如何是好。
赵文卿与其他分局领导认为，必须马上制止欧立夫这种无视中国政府法令、寻衅滋事的野蛮行为，给他戴上了手铐，关押起来。
这一招，完全出乎欧立夫的预料，过了一会儿，他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姓名、职业、住址，并交出了证件。进城时，李士英曾一再告诫下属，对涉外事件必须谨慎处理，加强请示报告，不得自作主张。但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先斩后奏”了，再加上这是进入大城市后第一次处理涉外事件，对象又是昔日在上海不可一世的美国“驻沪副领事”，赵文卿心里不免七上八下的。将欧立夫送进关押室后，赵文卿立刻打电话向李士英汇报这件事。
李士英听完汇报后讲了四点意见：一是派南下干部（解放区来的干部）专人负责，对欧立夫好好看管；二是要讲政策，不准打骂和侮辱人格；三是饮食由分局负责，不能吃外人送来的食品；四是领事馆来人询问，可答复说我们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不承认他是什么“副领事”，只说有个美国侨民破坏交通秩序被拘押。
后对欧立夫作出如下处理决定：责令欧立夫写认错道歉书面检查，在报刊上公开刊载；毁坏公私财物，照价赔偿；以分局名义写一份对欧立夫拘留的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发还欧立夫的个人财物，包括肇事轿车。
经过教育，欧立夫承认了错误，接受处分，并写出认错道歉书。
同年7月8日，《 解放日报》等报纸刊发了“美侨威廉姆· 欧立夫竟敢违警破坏交通，已被提篮桥分局拘押讯问”的报道。9日和10日《解放日报》又全文刊登了欧立夫的认错道歉书和提篮桥区公安分局的处理决定书，并发了短评《警告美帝国主义者》。此事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节选自《检察生涯——高检院二十七位卸任副检察长访谈录》，有删改）
人物索引
李士英（1912－ 2001），河南内黄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委员。1955年8月至1960年12月，1978年12月至1983年9月，两度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曾任华东公安部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中纪委常委，国家安全部特约顾问。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从除特务到管城市
李士英是“打狗队”出身，“打狗队”是中央特科行动科的别名。中央特科于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它直属于中央特委，专职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下设四个科：一科总务科，负责中央机构的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行动科，负责惩办叛徒和内奸，保卫中央机关安全；四科交通通讯科，负责中央同各地党组织的电台联络及交通工作。
行动科的队员个个身怀绝技。该科下设若干组，李士英担任其中一个行动小组的组长。
1948年4月，山东昌潍地区解放，改为潍坊特别市。其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蠢蠢欲动，武装匪特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处破坏捣乱。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华东军区颁布命令，宣布成立昌潍特区保安司令部，李士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他又被任命为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9月济南解放时，他带领600余名公安干警进入市区，接管国民党济南市警察局、监狱，并组建了济南特别市公安局，被任命为该局局长。
根据华东局的要求，进城后公安干警有两大任务：保护好粮食和煤炭，维护好社会治安。不想，进城后摆在李士英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街上五六千具尸体，臭得很；因为围困攻打的时间长，家家户户的垃圾运不出去，厕所也都积满粪便。尸体、垃圾和粪便如不及时处理，时间长了会发生瘟疫，这是被各国战争经验证明了的。李士英立即组织人掩埋尸体、清理粪便垃圾，做了大量工作，总算解决了这一难题，领导和群众都很满意。
过了不久，华东局组织大家看了一次戏，李士英很有感触。他深深地感觉到：以前在大城市做地下工作，主要是搞情报、除特务，而解放进城后，主要是管理城市工作，很不一样。几十万人的城市交给你，就像唱戏敲锣打鼓一样，奏出的声音既和谐又悦耳，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当时的情况很复杂，要做好城市管理工作，就更难了。李士英有两个月吃住在办公室，因为经常不是这里有事情，就是那里出问题，都得快速处理。后来市政府等机关组建齐了，公安局的工作也就好办一些了。
后来，公安局的主要任务转入处理战后的隐藏特务、散兵游勇。李士英组织了一支侦察保卫队伍，捕获了一批大特务。此外，他还带领公安人员破获了相当多的特务电台，并注意建立档案，首先是户口档案。户口管理是城市管理的基础，而济南原来的户口档案都被敌人破坏了。他鼓励大家在实践中摸索接管大中城市、搞好城市治安保卫工作的方法，不断总结经验。
在此期间，李士英了解到莒县“王家彬国民党”一案实属冤案，果断决定予以平反，做好善后工作。他谆谆告诫干警，办案不能先入为主、人云亦云、主观臆想，只能实事求是。否则，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干警们听后，个个颔首至再。
