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的生意人，一个在乡里颇有武名的人，一个愿意大力支持环保，但在资金上无能为力的老农，一个希望从环保调查中得到治疗希望的29歲女孩……他们共同为邵东的民间癌症病调查书写了续篇。
　　罗德华老汉的民间环保调查，后来变成了邵东一群人的自愿行动。
　　
　　三人行
　　
　　申四春的家在大云山脚下的民安村，离灵官殿镇大约4里地。十几年前，申四春就不再种地了，但脱农之后的生活一直不太顺利。他自学法律，但至今只是个法律工作者，没有考得正规的律师证。他去广州药厂打工，做到一个小主管，但每个月1000多的工资，都花在迎来送往各路朋友上，一分钱都没寄回家。然后去东北开饭馆亏本，回到家里卖棕垫，拉学校订教辅资料，没一个做成。2003年冬天，他结束了一系列失败的生意，在家吃老本，已经好几个月了。
　　这天天快黑了，罗德华来到了申四春住的院子。这是他走访的第三个村。“我一看是个老人，有种可信的感觉。而且他又很会说客气话。”申四春说。两人很快谈得很投机。“因为一提起白血病，我心里有种酸楚的感觉。”
　　1991年正月初八，申四春娶媳妇。迎亲那天，嫁妆抬到娘家桥头，正碰上对面一家出殡，一个花圈顶上来。“我当时就想，兆头不好。”
　　三年后的同一天，妻子死于白血病。
　　他2005年才又成家。“老婆好找，知己难求啊。”按当地风俗，人去世的时候要给死人烧衣服，让她在阴间有穿的。亲友说，一些好衣服别烧掉，比如羊毛衫，新买的健美裤。但申四春坚持全部烧给她，只留了身份证和照片。
　　当晚，罗德华在申四春家过夜，两人抵足而眠，谈到深夜。“我跟他说，你要做的事就好比有人打了你，你要证明是这个人打的，不是别人打的。这些调查，将来都可以上法庭当证据。”自学法律多年的申四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解释罗德华的田野调查。罗德华说，调查很艰难，自己一个人做不来，问申四春你参不参加?但现在没有报酬。
　　申四春同院住着堂兄申元求。此人在当地小有名气。传说最广的一件事是，他一个人去镇上看电影，和人发生口角并动手。他被二三十人围攻，三个人架住他，将他的衣服掀起扣在头上。他一伸手，撑破衣服，甩开抓他的人，一路打将出去。
　　申元求身材短小，但黝黑精悍。他说小时候趁父母不在家，偷了家里一袋谷子去拜师，学武三年。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申四春很相信申元求能以一抵十。“他会武功，我见过他学田鸡走路。两只手插进田里竖起来，能倒着走很远。”
　　挨家挨户打听农村人比较忌讳的癌症，申元求曾认为这是个“傻巴事”。但他经常在外面跑，认识不少人，被邀请“助拳”也是常事。他也直觉山上的矿有问题：“每次从那里过，会有一股很浓的冲鼻味。山脚下的田地，种不出来。”而且申四春还答应，每天走了多少路会给他记工。
　　自此，调查经常三人行，罗德华将此组合称为“有文有武”。
　　
　　中乡环保促进会筹委会
　　
　　罗宝生也是罗德华在调查中认识并加入环保的积极分子。他的老婆2001年死于癌症。申四春笑他老想续弦，又一直找不到。
　　污染在什么地方?罗宝生说，我也不知道，但得癌症的是越来越多了，都是40多岁。“就我们生产队，1997年，1999年，2000年，一年一个，2006年11月和2007年，又刚死了两个。”
　　罗德华家堂屋的墙上贴着几条毛笔字：左边“查环境污染”，右边“索损害赔偿”，横批：学政策法律，利国民务实。中间是当地地图和罗德华用手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调查中结识的有志于中乡环保的人有时聚在这里开会，学习环保法，最多的一次有20来人。罗宝生在会上的发言记录是：“做成这件事要具备三个条件：知识、资金和政策。愿意大力支持，但资金上无能为力。”
　　一些参会的人已经过世。申四春和申元求都记得，有一个叫周国华的女孩“很可怜”，29岁，得了白血病。她对环保调查的热情也很高，还来灵官殿镇开过一次会，但1个月后就死了。
　　他们准备成立一个中乡环保促进会，通过民间筹款在中乡地区开展慢性内照射病医学调查，清除50年来沉积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致癌核素，给癌症患者救命钱，建立大云山及蒸水河上游自然生态保护区……但民政局审批时称需要3万块钱才能注册，他们只好将组织转为中乡环保促进会筹委会，时不时趁村民赶集的日子，去各乡扯个横幅做宣传。
　　有一次申四春和申元求走到离家20里地的村子，天黑了赶不回家，又不好意思去陌生人家投宿，饿出冷汗，碰到路边有人家办丧事，唱夜戏，他们也凑进流水席吃了顿饭，然后在灵堂坐了一夜。
　　还有一次是8月底至9月初，是下月半，没有月亮，天很黑。去民安村做完环保宣传，晚上九点多，大家手牵手在山路上走，“很辛苦，很疲倦”。
　　也有一些美好的记忆。就像一曲有点沉闷的乡村小调中，偶尔跳跃的音符。申四春记得走到铅锌矿附近的西夹冲村，被太阳晒得晕忽忽时，在一户农家的井旁要到一碗水，清凉透彻，像冰水一样沁人心脾。“我当时想，以后等这里水好了，我要来这里开个矿泉水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