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络实在是太发达了,人们无时无刻以博客、微博,甚至是各种实时通讯工具透露自己的心情;另一方面因为网络更容易产生陌生人际的串流,你的部份行迹随时产生一种特殊的游荡。这样的模式很像是一种网络式的交换日记,你会与熟悉或不认识的朋友交换着讯息。在过去各种通讯、传媒载体不发达的年代,在我生长的环境里,我们用交换去充实我们的阅读,也带动一场阅读的旅途。
　　
　　书在过去是一种奢想
　　1970年前,台湾的出版并不是一个被社会重视的行业。进入了70年代,台湾各项产业逐渐复苏,进入所谓“经济起飞”的时代,出版社才被当作一个行业,在那时出版社只有1500多家,出版4000多种图书。与今日台湾登记有近万家出版社、每年四万多本新书不可同日而语。台湾是在1945年实施国民义务教育,长达20年之后在1968年推展为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这段时间整体来说国民的阅读风气并不是很高,除了受限于民众的教育水平,主要还是因为出版的内容缺乏和图书发行的广度不够。70年代,在我就读小学的那个地方——台湾东部,相等于是偏远地区,书店是很少的,即使是大都市,书店多集中于一处,想买书就必须特别跑上一趟,若是买不到想看的书,便要到更大的城市。那时台湾出版社大量翻印文坛旧作,如朱自清、林语堂和徐志摩的作品;国外翻译书也在翻印书籍的范围之中;古典小说和实用书为店头销售重点。当然也有以推广高雅文学作品为宗旨的出版社,如林海音女士所创立的纯文学出版社,和志文出版社。当时最流行的书籍为仿效欧美流行的图书规格所带动起来40开的小册子,我兄长的书架上堆满那种书。当时我最关心的童书则少得可怜,有也就像是目前次等的少儿书,几乎是骑马钉装的小册子。
　　大概没几个学生能自己去买本课外读物,当时政府有些经费是拨给学校图书馆的,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会用下面的方式运作:学校购置童书,一种大约买上50本,当时一个班级少说有50位学生,老师让学生去借两到四种书,每种25本,在学校规定的说话课、自修课来阅读,在一堂课里交换阅读完。那些书可比市场上买的书好多了,知识面也广。恰好我的老师负责图书馆,课余我就成了小小图书馆员,对于小学图书馆内的摆设和味道,我依然明晰。其实图书馆里存书并不多,可是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若能有机会看完,六年之内也有上百种,百种书又能让代代的学生继续吸收,这对当时来说,无非是一种暖心的财富。
　　
　　交换图书的年少清纯
　　为了让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图书,不知是默契,还是一项传统,每个班级导师,也就是班主任都规定班上同学开学第二个星期要带一本书来,当然大多数同学是没有带的,每学期估计班上收到十余本。老师征得同意后,将书本用钉子打洞,用线穿起来挂在教室后面,于是乎每班教室后面都挂着一排书。有些书适合我们这年纪,有些书看起来深点,老师会提醒我们交换着看,然后一学期过后老师会跟隔壁班交换,一年之后再把书取回来归还给同学。当时好像都没人有问过:万一书掉了怎办?被偷?没人想过被偷,是因为还没人想到要偷。懵懂的年代,清纯的思想。
　　年纪较大之后,有了经济能力,自己开始藏书外,还是会跟朋友交换书。从书的借阅中似乎隐隐感觉原先图书拥有者阅读的感受;或者从图书馆借书时,从书本后面别的借书条看到这本书的历险。对比两岸的情况,小学时老师的作法,不管是收集书或交换阅读,在大陆的实施可行度应该是很高。学生可以扩充自己的阅读,也不会因此而花费更多费用。有些向西部学校捐书的活动,有能力的人可以尽量将自己的图书捐出去,不管哪一种、不管什么样的书都能捐,很多人不只是把书当成书来念,他们更珍惜地把内容做一句句的字来读。把自己的书捐出去,当作书去做一趟阅读旅行。
　　
　　一场阅读的旅途计划
　　阅读旅行的概念是:不分级别地,不仅让图书这个载体发挥行动知识的力量,提供他人接触阅读的机会,也增加别人在阅读上的刻度。因为是一种交换和捐赠,对方在没有特别的选择下,却又增加了不曾有的选项。如果用这样的心情自己也尝试跟别人进行交换,也有可能是在考验自己尝试接受其它(别人的)阅读刻度的扩展。这其实跟去看网络上别人的博客是一样的型态,只是网络的分享没有实际成本的支出,更多的是阅读者的主动,通过社群转载你的博客所及的读者越来越多。有时我们清理一下自己架上的书,一些自己用不到的、看过以后不会再看的……捐出去,或者跟别人交换吧。让别人受益就如你从书中受益,也许因为如此,你更能找到与自己引起共鸣的伙伴,以交换阅读来交换自己的想法。
　　交换阅读,一场阅读的旅途计划,是一个你、我,和孩子都能参与的阅读风潮行动,是小时候的美妙经历,更是物质匮乏时期的美好回忆。
　　
　　刘筱燕
　　资深出版人,中国人民大学传媒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