跟着李士英进济南的干警，大多没有念过书，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此他非常清醒：“敌人和困难是不会因为我们文化程度低和出身好而向我们让步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大批有高等文化知识的干部，应立即创办机关业余文化学校，尽快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济南市公安局机关文化学校随即成立。
为了提高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李士英还提议创办《济南公安》杂志。他亲自选定专人筹办，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杂志创刊后，不管工作多忙，李士英总是坚持审阅、修改重要稿件，以保证刊物的质量。他提出每期刊物上要刊登一两篇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责任编辑须认真把好文字关。在李士英的精心指导下，这个刊物越办越好，很受大家欢迎，不仅及时宣传了党的政策，而且指导了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华东局社会部决定开办警官学校，培养大批警务人才，随后我党创办了第一所警察学校——华东警官学校，梁国斌兼任校长、李士英兼任副校长。
曾有干部检举“某学校校长私自带了一部小汽车，挟持一名女学生，拟趁南下到滕县防地强制成婚”。李士英听到汇报后，查明情况属实，当即发电报给工作人员：追回被挟持的女学生予以监护，对腐败校长专案处理。工作人员照此办理后，当地民众拍手称快。此举也给一些入城后开始腐败的干部敲响了警钟。
这些经验也为李士英后来管理上海这座大城市奠定了基础。
1949年5月12日，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逼上海，解放军开始对上海外围实施攻击。23日又发起了总攻。27日，上海完全解放。经过16天的浴血奋战，上海战役共歼灭15.3万多国民党军队。
这一年，对时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士英来说是激动而又铭心刻骨的岁月。那时，李士英与杨帆等领导立即率1600多名公安干部，冒着隆隆的枪炮声，乘坐闷罐子火车奔赴上海，驻进位于徐家汇的交通大学，准备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
接管上海旧警察局
安顿下来后，李士英不顾旅途劳顿，连饭也没吃，就化装成市民来到夜色朦胧的大街上。街上散落着弹片纸屑，行人稀少，颇为凄凉。沿街的商店大多上着门板或虚掩着门，店主不时偷偷向外张望，上海的夜晚还笼罩在战争的硝烟和恐怖之中。
稍后，李士英坐车摸黑来到上海旧警察局中共地下党委（下称警委）书记邵健家，邵健紧紧握着李士英的手，激动不已。邵健兴奋地告知他，警委几个负责人已秘密油印了许多解放军布告和警告信，分散寄给了局里的警务人员， 敦促他们认清形势，停止作恶，并已成功争取伪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弃暗投明。李士英高兴地称赞道：“好！你们干得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
回到交通大学，秘书安排李士英在办公楼的小间就寝。他摆摆手说：“听说攻城的解放军都露天睡在淮海路上，我们能住在房子里已经很不错了，怎么能再贪图享受？”说完他来到战士们住宿的体育馆室内篮球场，在几百人就寝的角落里觅了个位置，与大家一样席地而睡。
28日清晨，梁国斌、李士英、杨帆三人率领接管人员向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185号）上的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进发。
上午9时许，两辆美式吉普车在该局大院前戛然而止，20多名荷枪实弹、身着黄色军服的接管人员随接管领导纷纷跳下车，只见一面大白旗赫然悬挂在大门口。接管人员进入大院，早已有地下党员在门口迎接，只见四周高楼的窗洞里，一些旧警员手持大小不一的小白旗，伸出胳臂高喊：“欢迎解放军！”
梁国斌、李士英、杨帆等接管干部不断地向楼里探出头来的人员挥手致意，然后跟随地下党员来到旧警察局长的办公室。身着旧警服的陆大公恭恭敬敬地走进来，一个立正举手敬礼后大声喊道：“报告长官! 几天前，国民党警察局长毛森听说解放军已打进了上海，慌慌张张地于24日晚带着一帮亲信狼狈逃跑了，现在我代上海市警察局长接受共产党的接管。”
李士英代表接管人员询问了一些情况后，严肃地向陆大公宣布：“现在我代表共产党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我命令你向总局和分局下达命令，一律下白旗，无条件投降，欢迎军管会代表进驻接管。”陆大公又是一个立正敬礼，随后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印章郑重地交给了李士英。
李士英对陆大公配合接管的行动表示满意，并请他留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当顾问，继续配合接管人员做好各项接管工作。陆大公激动地紧握李士英的手，欣然接受，随后他通过电话给旧警察局各部门和各分局发布了服从共产党接管的命令。
当天下午，李士英与杨帆召集总局各处、室的旧警察代表和接管各处、室的人员开会。李士英首先向旧警察的头头脑脑们宣布了《约法八章》，然后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成立新的公安局，除劣迹昭著为人民所不容者外，凡愿意继续留任供职的，一律欢迎，并分别录用，给予工作机会。但留用人员必须遵守纪律，一律服从接管干部的命令，刑侦、治安、交通、消防等各部门一律维持现状，谁违反规定就拿谁是问！
两桩事
