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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但当生活与理想发生冲突时，继续还是放弃，他们该如何选择？
一份伟大的事业
在老家开封市通许县，司占杰名声不小。1998年，他高考夺得通许县文科状元，成了村子里20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奔赴昆明求学之初，司占杰对未来的生活有着美好憧憬。他学的是法律专业，若毕业后在昆明做律师，一年能挣二三十万，完全可以让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是后来的一次偶然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大三时，司占杰了解到云南个旧附近一所村小的学生生活困难，便和寝室里的同学们每人每月出10元钱，5个人一起资助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后来，他又独自跑到村里了解情况，得知那里的家庭普遍贫穷后，他开始联系朋友，资助更多的孩子。
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明白，自己最看重的，不是衣食无忧的物质需要，而是“人的尊严与价值”。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司占杰起初并没有头绪，直到毕业前夕，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一份介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动向的刊物。“原来有NGO（非政府组织）这个机构！”司占杰内心充满喜悦，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方向。
一年半以后，司占杰确立了更具体的方向，他转到另一家公益机构，这家机构是专门帮助那些被社会遗忘的麻风病康复者的。
就这样，司占杰一直坚持走公益这条道路，他知道理解这条路的人不多，愿意一起走的人更少，直到田星出现在他面前。
我邀请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田星28岁，贵州人。2011年是她来到北京的第十个年头。
从小到大，田星一直沿着一条“被预设”的轨道，“无偏差”地一路走来。2001年，她考入北京大学会计学系，毕业后先从事咨询行业，后跳槽到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接着留美攻读会计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做财务管理。直到2010年秋天，她遇到了司占杰，人生出现了改变。
那时她刚从美国回来，朋友介绍她为一个公益活动做志愿者，她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对方传来活动资料，她心里不自觉地震了一下：“居然还有人在为麻风病康复者做志愿服务！”
那次活动，是组织一些身体较好的麻风病康复者到北京旅游。尽管之前看过资料，但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12位康复者时，田星内心的震撼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疾病摧残了他们的面容和身体，使他们和周围格格不入，有的人为了掩饰残缺不全的手指，不停地把双手往衣袖里缩。
那次活动中，田星和司占杰相识。不久后，她跟着司占杰来到云南，走进了麻风病村。在那里，一位康复者告诉她，自己原本就像个“活死人”，但去北京时感受到志愿者的爱心，感觉生活又有希望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来往，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田星猛然意识到。
2010年12月9日，在昆明，晚饭后两人一起散步。司占杰随意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呢？”
夜幕之下，田星慢悠悠地说出答案：“我想去世界上不同的贫困地方，认识那儿的人，帮助他们，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下来。”“你的答案和我的居然一模一样！”司占杰抑制不住兴奋，吐出了心里话，“我邀请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爱情突如其来，田星陷入了沉默。两个人一路无言，走了半个多小时，她最终点了点头。
昆明定情之后，田星依旧回到北京工作。她与司占杰商量，2011年年底前辞职去昆明。
选择自己的人生路
回北京后，田星打电话跟父母说了自己交男友的事情。“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母亲急着询问。“帮助麻风病康复者的。”“那钱从哪儿来？”“要自己筹款。”简单的几个信息，母亲就心里有数了。
2011年3月初，父母突然来电通知田星—他们坐上来北京的火车了。不久，老两口就在女儿办公地附近租下一套房子，还让她搬去同住。“他们是来看着我的。”田星无奈地说道。
5月中旬，察觉到“情况紧张”，司占杰飞到了北京。田星父母热情地招呼他到家里做客。刚开始吃饭，母亲就忍不住发话了：“你还是继续做法律专业比较好，你现在从事这个事业没法养活家庭。”
但田星父母发现，无论他们怎么苦口婆心，司占杰却根本不打算转行。第二天，田星的父亲直截了当地宣布：“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对于这种结果，司占杰早有预料。当初，他自己的父母也并不赞成他的选择。“让你读书的钱都白花了，那都可以盖两幢楼了！”工作后，母亲一直这样唠叨。无奈之下，他写了一封上万字的家书寄给了父母，在信中他阐释自己的工作“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时隔多年，母亲至今记得儿子信中的一句话：“我的工作比盖两层楼更伟大！”
