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管理—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当作根治现实顽疾的灵丹妙药，从金融行业到司法部门，再到统计部门，如今又被建议用于环保部门。
　　近年来，由环境污染引起的突发事件此起彼伏，已严重影响到公众生活甚至国家形象，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有志之士纷纷献计献策。9月15日，吴湘韩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以《何时不要看当地领导眼色？》为题撰文，并做出以下分析：在许多地方，环保部门官员的帽子在地方领导手里捏着，职务的升迁变动往往取决于地方领导的“满意”与否，工作经费、人员工资由同级政府财政供给。环保部门只有主动积极地配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生存”下来。试想，一个在财务、人事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基层环保部门，执法怎能硬起来？
　　吴湘韩先生就此提出：环保部门这种属地管理的体制已严重滞后于环保形势的需要，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变革，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即各级环保部门的人、财、物应由上一级环保部门负责。
　　应该说，吴湘韩先生对环保工作现状的分析是非常客观的。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他只是对影响环保工作的因素进行了部分的解释，甚至可以说只是对一些并不重要的因素进行了解释，而其由此提出的要用“垂直管理”来解决当前环保工作不力形势的建议，当然也就显得非常幼稚！
　　类似于以“垂直管理”来加强某项工作的建议，说起来绝不新鲜。当现实中每一项工作问题突出时，我们几乎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声，理由也大致与吴先生有关环保工作不力的理由相仿。金融是在这样的呼声中“垂直”起来的，司法似乎也是在这样的呼声中“垂直”起来的。前一段时间，当统计问题百出，遭到舆论的围追堵截时，不是也有人喊出了这样的呼声吗？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看看这个“垂直管理”究竟是个什么“底子”。很明显，所谓的“垂直管理”，其实不过就是要追求相对更高行政级别的权力。形象一点说，它就是要追求“钦差大臣”的地位！至于有了更高行政级别的权力、有了“钦差大臣”的地位后，是否真的就能做好工作—让金融不再有那样多的不良资产，让司法不再有那样多的不公，让统计不再有那样多的假数字，让环保不再允许污染肆无忌惮……像吴先生这样的“垂直管理”呼吁者们，对此的考虑似乎非常不深入。
　　说来话长，此类思维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非常不良的习惯影响。他们一般认为，行政级别越高，它所代表的权力就越纯洁。
　　但笔者认为，制度安排是影响权力特征的最根本性因素，且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各级政权的建设中都具有基本意义上的同一性。所以，当制度安排不能保证最基层领导者正确行使权力时，它恐怕也就同样不能保证更高级别的领导者正确地行使权力。
　　笔者只想就此申明一个观点：做好地方任何一项工作之最经济、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必须是立足于地方，也只能是立足于地方。比如，吴先生在他的分析中其实向我们“暗示”了现实中地方政府有滥用权力的弊端，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努力通过变革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不敢、也不能再滥用权力。
　　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努力，而是像吴先生建议的那样，用“垂直管理”来制约地方政府的滥用权力，结局会如何呢？其實也就是期待用一个更高级别的“被滥用的权力”，来制约地方政府“被滥用的权力”。其荒唐可想而知！而从实践来说，看看那些目前已经实行了“垂直管理”的部门，就知道“垂直管理”的建议是多么地不得要领！