在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首任局长期间，李士英亲自处理了两桩事。1949年7月1日，北站分局留用警察黄伟生，在执勤中被拒捕盗匪开枪击中，因公殉职。7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隆重举行黄伟生同志追悼会，800余人到会悼念。李士英在追悼会上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黄伟生为革命烈士，并对其家属从优抚恤。他还高度赞扬了黄伟生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号召广大公安干警向黄伟生学习。
第二件事是，上海刚刚解放不到一个月，榆林公安分局局长刘永祥拿着一叠案卷来到李士英的办公室，汇报一起内部人员犯案的事情：1949年6月8日，该局干警欧震奉命协同公安部查处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第21电台台长毕晓辉非法藏匿武器案件，当时毕晓辉已逃到台湾，家中只有妻妾二人。
办案干警查获武器后，对配合检查的毕晓辉妻妾给予宽大处理，但欧震对毕晓辉年轻时髦的姨太太朱氏一见倾心，晚上独自来到毕家，对朱氏一阵威吓敲诈后，欲霸占她，朱氏半推半就地顺从了。一夜风流之后，欧震以“一定娶你”相诱惑，与朱氏过起了同居生活。刘永祥汇报完后说：“欧震是山东解放区南下公安干部，公开处理恐怕政治影响不好。”
李士英听罢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此事性质严重，务必严惩，不要怕丢丑，几千人的队伍出一两个败类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有公开处理，才能起到警示他人的效果。”处理此事时，李士英在有关材料上批示：“欧震敲诈勒索，诱奸妇女，目无法纪，应予枪毙，以维纪律。”8月14日，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欧震死刑。
《解放日报》报道了此事，并配发了短评《革命纪律不容破坏》，引起很大反响，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也使老百姓看到了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清正廉明的作风。
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次局务会议上，李士英曾向全体干警开诚布公地说：“今后应提倡学习法令，按章办事，凡是公安局干警，视工作好坏为准则，以忠诚为人民服务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新旧人员来划分。”这两件事的处理，很好地诠释了这段话。
处理“副领事”
跟随李士英从山东解放区一起到达上海、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机关的赵文卿，时任提篮桥区公安分局局长。在李士英逝世两周年之际，他撰文回忆了上海刚解放一个多月时，李士英沉着冷静，妥善处理了一起涉外案件，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49年7月6日，上海市百万军民满怀胜利的喜悦举行庆祝上海解放、纪念“七七”抗战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向设在四川北路同心路口的检阅台进发，准备接受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军领导人的检阅。这是当时全市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游行，根据市军管会颁布的交通法令，公安机关抽调大批干警维持交通治安秩序，确保游行队伍安全，畅通无阻。
下午4时许，原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副领事”威廉姆· 欧立夫驾驶一辆小轿车驶至溧阳路东长治路口，故意违反交通规则，冲入游行队伍，阻断前进道路。值勤民警立即上前阻拦，勒令欧立夫停驶后退，但其不仅拒不服从指挥，还出言不逊，继续踩动油门欲强行通过，引起在场群众强烈愤慨。
为了防止事态恶化，民警果断将欧立夫带至提篮桥区公安分局讯问。在分局值班室里，欧立夫不但拒绝说出姓名、住址和职业，而且暴跳如雷，掀翻办公桌，砸毁办公用具，并对制止他的民警拳打脚踢，民警的手表被打坏、钢笔被折断，在场的一些留用警员不知如何是好。
赵文卿与其他分局领导认为，必须马上制止欧立夫这种无视中国政府法令、寻衅滋事的野蛮行为，给他戴上了手铐，关押起来。
这一招，完全出乎欧立夫的预料，过了一会儿，他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姓名、职业、住址，并交出了证件。进城时，李士英曾一再告诫下属，对涉外事件必须谨慎处理，加强请示报告，不得自作主张。但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先斩后奏”了，再加上这是进入大城市后第一次处理涉外事件，对象又是昔日在上海不可一世的美国“驻沪副领事”，赵文卿心里不免七上八下的。将欧立夫送进关押室后，赵文卿立刻打电话向李士英汇报这件事。
李士英听完汇报后讲了四点意见：一是派南下干部（解放区来的干部）专人负责，对欧立夫好好看管；二是要讲政策，不准打骂和侮辱人格；三是饮食由分局负责，不能吃外人送来的食品；四是领事馆来人询问，可答复说我们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不承认他是什么“副领事”，只说有个美国侨民破坏交通秩序被拘押。
后对欧立夫作出如下处理决定：责令欧立夫写认错道歉书面检查，在报刊上公开刊载；毁坏公私财物，照价赔偿；以分局名义写一份对欧立夫拘留的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发还欧立夫的个人财物，包括肇事轿车。
经过教育，欧立夫承认了错误，接受处分，并写出认错道歉书。
同年7月8日，《 解放日报》等报纸刊发了“美侨威廉姆· 欧立夫竟敢违警破坏交通，已被提篮桥分局拘押讯问”的报道。9日和10日《解放日报》又全文刊登了欧立夫的认错道歉书和提篮桥区公安分局的处理决定书，并发了短评《警告美帝国主义者》。此事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节选自《检察生涯——高检院二十七位卸任副检察长访谈录》，有删改）