对田星来说，跟着内心来选择人生，阻力不仅仅来自父母。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她看过一本书，书中哈佛商学院一位教授对毕业班学生的讲话令她印象很深：“如果你真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毕业5周年的同学聚会，你不要去，因为那时你大概处在最艰难的时刻，而你的同学们，大多已在大公司里步入精英阶层。同样，10周年聚会，你也不要去。但是，20年后的同学聚会，你可以去了，你会看到，坚持梦想的人，和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生命将有什么不同。”田星被这一段不凡的“劝告”深深打动。
回到现实，她依旧定期参加北大同学的聚会，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谁谁谁又跳槽到哪儿了”“谁谁谁又升职了”。在这样的聚会中，她获得了某种“安全感”——至少我也不比别人差。
在司占杰的生活里，同学聚会是另一番景象。
刚毕业那会儿，差异才初露端倪。司占杰那时每月工资800元，他生日约同学聚餐，大家都不让他付钱。在好友眼中，司占杰“交际能力非常强，挣钱肯定没问题”。2007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毕业回国那天，一群哥们儿去火车站接他，然后“怂恿”他马上到联合国机构工作。但司占杰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原来的慈善组织，继续服务麻风病康复者。
如今毕业快10年了，大学里结识的一帮哥们儿，现在大多已结婚生子，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而司占杰继续在昆明租着房子，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听从内心的声音
“现在，爱情是第一位的！”自从认识了田星，司占杰嘴边就总挂着这句话。为了给站在岔道口的女朋友更多的支持，2011年夏天，他特意申请到北京大学参与一项为期5个月的研究。
飞抵北京的那一天，恰好是7月27日，田星的生日。母亲打来电话，问女儿怎样庆祝。“今天司占杰来陪我了！”听着女儿语气甜蜜，母亲第一次表示，为他俩开心。
“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吧。”田星记得，从那一天起，父母的态度慢慢转变。不久后，她休假回贵阳老家，母亲随口说了一句：“要是你们觉得合适的话，就商量下一步吧。”田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她越发明白，现在的路不是她想走的。当年她刚进入北大时，系主任就对全班同学“教诲”道：“其实会计我也不喜欢，但已经上了贼船，你就要学会怎么跟贼好好相处。”可田星学不会，她无法忍受整天面对表格、重复性记账的工作。
她急切地希望逃脱这个怪圈，过上一种“内心真正快乐”的生活。“可是，现在的生活，毕竟是安定的、已知的。”对未来要做出改变的日子，她心中又充满恐惧。有时晚上躺在床上，她忍不住蒙着被子哭。
对于女友的纠结，司占杰心里很明白：“我们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推着，这力量不知来自哪里，它可能是父母的一句话，或者周围人的选择……相当多一部分人就这样一直被推着往前走，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而明白了，还会真的去做的，就更少了。”他承认，自己也不确定在所选择的道路前方，到底有什么。他只是希望鼓励田星——他所爱的人，尝试着听从内心的声音，然后，和他一起勇敢地走下去。（摘自北方网）
一份伟大的事业
在老家开封市通许县，司占杰名声不小。1998年，他高考夺得通许县文科状元，成了村子里20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奔赴昆明求学之初，司占杰对未来的生活有着美好憧憬。他学的是法律专业，若毕业后在昆明做律师，一年能挣二三十万，完全可以让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是后来的一次偶然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大三时，司占杰了解到云南个旧附近一所村小的学生生活困难，便和寝室里的同学们每人每月出10元钱，5个人一起资助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后来，他又独自跑到村里了解情况，得知那里的家庭普遍贫穷后，他开始联系朋友，资助更多的孩子。
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明白，自己最看重的，不是衣食无忧的物质需要，而是“人的尊严与价值”。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司占杰起初并没有头绪，直到毕业前夕，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一份介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动向的刊物。“原来有NGO（非政府组织）这个机构！”司占杰内心充满喜悦，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方向。
一年半以后，司占杰确立了更具体的方向，他转到另一家公益机构，这家机构是专门帮助那些被社会遗忘的麻风病康复者的。
就这样，司占杰一直坚持走公益这条道路，他知道理解这条路的人不多，愿意一起走的人更少，直到田星出现在他面前。
我邀请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田星28岁，贵州人。2011年是她来到北京的第十个年头。
从小到大，田星一直沿着一条“被预设”的轨道，“无偏差”地一路走来。2001年，她考入北京大学会计学系，毕业后先从事咨询行业，后跳槽到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接着留美攻读会计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做财务管理。直到2010年秋天，她遇到了司占杰，人生出现了改变。
那时她刚从美国回来，朋友介绍她为一个公益活动做志愿者，她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对方传来活动资料，她心里不自觉地震了一下：“居然还有人在为麻风病康复者做志愿服务！”
那次活动，是组织一些身体较好的麻风病康复者到北京旅游。尽管之前看过资料，但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12位康复者时，田星内心的震撼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疾病摧残了他们的面容和身体，使他们和周围格格不入，有的人为了掩饰残缺不全的手指，不停地把双手往衣袖里缩。
那次活动中，田星和司占杰相识。不久后，她跟着司占杰来到云南，走进了麻风病村。在那里，一位康复者告诉她，自己原本就像个“活死人”，但去北京时感受到志愿者的爱心，感觉生活又有希望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来往，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田星猛然意识到。
2010年12月9日，在昆明，晚饭后两人一起散步。司占杰随意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呢？”
夜幕之下，田星慢悠悠地说出答案：“我想去世界上不同的贫困地方，认识那儿的人，帮助他们，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下来。”“你的答案和我的居然一模一样！”司占杰抑制不住兴奋，吐出了心里话，“我邀请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爱情突如其来，田星陷入了沉默。两个人一路无言，走了半个多小时，她最终点了点头。
昆明定情之后，田星依旧回到北京工作。她与司占杰商量，2011年年底前辞职去昆明。
选择自己的人生路
回北京后，田星打电话跟父母说了自己交男友的事情。“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母亲急着询问。“帮助麻风病康复者的。”“那钱从哪儿来？”“要自己筹款。”简单的几个信息，母亲就心里有数了。
2011年3月初，父母突然来电通知田星—他们坐上来北京的火车了。不久，老两口就在女儿办公地附近租下一套房子，还让她搬去同住。“他们是来看着我的。”田星无奈地说道。
5月中旬，察觉到“情况紧张”，司占杰飞到了北京。田星父母热情地招呼他到家里做客。刚开始吃饭，母亲就忍不住发话了：“你还是继续做法律专业比较好，你现在从事这个事业没法养活家庭。”
但田星父母发现，无论他们怎么苦口婆心，司占杰却根本不打算转行。第二天，田星的父亲直截了当地宣布：“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对于这种结果，司占杰早有预料。当初，他自己的父母也并不赞成他的选择。“让你读书的钱都白花了，那都可以盖两幢楼了！”工作后，母亲一直这样唠叨。无奈之下，他写了一封上万字的家书寄给了父母，在信中他阐释自己的工作“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时隔多年，母亲至今记得儿子信中的一句话：“我的工作比盖两层楼更伟大！”
对田星来说，跟着内心来选择人生，阻力不仅仅来自父母。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她看过一本书，书中哈佛商学院一位教授对毕业班学生的讲话令她印象很深：“如果你真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毕业5周年的同学聚会，你不要去，因为那时你大概处在最艰难的时刻，而你的同学们，大多已在大公司里步入精英阶层。同样，10周年聚会，你也不要去。但是，20年后的同学聚会，你可以去了，你会看到，坚持梦想的人，和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生命将有什么不同。”田星被这一段不凡的“劝告”深深打动。
回到现实，她依旧定期参加北大同学的聚会，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谁谁谁又跳槽到哪儿了”“谁谁谁又升职了”。在这样的聚会中，她获得了某种“安全感”——至少我也不比别人差。
在司占杰的生活里，同学聚会是另一番景象。
刚毕业那会儿，差异才初露端倪。司占杰那时每月工资800元，他生日约同学聚餐，大家都不让他付钱。在好友眼中，司占杰“交际能力非常强，挣钱肯定没问题”。2007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毕业回国那天，一群哥们儿去火车站接他，然后“怂恿”他马上到联合国机构工作。但司占杰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原来的慈善组织，继续服务麻风病康复者。
如今毕业快10年了，大学里结识的一帮哥们儿，现在大多已结婚生子，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而司占杰继续在昆明租着房子，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听从内心的声音
“现在，爱情是第一位的！”自从认识了田星，司占杰嘴边就总挂着这句话。为了给站在岔道口的女朋友更多的支持，2011年夏天，他特意申请到北京大学参与一项为期5个月的研究。
飞抵北京的那一天，恰好是7月27日，田星的生日。母亲打来电话，问女儿怎样庆祝。“今天司占杰来陪我了！”听着女儿语气甜蜜，母亲第一次表示，为他俩开心。
“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吧。”田星记得，从那一天起，父母的态度慢慢转变。不久后，她休假回贵阳老家，母亲随口说了一句：“要是你们觉得合适的话，就商量下一步吧。”田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她越发明白，现在的路不是她想走的。当年她刚进入北大时，系主任就对全班同学“教诲”道：“其实会计我也不喜欢，但已经上了贼船，你就要学会怎么跟贼好好相处。”可田星学不会，她无法忍受整天面对表格、重复性记账的工作。
她急切地希望逃脱这个怪圈，过上一种“内心真正快乐”的生活。“可是，现在的生活，毕竟是安定的、已知的。”对未来要做出改变的日子，她心中又充满恐惧。有时晚上躺在床上，她忍不住蒙着被子哭。
对于女友的纠结，司占杰心里很明白：“我们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推着，这力量不知来自哪里，它可能是父母的一句话，或者周围人的选择……相当多一部分人就这样一直被推着往前走，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而明白了，还会真的去做的，就更少了。”他承认，自己也不确定在所选择的道路前方，到底有什么。他只是希望鼓励田星——他所爱的人，尝试着听从内心的声音，然后，和他一起勇敢地走下去。（摘自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