人物索引
李士英（1912－ 2001），河南内黄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委员。1955年8月至1960年12月，1978年12月至1983年9月，两度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曾任华东公安部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中纪委常委，国家安全部特约顾问。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从除特务到管城市
李士英是“打狗队”出身，“打狗队”是中央特科行动科的别名。中央特科于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它直属于中央特委，专职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下设四个科：一科总务科，负责中央机构的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行动科，负责惩办叛徒和内奸，保卫中央机关安全；四科交通通讯科，负责中央同各地党组织的电台联络及交通工作。
行动科的队员个个身怀绝技。该科下设若干组，李士英担任其中一个行动小组的组长。
1948年4月，山东昌潍地区解放，改为潍坊特别市。其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蠢蠢欲动，武装匪特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处破坏捣乱。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华东军区颁布命令，宣布成立昌潍特区保安司令部，李士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他又被任命为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9月济南解放时，他带领600余名公安干警进入市区，接管国民党济南市警察局、监狱，并组建了济南特别市公安局，被任命为该局局长。
根据华东局的要求，进城后公安干警有两大任务：保护好粮食和煤炭，维护好社会治安。不想，进城后摆在李士英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街上五六千具尸体，臭得很；因为围困攻打的时间长，家家户户的垃圾运不出去，厕所也都积满粪便。尸体、垃圾和粪便如不及时处理，时间长了会发生瘟疫，这是被各国战争经验证明了的。李士英立即组织人掩埋尸体、清理粪便垃圾，做了大量工作，总算解决了这一难题，领导和群众都很满意。
过了不久，华东局组织大家看了一次戏，李士英很有感触。他深深地感觉到：以前在大城市做地下工作，主要是搞情报、除特务，而解放进城后，主要是管理城市工作，很不一样。几十万人的城市交给你，就像唱戏敲锣打鼓一样，奏出的声音既和谐又悦耳，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当时的情况很复杂，要做好城市管理工作，就更难了。李士英有两个月吃住在办公室，因为经常不是这里有事情，就是那里出问题，都得快速处理。后来市政府等机关组建齐了，公安局的工作也就好办一些了。
后来，公安局的主要任务转入处理战后的隐藏特务、散兵游勇。李士英组织了一支侦察保卫队伍，捕获了一批大特务。此外，他还带领公安人员破获了相当多的特务电台，并注意建立档案，首先是户口档案。户口管理是城市管理的基础，而济南原来的户口档案都被敌人破坏了。他鼓励大家在实践中摸索接管大中城市、搞好城市治安保卫工作的方法，不断总结经验。
在此期间，李士英了解到莒县“王家彬国民党”一案实属冤案，果断决定予以平反，做好善后工作。他谆谆告诫干警，办案不能先入为主、人云亦云、主观臆想，只能实事求是。否则，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干警们听后，个个颔首至再。
跟着李士英进济南的干警，大多没有念过书，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此他非常清醒：“敌人和困难是不会因为我们文化程度低和出身好而向我们让步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大批有高等文化知识的干部，应立即创办机关业余文化学校，尽快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济南市公安局机关文化学校随即成立。
为了提高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李士英还提议创办《济南公安》杂志。他亲自选定专人筹办，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杂志创刊后，不管工作多忙，李士英总是坚持审阅、修改重要稿件，以保证刊物的质量。他提出每期刊物上要刊登一两篇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责任编辑须认真把好文字关。在李士英的精心指导下，这个刊物越办越好，很受大家欢迎，不仅及时宣传了党的政策，而且指导了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华东局社会部决定开办警官学校，培养大批警务人才，随后我党创办了第一所警察学校——华东警官学校，梁国斌兼任校长、李士英兼任副校长。
曾有干部检举“某学校校长私自带了一部小汽车，挟持一名女学生，拟趁南下到滕县防地强制成婚”。李士英听到汇报后，查明情况属实，当即发电报给工作人员：追回被挟持的女学生予以监护，对腐败校长专案处理。工作人员照此办理后，当地民众拍手称快。此举也给一些入城后开始腐败的干部敲响了警钟。
这些经验也为李士英后来管理上海这座大城市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